国外城市管理经验借鉴及其启示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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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民主、法制管理趋势

　　民主制度与法制建设不可分割。

市民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可以更新城市管理的观念，参与某些重大事项的决策讨论，建立市民新的价值取向，以及用现代城市文明准则规范市民的行为方式，有利于提高城市管理的效率。

城市管理模式法制化也是现代城市管理模式的重要趋势，随着法制化进程加深，城市管理的法制化必然成为城市管理模式的重中之重。

由于法制有强制性、规范性和稳定作用，它能起到行政手段、经济方法起不到的特殊作用。

城市管理涉及面广，许多内容交织交叉，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加以规范，通过制订全国性或地方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明确城市管理各部门的职责、权限与范围。

　　二、国外城市管理中值得佛山市借鉴的先进模式和经验

（一）国外城市管理模式比较

　　发达国家城市管理模式差异性突出，由于各个国家每个城市具体情况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城市管理模式。

　　1、日本的市长议会制模式

　　日本的政府组织体制实行“都道府县”和“市盯村”两级制。

都、道、府、县是同一级行政单位，全国共划分为一都一道二府四十三县。

“市盯村”是设在都道府县内的基层组织。

以东京为例，东京都的政府机构分为决议机关（都议会）和执行机关（都知事、行政委员会及所辖各局）。

其中地方运营企业（交通局、水道局、下水道局）和消防厅在知事的管理下有一定的独立权力和地位。

东京都议会由东京都居民直接选举出的议员组成，任期4年，议长从议员中选出，负责主持议会并对外代表都议会发表意见、接受评议。

都议会具有制定或修改、废除条例、决定批准预算的决议权，以及对选举委员会的选举权、副知事的任命等同意权，还代表东京都人民检查执行机关的事务工作、执行决议的情况。

除都议会外，区、市、町、村也有由居民直接选出的各级议会，决定本地区的重大事项和制定本地区条例。

东京都的行政长官是都知事，由居民选举产生，任期4年。

当东京都以及都内区、市、町、村的行政长官与议会议员发生意见分歧无法统一时，以区域内公民投票公决形式裁决，争执双方均要服从民意。

　　此外，当代日本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日本城市微观管理中社区组织的职能日益强大，不少城市正在出现‘以社区为依托的趋势’”[1]，居民组织作为最重要的社区组织，几乎遍布全国的每个社区，日语中把这种居民组织称为盯内会或自治会。

盯内会由地方政府批准设立，其主要职责是预防犯罪和灾害，信息服务，公众保健，促进邻里和睦等。

地方政府，盯内会，居民三者之间的互动运作机制促进了社区组织的发展，日本社区组织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该模式的特征是市议会和市长共同负责市政，共同行使市的权力。

市议会是市的立法机关，行使立法权和监督权。

市长是市的最高行政长官，掌握行政大权。

市议会由城市选民选举产生。

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和德国的一些城市采用此模式。

　　2、英国的议会委员制模式

　　英国的每个城市都设有自己的议会，市议会是政治权力中心，议会行使立法权，议会内部又设置若干行政委员会行使其职权，是典型的“议行合一”体制。

[2]英国的城市议会一般由所在城市的市民选举产生议员组成，任期四年，每两年改选其中的1/3。

市长可以从议员中产生，也可以是名誉参议员，其任期一年，可以连选连任。

市长是名誉性的，其权力有限，一般负责主持议会，出席礼仪性活动。

英国的市议会委员会有常设委员会、临时委员会、法定委员会和联合委员会等几种。

常设委员会负责城市的日常事务，如公用事业、环境卫生和教育等。

临时委员会负责临时性的事务，一旦事务结束，该委员会也被解散。

法定委员会是根据有关法律必须设立的处理特定事务的委员会，如。

财政、消防等方面的委员会。

联合委员会是因处理跨地区的事务而由两地或多个地区议会共同组建的委员会，如公路或河流方面的委员。

　　该模式的特征是议会由所在的城市选民选举产生，掌握立法大权。

而行政权则由市议员组成的各种委员行使。

事实上，市议会也是市政府，它集立法权和行政权于一身。

市长由市议会从议员中选举产生，同时担任议长，市长没有实权，只是虚位。

英国以及北欧的瑞典、丹麦、芬兰的城市大多采用此种体制。

　　3、加拿大的市经理制。

其特点是:

市议会由议员若干人组成，负责决定市政方针，行政方面的工作由市议会聘请市经理负责。

市议会如同商业团体的董事会，负责制定业务政策，市经理等于公司的经理，有权管理一切行政并任免各部门负责人及职员。

这种管理体制在美国、加拿大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盛行。

　　4、韩国的市行政长制。

20世纪中叶在美国出现，即市长由选民选举产生，为一市的统治领袖，在市长之下设一个市行政长，协助市长处理市行政事务，但市行政长只有协调各部门工作的权力，而不能监督人事、法律及预算等重大事宜，实际上是管理顾问口[3]。

根据美国市政年鉴统计表明，20世纪中后期美国中小城市中的管理组织模式趋向分散多元化，而人口规模在5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中80%以上实行的是市长议会制，在欧洲也是如此。

而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也采用了此类城市管理模式。

（二）新加坡的城市管理模式

　　作为城市管理的成功典范，新加坡成了国际公认的“花园城市”，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城市管理模式和方法[4]

　　1、规划、建设和管理相分离

　　“建管分离”是城市管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新加坡在这方面做得十分成功。

该国的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分别由不同的相互独立的部门承担。

城市的总体规划由城市重建局负责，城市管理职能则主要是由市镇理事会行使。

各部门之间除了定期进行交流外，一般相互不干涉各自的职权范围，权责明确，便于城市管理规范化进行。

　　2、城市管理实现法制化

　　新加坡城市管理最大的特点就是完全法制化的管理，这也是它成功的最重要经验。

首先建立一套完备的城市管理法规体系，同时，城市管理的执法力度很大，“严”字当头。

另外，还拥有一支素质精良的法纪监督稽查队伍和遍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监控网络。

　　3、重视宣传教育

　　新加坡政府认为法制化的管理只能“治标”，要真正“治本”需要从根本上减少城市环境的破坏行为，这就要依赖于广泛的宣传教育。

因此，政府不断以各种形式对其居民进行城市管理方面的宣传教育，使他们从思想上认识到遵守各项法律规章、维护城市环境的重要性。

　　4、城市管理单位与居民有效沟通

　　新加坡城市管理的主要负责机构—市镇理事会，把居民、城市管理中的承包商、基层领袖和政府部门都看作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始终保持着有效的沟通。

市镇理事会定期与建屋局、环境发展部等相关的政府部门举行会谈，通过宣传海报、布条、教育手册以及主办大型的活动来教育居民，同时还通过与基层领袖的定期会面以了解居民的问题和需求。

　　5、政府官员以身作则

　　新加坡城市重建局、建屋发展局、公园及康乐局、市镇理事会等公用事业局的工作人员每天巡视公园、绿地、街道等，对有损坏或者不合要求的地方及时进行整治。

新加坡的总理也对环境卫生、绿化及整个城市的管理工作十分重视，经常亲自上街巡视，亲自检查。

因此，政府官员的重视保证了新加坡城市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

　　（三）新加坡城市管理模式的借鉴经验

　　1、借鉴可能性

　　城市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属性，才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

我们认为，英美国家城市无论在经济、人口，还是在文化传承与佛山的差异性较大，可借鉴的地方不多。

相反，新加坡作为亚洲国家，与佛山城市具有较多的共同属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加坡为城市国家，城市化率非常高。

而佛山自古以来经济发达，城市的产业化比较高，特别是“广佛同城”战略提出以后，广佛作为一个都市圈，城市化率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因此，两者在城市管理方面存在许多共性;

第二，新加坡人口为410多万，外来流动人口80多万，佛山常住人口590多万，外来流动人口也比较多，两者的人口数量、人口结构相差不大，其管理方式也有共同的要求;

第三，新加坡经济较发达且保持了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佛山改革开改三十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也取得较好成效，今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佛山经济还实现了“率先突围”。

因此，两者城市发展思路有其一致性;

第四，新加坡的人文历史具有中华文化的渊源，其城市建筑也深受中华文化影响，佛山具有浓厚的岭南文化底蕴，两者的城市管理文化也有相通之处等。

因此，两者的城市共性，决定了两个城市管理方面存在相互借鉴的可能。

　　2、先进经验

　　我们总结出新加坡城市管理中可以值得佛山借鉴的经验，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管理理念先进。

新加坡城市管理强调以人为本，服务优先，法治保障。

在以人为本方面，新加坡致力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生活质量，不断完善城市规划，加强“花园城市”建设。

在服务优先方面，新加坡政府树立亲商思维、服务理念，政府行为要由服务型方式取代命令型方式。

在加强法治保障方面，新加坡强调法律之内人人自由，法律之外没有特权，法律之上没有权威；

二是城市管理体制科学。

新加坡城市管理部门职责明确，国家发展部等行政部门之间职责是法定的，有关部门下属的多个法定机构，均由议会授权设立。

新加坡城市管理协调有力，成立了“花园城市行动委员会”，在拟定政策、综合协调有关城市园林绿化建设及管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加坡考评监督制度严格，其考评项目非常体系化，对每项指标都有十分具体的评分标准。

新加坡社区自治程度高。

新加坡政府在城市管理上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社会和公民角色的确立，它将城市划分为5个社区，并设立社区发展理事会，在推动社区自治和参与城市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法制环境健全。

新加坡城市管理的法制化水平较高，建立了一整套切合实际、操作性强、没有回旋余地的法律体系，立法严密，执法严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