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研究从资源配置视角的分析分解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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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评估涉及到定量的与定性的、短期的与长期的、现象的与本质的、局部的与全局的，等等。

而从定量的、尤其是将生产要素的高投入与生产率的低增长率结合起来的分析不够；

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困境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不够，这种动态考察需要将产业结构日益畸形化、资源日益恶化和人民生活日益陷入困境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系统地评估。

三是关于大跃进失败的原因。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实质上都是指失败的原因在于没有掌握和遵循某些客观经济规律，如“没有搞平衡”等。

对此还有待于探索更深层次的原因。

二

1953年，中国国民经济由恢复走向发展，开始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

中国共产党依据本国当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和国力贫弱现实，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历史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最早出现在苏联，中国不排除有苏联经验的影响）。

该战略有着内在的理论逻辑和相应的政策体系上的要求。

对此W.布鲁斯做了三点归纳：

一是通过大量投资建设新工业生产能力实现很快的工业增长（“高速工业化运动”）。

二是有选择的、不平衡的增长，把资源集中于所谓“增长的引擎”部门和活动中去。

三是最大限度地使用现有资本和劳动资源，摒弃比较优势的原则。

纵观中国“一五”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实践，由于农业基础薄弱和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结构扭曲，显示出难以为继的症状。

事实上，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东欧的实践，情况也是如此。

1956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提出“以苏为鉴”，反思正在实践的中国的工业化道路。

然而反思的结果是：

认识到了要处理好农、轻、重三者间的发展关系，而在指导思想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没有变；

对农、轻、重三者间的关系作了质的深入分析，而没有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农、轻、重的数量比例作出分析；

对处理好农、轻、重三者间关系的手段仅局限于计划经济体制。

正因为如此，1957年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开始批判“反冒进”。

从经济层面上看，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逻辑就是：

国民经济发展的“低潮”是由“反冒进”所引起，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用来“反冒进”的理论依据是“综合平衡”，那么批判“反冒进”就是要批判“综合平衡”的理论，从而毛泽东提出了“积极平衡”的理论。

在“积极平衡”的经济计划中，存在的资金、物资缺口的弥补是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即发动群众。

因此，毛泽东批判“反冒进”的经济实质就是：

批判那些“反冒进”的人在经济建设和生产中忽视了发动群众。

在毛泽东看来，要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就必须发动群众。

他提出这一主张并非一时心血来潮，有着久远的思想渊源——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从毛泽东已有的论述来看，他有着关于发动群众在经济学意义上的直觉和感性认识，即发动群众就是要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从而在毛泽东“积极平衡”的思想中，资金和物资的缺口依赖于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去平衡。

由于当时我国主要的劳动力资源在农村，客观上就要求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和中央与地方并举。

批判“反冒进”使关于加速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理论和方法最终确立，初步展现出有别于苏联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形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中国工业发展的路径。

——“走自己的路”的路径。

该路径的逻辑构造是：

通过大规模地发动和利用群众——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避免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受抑制，避免把农民挖得更苦），既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又在较少资金投入下加快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

资金和物资的缺口依赖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来实现“积极平衡”。

工业的发展，一靠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扩张中央所属大中型企业和发展城市工业，二靠通过利用农村劳动力、利用当地的资源发展地方工业。

即工业的发展依靠“两条腿走路”。

因此，1958年以后，中国实行了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路径的转轨。

在苏联，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路径是：

资本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工业的发展主要依靠中央所属大中型企业的扩张和城市工业的发展；

在中国，实现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路径是：

资本的短缺主要依靠“发动群众”，即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来解决，工业的发展依靠“两条腿走路”。

但是，毛泽东对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缺乏科学的认识，陷入了“人定胜天”的错误境地。

到1958年上半年，一方面，形成了毛泽东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路径。

另一方面，批判“反冒进”导致了浮夸风盛行。

于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在沿着毛泽东所提出的路径前提下，当“人定胜天”的理念与浮夸风二者相互作用，终于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走向极端——大跃进战略形成。

在毛泽东主义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路径下，国民经济中作为“长线”的劳动力资源就成为资源配置的重中之重。

其核心问题是劳动力资源的动员潜力（也称之为可动员的劳动力资源）与分布。

劳动力资源的动员潜力，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也称之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失业人员，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富余人员（或称隐蔽失业人员）。

经作者估算：

1958年、1959年、1960年，我国可动员的劳动力资源是7515万人、5422万人、5341万人，可动员的劳动力资源近90%是农村富余劳动力。

为了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两种动员方式：

一是政治动员的方式。

该方式是以“不断革命”论为理论依据，旨在打破经济落后与思想落后的相互作用、相互加强的恶性循环，把群众的潜力和热情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

二是经济动员的方式。

经济动员以我国的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资源的分布状况为依据，采取了农、轻、重并举，大、中、小并举，中央与地方并举的措施，以及对农村的基层组织进行结构调整。

1957年9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了农业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动员，“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继续修改和提高生产计划指标。

资源配置制度在此次会议前后相继完成调整。

调整的核心是中央下放了计划决策权、基本建设项目审批权、招工计划审批权、物资与商业管理权、财权等。

于是，资源配置发生较大变动，大跃进全面兴起。

三

工业大跃进开始于1958年5月，以全民大炼钢铁，即大搞群众运动和土法上马为特征。

在“超英赶美”目标和“以钢为纲”的方针鼓励下，党中央制定出了1958～1960年间违背实际可能性的钢铁产量的高指标：

1070万吨、1300万吨（后来又要求超额50万吨）、2040万吨（第二本账的指标），按照我国当时钢铁生产能力的正常发展趋势无论如何也无法完成。

于是逼出了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大搞群众运动、土洋并举。

大搞群众运动，就是将劳动力资源向钢铁工业严重倾斜配置。

劳动力资源的倾斜配置，当然要引起资金、物资的投入，但群众运动更强调的是劳动力资源的投入。

大跃进期间，为大炼钢铁发动群众的范围之广，动员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

不过，除钢铁企业的职工外，大部分新增的其他劳动力几乎不具有炼铁、炼钢的最起码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炼铁、炼钢的“门外汉”）。

那么，他们的劳动成果很难与主观愿望相一致。

与大搞群众运动紧密相联系的是土洋并举，把土法炼铁、炼钢作为完成1958年钢产量翻番的一条重要措施。

到1958年的10月底，全国各地的土小高炉达几百万座。

土高炉经过几个月的实践表明，根本不可能炼出铁水，更别说炼出钢来。

从1959年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土高炉和土钢炉就被废弃，开始了“小土群”向“小洋群”的过渡。

事实上，“小洋群”本身也面临着诸多问题。

在1960年6月随着“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的指导思想确立后，也不得不被放弃。

然而，土法炼铁、炼钢的广泛兴起，使我国钢铁工业的正常发展受到了极大冲击。

许多正在兴建的大型钢铁企业由于抢建小高炉、小转炉，即所谓的“小洋群”耗费了大量的资金、设备、材料，也分散了领导精力，从整体上造成大、中型钢铁厂的建设速度减缓。

另一个办法就是其他工业部门、农业、商业、人民生活都让路，将人力、物力、财力集中用于钢铁工业。

总的来看，全民大炼钢铁是国民经济中的资源向钢铁工业严重倾斜配置的过程，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向钢铁工业严重倾斜配置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小土群”、“小洋群”是遍地开花，引起钢铁企业规模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

1958年钢产量名义上为1070多万吨，而其中用途不大或根本上不能使用的土钢杂钢达300万吨，这一年生产的1369万吨生铁中，土铁达416万吨；

1959年，钢产量达到1387万吨，生铁达到2191万吨；

1960年，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

全民大炼钢铁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他重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的急剧扩张。

大跃进期间，机械、能源、电力、建材、交通运输等部门，续建与新开工了许多大的项目。

基本建设投资额都大大超过“一五”时期，这些部门扩张的速度很快。

在这些部门的急剧扩张中，大力提倡土洋并举，土法上马。

例如，大搞土简机械设备，打破科学的建设程序，推行所谓的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交叉作业，制造简易的电力土设备，“小水泥”迅速发展，大建土铁路、简易公路等。

与此同时，从1958年9月开始，各地政府大办地方工业，农村人民公社办的（社办）工业更是遍地开花。

工业大跃进导致资源大量浪费。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大跃进的特征和采取的措施引起工业资源配置严重恶化，尤其是重工业资源配置严重恶化，使资源配置在很大程度上低效，甚至无效，从而形成资源的大量浪费。

具体地讲：

第一，大搞群众运动，土法上马使重工业企业的技术和资本密集度严重下降，重工业企业，尤其是钢铁企业的生产要素组合不符合生产技术的客观要求，大量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到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即资源配置与企业生产要素组合的客观规定相扭曲，因而注定无产出、或产出不符合要求，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下降和大量资源浪费；

第二，工业大跃进采取中央与地方并举、大中小并举、土洋并举的措施，使大量稀缺资源流向“小土群”、“小洋群”，重工业的资本集中度严重下降，企业规模下降。

而有研究结果表明：

大多数制造部门的资源利用效率随企业规模的增加而提高。

因此，重工业的资本集中度严重下降，必然造成资源利用效率的严重下降和大量资源浪费。

以上是对工业大跃进的分析。

接下来分析农业大跃进。

农业大跃进有两个重要的前提：

一是从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农业仍然是一种传统农业。

二是从农业的基本经营制度来看，到1956年底，中国农业成为了一种集体化了的农业。

而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探索中，有许多理论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

1958年，中共中央强制推进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

几乎是在1958年8月至11月初3个月的时间里，就实现了从第一个人民公社诞生到全国范围的人民公社化的过渡。

不过，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后，农业集体化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

农业大跃进以粮食生产为纲，起始于对农业发展的过高估计。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中央要求1958年全国粮食生产达到4316亿斤（第二本账的计划），比1957年增长16.6%。

作者按照粮食正常生产的情况估算，1958年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幅度不会超过5个百分点，显然，中央政府在主观上对粮食生产估计过高。

为了粮食的大幅度增产，在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只好采用了一些所谓的粮食增产措施。

一是推广“土地翻身运动”。

从1958年7月开始，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全国农村利用人民公社的组织体系的动员能力，运用了大量劳动力，掀起了深翻和改良土壤的群众运动，争取到1959年春天，把全国的土地普遍深翻一遍。

一般土地深翻1.5尺左右，丰产田2、3尺以上。

事实证明，适度深翻土地，科学地改良土壤，对农业生产有益，但土地深翻过度，就会破坏耕作层，反而使农作物减产。

二是推广高度密植。

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号召各地根据不同情况合理密植。

但实际上这一措施在有些地方逐渐被推向了极端。

如湖北省的一些地方将平整的土地做成“堡垒式”、“宝塔式”、“波浪式”，每亩播种上百斤种子，甚至更多。

严重违背了农作物的科学栽培。

三是大兴水利。

基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认识，把水利建设作为了农业增产的主要措施来抓。

在1958～1960间，①水利建设的规模宏大。

仅大型水库三年间动工的就有270余座，以至到1985年大型水库工程中有三分之二都是在此期间开工建设的。

②投入的劳动力之多。

经作者估算，在非兴修水利季节时期投入的劳动力大约2000万人；

在1958年的冬季到1959年春季、1959年冬季到1960年的春季，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力在5000～7000万人。

③资金投入剧增。

三年累计完成基本建设投资79.95亿元，比“一五”时间增加了近2倍。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上述所谓“深翻土地”、“合理密植”的粮食增长措施只不过是在农业生产的某些环节增加了劳动，在粮食作物的种植中，增加了原有种子的使用数量，纯属是一种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

而“大兴水利”由于以劳动密集型的自流系统建设为主，使用动力灌溉方式的农田在整个农田中所占面积甚少，大多数农田保持了原有的自流灌溉方式，基本上也是一种传统农业生产要素重新的配置。

因此，农业大跃进主要以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基本特征，并在所采取的农业增产措施中，还存在大量的瞎指挥，如土地的过度深翻、高度密植等。

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即使在“精耕细作”的条件下，单位面积粮食增产幅度非常有限，不可能实现单位面积粮食的大幅度增产。

要实现单位面积粮食的大幅度增产，惟有引进现代的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节约土地型的技术（如高效的化肥、良种，农田的现代灌溉方式等），以及提高农民耕作农田的现代农业知识与技能（这就需要向农民投资）。

而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需要制度保证（首要的是能提供经济刺激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农业传统生产要素重新配置无法实现粮食大幅度增产的前提下，由于农业实现集体化的制度变动走入误区，使个体农民付出能够自身决定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与最终收益并不取决于各种自身能够决定的因素的矛盾始终无法解决，加之农业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自然灾害等因素，必然导致大跃进期间粮食总产量的大幅度下降。

四

大跃进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①产业结构日益朝着畸形方向演变。

具体表现在：

工业生产迅猛增长，农业生产萎缩；

重工业快速增长，轻工业的发展严重滞后。

其结果是中国经济实力与世界经济实力的差距不是在缩小，反而是在拉大。

这就意味着大跃进期间已经发生的产业结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只具有统计上的意义，并非是一种完全实实在在的产业结构提升。

②资源全面短缺。

一是三年的大跃进，对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二是大跃进开始后，我国劳动力资源由丰富转变为严重的结构性短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资源短缺严重。

三是大跃进时期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厂、农村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引起人力资本积累的相对减少。

四是从经济增长、生产率的增长、积累效果和投资系数等几个方面表明大跃进期间资本积累能力在下降、资金供给短缺。

五是物质资本供给严重短缺。

③农业、轻工业所能提供的产品供给低于人们生存所需产品的需求，造成了大量人口逃荒。

在1958～1963年期间，大约17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对婚姻、生育及家庭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国民经济的全面恶化迫使资源配置在1960年的下半年就被迫开始发生变化，到1960年末，资源配置已经发生全局性地变化。

例如，支援炼钢炼铁的农村劳动力大幅度减少，从事农村水利建设和其他各项建设的农业劳动力在大幅度减少；

城镇职工被大大精简；

基本建设项目被大幅度削减等。

与此同时，基本的资源配置制度被迫发生调整。

例如，中央上收招工权限，严格财经制度、强化财经管理等。

大跃进战略及其实践在1960年末终止。

大跃进战略的失败，表明大跃进发展战略路径的理论基础——“积极平衡”理论经受不实践的检验。

首先，“积极平衡”理论暗含两个假设前提：

一是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

二是农业劳动力可以大量的转移。

对于“生产要素可以相互替代”的假设，一些人忽视了替代的条件，强调的是“人定胜天”。

没有看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局限性。

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可以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起作用。

宏观上，多发展轻工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少发展重工业即资本密集型产业。

这样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是更多地使用劳动力资源，更少地使用资本，从而实现劳动替代资本，减轻资本对经济发展的制约。

可是，大跃进期间，我国是更多地发展重工业，而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使稀缺的资本更加稀缺，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被浪费。

简而言之，经济发展战略与资源结构严重扭曲，从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无法替代短缺的资本。

微观上，在有些经济活动中，我们能充分利用劳动力，减轻资本带来的约束，取得有用成果。

例如，修建水库、公路等。

但是在有些经济活动中，要素投入组合不可改变。

无法通过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劳动力，来减少资本的投入，取得有用的劳动成果。

例如，在炼铁、炼钢中，用土炉子和手工操作无法达到铁钢性能上的技术指标。

并且，要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需要有能准确反映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短缺的要素价格结构，生产者将据此对各种要素的投入作出调整，以尽量降低成本。

即要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需要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

对于“农业劳动力可以大量转移”的假设，一些人没有认识到：

当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不超过农业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的数量时，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不影响粮食生产；

当农业中已不存在剩余农业劳动力时，除非引进了现代的农业生产要素，尤其是节约劳动型的技术。

否则，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会使粮食产量减少。

此外，还忽视了在农村的收获季节，劳动力总是不嫌多，由于人手越多，收获越快，避免因收割不及时所产生的损失。

大跃进期间，中央提出了“全民大办钢铁”、“地方大办工业”，“大办交通”、“大办电力”等，导致农业劳动力转移过度，这就是忽视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我们在“积极平衡”理论的两个假设前提上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从而提出的“积极平衡”理论有缺陷。

其次，在“积极平衡”的计划原则下，制定的过高计划中往往留有资金、物资的缺口。

那么在“积极平衡”的过程中，就会引起资源配置的调节。

这种调节分为二个层次：

一是宏观层次的调节。

此类调节就是将资源严重向重工业倾斜配置，特别是向钢铁工业倾斜配置（所谓的“停车让路，全力保钢”就是如此）。

二是微观层次的调节。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把微观层次的调节分为三类：

瞬时调节、短期调节和长期调节。

大跃进期间,这三类调节方式一个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群众运动、土法上马。

从而忽视了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的条件，忽视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条件。

第三，由于大跃进的经济计划所规定的产出超越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资源投入计划大大高于所拥有的资源，无疑，不管在宏观上和微观上如何进行生产调节，都终将导致资源全面短缺。

从上述“积极平衡”理论的假设前提、积极平衡所引起的生产调节方式和生产调节的效应来看，大跃进发展战略的路径不具有现实性。

在非现实性的大跃进发展战略路径下，资源结构无法实现提升，反而恶化，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资源利用效率严重下降和大量资源浪费，导致资本积累能力下降。

①农业提供资本积累的能力下降。

农业被作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农业大跃进主要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在农作物耕作面积不增加和复种指数不提高的前提下，根本无法实现农作物总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即使是实行“精耕细作”，也不可能使农作物总产量有多大的增长幅度。

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实现集体化的制度变动走入误区，加之农业劳动力的过度转移、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自然灾害等因素，农作物总产量减产就在所难免。

根据相关的估算，1959～1960年间，农业总要素生产率急剧下降。

因此，大跃进时期，农业提供资本积累的能力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减弱。

②重工业提供资本积累的能力差。

大跃进期间，除了大跃进发展战略决定了技术进步与工业内部结构变动滞后于重工业增量的扩张，导致资金增量扩张能力差以外，还形成了“资金短缺——逆技术进步——资源的利用效率严重下降和大量浪费”的恶性循环。

那么，受“技术进步滞后”与“逆技术进步”双重因素的影响，决定了重工业的积累能力差。

③轻工业提供资本积累能力下降。

这是因为：

轻工业在资源配置中处于弱势；

在农业全面减产后，轻工业生产能力同农业可能提供的原料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

由于经济发展靠所谓重工业的综合体的封闭循环来推动，在非价格调节机制下的重工业的急剧扩张，对农业、轻工业并没有发生多少带动作用（所谓的产业关联体系断裂）。

④大跃进的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资本积累能力差。

这是因为赶超战略是一种以粗放式经济增长为主的战略，这种战略它通过政府制定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使资源配置向重工业倾斜，甚至严重倾斜。

所追求的是生产的增长，而非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生产活动是受高指标的约束，而不是受消费需求的约束；

基本建设的安排是受行政机制的制约，而不是受经济规律的制约。

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不可能有效率。

于是，在大跃进发展战略下，产业结构的变动与资本积累不是处在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产业结构的畸形化是依靠计划者所拥有的资源配置权力来实现的。

但是，计划者借助资源分配主权所实现的高积累率并非意味着资本实际供给能力或产出效率的提高。

即使在不考虑产出效率低下的情况下，资本积累也赶不上产业结构的变动。

而在资本积累能力下降的情况下，产业结构的畸形化与资源结构之间的矛盾就更加日益尖锐。

1960年末，我国的资源结构再也无法支撑产业结构朝畸形方向的进一步演变，产业结构被迫调整。

从1961年开始的结构调整，既调整了经济发展计划、投资结构等结构增量，同时，也触动了不稳定的产业存量基础。

例如，关停许多能耗高、有效产出率极低的地方钢铁企业，把大跃进时期重工业超常增长所吸收的劳动力转移到农业、采掘工业部门等。

其中，调整产业结构存量也就意味着出现了产业结构演变的暂时倒退。

1961～1963年，城镇人口下放到农村超过2000万。

直接原因是由农业灾难性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