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比较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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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比较分析

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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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储蓄可以认为是由于自愿事先储蓄、持币待购和谨慎性动机而进行的储蓄，它主要包括：

（a）在制度变迁预期下为了预防不测之需的谨慎性储蓄，如养老、防病、失业的储蓄；（b）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性决定的储蓄，如居民为住宅这一最大的耐用消费品而进行的储蓄；（c）为即期消费易腐性而又是生活必需的商品进行储蓄；（d）教育制度的改革使得父母必须为子女的教育进行储蓄。

异常储蓄是指由于税款的流失，国有企业资产的流失，以及国家金融资产转移到个人手中而形成的储蓄，（刘保军1998）。

随着国家金融存款实名制工程的逐步完成，居民储蓄存款在很大程度上便得以明示。

这样一来，居民用来应债的资金来源便不如现在这般充足。

居民的实际应债能力便会大大提高，进一步提高它的余地便不会太大。

（2）过度储蓄的风险。

由于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一致性，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债权是软约束，加上中国社会保障机制的不健全，政府和企业职工之间存在着隐含的”社会契约”，使得国有银行在政府干预下难以对不能归还贷款的国有企业行使“退出”的惩罚权力，（张军1994）。

银行贷款回收不利，使得国有银行不良资产越积越多。

而与此同时，居民对国有银行的债权却是硬约束，这一软一硬内含着金融风险的可能性。

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会倒闭，在凭借垄断地位获取利润的同时，它将不良贷款的风险外化给政府，即政府最终要对居民存款负全部责任，这必然会加大财政风险。

众所周知，当前财政抵御风险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在财政无偿性收入比重下降的形势下，发债还钱成了唯一的途径。

在资本市场不健全的同时，居民将银行储蓄变现，转而投资国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因为，国有银行的性质决定了他实质上是在利用国家的信用吸储，在银行信用崩溃之时，同样依靠国家信用发行的国债还能有几人去买?

居民此时的理性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应债能力的提高。

（3）货币替代的风险。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国内居民对外币的需求大幅上升，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以及对资本管制的不对称性（即对资本流入管制较松，而对资本外流管制较严）都促使这种需求转化为现实的资本替代。

就其绝对量来说，1994年3月中国居民的个人金融资产约为2.7万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元资产占了130多亿，而到了1996年底，美元资产已上升为200多亿元。

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会贬值的诺言，随着周边市场“示范效应”的扩散，居民的信心开始有所动摇。

在连续数次降息之后，人民币名义利率已经低于同期美元存款名义利率，在“货币幻觉”的作用下，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的外流。

据估算，1995年和1996年资本外流的数额已经达到了272.386亿美元和212.807亿美元，（李扬1998），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数量一定有所增加。

从长远看，这是侵害居民应债能力的一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