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然与斯诺的《前西行漫记》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王卓然与斯诺的《前西行漫记》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王卓然与斯诺的《前西行漫记》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王卓然与斯诺的《前西行漫记》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8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随着九三学社中央抢救史料工作的开展，2007年5月，笔者在王卓然的故乡抚顺莲岛湾村，意外获得大量信息。

1975年，王卓然在北京秦城监狱保外就医时去世。

“文革”后平反，骨灰归葬故乡。

1993年张学良将军在海外特为亡友题写了墓碑。

另外发现，村中小学赫然矗立着王卓然家属捐建的“卓然图书馆”，馆内楼上辟有“王卓然纪念室”……更为庆幸的是，通过村长提供的一个信封，竟在北京朝阳门东大桥斜街的一处公寓，寻访到3年前从美国归来定居的王卓然长子――王福时先生。

　　当时，王福时先生已经96岁，如此高龄，却是记忆清晰，精神矍铄。

说起父亲王卓然，桩桩件件，如泉水喷涌。

其间，王卓然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亲密交往的轶事，便从漫漶的历史背景中，不期然地迎面走来……

　　埃德加・斯诺（EdgarSnow，1905―1972），1928年由大洋彼岸来到中国上海，担任《密勒氏评论报》助理编辑，后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也曾在燕京大学兼任讲师。

　　1936年6月，斯诺冲破重重障碍，进入陕北苏区采访，写出了举世闻名的《红星照耀中国》。

然而，多不知晓，斯诺能够进入陕北苏区采访，与张学良的帮助有着密切关系。

更鲜有人知，在《红星照耀中国》和中译本《西行漫记》出版之前，还另有一部中译本《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国内出版――《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2006年重印改称《前西行漫记》）的出版发行，比英国戈兰茨出版公司出版的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早6个月，比胡愈之先生在上海以复社名义出版的中译本《西行漫记》早9个月――此书在北平一经出版，便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又先后在上海、陕西等地被秘密翻印，广为传播。

多种版本均被国民党政府列为禁书。

　　然而，这部先声夺人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以下简称《印象记》）的出版发行，与王卓然以及其子王福时有着直接关系。

　　1936年6月斯诺赴陕北苏区采访，所见文献几乎都讲斯诺是在宋庆龄的联系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经西安进入陕北苏区的。

而在有关王卓然的史料中，却有“王卓然护送斯诺去延安采访”之说（见辽宁人民出版社《王卓然史料集》1992年12月出版），具体细节却语焉不详。

据王卓然《自传》和年谱，他于1936年5、6月间，两次由北平赴西安、洛川，晋见张学良。

之后便回北平，由东北大学去职，准备出国考察。

其间，并无去过陕甘宁边区的记述。

　　不过，斯诺的陕北之行，得到了张学良的帮助，则是不容质疑的事实。

要知道，那时蒋介石正在督令西北加紧剿共，对陕北苏区的封锁十分严密。

如果没有张学良将军批准，取得通行证，一个美国记者是很难通过封锁线，从“白区”顺利进入“红区”的。

　　1991年5月，美国华美协进会在纽约为张学良90大寿举行祝寿宴，张学良的亲友、老部下纷纷赴会祝贺。

斯诺的第一任夫人海伦・斯诺闻讯，专门写了一封贺信，托人呈递张学良。

信中特别强调，如果没有张学良的帮助，他们夫妇当年不可能试图冒险去陕北红区：

　　亲爱的张学良少帅：

我最后一次见到您是1936年10月在西安，当时我28岁，1907年出生，现年83岁，而您已年过9旬了。

经历漫长的危难岁月，居然您的身体还如此之好，实是一个奇迹，我们以其他中国人所没有的礼遇欢迎您到美国来。

我常常回首1935年―1936年在北平和西安的日子……我的丈夫埃德加・斯诺，1972年因癌症逝世，他始终认为你是一位重要和杰出的东方人物，你在1936年双十二软禁蒋介石，确实是扭转危局的一大壮举。

如果没有您，埃德加・斯诺决不会试图去保安，完成一本他的经典图书《红星照耀中国》。

并且，我也不可能试图在1937年独自去闯延安……（《海伦・斯诺给张学良的信》见《前西行漫记》补录四，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据斯诺《印象记》，他是于1936年6月从北平乘平汉线火车到达郑州，然后转陇海线抵西安的。

这之前，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会谈，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达成相应协议……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的这些秘密转变，使斯诺一直无法实施的“红区”采访计划，成为可能。

然而，远在北平的斯诺是如何获悉这种极为机密的变化的？

代为联络的人又是谁？

由于考虑当时的政治情势，斯诺在书中没有透露。

　　王卓然与斯诺夫妇在北平早就熟识，而王卓然又是张学良极为倚重的助手。

虽然王卓然陪同斯诺进入陕北采访之说不足采信，然而，王卓然居中牵线，为斯诺采访计划取得张学良的批准，却是极有可能。

海伦在致张学良的同一信中就提到：

　　我期望趁您记忆尚好的时候尽快出版一本自传，因为这一段是本世纪中国历史最主要的关节之一，从1931年日本接管，引起1936年的政策改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阶段。

你的很多东北同乡常来我们北平的居所，如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先生和他的儿子。

我们在北平有许多东北朋友，那时北平的家经常是支持你的人聚会的中心……　　1937年“七七事变”后，斯诺在北平的住处成了难民庇护所。

到他家避难的，就有王卓然。

　　据王卓然《自传》，也可看出他与斯诺的交谊非同一般：

　　7月7日爆发“卢沟桥事变”，战事突起，到了7月28日，南苑失守，赵登禹阵亡，日本人即将入占北平城。

我们这个抗日小集团，为了免遭日寇毒手，采取紧急措施，《东方快报》与《外交月报》全体人员发给双薪及路费，各觅安全办法，约定在天津租界集合。

平津火车已断，我的家人早去天津，我避到东交民巷美国记者斯诺家里，许多重要珍贵的抗日文件与资料，也藏到他那里。

在他家住了两星期，到8月15日，我与斯诺同去天津。

我有一只很宝贵的手枪，是汉卿先生赠我的纪念物。

斯诺说他将再去陕北采访，我请他将手枪代赠给毛主席，以后是否捎到就不知道了……（见《王卓然史料集》）

　　王卓然的长子王福时，1931年在东北农学院读书。

“九一八”事变，参加反日示威，流亡北平，参加反帝大同盟。

先在燕京大学借读，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5年毕业。

　　王福时回忆，斯诺夫妇在北平先后住过3处地方：

煤渣胡同、海淀燕京大学附近、还有盔甲厂13号――即现在建国门内北京火车站的位置。

1935年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那时，学生领袖黄华、黄敬、宋黎和姚依林等，经常在盔甲厂斯诺家集会，策划推动更多的外国记者把事件真相向全世界进行报道。

王福时回忆：

　　我是在清华毕业后结识斯诺夫妇的，常和一部分学生到他们家议论时政，我还将郭达介绍给斯诺当秘书。

双十二“西安事变”后，我主持发行油印《公理报》，介绍“西安事变”真相，欢迎红军北上抗日，更是常去他们家探听消息……1937年“七七事变”……许多躲避日军拘捕的抗日人士藏到他们的家，其中有我的父亲王卓然。

邓颖超大姐也是在他们的掩护下伪装乘火车到天津，进入英法租界，再搭船南下的。

有些在他们家避难的学生，趁黑夜越过城墙到郊区参加抗日游击队，还有游击队将搞到的珠宝，经他们介绍变卖，以筹集资金。

（见王福时《前西行漫记》重版前言和补录一《我陪海伦・斯诺访问红色延安》，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

　　海伦・斯诺于1991年给王福时的信也提到：

　　你是那个“真诚而高尚”年代的一部分，我脑海中一直记着这样一幅画面，您坐在我们家的一个角落里，沉默不语，但你眼中有一种“威尔士”感觉的风度，被遗弃、孤独、受挫和寻求鼓舞的眼神……（见《前西行漫记》补录七）

　　1936年10月，斯诺访问陕北回到北平，把一大堆大包小包交给海伦。

海伦立即到一个德国人开的照相馆将几十个胶卷冲洗出来，同时把毛泽东在江西的旧照片进行了翻印。

斯诺一面忙于写作，一面到处开座谈会作报告。

海伦也忙着整理资料，写文章和核对全部照片的说明文字。

斯诺很快将整理出来的一部分英文打字稿交给王福时。

王福时拿到了稿子，意识到这批新闻报道和文章十分重要，应该尽快发表。

时间紧迫，他组织斯诺的秘书郭达、《外交月报》工作人员李放和李华春，一起立即翻译。

请东北流亡北平的学生康德一帮助按陕北带回的原图绘制出红军长征路线图，照片则去虎坊桥附近一家印刷所制版。

大家通力合作，争分夺秒，常常是边翻译边排版边校对，交叉进行。

王卓然则安排《东方快报》的印刷工人加班加点积极配合，于短短的2个月内完成了印刷装订工作。

他们将这部译著定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避开北平，以“上海丁丑社”名义，于1937年3月至4月间秘密出版发行。

　　王福时还补充说：

　　当年促成斯诺夫妇去延安，张学良起了不小的作用。

同时，《印象记》的出版与张学良将军也有一定的关系，他委托并资助我父亲王卓然主持在中南海出版《外交月报》和《东方快报》。

而出版《印象记》一直得到王卓然和他手下员工的支持，从经理到车间主任，不少人参与了工作，且整个工作是在中南海《东方快报》印刷厂内进行的。

至于斯诺夫妇，他们不仅无偿供给我书稿和资料，还给予经济赞助，并提供一部分纸张……（见《前西行漫记》重版前言）

　　9个月后，胡愈之先生在上海根据英文版翻译出版了《西行漫记》。

《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与《西行漫记》略有不同，即是节译本，又有不同内容。

《印象记》全书共300页，包括34幅照片、10首红军歌曲、《西行漫记》所没有的几篇重要文章，其中有毛泽东与斯诺4次长谈的访问全文，斯诺在北平的一次讲演，译载了美国经济学家韩蔚尔发表在《亚细亚》杂志上的3篇有关四川红区情况的文章，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关于《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的谈话――斯诺把这篇稿子交给王福时，并未提到史沫特莱，所以文前没有标明作者，后来才知道此件十分重要，是毛泽东托人送给斯诺的――此外，还附载了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

可以说这本书与《西行漫记》各有所长，珠璧互见。

　　《印象记》首次发表的署名廉臣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实为陈云之作。

他假托一名随红军长征的被俘国民党军医，记录下长征的足迹，描述了沿途所见所闻，多次战役和突围，如强渡乌江、金沙江和大渡河。

举凡官兵作风，军事形势，山川地形，风土人情，军民关系，以及行军中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一些红军领袖，都描写得绘声绘色，是记录红军长征的第一手宝贵资料。

　　《印象记》所载34幅有代表性的照片，既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徐特立、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身影，也有红军战士、文工团员、护士等日常生活写真，加上斯诺夫妇精心编写的说明文字，生动幽默，饶有情趣。

如“妙龄女匪”“匪也会玩网球”等，今日读来仍然充满神奇的魅力。

　　“文革”时期风靡全国的毛泽东戴红军八角帽的照片，就是凭借此书首次面世的。

且看照片的说明：

　　毛泽东――苏维埃的巨人。

他是红党的最高领袖，1934年被举为苏维埃主席。

毛氏在1893年生于湖南一贫家，其经历与性格颇类似林肯，最初在农家当雇工，因奋斗的结果，长沙师范读书，后入北京大学，与李大钊相识，参加国民革命，为当时国民党中委。

国共分家后，遂转战华南各省，从事扩大苏区运动。

其为人宽大、诚恳、颇富民主精神及对弱者之同情心。

毛氏自奉甚简，衣食住皆与士兵同，中央曾悬赏25万元捉之，他此次领导了有名的长征，可见其军事天才殊不下于其政治经验也。

　　再如周恩来、贺子珍照片的说明：

　　周恩来――军委会副主席。

虽然生了满面胡须，但是他还很年轻，刚37岁，他曾一度做蒋介石的帮手，革命把他们分开，成了死对头，而10年后的今天，借着双十二的机会，又与蒋氏在西安会见，商讨在共赴国难的旗帜下，把两党重新结合。

这张照片是在白家坪照的。

　　毛泽东的太太――她名叫贺子珍，湖南师范毕业，在1927年参加共产党，做宣传工作，后来毛泽东的原妾被何键杀了，她便与毛泽东结婚，10年来从事战斗，身上受过18处枪伤，但是仍然很健康。

　　《印象记》书中配发的10首红军歌曲（包括曲谱），后来多已失传。

如邓颖超在陕北庆祝平型关大捷大会上领唱过的《红军胜利远征歌》，歌词已记忆不全。

直到新华出版社在王福时家看到他保存的原版《印象记》，才将歌词补充完整。

　　1936年秋，海伦想步斯诺后尘，通过封锁，进入陕北苏区采访，未能如愿，唯一的收获是在西安事变前，采访了张学良将军。

　　1937年4月，王福时义务担任海伦的翻译，陪同海伦作第2次西北之行。

这次没有了张学良的帮助，海伦冒着极大风险，在西安摆脱军警监视，终得进入陕北。

在云阳，海伦受到彭德怀的热情款待，并邂逅了李伯钊和丁玲。

第2天，他们融入了有成千上万手拿红缨枪的农民列队参加的“五一”节庆祝大会。

王福时还与彭德怀进行了一次乒乓球交锋。

　　我陪同海伦到达西安不久，一柳条箱《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也随后到达。

毛泽东在延安会见我们时，我把这本书送给了他。

在场的黄敬说，那时他们本来也想出一本类似的书。

我和陈翰伯在延安停留10多天，回西安的路上同萧克将军搭同一辆车。

我也把此书送给他1本，他对红军长征路线图看得特别仔细。

后来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当中引用毛泽东和斯诺关于中日问题的谈话，毛选注释说明是引自《印象记》一书……（《前西行漫记》补录一，王福时《我陪海伦・斯诺访问红色延安》）

　　王卓然与王福时父子主持翻译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在当时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正如1979年4月，海伦给王福时的信中所说：

“……可以想象，你所出版的埃德加的书中译本在中国犹如闪电一击，使人们惊醒了。

”这本书给千千万万青年提供了思想滋养，许多青年学生看了《印象记》或《西行漫记》，纷纷从四面八方奔向延安，奔赴抗日前线。

后来，斯诺在《大河彼岸》一书中说：

“当年的年轻读者今天与我重逢时，很多已成为中国第二级或第三级领导人了。

”

　　当笔者访问王福时先生时，恰值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为了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将《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更名为《前西行漫记》重新出版。

当年主持翻译此书的青年，如今已是皤然老翁。

王福时先生珍藏的那本颓旧的《印象记》，与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版《前西行漫记》，并列在书架上。

两个时代，半个多世纪的光阴在此悄然会聚，见证着王卓然父子与美国记者斯诺夫妇的友谊，萦回着那段峥嵘岁月的记忆……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