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初传流布中国考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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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中国时，中国有一严格的社会阶级划分：
贵族、官僚、平民和奴隶。
平民是自由民，可以进一步区分成下列四个阶级：
士、农、工、商。
这四个阶级由职业所划分，不是固定的，一个人可因职业的变动而改变他的阶级。
（注4）在这四个阶级的自由民中，商人的地位最低，因为从儒家的眼光，商业的活动不具生产性，而且低价买入高价卖出，有亏道德。
因此政府有许多禁令，歧视商人。
例如，商人不得乘马车，不得穿丝质的衣服。
他们也不得在政府部门充任公职，唯恐他们利用掌握的政治权力以谋个人的私利。
对儒家知识份子言，兴盛的商业活动反而是社会伦理和秩序堕落的现象，因为伴随着成功的商业经营是生活的奢侈和生产性农工活动的舍弃。
东汉晚期由于中西交通开通后，国际贸易促进了商业的勃兴，儒家知识份子悲痛国家经济、社会人心的衰落。
仲常统说：
‘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
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
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
妖童美妾，填乎绮室。
唱妓伎乐，列乎深堂。
’（注5）崔实也说，当时人弃农从商，‘无用之器贵，本物之业贱。
’（注6）而隐藏在兴盛的商业活动后是佛教进入中国。
到了第三世纪初佛教仍不被史学家所重视，因它和商人及其商业活动有密切的关系；
而商人在汉代社会极为卑微，他们的生活几乎被史学家所忽视。
有关佛教透过国际的商业活动传布这一点。
我在后面将会仔细地谈。
相对于商人阶级，中国社会的中坚是儒家知识份子。
在汉朝宣帝之后，帝国的官僚逐渐来自他们。
当他们通过考试和察举，在政府中取得一官半职时，他们从士的身份上升为官僚。
在汉朝，察举和考试理论上是对全帝国的属民开放。
然而随着时间的发展，少数学者的家族和他们的学生逐渐在察举和考试上取得优势；
这是因为这些特定的学者掌握儒家经典──诗、书、礼、易、春秋──的解释权。
当这些学者把他们解释经典的知识传给家族的子弟和学生，使他们家族和门生较容易通过察举和考试而得到官位。
结果，这些家族在政治和社会上逐渐成为‘士族’。
（注7）
到了曹魏时期（220－265），由其他管道而形成的士族，也都重视经学和道德，使士族成为学术思想和政府行政的掌握者。
汉朝在西元220年的崩溃，不影响士族的政治特权，相反地，曹魏所新定的九品官人法更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政治地位。
九品官人法是一个选拔政府官员的制度。
此制度把人的社会地位分成九等，并假设社会地位高的人有较好的教育和品德；
因此，尽可能从社会地位高的人中选拔官吏。
为了能发掘地方上较高品德和教育的人，政府委托士族从事选拔的任务。
结果，士族优先把自己家族的子弟送入政府中，使士族们几乎垄断了政府的行政权。
此外，在汉朝崩溃之际，许多自由民愿意放弃他们自由民的身份投入世家大族中，充任部曲，以寻求他们家庭和个人生命的安全。
因此从第三世纪到第七世纪中国的社会进一步分化成两个阶级：
居统治地位的门阀，和被统治的寒门或素族。
在这时期的皇帝，尽管很能干，也不能改变这个社会结构，因为他们必须依赖门阀来治理国家。
世家大族们为确保他们的地位和特权，进一步透过门当户对的方式彼此连姻，使得中世纪的世家大族形成一种封建的贵族阶级。
（注8）
中世纪的世家大族不但掌握政治的权力，也主宰着中国的思想。
他们是否接受佛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重要的指标。
就这一点而言，世族接受佛教要到第四世纪初。
（注9）在此以前，佛教即使出现在宫廷内，它也未进入中国思想圈。
汉代儒家思想关心的是天人感应，而不是因果轮回。
二、种族
这节将说明佛教在中国初期的活动中，‘胡人’占有一关键性的地位，虽然他们一如商人，不受中国儒家知识份子的重视。
从第一世纪起，居住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不断地增加，他们绝大部份是在与中国军队作战失败后，为中国政府强迫迁入长城以内，因为汉朝政府当心他们若住在中国统治无法达到的地方，他们会再度叛变。
这些民族一般分为五族：
匈奴、鲜卑、氐、羌、羯。
我们对他们在寄居中国时的活动所知甚少，因为受儒家教育的中国史学家很少注意他们。
对中国史学家而言，‘文明’的中国人（华）应该在文化上和居住上，和‘野蛮’的游牧民族（夷）保持距离。
但是我们确知，他们常被汉人虐待、甚至奴役。
（注10）到了第四世纪初，当他们的人数达到数百万时，北方地区可以说成为他们的土地。
除了游牧民族外，有一人数不详的中亚商人经过丝路来到中国做生意，他们分别是粟特人、希腊人、月支人、波斯人、印度人。
他们人数不会太多，势力也不大，所以中国的史学家根本没有注意他们，但他们在佛教传入中国一事上，扮演极重要的角色。
我会在后面讨论此点。
第三世纪末，当西晋内部爆发了血腥的权力斗争和内战时，帝国不能有效地控制境内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藉此称兵反抗中国的统治，引发了长达三百年的战争。
在此时期，汉人被驱逐到南方，建立以建康为首都的五个政权，北方留给游牧民族先后建立了超过二十个以上的政权。
佛教在此时期，发展迅速，取代儒家思想的主宰地位。
除了少数游牧君主，绝大部份的游牧民族的君主热心地支持佛教。
其原因有二。
第一、为了对抗儒家思想，他们以佛教做为自己文化认同的对象。
后赵的石虎（统治的时间335－349）就如此说：
［王］度议云：
‘佛是外国之神，非天子诸华所可宜奉。
’朕生自边壤，忝当其运，君临诸夏。
至于飨祀，应兼从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
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
苟事无亏，何拘前代，其夷赵百蛮，有舍淫祀，乐事佛者，希听为道。
（注11）
第二个原因，佛教业报的观念容易为心智简单的游牧君主所接受。
正如佛典所言，赞助佛教的活动，供养僧侣，能从诸佛和菩萨得到各种福报（包括对政权的护卫）。
石虎在遭到南方晋军的攻击，战局吃紧、人心不安时曾抱怨：
‘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
’第二天早上，佛图澄入朝，石虎以此事问他，澄因谏虎曰：
‘王过去世经为大商主，至罽宾寺尝供大会，中有六十罗汉，吾此微身，亦预斯会。
时得道人谓吾曰：
‘此主人命当受鸡身，后王晋地。
’今王为王，岂非福耶？
疆场军寇，国之常尔，何为怨谤三宝，夜兴毒念乎？
’虎信悟，跪而谢焉。
（注12）
石虎的信佛表现来自他相信佛教的业报。
他承认他的抱怨是对三宝的不敬乃是接受了佛图澄对他前生的解释。
在佛教本生的故事里，佛生前曾为大商主，也曾为鸟。
（注13）佛图澄的解释无疑地暗示石虎本人为如来。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君主即如来的应用。
前面说过，石虎认同佛教为胡人的宗教，以和汉人的儒家文明对抗。
支持石虎对抗的基石即是胡人的君主是如来的化身。
若以佛教供养三宝作为政权稳定的保证，这些胡人君主就不需要接受繁琐的、他们所厌恨的儒家统治机构。
（注14）因此这些君主虽然残忍，他们都愿意捐钱给僧团、建寺院、鼓励人民出家。
他们也雇用僧侣作为政治顾问，（注15）请他们预测大事、或行法术。
由于他们的护持，佛教在华北广泛地流传。
他们单纯的信仰对佛教在中国的演进扮演重要的角色。
华北的佛教在北方游牧君主的赞助下，不像南方佛教一样，遭到儒家和玄学的污染。
当某些游牧民族的君主如符坚（统治时期357－384）、姚兴（统治时期394－415）受到《般若经》中的帝释角色的影响，致力于经典的翻译时，北方的佛教徒有较大的可能性了解正确的佛教思想。
三、传布的媒介
毫无疑问，佛教是一布教式的宗教。
《佛所行赞》歌咏僧侣要以度众生的精神到世界各地宏法：
六十阿罗汉，悉如罗汉法，随顺而教诫，汝今以济度，生死河彼岸，所作已毕竟，堪受一切供，各应游诸国，度诸未度者，众生苦炽然，久无救护者，汝等各游行，哀愍而摄受。
（注16）
然而佛教传入中国不是透过僧侣热心舍身的传教，也不是靠僧侣奇力斯马的力量，尽管我们知道佛教内部流传许多这类传教的故事。
（注17）许多证据说明佛教传入中国是藉着无名的中亚商人作为媒介。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检验两件事情：
（一）中国和中亚的国际贸易和
（二）商人与僧侣之间的关系。
（一）国际贸易
这节将说明何以佛教传入中国是个意外的结果。
在西元第二世纪前汉朝为了和月支结盟对抗匈奴时，根本没考虑到月支及中亚诸国的宗教信仰和宗教的传布一事。
我们可从《后汉书》〈西域传〉一文对中亚各国的记载可知。
〈西域传〉的底本是班超和班勇父子对中亚各国的民情风俗、经济、军事力量的调查报告。
在他们的报告中，从没提到当地的宗教信仰，可见汉朝根本没考虑在此地的军事行动对宗教传布的影响。
中国和中亚之间的贸易始盛于西元第一世纪前。
这是中国为对抗北方的强敌匈奴人导致的结果。
为了打败匈奴人，汉朝设计出一个大胆的计画———联络中亚的月支，对北方的匈奴展开钳行攻势。
汉朝从匈奴的南方，月支从匈奴的西方同时出击。
汉武帝估计月支曾遭到匈奴几乎灭族之祸，且其君主的头被匈奴人砍下做为酒杯，月支必定怀恨在心，愿意和汉朝缔结军事同盟。
汉朝皇帝显然高估了月支的报酬决心。
月支相当满意他们在中亚新建的贵霜帝国，无意对匈奴人采取军事行动。
尽管如此，汉朝仍对联络中亚的塔里木盆地采取一连串的攻势，控制此地区。
对汉朝而言，塔里木盆地具有军事战略价值。
一旦汉朝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匈奴必须小心汉朝的军队会从他的西方进攻，因而部署军队在西方，这样匈奴入侵中国北方的压力便会降低。
此外，汉朝因控制此区迫使中亚的国家与汉朝为友，而不支持匈奴。
（注18）
经过不断与匈奴争夺此地，并和当地较强的城邦如龟兹征战，汉朝在第一世纪前强而有力地控制此区。
为了能长期控制此区并减少中国在此地驻军对本土军需的依赖，汉朝在此大规模的推展屯田。
先进的灌溉方式被引入塔里木盆地，汉朝军队在乌孙、伊循、轮台、鄯善、挖掘沟洫和运河，使当地能有较大的面积能从事农业生产，稳定的食物供应变得可能。
（注19）结果造成这些绿洲城邦人口大量的增殖。
（注20）良好的经济是佛教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因为僧团的僧侣需要在家人供养。
此时中亚的各民族虽然对汉朝的军事计画没有兴趣，但垂涎于中国的财富。
他们一开始与汉朝使节接触，就注意到中国的富饶。
这些民族处于中国、印度、西亚三大文明区，正是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上，他们给汉人的印象就是他们长于经商。
（注21）汉朝有效的控制塔里木盆地显然为国际贸易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汉朝军队的巡逻使交通变得安全，稳定的食物供给提供了较舒适的旅行。
（注22）因此大批的中亚商队带着珍珠、玛瑙、水晶、沉香，砗磲、琉璃、琥珀等进入中国，从中国带出丝到地中海区。
（注23）
国际贸易的利润一定相当惊人，所以他们不顾地理上的险阻和困难来到中国。
（注24）而汉朝下阶层的人也争先恐后投入这新辟的国际贸易事业中，不择手段地寻求财富。
（注25）班超伐焉耆时，还一度发吏士贾客千四百人。
（注26）在西域，中国的商人为数一定不少。
此外，此时在中亚出现的贵霜帝国也有助于这国际贸易。
建立贵霜帝国的月支人已放弃游牧生活而建立一个商业帝国。
他们利用地理之便，控制今日原俄属中亚、阿富汗全境、伊朗的东部，巴基斯坦的北半部，印度的旁遮普省，掌握了三个文明之间的国际贸易。
根据今人的研究，贵霜帝国的官僚组织和军队是为了维持和控制贸易活动而运作，政府的主要收入就是贸易活动。
（注27）在这个商业帝国里，商人和贵族一样享有尊贵的地位。
（注28）透过商业活动，贵霜所使用的语言远达离敦煌不远的鄯善。
（注29）沿着丝路，月支人在和阗、龟兹、鄯善、河西走廊、长安、洛阳、山西省黄河的东岸，安徽省的淮阳，形成自己的聚落，（注30）他们的人口在西晋一定达到相当可观的人数，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册封他们社区的领袖为中国的官吏。
（注31）
丝路的国际贸易并未因为汉帝国在西元220年的崩溃和贵霜帝国的没落而受阻。
相反的，由于佛教在中国逐渐流行，中国更需要砗磲、玛瑙、琉璃、琥珀、珊瑚等七宝来装饰庙宇和佛像。
七宝（除金银外）均不产于中国，必须要从中亚输入，因而造成国际贸易更加兴盛。
庞大的宗教消费使中亚商人源源不绝地进入中国，（注32）粟特商人更目睹了洛阳的陷落与烧掠。
（注33）
（二）商人和佛教
此节将说明商人是佛教的主要支持者，透过商团的活动佛教传布到世界各地。
佛教传入阿富汗不晚于第三世纪前的阿育王，我们可从阿育王在今日阿富汗的Shaabhaazgarhi和Maansehraa两地所立的石柱铭文可知。
（注34）第二世纪晚期，丝路的国际贸易开通时，佛教已经植根在中亚和印度的西北。
（注35）
佛教传入中亚是靠着王权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归结王权是佛教扩张的单一力量。
在阿育王的例子中，君主的护持是佛教扩张的重要因素，但我们从历史中也知道君主也是摧毁佛教的主要因素。
（注36）君主对佛教可以扮演正面和负面的角色。
事实上，阿育王之后，中亚沦为各游牧民族的战场，许多游牧民族的君主残忍地迫害佛教，（注37）因此维系僧团是在家的信徒，而不是君主。
在这些信徒中，商人是佛教最主要的支持者。
商人所以成为佛教可靠有力的支持者，这和佛教的教义与成立的历史背景有关。
在佛陀时代，商业※呇b恒河流域兴起，但是新兴的商人在传统的种性阶级里没有地位，他们所赚得的财富不能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即使他们愿意出钱赞助宗教活动。
（注38）他们被归类为vai｀sya，四色阶级的第三阶级。
在印度，最高的文化价值为解脱，只有婆罗门阶级的人才可获得。
换言之，财富不能让他们取得文化（也是人生）中的最高价值，对这点商人当然不满。
对应商人的不满和挫折，佛陀宣称，人的命运和个人的社会阶级无关，而和他主观的动机和行为有关。
个人终极的命运决定于个人所做的功德多寡，这像是商业的行为，功德是可以赚取的，累积的，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此外，佛陀也认为，解脱的知识不是婆罗门阶级所独享，而是超越社会阶级，向所有希望得到解脱的人开放。
他的新解释很受到新兴商人的欢迎。
由于商人的支持，佛教可以在婆罗门教的环境中立足于印度。
（注39）在佛教历史里，最先听佛陀说法的是商人，这绝不是一个偶合。
此外，佛教的在家众中，给孤独Anaathapi。
ndika长者对佛陀的供养提供了商人是佛教有力支持者的例证。
‘长者’‘Sre。
sthin，g。
rhapati在当时印度是指商会或工会的领袖，在佛教的文献里常指的是商人。
（注40）给孤独是舍卫城的富商，不但施舍许多钱和物品给佛陀的僧团，并且捐了一个大花园，成为佛教第一个僧院。
此外，据律部所言，佛陀自己规定僧人旅行时，得和商团一起行动。
（注41）显然这一个互惠的合作，僧侣可以从商人处得到较好的物质照顾和生活的保障，而商人可从僧侣处得到精神的慰藉和医疗的照顾。
（注42）
我们从律部读到许多佛教僧侣和商人共同旅行从事一些非法的勾当，例如商人利用僧侣、或僧侣帮助商人，在通过纳税处时，逃避关税。
有时僧侣帮助商人逃税可以得到商人所逃税款的一半或全部作为报偿。
（注43）这非法的事一定时常发生，迫使佛教定下律则阻止这些事不断的发生。
（注44）
此外，律部也规定僧侣和商人一起旅行时应该注意的行为细节，这包括了大便、（注45）小便、（注46）甚至放屁。
（注47）
这个互助式的关系变成佛教向外扩张的主要的形式，佛教随着商人到世界各地做生意而传布到印度以外的世界。
在中亚，我们可从蓝氏城（Balkh）的字根和最先供养佛的两个商人之一的Bhallika相同可知，佛教传布到此地区必和商人经商于此及支持有密切的关系。
（注48）
佛教透过商团扩张的方式可以解决佛教传入中国的许多疑团。
在中国官方文献所记载西元65年楚王英的事件中，我们已经见到有沙门和优婆塞的出现，换言之，此时在中国的佛教僧侣已受到在家人供养。
西元前128年汉朝开始和信仰佛教的中亚各民族接触，经过了将近两百年，佛教透过中亚商团带入中国，而在中国有此规模，比较合情合理。
西元元年前左右，初入中国的佛教僧侣必然顺着既成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受家信徒的供养，否则僧侣很难在异地维系佛教信仰。
商人是佛教进入中国的媒介可以确定。
《理惑论》中就提到‘今之沙门耽好酒浆，或蓄妻子，取贱卖贵，专行诈绐。
’（注49）说明僧侣和商业活动不分。
佛图澄令弟子到西域买香，（注50）显然僧侣也可参与商业活动。
这正好说明为何中国官方的资料中几乎没有佛教在中国活动的记载。
如前所说的，商人在中国的社会中的地位低落，中国的史学家根本不注意他们。
如果商人是外国人，我们更无从得知他们在中国的活动。
因此，要了解佛教在中国初期活动的情形，我们得依赖考古的资料和佛教初期翻译作品。
四、早期中国的佛教徒和佛教信仰
中国考古学家最近发现许多第二和第三世纪有佛教象征的考古遗物。
所有的遗物都出于墓葬。
这些象征物是佛像或僧侣像。
大部份这些像出现在陪葬的铜镜和堆塑罐上，有些出现在墓穴的浮雕上。
根据当时的观念，死后的生活和生前没有什么不同，墓穴所陪葬的器皿和装饰也应该和死者生前使用的器皿和装饰一致。
因此，所发掘出来的器物对我们了解早期中国人对佛教的看法有重要的价值。
这些佛教象征物的陪葬品有下面几个特征。
第一、佛像和僧侣像不是主要崇拜的对象，他们是器皿上装饰的一部份。
他们通常和其他中国神话中的人物，东王公和西王母（象征长寿）、或摇钱树（象征财富和土地）、龙、虎（辟邪）等一起出现。
（注51）如此的组合说明佛教一进入中国就同化于中国的宗教中。
此外从中国神话意义上来推敲，佛像和僧侣像应该和中国神话人物中的象征不会相差太远，即是，希望佛陀和僧人能保障死者能有较好的来生或死后的生活。
第二、从考古发掘出的遗址的地点来看，和文献上所说佛教活动的地区并不完全吻合。
有六个地点属于东汉：
内蒙的和林格尔、山东的沂南和滕县、四川的麻濠和彭山、江苏北部的孔望山。
（注52）在已知的文献里，从未提起内蒙和四川在东汉有佛教活动。
更有趣的是，到了三国和西晋，佛教在考古上的踪迹不见于华北，反而是出现在长江流域各省。
阮荣春曾把考古发现有佛教象征的器皿做过一个统计，（注53）把它组成下列一表。
┌─────┬───────┬────┬──┐
│ 地区 │ 器皿 │ 时代 │总数│
├─────┼──┬────┼─┬──┼──┤
│ │铜镜│堆塑罐等│吴│西晋│ │
├─────┼──┼────┼─┼──┼──┤
│ 江苏 │ 1│ 15 │8│ 7│ 16│
│ 湖北 │ 6│ 3 │7│ 2│ 9│
│ 浙江 │ 2│ 9 │5│ 6│ 11│
│ 安徽 │ 1│ 1 │1│ 1│ 2│
│ 湖南 │ 1│ │1│ │ 1│
│日本（注54）│ 11│ │6│ 5│ 11│
│ 不详 │ 8│ 2 │8│ 2│ 10│
│ │ 30│ 30 │36│ 24│ 60│
└─────┴──┴────┴─┴──┴──┘
我们当然不能只根据考古资料断言第三世纪佛教在华南方比华北活跃。
汤用彤注意到从道安起，佛教学者开始重视正信佛教，不愿承认和中国民间信仰相混的佛教，（注55）而华南所见的佛教考古遗物属于后者，因此可能造成文献和考古资料不符的现象。
然而考古所留下的资料让我们了解佛教初传中国的情形。
第三、大部份的墓穴都是属于平民或下阶层的人。
唯有一次在浙江的发掘中，墓砖上有三个姓，陆、潘、和朱。
（注56）此三姓人在江南是大户，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儒家学术没有关系，他们在中央政府中也没有地位。
此外，汤用彤先生在一个汉碑上认出一个姓名，郭子碧，就是支娄迦谶翻译《般舟三眛经》的笔受。
（注57）此石碑上记载郭的头衔是祭酒。
祭酒在汉朝是祭孔仪式时主祭者的头衔，（注58）但在东汉末年，它也是道教祭司的头衔。
汤用彤就认为郭子碧是道教信徒。
因此从我们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佛教在中国流传的最初三个世纪，信奉者多是中国平民，还有一些小知识份子，但是没有儒家的知识份子。
这些早期的中国佛教徒不会关心佛教的哲学，他们所关心的是佛教在实际生活上的功能。
结果，佛教融合于重视实质回报的中国宗教中。
最后让我们检讨宫廷的佛教信仰。
宫廷佛教信仰最早被提到的是东汉楚王刘英。
《后汉书》转述形容他宗教行为的明帝诏书：
‘楚王尚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宜，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依蒲赛、桑门之盛馔。
’（注59）此外，桓帝延熹九年（166）时，襄楷上书皇帝，劝他节欲，‘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
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
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
’汤用彤先生指出在汉朝时，‘道家者流，早由独任清谈之教，而与神仙方术混同。
阴阳五行，神仙方技，既均托名于黄帝。
而其后方仙道，更益以老子。
于是黄老之学遂成为黄老之术。
降及东汉，而老子尤为道家方士所推崇。
’（注61）而桓帝祭祀黄老浮屠的目的是‘获祚’——‘追求长寿’，在这点上，宫廷佛教和民间佛教没有什么不同。
对皇帝言，佛陀和黄帝、老子的功能是一样的。
在民间，佛陀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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