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昂主题的四个变奏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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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派完全信奉物理现象的纯粹力学解释”。
[p.72]
迪昂进而把英国学派和欧洲大陆学派在理论构造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看成两类不同心智或思维（mind）的特殊表现——一种深而窄，另一种广而浅。
“法式思维与英式思维的差异在于：
法式思维不惧深奥的抽象和冗长的演绎，但却排斥设想太过复杂、无法恰当归类的东西；
英式思维处理的对象非常丰富，然而大多比较浅显。
我们比较这两派的著作时，这种鲜明的对照就会常常显现在我们面前。
”[p.64]
举例来说，迪昂比较了莎士比亚戏剧与法国古典戏剧，认为前者的情节和对话显得杂乱不堪，而后者却安排得井井有条。
在物理学中，迪昂认为，虽然麦克斯韦模拟导体中真实的安培电流来构建电介质中虚幻的“位移电流”模型显示出过人才华并令人称羡，但威廉•汤姆孙（开尔文勋爵）的许多力学“发明”，比如在其权威著作《分子动力学教程》（LecturesonMolecularDynamics）中提出的诸模型，都是令人生厌的怪物；
而其中最令人厌恶的则是那些为英式思维所推崇的各种力学以太模型。
这在迪昂看来，即便不是退化的心智，至少也是退化的方法。
不过，仔细阅读迪昂著作的这一部分（第一部分第四章）便可发现，他并未给出大陆心智或思维的鲜明事例。
迪昂承认，欧洲大陆最优秀的思想家也建立模型，只不过他们并不是动辄就建模，而且他们的模型在力学细节方面也不像英国人所设想的那样荒诞怪异。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
迪昂在理论建构方面是完全反对建立模型，还是仅仅反对建立力学模型？
后一反对源于对机械论哲学（mechanisticism）的普遍反感，这一哲学在19世纪后期的英国思想界相当盛行。
或许可以说，迪昂的观点中隐含了“好模型”与“坏模型”之分。
今天看来，迪昂对英式思维与大陆思维的漫画式勾勒我们完全不必理会，但他试图区分两种不同的心智或思维仍然是合理的，只要我们不将这两种不同的心智与两个不同的民族或区域联系起来。
尽管世间没有一个男性身躯展现出纯粹的男子气概，也没有一个女性身躯展现出纯粹的女性气质，但这两种对立气质的区分仍然是合理的。
尽管如此，认为一种类型的心智或思维严格对应着一种物理学研究方式仍是存在问题的。
这种主张在当代心理学或心灵哲学中难以获得支持。
因此，我们最好不要认为迪昂是在用这类术语谈论心智或思维。
因此，我们不能将上述两类心智或思维——广博抑或深刻——与实际的民族、文化或心灵类型联系起来。
我们可以将它们看作通常为两类不同心智倾向（disposition）的科学家所采用的不同研究方法（这里“倾向”是可以用心理学术语刻画的一般心理特征，比如是偏爱简洁优雅还是偏爱复杂凌乱）。
物理学中，为已知现象构建理论的方法之一，乃是力图用高度抽象的术语来表征该现象，找到连接这些术语的一般原理或合法命题。
让我们将这一方法称为A方法，因为它是抽象的（abstract）或公理化的（axiomatic）方法。
从抽象命题出发，通过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推导，最终得到的结论可以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
这种方法与其说是反对建模，还不如说是刻意回避建模；
或者说，它偏爱抽象的模型，而不是“有血有肉”的模型。
当迪昂提到法国或欧陆思维将物体缩小为一个带有质量与电荷的、无维度的点时，他认为这种做法不是建模，而是一种理想化和抽象化。
但如果采用当今科学与哲学文献中更广义的建模概念，迪昂可说是只支持那些术语和成分完全抽象的模型，例如质点、点电荷、电势线和重力势线等之类的纯几何模型[Duhem1954，pp.69-71]。
另一种方法——我们称之为C方法，因为它是具体的（concrete）——把建立模型作为科学表征必不可少的活动来加以鼓励。
并不是这个方法比A方法采用了更少的数学或抽象思维；
其区别主要在于表征、解释以及从本体论角度看待现象的方式。
对于A方法，表征是完全抽象的：
可测量是被界定的，并用符号来表示，这些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或演化方程都被给定。
至于这些量“具体表达”（embody）什么则并不重要，可以留给我们的想象力，这类想象在迪昂看来与科学不甚相干。
相反，C方法总是利用常见的具体事物来表征物理现象，其具体程度取决于所需模型的类型，比如空气流动的水力学模型比股票市场模型要具体得多。
假设对于同一现象，比如伦敦的天气，有两种理论和，它们分别是采用A方法和C方法的结果。
这两种理论的唯一区别在于：
在理论中，天气被表征为可观察物所组成的系统；
而在理论中，天气的表征是完全抽象的。
两者使用了相同的变量（或许名称不同，但测量天气现象的方式相同）、相同的经验归纳和相同的力学定律。
如此看来，相比于，中的模型是额外的东西；
问题是（这正是迪昂的观点）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额外成分，或者说相对于有何优势？
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当然更好，因为它可以用更少的元素达到同样的效果。
正如我在上面提到的，两种方法的主要不同在于现象是如何被表征、解释以及有怎样的本体论。
到目前为止，C方法并没有比A方法显示出任何优势。
我们能够认为这些有具体细节的模型在本体论上真实吗？
或者说，这些模型真的能够告诉我们所表征的系统到底是什么样子吗？
这些问题，不仅作为一般哲学问题，就是作为历史问题，都很难回答。
为托勒密体系辩护的天文学家们是否相信所有本轮都真实存在？
开尔文勋爵是否在本体论上相信他那复杂费解的以太模型？
今天的物理学家们是否真的相信希格斯机制中“鬼粒子”的存在？
更尖锐的实例是弦理论。
我们知道，基本粒子的超弦理论有很棒的数学理论作为支撑，作为数学理论它是成熟而精密的，其逻辑严密性——迪昂所推崇的欧陆思维之特征——毋庸置疑。
问题是，若把弦模型当作真实存在则令人十分困惑。
这难道不是一个用以反驳因无法为弦设想出一个合理的C模型而批评超弦理论的绝佳的迪昂式论证吗？
如果一个人仅仅因为超弦理论的具体模型显得费解就放弃这一理论，并且对每个新理论的态度都一贯如此，那么他无疑是迪昂派所谴责的对象；
但大多数的科学家都似乎比这聪明。
将具体模型当作真实存在，并不意味着幼稚地认为真实存在的事物必须与其模型完全相似。
一个与实在论一致的更合理的看法为：
（1）模型是用来指称独立于我们思想的、真实存在的事物；
（2）这些模型近似于这些事物，而近似到何种程度才可接受则取决于很多实际因素，其中包括对说明/理解的要求和所属学科的期望；
（3）近似程度总是可以得到改善的。
洛克的错误或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洛克认为，我们对外部物体第二性质的观念，来自于那些物体中永远不为我们所知的神秘力量。
我们可以获得关于外部物体的真知识，但却不能窥知它们的神秘力量，因为根据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只能通过第二性质（以及宏观尺度上第一性质的观念）来认识这些神秘力量。
这种看法如今已没人持有了，因为我们能够测量反射电磁波的频率和表面分子振动的频率，我们相信这些大概就是洛克所说的引起第二性质的神秘力量。
这些频率是否确实就是电磁波和表面分子的固有特性或许是一个更为深刻的哲学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洛克的想法——仅仅因为我们无法直接观察那些产生第二性质的神秘力量，就认为我们永远也无法认识这些力量——是错误的。
同样，目前超弦模型所表征的对象不那么“像”时空弦，并不等于以后没有改进的模型可以恰当地表征时空弦。
那么认为用A方法构建的理论不能用来解释或说明（explanation）现象的观点对吗？
②这显然不对；
对于特定的现象，一个抽象的理论可以提供与具体理论同样多的因果解释。
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希望得到什么样的解释，有时太多的具体细节不能帮助反而会阻碍解释的效果[Bokulich2004]。
比如地球的大小和形状等细节对于解释为什么它在观测到的轨道上绕太阳运行毫无用处，更别提地球表面那些物体对此解释的作用了。
然而，也有许多抽象理论不足以提供解释的例子。
以上所述仅在假定模型与理论的形式部分可分离的情况下才有意义。
换言之，将C方法中的模型换为A方法中抽象的、无语义的表征，不会影响理论的分类能力和预言能力。
任何可以用C理论解释的现象都可以很好地用A理论来解释。
但这一论断对于所有科学理论甚至对于大多数科学理论来讲，都不是显而易见的。
赫西[Hesse1966]在模型研究中谈到了积极的、消极的和中立的类比。
积极类比是指模型与实际相似的情形，而消极类比是指模型与实际不相似的情形，中立的类比则是指目前难以确定模型与实际是否相似的情况[Hesse1966，pp.8-9]。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超弦类似于普通的弦，因为它们有一定的长度（积极类比）；
我们也知道它们不像橡皮筋，因为它们没有弹性（消极类比）；
但它们是否像三维物体一样有一定厚度呢（中性类比）？
中性的类比，如果足够重要，大都会关系到理论的形式部分的构建，最起码也会影响到对这部分的处理。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若是不涉足科学哲学的深水区，不去探讨模型的本质、科学表征的性质和结构主义等问题，我们就无法推进对这两种方法的真正理解。
下一节我们就转向迪昂主题的第二变奏，即根据当今科学哲学中的模型和建模概念来检视这两种方法。
二、第二变奏：
模型与紧缩主义
模型通常被视为科学表征的工具；
科学理论不论是否包括模型，首先都必须能够表征现象，继而才能发挥诸如解释、预测等其他功能。
理论的解释与预测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对现象表征的好坏。
迪昂对模型的抱怨部分源于他认为实现科学的目标——预测（若非解释）——不需要模型。
他在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或论证这一点，但毫无疑问，迪昂相信理论不需要力学模型就可以表征现象。
这一观点更精致的表述是卡伦德与科恩在其近期文章中[CallenderandCohen2006]提出的科学表征的“紧缩主义”（deflationism）。
卡伦德—科恩思想的要点是：
用以实现表征作用的模型并不一定需要是通常意义下的“模型”③（目前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模型，都是与被表征对象有某种相似的人工物品，不管是物质的还是心灵的）；
任何东西或手段，只要它能成功地表征所欲表征的系统，都可称之为模型。
卡伦德和科恩通过重新考察什么样的模型可以作为表征工具，在某种意义上解决了迪昂论及的科学中模型之作用的问题。
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即使在A方法中，在着手建立理论之前，系统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被表征；
而这种表征手段正是卡伦德—科恩紧缩论意义上的模型。
卡伦德和科恩在论文中暗示，大量混乱来自于人们试图为错误的问题提供答案。
比如在询问模型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时，人们总是试图去澄清在何种意义上一个模型与其对象算是相像（不管是相似或还是同构）。
卡伦德和科恩认为，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混淆了科学模型的“构成问题”和“划界问题”；
只有划界问题，即哪些表征手段更适合的问题，才需要某种评判标准（比如，在需要视觉表征时，相似性就可能很重要）。
卡伦德和科恩还指出，我们必须区分科学模型的“构成问题”与“说明/规范问题”。
“说明/规范问题”是玛格丽特•莫里森所讨论的问题[Morrison2006]，比如“对于给定的现象，是什么使得一个模型成为正确的模型”，或如“模型表征的依据是什么，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构成一个正确的表征？
”
以上这些区别确实早就应该为人们所注意。
我们不禁想起寻找真理论时的类似情形④。
在各种真理论——符合论、融贯论或语用论——何者为真的争论中，塔斯基（Traski）的去引号方案（比如“雪是白的”为真当且仅当雪是白的）唤起了人们对紧缩理论的期待：
在紧缩理论中，“为真”要么被视为一个冗余谓词（按照拉姆齐[Ramsey]的方式），要么被视为一个具有去括号功能的句法符号（按照蒯因[Quine]的方式），要么……即便存在关于人类如何能建立和判断真陈述的深层问题，比如符合论者或语用论者所争论的那些问题，它们也与真谓词无关[BurgesandBurges2011]。
卡伦德—科恩论证的基本思想如下：
科学表征是可以被还原为基本表征手段（fundamentaldevices）的派生表征手段，这里的基本表征手段是指人们（例如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按惯例或约定用来标记对象（现象或系统）的各种心灵状态。
至于这些心灵状态是什么，在我们确切知道模型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进行表征之前，仍然是一个深刻的、难以获得明确答案的形而上学或认知科学难题。
这种观点本质上是狭义格莱斯主义（SpecificGriceanism）的延伸。
狭义格莱斯主义对语言符号如何表征事物或事态给出了还原性解释。
通过文字或口头传播的、作为语言或形象表征工具的词句，是通过与人们表征某事物时大脑中所产生的心灵状态发生还原性联系来获得语义的。
科学表征的手段，比如模型，也是以类似方式进行的，即广义格莱斯主义（GeneralGriceanism）的观点。
表征的基本策略是相同的，它对派生表征手段如何表征世界给出了统一的解释。
为佐证这一点，卡伦德和科恩还提到这样的表征行为：
在某一时间以某种方式升起的灯笼可用来表示敌军的出现或消失，餐桌上的盐瓶可用来表示自己喜欢的地理区域比如马达加斯加[CallenderandCohen2006，pp.13-14]。
这里的关键和唯一的充分条件就是这些手段能引出表征者们心中恰当的意向（intentional）状态。
这一点上，泰勒[Teller2001]也可以被视为持有类似的紧缩主义立场。
关于科学模型应该是怎样的，他说道：
我的立场是，原则上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模型，使之成为模型的原因是它被模型的使用者当作或用作对某物的表征。
因此讨论模型的意义转移到对表征本质的理解。
[Teller2001，p.397]范•弗拉森（vanFraassen）对表征也有相似的看法。
他注意到，如果一个人想有自己的表征理论，那么就必须接受他所主张的“基本命题”：
“仅当某些东西被用来表示某些事物时，我们才有表征。
”[vanFraassen2008，p.23]。
对于任何物体或事态，还有什么不可以按某种约定被用来作为表征呢？
所以，任何事物都可以用作表征，而怎样的表征才算是正确的只是一个约定性的问题（即语用学）。
如果这是正确的，如果只要能唤起恰当的心灵状态的任何事物都能被用来表征其他任何事物，那么许多一直争辩不休的概念，如模型与其对象之间的“相似”或“同构”，甚至“部分同构”这类术语，与科学表征的“构成”（即我们所称的“模型”）毫无关系[Suarez2003]。
两个不同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里回避了一个根本问题。
当问到科学模型是如何进行表征时，我们可以将其看做是问以下两个不同问题之一：
（1）什么样的手段适合于表征我们周围的世界？
（2）我们是如何表征我们周围世界的？
问题
（1）可以用紧缩理论来回答，但问题
（2）则不能。
或者应该说，要回答问题
（2），我们起码需要知道一些关于基本表征手段（大脑的心灵状态）的一般限制以及它们与派生表征手段之间的关系。
换言之，科学模型或科学表征的问题不仅是关于什么样的外部或派生手段可用作表征物的问题，同时更是关于外在表征手段可以让我们知道被表征物体或事件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这至少涉及基本手段和派生手段之间的特殊关系。
⑤
为突出这其中的差异，我们可以换一种略微不同的说法，即科学表征（模型和建模）问题是关于：
（1）心灵中的基本表征是如何以具体的或形象的形式呈现的；
更重要的是，
（2）心灵中引伸的基本表征是如何以具体的或形象的形式呈现的。
引伸的基本表征是指那些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比如原子或电磁场）在心灵中的表征。
我认为，这类事物的科学模型是对那些我们心目中所“看到”的（或者至少科学家们希望我们看到的）事物的有形的或符号化的复制。
在这个意义下，我们不能认可紧缩理论的主张，认为任何工具、语词、信号灯或手势都可以作为恰当的表征手段；
同样，我们也不能将其仅仅看作一个语用学问题。
从紧缩理论我们得知：
只要能唤起我们彼此心灵中正确的心灵状态，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来表征我们想要表征的东西，但这意味着什么？
这种心灵状态包含哪些内容？
我们说，它首先必须包含实现还原的信念。
无论这种信念是什么（也可能是各种各样的），它都必须有这样的效果，即表征手段指称一致约定的对象。
当我的社群同意使用三个椰子挂在入口上方来代表里面有医疗急救时，它必须能唤起一种信念状态，该状态所包含的内容能实现这样的效果，即当看到三个椰子挂在门上，就知道里面有医疗紧急事件。
其次，这种心灵状态也包含其他内容，即由表征手段所联想到的心灵中的事物，比如过去用该表征手段所表征的事物的图像。
真的如紧缩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该表征手段可以唤起任何我们想要的内容吗？
当我们应该探讨的问题变为“我们（人类）如何表征周围的外部世界”，而不是“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道具或标志表征我们周围世界的其他事物”时，紧缩理论就不再够用了。
模型和建模问题有理由被视为关于前者而不是后者的问题。
卡伦德—科恩和特勒正确地表明，派生表征手段必须能够还原为基本表征才会有效，而基本表征工作是在我们的头脑中完成的；
但他们错误地认为实现还原关系就解决了科学模型和建模的构成问题。
以建模形式进行科学表征的目标并不在于提出一些符号或客体，以帮助我们唤起大脑中存有或应有的终极表征，而是旨在找到适当的有形的或符号化的手段来展示心灵中所表征的东西。
⑥
维特根斯坦曾在他的《逻辑哲学论》[Wittgenstein1961]中提出了意义的图像说。
比如他说：
“一个命题是实在的一幅图像。
一个命题是我们设想的实在的一个模型。
”（4.01）“一个名字代表一个事物，另一个名字代表另一事物，他们相互结合。
以这种方式，整个组合——如一个生动的场面——显示一个事态（4.0311）。
”如果按卡伦德和科恩或特勒的观点，把命题作为实在的图像可能显得过于夸张和多余，但把它们作为“实在的模型”则是不成问题的。
一般来说，仅就表征我们周围的世界而言，意义的图像说应该是紧缩主义者能够接受的。
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说已被多方批判；
我怀疑至今还有哪位哲学家仍然信奉它。
如下的批评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上面提到的问题
（1）和
（2）的区别。
戴茨[Daitz1956]在批评意义的图像说时，坚持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词句与图像（如绘画、雕塑和力学模型）在表征方式上存在着根本区别。
一般而言，图像表征（戴茨称之为“图标”）所包含的元素对应于被表征物的元素；
再者，虽然表征元素与被表征元素之间不必有任何相似关系，但表征元素之间的联系必须与被表征元素之间的联系有一定的可感知的相似性；
正是这后一特征将图像表征与戴茨所称的“纯约定性”表征（包含语言表征）区分开来。
举个简单的例子，“water”有五个字母元素“w”、“a”、“t”、“e”、“r”，这五个字母元素并不对应于组成水的任何元素，此外，这些字母的串联与水分子的化学键之间也没有任何相似性。
反之，水的分子模型W是一个典型的图像表示，塑料模型中每个独立的构件皆对应于构成水分子的元素（尽管是以一种粗糙的方式），这些构件的排放方式也假定与水分子的化学键类似。
因此我们可以说，戴茨在这一点上无疑是正确的。
我们既可以用命题也可以用图像来表示一个苹果、一次交通事故、一幕戏剧，甚至是一个虚构的人物比如圣诞老人，但命题表征与图像表征是根本不同的，连最基本的表征构成问题都不相同。
图像表征和约定表征是相互排斥的（或许还是互补的）表征方法。
要支持这种直觉上颇有吸引力的主张，就必须理解我们的心灵最终是如何表征我们周围世界的。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找出是什么约束着承担基本表征工作的心灵状态。
这显然是关于心灵与世界关系研究的一部分。
卡伦德—科恩论题的另一个要点是，我们可以把科学表征的各种问题归结为基本表征手段（即恰当的心灵状态）问题。
构成问题，正如上文所述，可以通过理解派生手段和基本手段之间的还原关系而得到解决（广义格莱斯主义）；
划界问题关注的是何种类型的表征手段是正确的科学模型，这一问题可以从语用学角度来解答，比如将科学解释或预测中的适当需求与适当的表征类型匹配起来。
如此一来，关于相似或同构在科学表征中是否不可或缺的问题，就不应被视为与构成问题相关；
它至多关乎划界问题，因为它其实是一个语用学问题。
现在我们认识到，卡伦德—科恩论题并不完全正确。
的确，任何利用外部手段来表征都必然涉及语用层面。
即使采用图像表征，“材料的选择”也总是有约定自由度。
尽管水分子模型W必须有特定的结构，但使用什么材料来实现该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任意的。
无论我们选择不锈钢或塑料，都只是一个约定问题。
但这方面并不关乎我们如何表征的根本问题；
从根本上讲它不是一个语用学问题，而是一个认识论问题。
手段是否合理，取决于能否展示心灵中被表征的对象是什么样子。
表征手段的认知效能并不取决于表征手段与表征对象之间的类似或相似关系；
这一点古德曼[Goodman1976，pp.3-44]和范•弗拉森（同上）已给出充分论证。
它与我们如何从根本上表征我们周围的世界有关，所以最终还是一个认知科学和心灵哲学的问题。
无论答案是什么，它必定会限制外部表征手段的种类，而外部表征手段是用来展示对象是如何在心灵中被表征的。
我不敢在此妄称可以清晰地讨论“我们如何进行表征”这样一个心灵哲学中最基本的问题。
但以下观察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如果我们心灵主要是通过图像的方式⑦来表征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我们看到形状和颜色，听到不同音高的声音，感觉到不同质地的物体，并且这些就是构成我们经验的我们心灵状态的内容⑧——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要求，那些能被直接感知的事物的模型应该如图像般类似于我们的所见、所闻和所感。
而当构建图像模型并不是一个好主意时（不管基于什么原因），我们就得采用约定性的表征手段。
玻尔的氢原子模型就是一例，这个问题后两节还会提及，那里我将讨论结构主义以及模型与虚构的关系。
如果我们的心灵主要不是通过图像的方式来表征世界的，那么图像手段就必须被视为约定性的，我们必须把图像手段还原为心灵中的基本手段。
试想如果现今的计算机（不是未来的可能具有像人一样知觉能力的超级计算机）是有意识的，并且也在讨论这同一个问题，那会怎样？
由于计算机除了通过二进制字符串外无法体验自身周围的世界，它们的基本表征手段理应是非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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