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周时代的社会变革看制度创新思想的重要意义完整版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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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跃（1959—），男，北京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经济思想史、新中国经济政策研究。
代表着作：
《致富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战胜商纣王，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时间最长、历时八百年之久的周王朝。
同夏和商一样，周人也是远古时代黄河流域很早出现的部族。
相传周族的先祖弃“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
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
近年在周原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距今三千多年前的陶器、建筑瓦、铜镞和青铜礼器等，以及周人的甲骨文字，这表明周族有自己固有的文化。
然而，与刚刚被自己战胜的商族相比，周人除了农业比较发达外，在文化、手工业生产、经济实力、军事潜力，以及在整个中原的政治影响力都远不及商人。
实际上，周克商并不是文明战胜野蛮、或先进生产力战胜落后生产力的结果，而是杰出的机会主义者周武王巧妙利用商纣王好大喜功、连年征伐比周人更为强大的政治对手——东夷而疲惫不堪、无暇西顾的大好时机，精心准备、偷袭得手而已，周人时刻面临着商人卷土重来的危险。
周武王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克商后焦虑得睡不着觉，经常同弟弟周公旦等高级贵族一起，探讨巩固政权、维护周人统治的政治手段。
武王死后，商人残余势力发动叛乱，周公平叛后迅速颁布并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实际上是以武王为首的西周初期贵族统治集团经过长时间深思熟虑后终于成型的集体智慧的结晶。
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宗法分封制、井田制和礼乐文化制度。
一、宗法分封制——新的政治统治制度
所谓宗法分封制，实际上是宗法与分封两种制度的结合，即按照宗法制度的规定为各级贵族分土授民并严格规定各级贵族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宗法制度严格区分嫡、庶，确立嫡长子的优先继承权。
嫡长子继承制是宗法制度的核心，规定先主去世后必须由嫡长子继位；
如果没有嫡长子，则从嫡妻从嫁之娣所生之子补充；
如果没有这样纯贵族血统的母弟，只好从众妾所生之子中择年长者当选：
年龄相同者选择贤者，贤能相同时就由占卜来决定。
嫡长子将土地与官职分封给他的兄弟们，将一个国或家变成数个有血亲关系的兄弟小国或小家。
宗法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统治权力世代血亲相传。
不仅王位如此，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贵族的统治地位都是如此。
宗族内分大宗小宗，都以正嫡为宗子。
宗子作为本宗始祖的嫡系继承人，在宗族内享有无上的权力，宗族成员必须尊奉宗子。
大宗与小宗紧密团结，形成一个依靠对封邑、采地、禄田上劳动的下级族人（国人）及异族农民（野人）的剥削而存在的封建统治集团。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宗法制并不是周人原有的一种社会组织制度，而是周初统治集团为适应新的政治统治需要而发明的制度创新。
我们可以从史书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根据《史记·
周本纪》的记载，周朝的王业是从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开始奠基的。
然而，姬昌的父亲季历，竟是古公亶父最小的儿子！
不仅如此，季历的母亲太姜甚至还不是古公亶父的正妻，只是一个妃子！
也就是说，季历既不是长子、又不是嫡子，只是由于老爷子喜欢，老大太伯和老二虞仲才不得不逃亡到当时还非常荒凉的吴地，像当地的土着人一样“文身断发”，好让位给小弟季历。
而文王姬昌的母亲太任，也同自己的婆婆太姜一样，是个“贤妇人”即季历的一个妃子，姬昌本人也同自己的父亲季历一样，是个非嫡非长的庶出幼子！
其实，周人的王位继承甚至还不完全是父子相传，而是把王位的继承权交给亲族中最为贤能的成员。
武王死后既不将王位交给自己的儿子姬诵，也不交给更为年长的弟弟管叔、蔡叔，而是传位给小弟弟周公，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其实，在周文王和周武王的时期，周人还没有一个成熟的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的设想。
当时的做法，依然是传统的方国部落联盟，即包括周邦在内的所有方国，尽管有大小、强弱之分，但在各自统治区内都拥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各自是独立的邦国。
据《吕氏春秋·
用民》：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到周武王克商时，尚有千八百国，是一种小邦林立的局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
周武王克商以后曾经将神农氏、黄帝、帝尧、帝舜、大禹等古老氏族的后裔进行“褒封”，甚至连商纣王的儿子也被封为管理殷朝遗民的“三监”之一、“以续殷祀”，不过是走夏、商时代方国部落联盟的老路，让过去依附于商王朝的诸邦改为依附周王朝而已。
这种松散的政治结盟与统一国家中的君臣关系是不同的。
周代宗法分封制度的真正实施始于周公平定管叔、蔡叔等发动的“三监之乱”以后。
这时周族统治集团已逐步认识到为了巩固其统治，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就必须在新形式下，改革并构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制度，从而确立了宗法分封的政治统治制度，并辅之以一整套新的礼乐制度以保证其贯彻实施。
这些新的制度，一部分见于《周官》等史书中，还有很多已经失传了。
可以说，宗法分封制度的创立和实施是夏、商以来华夏社会政治结构变革的转折点。
史学大师王国维对此评论说：
“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
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世称王；
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
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
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
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
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
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
夏、殷以来古国方之灭矣！
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
”通俗地说，虽然夏、商、周三个朝代在时间上是有先后顺序的，但夏、商、周三个古老的部族却是同时并存的。
它们交替兴衰、先后掌握了黄河流域的政治支配权。
不同的是，夏、商两族虽然曾经强大过，并以武力使周围一些方国部落服属于自己的统治，向其纳贡，接受其军事调遣，但并不纳入其版图。
每个方国都仍然保有原有的国土人民和政治组织，并不坠命亡名，而是独立的邦国；
而周人确立的宗法分封制，却是个制度创新（或者说改变了游戏规则），打破了远古以来方国之间相互政治独立的格局，通过宗法分封制度建立起一个崭新的金字塔状的封建政治格局。
它以周王室为中心，连结许多有亲缘关系的诸侯国，形成在统一版图之内的强大统治机体。
国王与诸侯之间，既有嫡庶姻亲之间的宗法关系，又有明确的君臣尊卑关系。
他们是同处于统一王国版图之内、由封建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的大小封建领主之间的关系。
它已全然不同于过去大小邦国之间的关系。
与传统的政治制度相比，宗法分封制有两个非常突出的优点：
第一、可以平和地解决继承权问题。
我们回顾一下人类历史就会发现：
古今中外，人们的纷争很多都与继承权问题有关。
虽然长子继承制也有缺陷，但它的出现的确从制度上避免了很多潜在的麻烦，有利于政治稳定。
第二、不断分封的结果，会使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的周人越来越广地分布到其统治领域的各个角落，建立并巩固周人的基地，从而更好地保障周王室的政治统治。
这就是所谓的“封建亲戚，以藩屏周”。
二、井田制——针对异族的土地及赋税制度
相传井田制度是西周时代盛行的一种土地制度。
后来井田制遭到破坏，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经搞不清楚它的原貌了，以至于不少人甚至怀疑其是否真正存在过。
其实，战国时期的孟子曾经说过：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
……惟助为有公田。
”又说：
“野，九一而助；
国中，什一使自赋。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
”孟子的这两段话，是我们理解井田制及其相关赋税制度的关键。
孟子的话表明：
周人不仅把被统治者分成“国”和“野”两个大的社会阶层，而且对他们分别采取不同的土地及赋税政策：
对于主要由本族及与周人关系较近的部族成员所构成的“国人”，周族统治者采取的是自己传统的“彻法”，即定期、定量分配给氏族成员部分土地并让他们交纳10%的实物税；
对于主要由被征服的殷商遗民及其他与周人关系较为疏远的部族成员构成的“野人”，则是借鉴了殷人的传统做法，先将土地划分成九百亩一块的“井”，然后每八家农户分给一井的土地，让他们各自耕种其中的一百亩作为自己的“私田”，同时共同耕种剩下的一百亩“公田”，秋后将这一百亩公田上收获的粮食缴纳给“公家”——实际上是缴纳大约11%的劳役税。
周族统治者对被征服异族人的剥削与对本族人的剥削相差无几、并不十分苛刻，这与周初统治者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德治”思想有很大关系。
前面讲过，周族灭商，是以小族胜大族、小国灭大国的空前辉煌的胜利。
在胜利面前，周族统治者在无比欣喜的同时，也怀着极大的忧虑。
《周书·
召诰》说：
“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
”《周书·
君爽》说：
“我受命无疆惟休，亦大惟艰，……丕承无疆之恤！
”都表现了克商以后的周族统治者喜忧参半的心情。
他们对于能否巩固已得的胜利，怀有很大的疑惧。
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商王国原是泱泱大国，不仅人口众多，而且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也高于周族。
商王朝军事上的失败，并不等于商族国家生存力量的消失。
虽然周人把商人的土地和人民并入周王朝统治的版图之内，但是如果周族对商族采取直接的异族统治，必然要造成商人对周人在心理上和思想上的对立和仇视；
如果对此完全依靠军事和暴力的镇压，则只能使矛盾激化和对立加深。
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与对立，周族统治者在政治上一反商代的刑治思想，提出了“德”和“德治”的概念。
德是相对于刑而言，周族统治者所倡导的德治，就是对被征服者采取施恩宽惠的政策，给予一些好处，以便争取民心，稳定政局，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所谓“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用怀柔的手段对被征服者进行统治。
在德治思想指导下，周初统治者对商的旧臣遗民采取了比较宽惠的政治经济政策。
他们不是乘胜掠夺商族的财富，而是以吊民伐罪的名义向商民散发商王聚敛的财物，借此笼络民心，表现了周族统治者的政治远见。
与政治上的怀柔思想相结合，周初统治者还提出了裕民惠民的经济思想。
裕民惠民思想大量见诸周初的文诰及一些铭文中。
周初统治者总结商纣王“暴殄天物，害虐蒸民”，失去民众支持，因而国破身亡的教训，认识到民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统治者必须关注民的利益，以赢得民心，才能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
所以《周书·
蔡仲之命》说：
“皇天无亲，惟德是辅；
民心无常，惟惠之怀。
文侯之命》说：
“柔远能迩，惠保小民。
”希望通过引导民众生财求富，使之受惠感恩，不生叛逆之心，从而达到巩固其统治的目的。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减轻征赋历来是最为主要的惠民政策之一，周初统治者通过井田制度，将被征服民族的税负减轻到与本族人相差无几的程度，无疑是裕民惠民经济思想最为直接的政策产物，对西周社会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三、礼乐文化——增强政治统治效果的制度创新
我国历史上有“周公制礼”之说。
实际上，周初统治者不仅创制了规范新的社会政治结构的各种典章制度，同时还非常重视“乐”的社会功效，并将其与新创制的“礼”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礼乐文化。
周初统治者如此重视礼乐，是有其深刻历史原因的。
首先，如前所述，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搞的宗法分封制，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结构的一次巨大变迁，它使原来各部族方国间相对平等的松散的盟友关系，变成了上下依属的紧密的封建关系。
在这种新的政治结构中，王权得到了极大的扩张，王室与各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
为适应这种新的政治形势，需要一整套新的更为详尽的道德、法律制度，作为统治阶级内部各级贵族间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
“周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古代的所谓“礼”，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还包括国家的各种政治、法律制度。
正如着名学者章太炎在《检论》中所讲的那样：
“礼者，法度之通名。
大别，则官制、刑法、仪式是也。
”只是到了秦汉以后，官制、法律同礼的界限才逐渐分明，礼基本上专指“仪式”，与我们今天关于礼的概念比较接近了。
其次，周初统治者礼、乐并重，也是对传统政治手段更为精致、更为自觉的运用。
我们知道，周礼是贵族阶级内部的行为规范。
然而，不仅许多贵族阶级内部的行为会对全社会产生影响（所谓“君子德风”是也），还有一些行为甚至必须得到人民的理解和拥戴才行。
打个通俗的比方：
结婚本属个人行为，现在只需要当事人去有关部门登个记、领取一张结婚证明就已经完成了全部法律手续。
然而，在传统社会中却不然，需要举办一定程式的婚礼，通过一系列复杂的仪式、刺耳的音乐来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使结婚变成一件可以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似乎只有这样，两个人的婚姻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在古代，礼、乐的社会功效，与今天婚礼上的仪式和音乐所起的作用是相似的，都是试图通过对人们视觉、听觉的冲击来“影响”大众，加深人们对某一事件的理解和认同，从而达到一种社会效果。
实际上，这种通过感官刺激来影响大众的做法，是古今中外政治家们无师自通的一种政治法术。
因为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用简单的具象符号来传递一种政治意义，比用复杂的语言、文字表述更直观、更迅速、更准确，也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宗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思想文化，然而在历史上，人们通过各种繁复的礼仪、高耸入云的教堂、丰富多彩的圣像和壁画、优雅动听的颂曲和钟声、庄重素净的服饰和陈设，通过剃度、斋戒、长途仆拜甚至血淋淋的文身、血书、割礼等一系列的感官冲击，把书本上的宗教变成了活生生的宗教、变成了能够进入人们的想象和情感世界的宗教、变成了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宗教。
同样道理，历史上的改朝换代者们通过易帜、改国色（如秦尚黑、汉尚黄）、换装、留辫子或剪辫子，以及变换国旗、国歌、国徽、兴建大型广场和纪念碑、举行声势浩大的阅兵、集会和纪念仪式等一系列“礼乐”活动来全方位地冲击人们的各种感官、造成影响，目的也是为了把新政权新国家的建立这件大事情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脑海中，把概念上的国家变成活生生的国家，变成能够唤起人们的情感和想象、能够迅速为人们所认同的国家。
周初统治者重视礼乐还有一层政治意图，就是借助这些复杂的有形礼仪，实现政治统治的伦理化，减少政治统治的制度成本。
《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对人们应该如何穿衣、如何戴帽、如何吃饭、如何站立、如何乘车、如何祭礼、如何娶亲、如何敬老、如何慈幼、如何见客、如何朝君、如何谢恩、如何奏乐等一切行为都作出了具体的规范，把所有社会关系都固定成相应的外在仪礼，反映出周初统治者试图通过“礼教”手段达到“礼治”效果的政治目的。
当时识字的人不多，也没有发明纸张和印刷，文字只能载于沉重的竹简和昂贵的丝帛，流传极为困难。
加上没有权威规定的“普通话”，各国间方言繁多，言语沟通也颇为不便。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文明秩序主要不是依靠文字，而是靠“言传身教”、靠各种具体的造像活动来宣示和维持的。
古汉字中“文明”的文与“纹饰”的“纹”相通，绝非偶然，而是非常清晰地刻画出社会文明最初的展示形式。
四、结论
《诗经·
大雅·
文王之什》曰：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周初统治者在战胜强大的商邦之后，并没有故步自封，而是迅速确立宗法分封、井田、礼乐文化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以后长达八百年之久的周王朝的统治奠定了制度基础。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民族，其取得突破性进步的真正原因，既不是物质财富的简单积累、也不是形而下的器术上的改进，而是文化的进步、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创新。
这种以文化进步、制度创新为中心的人类进步范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从时间上讲，我们的近邻日本搞明治维新晚于中国的洋务运动，其当时的物质生产水平、财富的积累也远远落后于中国。
然而，与主张“中体西用”即在不改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观念、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现代化生产制造技术的洋务派官僚不同，新成立的明治政府首脑们上台伊始，尽管面对的是一个百业待兴的烂摊子，却还是毅然抽出政府半数以上精英，组成以右大臣、外务卿（相当于第一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包括“维新三杰”中的两杰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在内的大型使节团出洋考察。
使节团先后访问了美、英、法、德等12个西方先进国家，历时22个月，终于发现：
“东洋各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欧美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经济制度）、守产（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意识及制度），无不绝超东洋”，必须“将此开明之风移往我国，以使我国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
岩仓使节团回国后推出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中，最重要的，是对西方近代政治、法律和教育制度的全面移植。
同时，日本政府摈弃了通过兴办国营工厂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方针，走上了积极扶植私人企业、通过大力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正确道路。
此后，日本综合国力迅速增强，在不到三十年时间里，先后打败清王朝及沙皇俄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强国。
历史经验反复启示我们：
科技进步的成果必须有先进的制度环境作为保障，而先进的制度必然产生于先进的文化思想。
我们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才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近年来，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断发表讲话，强调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性；
政府有关部门也发出一系列旨在进一步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文献，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思想文化艺术复兴新时期的到来。
我们相信，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们会以更大的热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创建代表先进文化、适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新的制度体系、实现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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