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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芸芸众生仍然顽强的活下去，可见他们并非都想去死，他们有着“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他们想像福贵一样“死也要活着。
”福贵曾说过一句话就很好地总结了他这一生“做人还是平常点好，挣这个挣那个，挣来挣去陪了自己的命，像我这样说起来越混越没出息，可寿命长，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可我还活着”。
福贵的一生只是“为填饱肚子养活家人而活着，带着一种扶家荫子的责任重担而活着，并不是为了其他任何事物而活着。
”[4]（P33）在这里“活着”只是纯粹地“活着”，是一种最原始的、最基本的生存欲望，福贵不曾悟着生命的真实深层意义，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还流连于最原始的记忆中。
“当福贵抽去人的社会属性而将其还原为赤裸裸的自身自然时，不小心的将人的价值也过滤掉了，而剩下人物性——于是他对人的终极关怀也就被简化为‘活着’一词，惟问人是否活着，不追问咋个活法。
”[4]（P33）
福贵为了活着而活着，亲人离去了，他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他依然“友好”地对待这个世界。
福贵被抓壮丁，被分配炼钢，别人教他怎样他就怎样，他不为本身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需要”的层次理论，“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是：
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5]（P57）在这里，福贵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其实是属于人类需要的最低层的，在福贵的生命里，他已经被他的生理需要所控制，而其他一切需要都退居到次要地位了。
这样地“活”是一种悲，然而这样地“活”也是不易的。
“为此不易地‘活’和‘活下来’这一事实，大可构成‘活着’的意义，它支撑着‘活’的意念，成为‘活’的理式和力量”。
[6]（P75）人就是为了活着而活着，没有其他理由，这是人的生命最基本的关系，生命要求他活着，他就活着。
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福贵，除了生命本身，再也找不出任何活下去的理由。
而只有他的生命本身还可以使他活下去，可以使他有所期盼。
《许三观卖血记》讲述了许三观为不同的形势所迫，在生命的关键处卖血，用生命本身的能量或人自身最后的能耐解救自己，摆脱或暂时改善生存的困境。
许三观可以说是另一个福贵，他不断地卖血，血在中国人的观念中有着重要地位，血就意味着生命，“卖血”就意味着“卖命”。
许三观在物质条件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不得不以自己的生命——血的出卖来暂时维持一家大小的生活，他用出卖生命的方式来延续着生命，这也正体现了“为了活着”的生存目的。
所以当他无血可卖时，“许三观走在人行道上，他心里充满了委屈，年轻血头的话刺伤了他，他想着年轻血头的话，他老了，他身上的死血比活血多，他的血没人要了，只有油漆匠会要”。
[7]（P254）他意识到自己丧失了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的能力，他无力再应付那个残忍的现实对他任何可能的打击，于是他大哭起来。
“他敞开胸口的衣服走过去，让风呼呼地吹在他的脸上，吹在他的胸口；
让浑浊的眼泪涌出眼眶，沿着两侧的脸颊刷刷地流，流到脖子里，流到了胸口上。
他抬起手去擦了擦，眼泪又流到了他的手上，在他的手掌上流，也在他的手背上流。
他的脚在往前走，他的眼泪在往下流。
他的头抬着，他的胸也挺着，他的腿迈出去时坚强有力，他的胳膊甩动时也是毫不迟疑，可是他脸上充满了悲伤。
他的泪水在他的脸上纵横交错地流，就像雨水打在窗玻璃上，就像裂缝爬上快要破碎的碗，就像蓬勃生长出去的树枝，就像渠水流进了田地，就像街道布满了城镇，泪水在他脸上织成了一张网”。
[7]（P254）
这种“哭”，是对“死也要活下去”的愿望的一种强力抒发，是拒绝死亡的态度的宣言。
无论是在《活着》还是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无形的命运和不尽的困难无时无刻不对个体生命施以强大的压力，个体生命又因其对生命本身的珍视和对“活着”的贪恋而不停地挣扎。
前者是不断地将个体生命向死亡推进，后者却又竭尽全力使自我远离死亡。
这不可遏制的对死亡的靠拢和倾其所有的对死亡的逃离之间形成了无比巨大的张力，由此而迸发出来的来自生命的能量就显得崇高而伟大。
余华通过这两部小说，以他独有的方式找到了生命自身的力量，并给出了活着的目的：
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
人活在世界上，首先是为了“活”，不管怎样的形式，怎样的条件下，人都是拼命的为自己争取“活”的机会。
这使我们意识到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意识到生存的暂时性，意识到要珍惜一切活着的可能。
2生存中的苦难意识
2.1苦难的现实生活
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反复渲染的主题。
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或慢慢产生疲惫感”。
[8]（P97）然而他并没有对“苦难”这个主题产生丝毫疲倦，而是始终迷恋且乐此不疲地加以表现。
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苦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
有的苦难可能就此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甚至结束其生命；
有的苦难虽不足以造成如此大的影响，却接连不断，并促使人们在苦难的现实生活中疲于奔忙，导致更高精神生活的空虚。
也就是说，生命存在被普遍的置于苦难处境之中。
在他九十年代的小说转型中，“苦难”不仅被继承下来，而且“苦难”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生悲剧和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
余华认为，现实就是苦难。
他说：
“苦，重要的不是对苦的经历，而是对苦的感受”。
[9]（P18）他抓住了人物命运中最关键的特征——苦难。
因此，他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在命运的摆布下受苦。
《活着》讲述了一个老人福贵历经苦难的一生：
福贵曾是一个家有良田百余亩的地主阔少，少时不好好读书，长大钻妓院，后又迷上赌博，可谓是一个浪荡不羁的败家子。
他将田产和房屋全部输在牌桌上，将父亲活活气死。
当他洗心革面准备脱胎换骨重新生活时却被国民党抓丁，一去两年。
在这期间，其母在思儿与贫病交加中撒手西去，女儿凤霞因无人照顾由于发烧导致聋哑。
福贵好不容易死里逃生回到家乡，想与家人长相思守，安稳度日时，怎奈死生无常，命运多桀，变故接二连三地向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砸来。
先是妻子家珍患了软骨病卧床不起，再是儿子有庆为生孩子而大出血的校长献身，被惨无人道的医生过度抽血致死。
女儿凤霞因缺陷受制，与憨直的搬运工二喜喜结良缘，小两口恩爱有加，又怎会想到凤霞在生苦根时不幸死于大出血。
家珍在先失儿后失女的沉重打击下，终于经受不住命运的重创，凄然地离开人世。
本想命运之神会佛心赐恩，眷顾这个没有女人的三代同堂之家，可怜苦根四岁，父亲二喜在干搬运时又发生了意外，被吊车压得血肉模糊。
留下孤老幼儿艰难度日，相依为命。
看着苦根一天天长大，福贵觉得自己活的也有劲头，不料苦根又因贪吃豆子被撑死。
到头来，福贵孑然一身，形影相吊，与一头老牛为伴，共度余生。
然而，不仅仅是亲人一个个的死亡带来的打击，时代造成的困难也从没有把他放过。
首先是骤然从一个出身富贵、颐指气使、骄横跋扈的地主少爷，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租种着原属于自己的五亩土地的佃农；
紧接着是莫名其妙的被国民党抓去做壮丁上了战场；
大饥荒时他连儿子的羊都保不住；
大跃进的时候因为村长的一句话又把全村的锅砸了；
新中国的医生要救新中国的县长夫人，就让儿子死于非命；
愚昧的村民对女儿的残疾和嫁不出去也不断地嘲弄取笑；
直到福贵成了孤寡老人，却依旧要买牛耕田，苦难地生活。
在《活着》这部小说中，苦难无处不在，苦难无时不在。
生命存在被置于苦难处境之中。
余华将人间的苦难铺陈得淋漓尽致，我们所能读到的除了苦难还是苦难。
《许三观卖血记》也不例外，展现了实实在在的苦难，残酷的苦难。
作为一个苦难的忍受者，与福贵有所区别的是，福贵的苦难来自于他个人的亲人的丧亡，许三观却拿自己的生命作资本来承受苦难的袭击。
自从许三观第一次因好奇跟别人学会了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后，在每一个艰难时刻，丝厂送茧工许三观都是靠卖血来渡过难关：
为促成自己的婚姻而卖血，为儿子支付别人的医药费而卖血，为饥荒之年的生活而卖血，为讨好儿子的生产队长而卖血。
更悲壮与给我们带来更深刻的刺痛感的细节是：
为筹集大儿子一乐的医药费，许三观在去上海的途中一次又一次地连续卖血——在寒冷的冬天里，许三观将冰冷刺骨的发绿的水一碗碗灌进肚子里，然后浑身颤抖地走在通往医院的积雪的路上，一次次卖血使得许三观的身体一次次虚弱下去，一度几乎丧失性命。
《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苦难更加接近于真实的生活，因为生活里的苦难更多的还是来自于生活的压力，生活的不易和艰辛以及必须直面的生存困境。
许三观就是这样一个面对生存困境不断挣扎并生活下来的小人物。
无论是《活着》还是《许三观卖血记》都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正视苦难，这让我们想到了托尔斯泰在《苦难的历程》中写的那段话“在清水中泡三次，在血水中浴三次，在碱水中煮三次”，这与余华小说中的“对人类生存状态中的‘苦难意识’的关照”，在精神内核上是相通的。
余华在这两部小说中，一面让我们看到太多的苦难和制造苦难的罪恶，一面又提醒我们，对苦难试图加以解释和克服的一切努力都是如何的不可能。
让我们不得不承认：
在苦难面前，我们甚至是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我们能做的只是面对困难。
一遍又一遍亲尝苦难的人生，经历难逃的劫数，而这却又是最大的苦难。
2.2与死亡为伍
生存和死亡都是生命的不同篇章，也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
余华对死亡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热衷于死亡的话题，甚至让一些死亡的情景重复出现，在生与死的境地中刻画人物，揭示人物内心。
在生存和死亡的叠映中强化生命的意识，让对生命的感知厚重起来。
根据余华的回忆：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荡来荡去，一直到吃饭。
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3]（P11）“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见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3]（P12）正是这些特殊的经历，让死亡成为余华小说中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
他通过探究死亡的内涵来拷问生存，使这一命题表现得既丰富深刻又独具艺术价值。
《活着》讲述的是关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们学会的是如何不去死。
小说平静如水，不动声色的重复叙述了“死亡”，致使与福贵相关的人，除了他的亲人——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外，还有曾欺诈过他的龙二及患难与共的春生，都在那个赤贫的年代被触摸不到的命运因各种原因夺去了宝贵的生命。
回首福贵的一生，简直就是灾难与苦痛的组合与叠加，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让人应接不暇，不知何时会再次降临的死亡让人感到生命是何等的脆弱。
《活着》题目是“活”，主题却是“死亡”，主人公福贵有着九死一生的经历，在他的经历中有许多关于死亡的故事。
人，作为一个生命的单个体，在强大的历史面前，仿佛永远不值得一提。
历史完全可以把你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许三观的生存质量已大大降低。
卖血就是卖力气，就是卖命，为了生存，为了活着，许三观一次次地卖血，并且不断地张扬这种行为，想获得一种精神上的宽慰。
尤其是最后的一路卖血救儿，其实就是一条以死觅生之路。
显得十分的大义和壮烈。
而阿方膀胱被尿憋破，身体“败掉”了，根龙不久后死在卖血的当场……卖血者正自觉地把自己的身体一步步推向深渊，陆陆续续加速度奔向死亡。
许三观也意识到了每次卖血后身体会走向更为虚弱的境地，但他依然坚定地走向医院。
其中关于死亡的叙述，在对死亡的高度敏感与关注中进一步突出了余华小说的生存意识。
余华的“生存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一直与死亡为伍，但余华却没有让人一直在死亡面前屈服。
他在“远东地区文学论坛”上引用但丁的话说“人是承受不幸的方柱体”。
[10]（P228）福贵就是在承受亲人死亡的过程中超越的，亲人的死亡没有让福贵屈服，他依然坚强地活着。
许三观像福贵一样，在许三观拿自身的生命做资本来承受死亡的袭击的背后，是许三观对生命、对家人的爱和因此而本能产生的牺牲精神。
正是这些许三观并不自知的品质，构成了一种高贵的人性，从而帮助许三观完成了对死亡的最终超越。
死亡和生命的出现是紧密相连接的，是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现实存在，“死亡是一张无处不在的网，死亡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因为有了死亡，才使生存有了真正的意义”，[11]（P109）关注死亡就是关注生命。
正是《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死亡”的存在，才突现了活着的不易，能活着的可贵。
“死亡”的不断重复，犹如画龙点睛之笔，使我们看到了活者的强大，活者为其生而抑制不住的兴奋和喜悦。
3生存中的宿命意识
3.1命运对个体的操纵
美国乔治·
瑞泽尔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中是这样解释“宿命意识”的，“这是一个不存在所谓机会之类东西的世界。
没有什么东西是死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呆滞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连贯、不相关或碰运气的。
相反，一切事物都是命中注定的，都是令人赞叹地关联着的——不过不是按照理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既不是命中注定的也非令人赞叹的），而是按照一种持续不断的变形循环来关联着。
”[12]（P155）在一定意义上说，“宿命意识”本来就是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策略，也可以说，生活中沉默的大众的生存策略本来就是指向某种“宿命意识”。
余华的小说表现出站在“沉默的大多数”的立场上认同某种“宿命意识”的自觉。
因此，“宿命意识”的文化认同与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现实情节相结合，构成了余华小说的深厚的人性关怀。
在《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小说中，表现出了强烈的“难逃劫数”的宿命意识。
《活着》中龙二靠赌博占有了福贵的所有家产，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处境，但他却碰上了“土改”，得到的财富不仅没让他享受终生，反而提早结束了他的性命。
老全则在国民革命战争中无情的枪口下粉身碎骨。
春生在困难时代被抓丁，参加革命后不久当上了县长，可谓是“苦尽甘来”吧，却不幸在“文化大革命”里被当作“走资派”，不仅挂着牌子到处游街，还被拳打脚踢，最后上吊而死。
命运安排了春生的活，时代安排了春生的死。
春生是这个时代的一件工具，他是被活生生牵着往前走的人。
他的“活”在很大程度上是服从，服从于别人，服从于整个时代。
而对整个社会，春生不敢反抗，也无力反抗。
凤霞享了几天福就跟着父母过上了穷日子，因为贫困加上无人照顾而发烧导致聋哑，中途还差点被送出去，由于身体致残，35岁才嫁为人妇，本觉命运对她已够残忍，嫁给偏头女婿后会恩爱终生，谁知因晚育而难产，命运却又恰恰让她遇到了吃馒头而撑着的医生，所以她不得不死。
更可悲的是有庆，一个懂事、善良的孩子，因为善于长跑而让人羡慕，又因为善于长跑而第一个跑到医院为校长献血。
所有的医务人员都忙着救县长生孩子的老婆，都忙着为国家作“贡献”，此刻掌握着救县长老婆命的抽血员怎能不全力以赴的赶超同人——抽更多的血，已备县长夫人不时之需呢？
因此，有庆也必然要死.
二喜的死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那天二喜他们几个人往车上装水泥板，二喜站在一排水泥板前面，吊车吊起四块水泥板，不知出了什么差错，竟然往二喜那边去了……”[13]（P181）苦根在改革开放时代因吃豆过多撑死。
所有的这些并不是人为的阴谋、欺诈造成的，并不是人性恶直接导致的悲剧，更多的似乎是命运的不幸与捉弄。
在这里，命运呈现出一种无法把握的“预定性”和“偶然性”，人物难逃命运掌握的“劫数”。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命运以另一种方式掌控着许三观。
许三观花八角三分钱威胁着许玉兰嫁给了他，这本是件高兴的事，但何小勇却让他带了“绿帽子”，自己最喜欢，也最亲自己的儿子却不是自己的亲儿子，并且为了救这个儿子他连续卖血，危及生命。
命运也让他经历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为了让一乐、二乐早点回来，他两次卖血贿赂队长。
当许玉兰被骂为破鞋，游街时，他也响应号召，在家开批斗会……
就这样，在漫长而又艰难的人生旅途中，许三观靠出卖自己的生命之源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
在无所谓的生命挣扎中，为了前世的“造孽”和对来世的许诺，许三观承担着今世的苦难，用卖血的人生经历证明了自己“活着”的生命价值。
然而生命本身给了许三观克服苦难的法宝——卖血，却没有给他永远远离灾难的秘方，他的每一次出卖生命只能换来一个渡过危机的砝码，没有丝毫的剩余，他不得不在下一次继续用着同样的法宝。
直到最后一次，血头不再要他的血，他的人生再也没有了保障。
他再也承受不起生命给他的一丁点儿打击。
在福贵和许三观生活的那个年代，作为一个普通的小人物活着尚是如此艰难，更不用说有所作为。
他们惟有随主流意识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言行。
因为历史发展的混乱，时间发生的突然与偶然，不是一个小人物能做得了主，承受的得起的。
他们活在命运的操纵下，接受命运的摆布，命运安排他们死，即使他们再留恋，再挣扎也终归要离开。
小人物的命运在这荒唐、无序的年代，更多具有的仅是无休止的被动与屈从。
3.2个体对命运的反抗
“民间中国面对苦难有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屈服于苦难或厄运忍辱苟活；
第二种境界，承受苦难，与苦难同在，在默默的忍耐或抵抗中化解苦难，做被动式的有限度的抗争。
多数处于苦难之中的普通百姓活在这种境界中，如许三观。
特别要指出的是，第二种境界的范围较大，其存在方式处于流动状态，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这种境界最好的走向，是通向生命本真状态，超然地活着，如福贵。
第三种境界，主动积极地抗争苦难，在体验苦难中体现出生命的伟大和精神的崇高，并为人类提供可以效仿的理想的道德原则和精神向度。
”[14]（P60）福贵和许三观就活在第二种境界。
他们在这种苦难中，用自己的方式来消解苦难。
其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忍耐”和“幽默”。
“忍耐”是一种柔韧的品质，时刻保卫着内心免遭“苦难”这种生活暴力的破坏，是活着的力量源泉。
“‘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去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
”[3]（P113）从福贵和许三观这儿，我们看到了真正的力量，正是对苦难的忍受。
民间生存形态在对苦难的忍受中表现出来的坚韧与温厚才是真正可以与苦难对峙的力量。
“《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互相仇恨；
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没有理由抱怨对方。
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
与此同时，《活着》讲述了如何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
千钧一发。
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的重压，它没有断。
”[2]（P3）
《活着》是以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的生活史为线索，写“我所了解的一个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所有的中国人这几十年是如何‘熬’过来的——不是‘活’过来，而是‘熬’过来的。
”[2]（p3）一个“熬”字将福贵所经历的所有苦难展现了出来。
一个“熬”字，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人的生存方式，那就是“忍耐”，无休止的“忍耐”。
正是忍耐的品质，造就了福贵面对苦难时的宽广，牛皮糖似的性格，使得他内心拥有了一种超脱苦难的平静，以至每一次苦难来临，他就用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将它消解于忍耐之中。
福贵也正是通过“忍耐”向命运作无声的反抗。
面对家人的死亡，面对生活施加给福贵的重担，福贵没有血泪的控诉，也没有撕心裂肺的喊叫，除了眼泪，就是自我的叹息。
即便是福贵面对“误杀”了自己儿子的春生时，一个农民的选择也只是原谅，“我也不想再杀什么人了，谁料到春生会突然冒出来，‘春生，你欠了我一条人命，你下辈子还给我吧’”。
[13]（P130）女儿在医院难产死后，他也只是对女婿说“我们回家吧，这家医院和我们前世有仇，有庆死在这里，凤霞也死在这里。
二喜，我们回家吧。
”[13]（P172）所有这一切，福贵都把它们消解在忍耐之中，是他在生活中磨炼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着这一切。
福贵给外孙煮豆吃，致使外孙胀死，福贵有何力量去阻止这种灾难呢？
他的能力是微弱的。
他除了对这些种种困难予以忍耐以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许三观则是拿自己的生命作资本来承受苦难的袭击，他奉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意识，通过重复卖血来忍耐着生活中一次次的困难，卖血成为他抗衡生存不幸的惟一选择。
为救非亲生的儿子一乐，他几天之内竟然卖血四次，直至走路踉跄、浑身发抖，靠与猪仔同窝来获取微薄的热量，其情可感天地。
他正应了里尔克那句著名的诗“挺住意味着一切”。
当困难来临时，只要他能挺住去卖血，那么困难就会过去。
当然，《许三观卖血记》还有一种消解苦难的方式，那就是幽默。
卖血的人生本来就是凄惨的，而就因为许三观的幽默和乐观，他硬是在这种惨然的生活中坚持了下去。
他面对人生的忍耐，显然由于幽默变得更加积极了。
在许三观众多的卖血次数中，夹杂了许多可笑的因素。
每次卖血后都要神气的叫嚷“温黄酒”，以致三伏天闹了笑话；
他为了还清一乐打人而欠下的债，去卖了一次血，回来后就对老婆许玉兰叫道：
“我卖血了！
我许三观卖血了，替何小勇还了债，我许三观卖了血，又去做了一次乌龟。
”[7]（P83）这一次卖血，而且是替老婆与别人的私生的儿子卖血，令许三观感到无比的委屈；
在儿女面前自曝私情，与许玉兰互揭不轨行为；
到了晚年，他只因偶然闻到熟悉的炒猪肝的气息，就很想再卖一次血；
当他最终因年老而卖不出去血时，他竟然难过得痛哭失声……生活所带给许三观的是沉重的，艰辛的。
而这种困难和艰辛由于许三观幽默的自嘲，变成一幕幕生活的幽默剧，而沉重也得到了缓解。
生活开始露出本来面目。
虽然命运操纵着人物的生与死，人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只有去面对，去面对生存的困难，去面对亲人朋友的死亡。
面对命运安排的一切，却无力改变时，只有承担。
就像福贵和许三观，用自己的方式承担着生存的苦难。
实际上，这种承担也是对命运进行的无言反抗。
“承担”了，就意味着生命依然存在，生命免于彻底的毁灭，意味着终极期待的可能。
正是“承担”赋予了生命和生活以价值和意义。
4生存中善的人性意识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在述说人生苦难的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了人性的光辉，人性的善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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