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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以金钱为出发点的追逐。
最初吴刚建议黄晓捷做PE，就是想“快速赚大钱”。
2006年12月，黄晓捷从香港做访问学者回来的第二天，和吴刚在北京西四环世纪金源大饭店咖啡厅坐下。
“我们当时很穷，一年工资也就挣五六万，另外七七八八赚点小钱，就想挣钱改善生活。
”黄晓捷说。
此时黄晓捷在央行研究生院（俗称五道口）做校长助理，吴刚在证监会机构部任职。
两个人都不是一般人，分别是央行和证监会系统最年轻的处长。
当九鼎投资开始引人注意时，两人的这段履历也被赋予无限想象，成为九鼎被质疑的一个因素。
黄晓捷，四川内江人，生于1978年；
吴刚，四川巴中人，生于1977年。
两人相识于2002年，那一年黄晓捷还在五道口读硕士，吴刚初到证监会工作。
报考五道口的硕士、博士，黄晓捷都创下了历史最高分纪录，吴刚则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证监会。
黄晓捷的一个师弟也是巴中人，对他说，“我认识一个人和你很像，也特有激情，你们一定要认识一下。
在五道口时，黄晓捷经常半夜12点还去打篮球、跑步。
办公室的灯几乎天天亮到半夜两点，以至于他走之后看门的老大爷都觉得不习惯。
吴刚在证监会工作也比较卖命，但是，“你有满腔的热血、无穷的精力，有很多很好的想法，无法实施。
每天除了一些琐事，完了就没有事可干。
我当时感觉这一辈子好不容易在这个世上活一下，就几十年的时间，呼——晃荡过去，太可惜了。
2006年12月的一天晚上，吴刚对黄晓捷说：
“你换个办法赚钱，去买原始股。
”转头春节到了，黄晓捷没回家，跑到上海去筹钱，总共拉来了1760万元，搞了个小基金。
2007年3月份公司注册完毕，黄晓捷拉着在投行工作的吴强利用周末时间出去找项目。
今天九鼎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百亿，平均每天要花几千万出去。
最早他们的思维里根本没想到一个项目可以投几千万或者上亿，就想一个项目投个一两百万，投5个项目。
有一次黄晓捷和吴刚躺在五道口的宿舍里，黄晓捷看着天花板说：
“什么时候我投到一个亿就好了。
”吴强断然否定：
“那不可能，投一个亿就要投50个项目，每个星期上市的项目都是你投的，不可能。
”黄说：
“后来我想想，也对。
九鼎投的第一个项目叫光宇能源，第二个项目叫广乐包装，最后都没有上市。
“我们当时也不太懂，稀里糊涂的。
“人有时候要有点盲目自信。
”回过头去看，黄晓捷开始总结经验，“如果当时不是挺乐观的话，我们肯定就被吓着了，说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去挣小钱算了。
年轻的创业者此时都不到30岁，心里忐忑觉得唬不住人，凑在一起商量：
“我们去请一个像老板的人来做总经理，我们做副总经理。
大家就去见四川中铁信托一个副总裁，产生强烈共鸣的这位副总裁辞掉工作跑到北京来，还带来了公司的董秘蔡蕾。
这时候九鼎从五道口的一间地下室奋斗到了地上，搬到北四环银谷大厦，租了不到10平米的小办公室。
这位副总裁在北京只呆了两三个星期，觉得不合适就离开了，蔡蕾不好意思也跟着领导回成都了。
“蔡蕾厉害，”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们接触了两个星期之后觉得蔡蕾非常能干，严谨、细致、认真、负责，就反复去成都跟蔡蕾谈，让他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创业。
因为蔡蕾在中铁信托的人脉，九鼎又投了金亚科技，这是创业板的第一批上市企业中九鼎所投的两家企业之一，另外一家就是被称为创业板第一股的吉峰农机。
投资金亚科技的经历九死一生，几个人深刻感觉到：
要成立自己的基金，没有钱干不成；
另外就是，“可以做大项目了。
蔡蕾正式加入后，黄晓捷和吴刚向原单位提出辞职，吴刚没辞成，被中组部派到北部湾锻炼，任集团总经理助理，挂职一年。
直到2009年初他才正式加入九鼎。
没钱、没个人品牌、没背景、没海龟光环、没成功历史，这一次筹集资金相当费劲。
为了筹集资金九鼎有很多创新，他们归结起来有四点：
第一，零首付，成立基金先不用打钱，有项目才划钱；
第二，出资人决策，九鼎负责找项目，汇报给出资人，出资人投票决定；
第三，一次性付管理费，行业惯例不管钱投没投出去每年提2%管理费，九鼎的管理费只一次性付3%，跟投资额挂钩；
第四，投资款银行托管，保证资金安全。
每条创新都对自己很“残忍”，东方汇富总经理阚治东以上海人特有的“方方面面照顾到”的原则评价：
“这样降低标准好不好？
让同行业难受，自己也难受。
就这样带着草根气息的九鼎以一股乡下人的狠劲闯入PE行业，日后成长起来格外“招人恨”，现在业内公司抢项目赢了九鼎就会被津津乐道。
刚刚诞生的九鼎已经展现了强烈的风格：
剽悍凶狠、勇于创新、决策灵活、极度勤奋，这是中国成功的民营企业创业者的共同特征。
黄晓捷认为：
“我们首先是创业者，其次才是投资者。
后来九鼎的“军规”还有：
被投企业年收益率不能低于30%红线；
回报倍数不能低于1变4，就是在退出的时候1块钱要变成4块钱。
“很多同行说现在竞争太激烈了，要采取措施降低竞争。
我说这是痴心妄想，我的看法完全相反，这一行将来竞争还要更激烈，利润率进一步下降。
”吴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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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初，九鼎被巨大的不安全感笼罩着，很快投了5家公司：
金杯电工、佰利联、山川果汁、领亚电子、田园生化。
“基金搞起来的时候，我们确实对pre-IPO看得非常明白了，什么项目能上市，不能上市非常清楚。
符合证监会要求的就能上，就这么简单。
企业符合证监会的审核要求，老板特别想上市。
吴刚在证监会待过，覃正宇和吴强出身投行，没那么难。
黄晓捷发短，近似光头，一对大招风耳，模样有点卡通，在业内有自己的“粉丝团”，在公司里负责融资。
他说：
“虽然不难，可是到2008年初就发现一个问题，项目都来得太随机了，如果没有这几个同学朋友，我们岂不是要饿死？
守株待兔风险太大，所以我们决定要从游牧式生产方式变成农耕式。
所谓的“农耕式”，就是在各个省、区域找到合适的人员驻扎当地，负责联络和发现当地企业，跟当地政府、银行和券商等中介机构加强沟通。
同时在北京建立庞大的研究所，对行业中的优质企业进行纵向筛选，以纵横交错两种方法“扫荡”全国的投资目标。
找到目标企业后，由北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企业进行尽职调查。
九鼎还有20人的专门团队做投后服务。
这样，融资、找项目、尽职调查、评审、投后服务各个环节都有专人各司其职，业务速度大大加快。
这是全世界PE行业都没有采用过的办法。
倪正东说，目前国内一线的PE公司虽然都各有特色，但是从形式上来说，“大部分都是几十个人，合伙人什么都干，和国际上的PE公司长得很像。
为了打造这架机器，九鼎疯狂扩张招人，一家老牌顶尖PE公司的合伙人评价九鼎和中国的加工业一样，走的是低端路线，赚取人口红利，而PE的特点是高端和精品。
这张细密的大网向全国各个角落撒下去，几乎没有漏网之鱼。
“基本上现在中国所有的PE机构看的所有项目我们都联系过。
要是没投就是价格或者理念不一致，很少有别人谈了半天，我们连听都没听过的。
”蔡蕾说。
2010年初九鼎投资了二十多家公司，到目前为止，这个数字是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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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清晨，北京T3航站楼人声鼎沸繁忙异常。
7点半的飞机，7点钟登机口开始检票登机。
对排起的长队和“叮咚”的验票声，蔡蕾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带着我熟练地穿过一家品牌店，站上滚梯，进了国航会员区，悠哉地吃上了早餐。
“咱们是倒数第二个进来的，后面还有一个人。
我通常都是最后一个登机，搭飞机实在搭得太多了。
”去年蔡蕾累计飞行239趟。
蔡蕾是四川江油人，从小到大考试都是第一名，高考时成绩优异，却被人把档案掉包，最后上了绵阳农专。
毕业后在江油市政府工作了几年，又考上川大的研究生，随后在中铁信托工作。
生活中蔡蕾腼腆柔和，稍微有点驼背，话不多。
谈判时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激情四溢，直奔主题，锲而不舍。
“我们当时觉得蔡蕾厉害，没想到这个家伙这么厉害。
”吴刚敲打着桌子直摇头，“评审会开到半夜4点，第二天早上8点钟又要开会，他又来了；
合伙人会议开到半夜3点，第二天早上六七点的飞机，他又去了。
“你不困吗？
”我问蔡蕾。
“每天见这么多成功的人，你还要想怎么去征服他，怎么会困呢？
这就跟打仗一样。
人的最大的需求是创造历史的需求，是书写历史的成就感，每个人的内心潜藏着一个当英雄的梦想。
有些人淡一些，我们这帮人对这个需求多一些。
作为前金融企业的高管，蔡蕾当时已经年薪百万，是4个人中最富有的。
到九鼎的前3年里，他一直拿税前两万块钱月薪。
现在他在九鼎负责项目开发，他自己说，“就是内心不安分，不想再给人打工。
今天九鼎投资了120多个分布在不同行业的公司，已经上市和快上市的有30家。
和二十多个地方政府有合作基金。
这个不可忽视的资源平台，是谈判时蔡蕾亮出来的重要武器。
吉峰农机董秘郑舸2008年第一次去九鼎办公室，那时候九鼎已经搬入了泰康大厦，一个副总裁的办公室里摆着的行军床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家发展这么迅速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加班加出来的。
跟着蔡蕾出差的几天，我数了一下，平均每天他要去3-5个公司，除了和当地员工开会之外，每晚回房间和员工开电话会议到后半夜。
九鼎重庆地区负责人冯德建说：
“他这强度一般人确实受不了，这次来已经算是轻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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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5点半，我和九鼎消费品行业的研究员李玉平已经上了机场摆渡车。
我们聊了一会儿三明市，它偏安于福建省中部，从福州过去开车要3个小时，从厦门过去也要3个小时。
总之，这地方不出名，过去还有点折腾。
“鼎晖就是在福建南平发现南孚电池的。
”李玉平认真地说。
和麦当劳连锁店面临的问题一样，如何把控各个分店人员素质和业务质量，是摆在九鼎年轻的合伙人面前的第一个问题。
九鼎的尽职调查一般由两名业务人员和一名财务人员组成，历时3个礼拜左右。
进场之后首先要对公司的生产、销售、采购等每个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以及行政和人事部门。
对更下层的车间主任、班长、组长、产品经理、业务员也有约见。
业务人员还被要求尽量在企业内部找到一些个人朋友，私下吃饭聊天。
随后对企业的上游供货商、下游渠道、客户都要做调查，还有和竞争对手以及行业协会交流。
业务调查尾声，专门负责财务审计的人员会入场。
最后业务小组才和公司董事长等高管访谈。
尽职调查完毕后一般会形成一份100页左右的调查报告。
即便不投资，也要给企业写一份10页左右的建议书。
去年李玉平调查一家生产火锅底料的公司，为了摸清公司铺货情况，李玉平和一个同事各自在四川和陕西汉中跑了5个县市和乡镇，每人各去了15个左右的农贸市场；
然后又去了河南等地拜访客户。
如果一切顺利，项目就上评审会。
如果最终决定投资，地方开发人员的奖金非常丰厚，他们一般有强烈意愿对企业投资。
业务研究员的奖金和公司上市后的表现挂钩，如果上市后公司年收益率50%以上，奖金也非常丰厚，如果年收益达不到30%，就没有奖金，因此研究员态度一般比较中立。
财务风控人员则是固定奖金加低收益的高额罚款，他们就更趋于保守，倾向否定项目。
学会计出身的吴刚一手打造了号称PE行业最严格的风控体系，如果被投资企业年收益率低于30%，风控管理人员、项目人员将会按照投资额乘以奖金系数成倍罚款。
“基本上这个项目不仅挣不到钱，别的项目挣的钱还要贴进去。
PE公司的内部制度设计没有成熟的一定之规。
九鼎的制度设计看起来有道理，但能否解决问题，还需要时间检验。
阿诺刀具董秘王薇为了引入PE接触了很多公司，她说：
“同行对九鼎有褒有贬，贬大于褒。
都说九鼎压根不做尽职调查，光高价抢项目。
”当九鼎的研究员在阿诺刀具公司附近住下，还说要住七八天的时候，她吓了一跳。
“后来我把九鼎的尽职调查报告拿给他们的同行看，大家都很服气。
不过蔡蕾也承认，招这么多人，良莠不齐，业绩驱动太强烈，个别人就会出现用高价招揽项目的情况，造成不好的影响。
吉峰农机董秘郑舸说：
“当时十几家公司都很看好我们，但是做农机连锁，别说在国内没有上市先例，在国际上都没有，回去之后他们又犹豫不决。
别人是尽职调查简单，决策麻烦，九鼎是尽职调查详细，决策快速。
后来吉峰农机只引进了九鼎一家PE公司，在吉峰农机成为创业板第一股之后，九鼎随之声名鹊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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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金钱为目的出发，但很快九鼎年轻的缔造者就超越了对金钱的需求。
“我性格比较倔，认准的事情就要干下去，现在你说我们不好，我们改了就行了呗。
九鼎一天没整成，我们就会持续地整下去，整、整、整。
”吴刚一边说一边做切菜状。
吴刚初中毕业后考上四川省技术监督学校，中专时通过了无数的自考，毕业时手上除了一张中专文凭，还拿到了一张数学大专文凭、一张法律本科文凭和一张会计本科文凭。
1996年吴刚毕业后分到一个镇上的水泥厂当了两年会计，每个月挣150块钱。
两年后考上西南财大会计系研究生，研究生期间一举拿下注册会计师、评估师、律师资格证书。
一个硬币总有两面，风格稳健意味着在市场低谷时相对压力较小，但保守也可能丧失发展机会，最后会被慢慢吃掉。
激进则意味着尽可能捕捉住发展机会做大，但是也可能在低谷到来时活得很痛苦，甚至归零。
九鼎投资的另一经典之作是佰利联化工，2008年金融危机时佰利联业绩大幅下滑，公司老板许刚反而趁机大肆收购，扩张产能，危机过后产能一下子爆发出来，成为行业龙头。
吴刚评价许刚：
“神经比较大条，抗压，是真正的男人。
”黄晓捷认为：
“许刚不是为了金钱而战，是为了名誉而战，我们就欣赏这样的人。
心怀高远的人很多，但是心怀高远同时又脚踏实地的人不多，许刚就是一个。
这几年PE市场如火如荼，九鼎狂飙突进，一路扩张。
“原来有一定基础的公司基本不愿意冒‘归零’的风险，也就享受不到扩张的收益。
对更多的人来说，他们想冒险，却不具备这个能力。
”一位国际顶尖投行的人士评价，“不管如何，九鼎这种打法只能是精力特别旺盛、才干极其卓越的人干的。
研究生毕业后，吴刚在闽发证券投行部工作了一段时间。
他觉得“投行这个虽然工作不错，可是不适合单干”。
恰逢证监会在全国招人，吴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
在九鼎狂飙突进的发展过程中，公司核心人员都多少曾经心生犹豫，吴刚则是推行九鼎快速扩张最坚定的强硬人物。
在2010年底的媒体沟通会上，黄晓捷说：
“极致就是要把你所盯的行业里面有竞争力的公司全部都要弄出来，把所有跟投资有关的因素全部找出来，然后嫁接到行业研究中去。
在区域上要把中国每个镇的镇长都要联系上，每个镇的税后利润超过一个亿的企业都要把它弄出来。
其实也没那么难，中国两千多个县，每个县十几个点，花不了多少时间。
禹勃2009年9月加入九鼎。
当年11月，九鼎成立了第一支人民币医药产业基金，规模6亿元，禹勃出任总经理。
今年9月，九鼎发了第二支医药基金。
“这两年对医药行业的投资70%都在我这里。
不断有顶尖投资公司从各个途径来挖禹勃去做合伙人，游说的主题之一就是九鼎太激进、太猛，缺乏投资公司应有的稳健。
禹勃说：
“对九鼎的这种批评大部分是雾里看花，九鼎的思考和行为是最符合当前中国环境的。
中国还处于证券化初期，进程越来越快，去年有460家企业上市。
改革开放30年，沉淀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所领导的中小企业，客观上他们都需要上市。
“目前中国PE业利润大部分来源于简单的制度差价，上市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招募员工，组建专业团队，严格培训，上岗尽职调查，成熟一条生产线就上一条生产线，把尽可能多的项目资源抓到手。
投资在当前的中国还不是艺术，不适合精英投资理念。
九鼎内部一位人士说逻辑很简单，2020年前中国上市公司要扩容到8000家，目前上市公司只有两千多家。
剩下的五千多家里，剔除权贵1/2，大企业或国企400家，剩下的就是中小企业的天下，九鼎在其中能占有10%，就是几千亿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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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底，禹勃在五洲皇冠假日酒店和黄晓捷第一次见面。
“黄晓捷很年轻，非常稳重智慧，让人觉得很诚恳。
此时禹勃是海虹控股下属海虹医药电子商务网的总经理，他一手打造的这个网站年成交额最高达2800亿元。
他还担任海虹集团助理总裁、全国医药精英俱乐部秘书长。
在海虹控股之前，禹勃曾在国家医药局工作。
九鼎想做医药板块的投资，“专业性太强，摸索很长时间不敢迈这一脚。
”在禹勃前九鼎已经和很多人接触过，都不满意。
两个人聊了几个小时，第二天禹勃又去九鼎的办公室见了吴强和吴刚，由吴强主谈。
禹勃觉得吴强说话很快，后来发现他“性格极具决断力，快速切入主题，推动事情快速朝前走”。
对九鼎这个团队，禹勃觉得“年轻、活力十足，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
此时禹勃对投资一窍不通，一个月后却决定加入九鼎。
“九鼎和我沟通时一直强调两点，第一，在中国下半辈子做投资是没问题的，中国未来10年一定会产生伟大的投资公司和伟大的投资家；
第二，加入九鼎也是没问题的，九鼎心态开放，后加入的人同样有发展机会。
话虽如此，但融入从来不仅仅在大原则大方向上一致就可以。
禹勃是个穿PRADA的男人，醉心于杰尼亚西装的腰线和LV正装皮鞋的型款。
一次他在合伙人会议上谈到世界三大男装品牌，众人答：
“是不是朗姿、威丝曼和威克多？
这3家是九鼎投资的男装企业。
在九鼎定期召开的合伙人“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上，吴刚则因不注意穿着被批评。
吴刚的袖子经常都是磨毛了边儿的，我采访时，他没穿袜子，发现我瞥了一眼他的光脚，不好意思地把脚往里缩了缩。
“有时候大家私下里也调侃我是不是太讲究了。
”禹勃说，“但是只要认同成就大业的基本文化，九鼎能够容纳不同的价值观，包容各种性格。
九鼎找来禹勃掌舵医药领域，一是希望借助禹勃的财务发现能力，二是希望禹勃能给企业提供财务以外的增值服务。
对医药企业来说，找品种、建立销售网络、引进关键的管理人才非常重要，能够令一家企业脱胎换骨更上层楼。
俏江南的张兰不久前对媒体抱怨，引进鼎辉是一个错误，鼎辉没有给俏江南任何增值服务。
这反映出PE行业一个趋势——单纯的财务投资已经不能满足被投资企业的需要。
长期以来，PE的工作方式就是在企业急需要资金的时候提供资金，从而换得一笔股份，一些外资PE的获利方式就是协议规定每年获得巨额利息。
很多人对PE公司非常反感，把PE入股看作一种掠夺，或者是变相放高利贷。
九鼎认为，中国是有资金、缺资本的国家，改革开放30年积淀了很多闲钱无处去，才去炒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与此同时，企业在高速发展时期需要大量资金，PE则是优化资源配置、产融结合的一个连接器。
九鼎消费基金执行总裁王建辉专注于消费品行业，他说：
“现在消费品企业已经度过了缺钱的阶段，他们往往不缺钱，但是第一代领导人将企业发展到一个平台上之后，遇到瓶颈，他们希望能够借助外力将企业推向更高层面。
去年九鼎成立了专门的投后服务团队，每个企业都派专门的投后专员去跟进需求，整合资源，提供服务。
此外，他们还成立了“九鼎商学院”，有针对性地为这些企业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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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依据的逻辑人人都同意，盈利模式也很简单，“为什么没有人复制呢？
”李玉平经常思考这个问题。
霍格伍兹魔法学校校长邓布利多说：
“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
庞大的员工队伍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对资金和管理都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简单计算，400人的团队，每人一年人力成本50万，总共需要2亿。
“九鼎的日子在今年以前一直都挺难过的。
”李玉平说，“公司收入几乎是透明的，有时候我们替老板算算，不知道老板去哪里找到钱来发工资。
九鼎内部高管告诉我，管理费加上这两年开始退出一些项目，九鼎收支今年刚刚打平。
“我个人也就多了几百万吧。
”黄晓捷说，“一些项目退出了，可以把钱拿去分了，但是我们没有分，留在公司用做发展。
“2001年的万科和星河湾是一样的，现在差距多大。
‘小而美’的公司长期看是没有竞争力的。
30年后，中国有三项是高度确定的，一个是高度市场化，工、农、中、建四大行里面有一家会被民营控股；
第二是中国社会会走向更加民主，政治权力对经济的影响会减少，经济的作用会增大；
第三中国会全球化、高度全球化。
蔡蕾说：
“我们是用做实业的心态做金融，做实业的人效益第一，扛着风险也要想尽办法达成效益；
做金融的人风险第一，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获取收益。
年轻的九鼎还没有经历过大起大落，这不仅是倪正东对九鼎的担心，也是蔡蕾的担心。
“低谷肯定是必然会来的，我们团队起来得太快，团队文化还需要一个建立的过程，你看秦朝、亚历山大这些时代，来得快去得也快，就是没有文化做支撑。
蔡蕾希望，最终九鼎会变到攻守都比较平衡的状态。
不过，他也认为：
“在当前阶段，最重要的还是进攻能力，现在谈防守，那就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变成艺术家了。
吴刚说：
“未来中国一定有PE公司管几千上万亿资产。
中国经济还要成长20年。
未来上市公司要达到8000家甚至上万家。
中国的PE市场很大，未来一定会有好几家很大的PE公司，我们希望九鼎能够是其中之一。
因为涉及商业机密，我无法获得关于“百亿人民币收购被拒绝”的更多信息，不过2010年底黄晓捷在媒体沟通会上的一段话可以拿来作为注解：
“我们对中国的未来是看好的。
我们肯定不希望过了二三十年，我们跑到美国，看着中国发展得那么好，想着我们本来可以为中国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但是我们没做。
第一我们有信心，第二就算这种可能性只有1%，我们都要去做。
“人生快意恩仇，否则干嘛过这辈子。
【ZZ】美国是如何丢掉苹果的工作的来源：
文博的日志
以下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全文：
美国是如何丢掉苹果的工作的？
奥巴马去年2月份参加了一场由硅谷顶级人才组织的晚宴，在宴席上客人向美国总统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但当乔布斯说话的时候，奥巴马打断这位苹果掌门人的讲话，并提出一个自己的问题：
如果要让iPhone在美国制作的话要什么条件？
不是很久以前，苹果曾以美国制造为荣。
今天则几乎没有在美国生产的苹果产品。
去年出售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和5900万部其他苹果产品都在美国海外生产。
奥巴马问：
为什么你不能在美国生产呢？
而乔布斯的回答明确无误：
“这些工作不可能回来。
奥巴马的问题触及到了苹果的一个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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