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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理念、法律的尊严告诉我们这样一些常识:

维护好每一个人的利益,是维护一切人利益的重要前提和条件。

我们绝不能用侵犯少数人利益的方法,去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

每一位公民的合法利益我们都必须尊重。

民众也正是从你尊重每一位公民的利益中,才相信你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

  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我们永远也别忘了当初为什么而出发,必须有一些基本原则和底线不能违反。

违反了它,就可能会失去人心,动摇执政根基。

不能把群众当作管治惩罚的对象,当作掠夺利益的源泉。

不能漠视百姓的生命,甚至用强制手段逼出人命来仍无动于衷。

  若干年后,当我们回首这些年发生的一系列强拆事件及相关命案,我们必定不会认为这是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会痛心于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发展观念出了问题。

我们必定欣慰于今天废止行政强拆的果断,使我们免于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官员的大言作派与大爷情结

● 

朽木

2010年12月04日03:

43 

常言道:

大言欺人。

大言,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大话吧。

说大话是要有底气作支撑的。

严格讲平头老百姓就说不了大话,说了也没人去信,弄不好还会落下话柄,徒增人之嗤笑,被人讥为厚脸皮、吹牛皮。

而有底气的大言,在现社会,大概可为两类,一类为有权者说,这叫官腔大调,权力本位官本位是其后盾,一类为有钱者说,这叫财大气粗,货币本位金本位是其后盾。

本文想独说最近颇为社会舆论关注的官员的大言。

  官员说大话早已有之,毛泽东、邓小平就不断提醒为官从政者不要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

当然,这大言即大话也在不断“与时俱进”着。

早先的大言大话,多半是与空话套话连在一起的,毛泽东形象地谓之为“一国际二国内三地区四本部”,即云山雾罩大得没边的意思,虚头巴脑的意思。

而现如今这大言大话,更多的则是“牛语”、“雷人之语”之类,目中无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是其“时代特征”。

比如农民不肯拆迁吧,地方大员就大言赫赫:

你让我不舒服一阵子,我就让你不舒服一辈子;

同是拆迁,当社科院某研究员在饭桌上建议某县领导不要野蛮拆迁时,这个县的县大人就口吐狂言:

我们不拆迁,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

再比如,当有记者到某地科研单位采访老院长时现任院长便勃然大怒:

滚!

我让你滚出去!

又比如,当一女孩及其家人、友人、目击者斥责酒后乱来的某官员时,此官员则脱口而出:

“你知道我谁吗?

我北京来的!

  80后90后的网民称此类话曰“雷人官话”,一点儿不假。

说句实在话,天上打雷打得再凶再响再霹雳万钧,老百姓没几个怕它的。

但“雷人官话”则两样了。

因为,伴随着“雷人官话”倾盆而至的,往往是“雷人官行”!

有人析之曰:

少数官员之大言作派,源于其“大爷”观念、“大爷”位置。

在他们眼里,说句大言大话算得了什么。

“爷就这样,咋地?

  在现代社会,官决不是爷,决不能是爷,而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代表,是人民的乳汁在喂养他们,他们在代表人民掌权,同时,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社会分工有不同,职位有高低,人是平等的,官民平等。

换言之,要令官员口不出“大言”,必须令其心不属“大爷”。

要监之督之,通过广泛的组织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令其端正身份,弄明白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不要被“爷情结”给魇住了。

  这才是治理官场“大言”的根本路径所在,这个路径要靠全社会共同来开拓。

干活如牛马、饭与狗同锅,智障奴工拷问社会底线 

李强

2010年12月15日09:

03 

逃跑就遭毒打、干活如牛如马、吃饭与狗同锅、未领一分工钱。

这些智障奴工在新疆遭受的非人待遇,令整个社会有良知的民众感到震惊和愤怒。

前有山西黑砖窑、安徽黑砖窑,如今新疆的黑工厂再次牵动亿万人的心。

这类事件一再发生,拷问着社会的道德底线。

  尽管我国早在20年前就颁布了残疾人保护法,然而在巨大商业利益的诱惑下,这些生产经营者对于法律的敬畏感荡然无存,甚至堂而皇之地把智障人士当做奴隶一般使用。

这种行为,不仅是对法律的逾越,更是对道德底线的挑战。

近些年来,无论是黑砖窑,还是毒奶粉,亦或是暴力拆迁,都有一个显著特征,即在近乎狂热的财富追求背景下,司法救济不力的同时,社会道德也到了崩溃的边缘。

违法行为突破正常人的道德约束,漠视生命、无视人权到了不以为耻、无法无天的地步。

要知道,法条好写,人心难建,长此以往,整个社会将失去向上提升的精神动力。

  而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政府同样难辞其咎。

雇佣这些智障人员的老板李兴林,振振有词认为自己是在“行善”:

“这些傻子在外边得不到温暖,在这里有饭吃”。

这话一方面凸显其道德感的缺失,同时也揭示出这些智障人士无法得到有效救助的事实。

由于有关部门的失职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这些本应该在救助站得到衣食保障的弱势人群,变成了某些人牟利的工具。

  事发之后,新疆托克逊县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解救奴工,抓捕责任人,并表态做深刻检讨,效率值得称道。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事件的另一方,四川渠县有关部门在第一时间发声明,跟所谓的“渠县乞丐收养所”划清界限,声称全系个人行为。

殊不知这个收养所的负责人曾令全,早在2006年就因为类似事件被湖南警方通缉,不仅如此,此人在去年居然还曾当选该县的工商联执委。

如此的“个人行为”,不知渠县有关部门如何解释?

如此的不作为,暴露了政府治理上的漏洞。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智障人口达1200万,这些人的生存状态,除了类似爆炸新闻之外,我们鲜有了解。

在经济不断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今天,我们应当拿出更多的诚意和力量来关注这些弱势群体,共同守住社会底线。

政府救济当然要走在最前列,同时也需要社会救济的大力支持,在发达社会,慈善机构、志工团体承担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是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

而作为社会一份子的每一个公民,也应常怀正义悲悯之心,为保障弱势群体贡献力量,保护他们,也是保护自己。

公务员和矿工究竟哪个“压力”大

王兰

2010年12月15日00:

04 

近来,关于职业压力排行榜的走红备受争议,最引人注目的是位于榜首的公务员的职位,明星,农民工均榜上有名,而其中,矿工居于最后一位也让网友议论纷纷。

  公务员职业“压力最大”之所以引来热议,是因为许多人对这个结果持有异议。

有着“金饭碗”之称的公务员,怎么就成了“压力最大”职业?

每年“国考”的近百万人,难道是为了争着抢着去钻“高压锅”?

一个显著事实是,“压力最大”公务员的幸福感在各个社会群体中最高,远远超过了其他行业。

这事儿怎么看怎么都像是一个悖论。

破解这个悖论,我们不妨看看公务员的压力主要来自何处,是什么样的压力。

  在制度层面,虽然已有了公务员法,但是公务员在考核、激励、晋升制度等方面,仍有许多不确定或模糊的因素,这给官场的潜规则留下了运行空间。

这种制度与潜规则的相悖而又并行,自然会在公务员的心理投射出矛盾阴影。

在竞争方面,晋升成为公务员个人前途的重要目标。

公务员之路其实走的就是仕途 

,而职位的稀缺使得竞争加剧。

在人际应酬上,“关系就是竞争力”在公务员职场上表现得更为突出。

公务员为了升迁,既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还要处理好同事之间的关系,与群众的关系也要顾及到。

但在实际生活中,一些人言行和私下的意图、行为不一定能一致,其背后也多是各种人际关系体现的利益关系,许多公务员“于私于公都不能不应酬”。

从组织文化模式看,机关组织文化具有领导中心的特点。

领导说了算,一切得围着领导意图转,这对那些自主意识强的公务员来说,也会成为压力源。

另外,在岗位要求上,公务员的工作有常规、琐碎、繁多、不确定等特征,显然,这也是公务员感到压力的一个方面。

  由此可见,公务员是有压力,但是他们的压力归结到一起,主要是升迁过程中的压力。

马斯洛需求理论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工作、生活的压力越来越大是整个社会各阶层人员的共同感受,只不过压力源不同而已。

公务员的压力来自自我实现需求的最高层次,说明公务员已基本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

在排行榜中“职业压力最小”的矿工,他们的职业压力主要是生活、生命是否有保障的压力,属于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

在排行榜中职业压力倒数第二小的下岗职工,他们的职业压力,应该主要是经济问题和生存的压力,属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

所以,公务员与矿工、下岗工人的压力完全不是一码事,此“压力”非彼“压力”。

  “有比较才有鉴别”,用不可比较的事物来进行对比,这个调查的排行榜就失去了意义。

据悉,此项调查突破了国外将生活应激与工作应激相分离的惯例,而是将两者综合起来进行的研究,而这种“混为一谈”的研究结果,自然让大众诧异得“跌破了眼镜”。

人民时评:

又见跨省追捕 

公权应尊重网民监督权

李舆

2010年12月02日08:

56 

近日,人民网追踪报道“举报公务员招考作弊遭跨省追捕”一事,11月23日,宁夏吴忠市民警赴甘肃将甘肃省图书馆助理馆员王鹏以涉嫌“诽谤罪”为名刑事拘留。

警方以“公诉”程序刑拘王鹏,理由是其行为“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

王鹏此前多次发帖举报大学同学马晶晶在公务员招考中作弊,而马晶晶父亲系宁夏自治区扶贫办副主任,母亲系宁夏吴忠市委常委、政协主席。

  最新的消息称,吴忠市认定利通区公安分局跨省刑拘王鹏系错案,将本应属于自诉法律程序的案件按照公诉案件办理,决定立即解除对王鹏的刑事拘留,对利通区公安分局局长何泽祥、政委汪红东予以免职,并就此案作进一步调查。

  从类似的跨省追捕案例中可以发现相似的逻辑:

相关案件涉及的是个别人的利益,但最后却由警方出面“摆平”,而所用手段,就是在法治社会的今天显得那么简单粗暴的跨省追捕。

  对于类似案件,大家关注的焦点在于手握公权的一些人,为何能如此无视网民监督权,以执法名义假法律之名做违法勾当。

  马晶晶到底有无在公务员考试中作弊,有待权威部门的公正结论。

王鹏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有行使监督权的权利,这是宪法与法律赋予的。

警方以涉嫌“诽谤罪”为名将王鹏刑事拘留,以“公诉”程序来刑拘王鹏,而诽谤罪是自诉案件,“公诉”程序正义何在?

所谓的“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如何界定与认定?

当地警方为何不对此事件的处理向公众详加说明?

  如今,上网发帖已经成为网络舆论监督的重要表现形式,面对网友监督,吴忠警方本应做的是尊重网民的监督权,对公民的举报进行认真调查,并向公众释疑。

遗憾的是,他们却不惜动用警力跨省追捕。

不免想追问一句,吴忠警方是在“替谁说话”,又在“替谁办事”?

  就在去年4月,河南公安厅长曾就王帅事件道歉,并表示当地公安机关执法中没有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去办理。

应当说,一起公众关心的事件结束后,相关部门应总结教训,其他地方也应比镜自照,改进工作和解决矛盾的方式,以此来推动社会的进步,避免类似有损政府公信、有损公民权益事件再度发生。

然而,一年半过去了,从王帅到王鹏,至少目前,很难说吴忠从灵宝王帅事件上汲取了教训,他们如出一辙的行为,也更凸显了权力缺乏有效监督,肆意妄为。

  如今,我们对王鹏事件进展保持高度关注,同时也提醒有关部门应保持权力的谦抑与规范,充分尊重网民的监督权,切实做到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

“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和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

别再让因言获罪的跨省追捕再添新例了!

人们何以“仇富不仇袁隆平”?

2010年10月16日00:

00 

人民网

2000年,我国第一个以科学家名字命名的股票“隆平高科”(000998)上市交易。

到如今,以9月15日隆平高科开盘价计算,袁隆平已拥有股价市值约为1.15亿元的身价。

他自己也坦言,每月工资6000多元,还有股份分红、稿费、咨询费等“额外收入”,每年总共有30多万元收入。

袁隆平富了!

不过这一次,民众的评论似打破了“仇富”的定律,有人表态:

“袁老就是买飞机,我们也不眼红。

”这位湖南农民真实地表达了人们“仇富不仇袁隆平”的心态。

  面对富人袁隆平,为何人们“仇”不起来呢?

袁隆平的财富观给了我们最好的解答。

谈到财富观,袁隆平的看法是:

“钱是要的,因为要生活,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钱是拿来用的,该用则用,不挥霍不浪费,不小气不吝啬。

  事实上,“取之有道”和适度使用不仅仅是袁隆平的财富观,更是这位科学家在拜金浪潮中所坚持的行为准则。

袁隆平的“超级水稻”贡献超越了国界,温总理对其成就给予了“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影响世界”的评价;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唐?

帕尔伯格也曾说:

“袁隆平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他正引导我们走向一个丰衣足食的世界。

”袁隆平不仅靠科技创新推动了社会进步,造福了公众,更为财富之上的追求付诸了毕生的努力。

他的富裕是建立在艰辛付出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贡献基础上的,他的财富品质高贵。

对于这样的富裕,人们何恨之有?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党和国家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富裕也成为人们共同追求的生活目标,贫穷不再被道德美化,“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仇富”现象。

究其实质,与其说是“仇富”,不如说是“仇腐”。

某些富豪的财富品质受到质疑,原始积累是在官商勾结和不法经营中完成的,是在对穷人的掠夺、对国家财产的瓜分中巧取豪夺来的,正是这种不正道不阳光的财富以及过度的消费方式,才是人们所真正痛恨的。

  财富是人类进步的物质基石,应当鼓励人们勇敢追求。

但前提是社会应该堵住“取之无道”的机制漏洞,给更多的人取之有道的鼓舞和通道,给公众提供公正公平的机会和竞争环境,做到基本的机会均等,才会有更多的人走上光明正大的富裕之道,“仇富”现象自然也会消减。

民时评:

嘈嘈之争,恐怕连地下曹公也有意见

2010年09月25日00:

 这个嘈嘈,明眼人一望便知,说的是曹操。

打字时迸出这么一个“嘈嘈”来,一愣,随即会意一笑。

是的,这阵子的曹操之争,真的已经变成了嘈嘈之争了。

说众声喧哗是客气,说众声嘈嘈、众声嘈杂是事实。

  有关曹操的两件事在嘈嘈。

一是曹操墓之真伪,一是围绕曹操同期一南一北在搞大典、论坛之类。

一代枭雄曹公,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把曹操墓挖了,如果是真墓,当然是考古界文物界文化界又一大事,墓以主贵,不足为怪;

但如果挖出一假的却偏要说真的,则不免有糊弄天下之讥,恐怕连狡诈多谋的地下曹公也有意见;

若再加上挖者的小算盘,再加上挖者的私心私欲,再加上挖者的作弊作伪作假搞小动作搞权谋,则更会彻头彻尾糟蹋了文化文物考古,诸如此类。

不幸的是,眼下这嘈嘈之争,以上这三种情况,就都一一冒将出来,弄得世人一律如坠五里雾中,一头雾水。

这真叫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了。

  中国有的是历史,帝王将相当然也有的是,中国地大物博,帝王将相的陵墓当然有的是。

真的想挖,够挖一阵子的。

这很让有些国家眼馋不已。

挖得好,当然会彰显我泱泱大国的风采,当然会提升我文明古国的声威。

还有一个当然,就是当然会一并提升当地(事发地)的名气。

比如兵马俑,比如马王堆,美轮美奂,震古烁今,十分了得。

说句实话,不仅国家喜,地方喜,即便一区区小民,也会高兴。

  但嘈嘈之争则颇不然,颇有些变味。

想当年挖十三陵挖兵马俑挖曾侯乙墓,多认真啊,只要一公布,天下无不服膺,经得住历史考验。

如今呢?

一个曹操,把21世纪之初的当下闹的鸡飞狗跳。

无论最终怎么一个结果,有几点是很可笑可恶可悲的。

一是急,急功近利也。

为什么不能把事实搞得铁板上钉钉再放出风声来?

现在这年头可比过去容易做的多了,各种科技手段早已鸟枪换炮。

二是浑。

含混不清也,浑浑沌沌也。

争议那么大,疑点那么多,为什么非要一口咬定?

三是利。

利益作梗也。

以前搞考古,考出来是国家、人民的事。

现在呢,好像都是地方在忙活了。

为什么?

现在可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呀,可以做个“文化产业”呀。

说句不客气的话,如果让钱眼遮蔽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的世界就肯定会出问题。

还是让“嘈嘈”平静些吧。

撞人补刀,为何如此漠视生命?

范正伟

2010年12月01日01:

39 

大学生撞人补刀事件有了最新消息,谈到挥刀动机,犯罪嫌疑人药家鑫竟称是“怕撞到农村的人,特别难缠。

”因为怕难缠就去灭口,果真应了网友那句话“我爸是李刚,药家更嚣张”!

  撞伤不如杀死,这大概就是药家鑫的逻辑。

一个大三学生开私家车上学、又传其家境比较殷实,药家鑫大概觉得有钱就能买平安,至于对方性命,在他眼里只是“麻烦”而已。

  类似逻辑人们并不陌生,在去年杭州的“欺实码”事件中,肇事者胡斌面对在他车轮下惨死的大学生谭卓,不仅未下车,还与赶来的其他朋友有说有笑,大概也是觉得有钱可以摆平;

至于李启铭,在撞倒两名女学生后,不但没有停车,反而若无其事一脸轻松,继续开车接其女友,只因有个好老爸。

  这或许就是当下某些人的素质和价值观:

有钱可以摆平一切,有权可以搞定一切。

  人的意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

在这些孩子肇事后,其家长的反应也值得反思:

迄今为止,药家鑫亲属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

撞死人的胡斌被判了三年,其母亲哭诉“太不公平了”,难道是觉得113万的赔偿足够消灾?

至于李启铭的父亲李刚,虽然在央视痛哭道歉,但事件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我们还需等待。

  有这样的言传身教,有这样的案例教学,某些家境殷实的孩子养成不良的素质和价值观难道还是空穴来风么?

  近来经常有媒体报道各种“富二代”培训班,甚至某些地方政府也不遗余力,资助“富二代”培训,不管怎样,培训总归是好事,但除了学习高尔夫骑马茶道、钻研如何继承父辈财富,又有谁听过“社会伦理课”、“公民常识班”?

  民营企业家孙大午曾说,一个人拥有的财富越多,对社会的责任越大,如果对社会不承担责任,财富随时都会更换主人。

对于那些拥有权力和财富的人来说,应时刻体会“黄金满盈,不如遗子一经”的古人遗训。

而对于政府来说,面对某些人权钱崇拜思维,更要推进法治建设,打消权钱可以摆平一切的张狂念头。

  药家鑫撞人补刀事件,“我爸是李刚”事件,“欺实码”事件,三起事件都是因车祸而起,以被害人殒命而终。

一种草莽的、粗鲁的价值观依然在某些人的心头挥之未去,这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不管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应该意识到,尽管权钱威力巨大,但这毕竟是一个法治意识苏醒、日益走向进步的社会,如果某些人不能很好处理权钱与素养、权钱与责任的关系,甚至异化为一种致命的自负,那么不仅会累及无辜,自己也必然会被毁掉。

农民工版《春天里》凭什么打动人?

唐 

“如果有一天/我老无所依/请把我留在/在那时光里/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

在这个寒流不断侵袭的冬日,一对农民工兄弟用嘶哑和苍凉的歌声,给我们带来别样的“春天” 

  29岁的刘刚和44岁的王旭光着膀子在出租屋唱《春天里》的视频,迅速红遍网络。

湖南省委书记周强说,“每看一次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大学生们为这两位农民工歌手拍的MV,点击已近20万。

  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精心的包装,农民工翻唱的《春天里》凭什么打动人心?

是“夹杂着啤酒、香烟和雄性荷尔蒙气息”的男人风格,是“涌动的不安和悲壮的歌词”,更是“落魄和艰辛、困境和希望、梦想和坚持”。

  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兄弟,用沧桑的呐喊和“赤裸裸”的青春,触动着人们最敏感、最脆弱的神经,让我们在感动中反思和追问。

  这样追梦,傻不傻?

刘刚是退伍军人,到北京后,打过零工,干过小买卖,后来在地下通道唱歌赚钱。

王旭在北京打工10年,现在在一家制药厂仓库当复核员,每到周末,到地铁站演唱。

像成千上万涌入城市的草根一样,这两位农民工兄弟带着梦想出发,为了梦想奋斗,哪怕凄风冷雨,哪怕路人白眼,哪怕无人问津!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书写着“奋斗改变命运”的精神。

  这样执著,值不值?

农民工兄弟,不是孤单的个体。

在他们身边,还有庞大的大学生群体,他们宁可蜗居地下室,宁可当“蚁族”和“鼠族”,也不放弃自己的梦想。

在水泄不通的地铁上被挤成“纸片”,在面试中四处碰壁成为“面霸”,在一次又一次相亲中成为“剩斗士”……尽管有人逃离“北上广”,但更多的人选择了坚持,在充满诱惑的城市中,在钢筋水泥的“堡垒”中,“顽强地活着”。

  我们的未来,是不是梦?

有的人成功了,在城市中有了立足之地,可成功后,却很迷茫。

更多的人依然寻找成功的方向,不知道自己老了后,能不能有所依?

会不会在寒冷的冬日里,黯然地离去……可是,即使无所依靠,即使悄然离去,依然无怨无悔。

可爱又可悲,可怜又可敬,让人感动落泪。

  《春天里》,是中国人的心灵之歌,是城市和乡村、梦想和现实的碰撞和交织。

缩小城乡差距,消除两极分化,让更多的弱势群体沐浴“春天的阳光”,让勤劳奋斗的人们老有所依……这就是今日中国人的梦想和现实。

  不问傻不傻,不问值不值,只向着梦想,飞快地奔驰。

让我们向坚守梦想的人们,投以感佩的目光,祝他们好人好梦,好梦成真!

2010年11月15日00:

何川洋考北大 

大悲大喜两重天

李德民

2010年07月02日00:

01 

重庆考生何川洋可能没想到自己身不由己成了新闻人物。

他连续两年高考,志在北京大学,去年虽以659分夺重庆文科状元却名落孙山,今年以674分排名第十,加上北大自主招生获得的20分降分承诺,已跟北大签了《预录取协议》。

这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何川洋即将漫步未名湖畔。

  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何川洋两年高考犹如冰火两重天。

去年是父母自作聪明,假造“土家族”民族身份,断送了儿子的北大之路,其父母受到行政处罚和舆论谴责;

今年何川洋不靠父母靠自己,再次考出高分,凭本事上北大,受到舆论的赞扬和鼓励。

看看他的两年坎坷高考路,给人以启示,“上帝”公平,没让不老实的人占便宜,要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受到舆论的谴责,同时,必须给老实又有志气、有本事的人以出路,使其如愿以偿,使英雄有用武之地,志士有报国之门。

  何川洋这个小伙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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