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号24号人民日报人民时评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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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测试公众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关系的看法，更考察公众对科学技术是否持怀疑态度，是否认为科学技术需要控制，期望科学技术解决哪些问题，希望所纳的税费使用于科学技术的哪些方面等。
甚至还有国家专门测试公众对于媒体信息是否具有质疑精神和过滤功能。
一个具备科学素养的公民，不仅应该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更需要强调科学的思维、科学的精神，理性认识科技应用到社会中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具备学习、理解、表达、参与和决策科学事务的能力。
不久前，科技部公布了中国科技实力“清单”：
中国科技投入年增20%，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居世界第一；
基础研究取得多个“首次”或“第一”，部分领域比肩国际前沿。
如果说，科技创新成果体现科技发展的“硬实力”，公民科学素养则是科技发展的“软实力”。
而通过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激励科技创新、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我们任重道远。
公车私用要缴费，应避免羊毛出在牛身上！
公车监管是公众关注的焦点话题。
据报道，广州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苏志佳谈起广州公车监管措施时表示，广州最快将在今年6月对包括市管干部在内的全市公务车，实行更严格的监督管理，届时，公车将安装GPS跟踪系统和身份识别系统，实行分级管理，经批准非公务用车将采取有偿使用措施，试点单位估算，拟按照每公里1.5--1.7元收费。
公车私用要缴费，是个新鲜创意，它问世的背景就是当前广受公众诟病的公车私用现象，不完全统计，当前公车使用存有“三三制”现象——公车公用占1/3，领导私用占1/3，司机私用占1/3。
领导和司机私用公车的时间，竟然占了公车使用时间的2/3之多，可见公车私用到了何等地步。
为遏制公车私用，相关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但效果并不理想，公车私用依然大行其道。
如今，广州拟推行公车私用要缴费的尝试，可以看出相关部门遏制公车私用的决心与努力。
但是，可行与否，应交与实践来检验，笔者认为，公车私用要缴费应避免陷入两个陷阱：
其一，坠入合法化陷阱。
公车私用，违反规章制度，老百姓视为过街老鼠，对其口诛笔伐。
在舆论压力下，一些公车私用的官员与司机还是有所忌惮的，或者因为名不正言不顺而有些心虚。
一旦实施缴费制之后，公车私用的官员们会不会理直气壮起来？
依笔者见，缴费制的设计初衷并非允许、放任公车私用，但缴费制可能带来的一大副作用就是，容易将公车私用合法化。
如此一来会给老百姓监督公车私用带来不便。
其二，坠入羊毛出在牛身上的陷阱。
何谓羊毛？
公车私用所缴纳的费用。
何谓牛，任劳任怨的广大纳税人。
应该说，公车私用缴费比不缴费要强，缴费能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能约束官员放肆私用公车。
问题是，私用公车的官员，是自掏腰包缴费吗？
怕就怕，一些地方的官员习惯消费公款，公车私用缴纳的费用步其后尘。
如果羊毛出在牛身上，依然由公帑买单，所谓的缴费就是哄弄老百姓。
此外，尽管相关人士表示，收费不是随随便便象征性收费，而是要把公车使用产生的汽油费、管理费、折旧费、保险费等统统算进去，初步测算，费用将在1.5--1.7元/公里之间。
每公里1元多，确实不多，而在广州，出租车每公里2.60元。
如果缴费是象征性的或者偏低的话，同样会引来百姓不满。
其实，控制公车私用，不是没有好办法，一方面应该大力削减公车，外国一些城市仅有几辆公车，一般官员想私用也没车私用。
另一方面是加大惩罚力度，在一些国家，官员公车私用有可能被摘掉乌纱帽，如果我们采取一些严厉措施，对公车私用的官员严惩不贷，他（她）还敢公车私用吗？
2011年02月23日人民时评：
中央为何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日前，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可以预料，“社会管理”将成为即将召开的两会热议话题，也将成为各级政府和干部在相当长时期内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
中央为什么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在执政者的视野中，这个问题的提出，有两个维度，一是从时代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我们的社会，二是从以人为本的高度系统谋划治理的改善。
今天的中国，社会变革日新月异，阶层分化，流动加速，利益多元，社会转型犹未完成，社会活力蓬勃迸发，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新老矛盾叠加交织，可以说，特定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其任务之重，挑战之大，难度之高，举世罕有，史无前例。
如何从现实的重重挑战中突围，实现社会管理与经济快速增长协调，开创中国社会发展的新境界？
从总书记的讲话中，不难提炼出这么两个关键词：
创新、民本。
所谓“创新”，就是社会管理要与时俱进，正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针对当前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着重研究加强社会管理、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思路和举措。
这其中，首先是理念的转变，从传统的“整治命令”思维，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从政府“包打天下”，到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
从习惯“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
从青睐硬性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综合管理。
同时，也包括体制机制的建立完善，在总书记关于抓好社会管理的８点意见中，讲的主要也是这方面的内容。
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有人口动态管理机制、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网上舆论引导机制、公共安全体系、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机制、安全生产监管体制、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应急管理体制等等，全方位地拓展了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的视野，也勾勒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的宏大框架。
从实践层面看，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我国建立了社会管理工作领导体系，构建了社会管理组织网络，制定了社会管理基本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涌现了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流动人口、对特殊人群实行特殊关爱、培育综合性社会组织、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网格化管理、信息化平台等一大批具有时代性和实效性的创新经验、成果，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
所谓“民本”，正如总书记指出的，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创新社会管理，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维护群众利益。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管理，既是治理更是服务，融群众工作和民生工作于一炉。
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以人为本贴近群众，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当前群众反映强烈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保、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全体人民。
总书记强调，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把社会管理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对于一些干部走出GDP崇拜误区，注重科学发展、改善民生，无疑具有指导意义。
“天地交，而后能成化育之功；
上下交，而后能成和同之治”。
小平同志曾指出，国家长治久安，离不开党与人民群众钢铁般的团结。
近年来，从强调群众工作到加强社会管理，都一再表明了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经济社会极大变革的环境里，时刻不忘加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化解社会问题和矛盾，大力凝聚社会共识与合力，不断巩固和完善执政基础。
对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的中国来说，只有社会管理得到了切实加强和改善，社会才会有序、和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而只有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全社会才会为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凝聚强大力量，抓住机遇实现更大发展。
所以，中央重视和加强社会管理的政策导向，是人民群众的新福音，是各级干部的新课题，更是中国发展的新契机。
2011年02月22日人民时评：
侵吞近亿巨款，“小吏”如何变身“硕鼠”？
“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财政局一官员李华波伙同他人，将财政局基建专户资金9400万元人民币转移侵占，案发前潜逃。
”这条消息甫一发布，就引起强烈反响。
如果说，陈绍基、王益、米凤君这些省部级高官的贪污已经令全国人民极其愤慨的话，贫困县股长李华波“蛇吞象”的贪婪，更是到了用“暴怒”都不足以形容人们心情的地步！
人们通常认为，“大官”有大权，贪污受贿的机会就多；
“小官”权力小，贪污的金额应该不会太大，其实现实生活中并不尽然。
近年来，类似李华波这样的“小吏”变身“硕鼠”的案例，已非首例。
山西临汾蒲县煤炭局原党总支书记郝鹏俊案，被查获3.05亿元违规违纪资金；
吉林省的一名基层法官，大贪5300万元执行款。
有关调查也显示，近年这种小吏“巨贪”在经济犯罪中占有相当比例。
为什么“小吏”会变身“硕鼠”？
监督不够应该是一个因素。
相关部门往往把监控的重点对象集中在一些职位比较高的干部身上，从而忽视了对“小人物”的监管，使得一些人可以利用职务便利，“小吏”变大变肥。
李华波卷了近亿公款外逃，作案时间长达４年居然没人发现，充分说明了这个“硕鼠”的活动一直没有纳入到“猫”的视野范围。
制度漏洞也一定存在。
先说管理漏洞，就拿李华波案来说，案发后已被免职的鄱阳县财政局长竟然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真是“糊涂庙里糊涂神”啊。
当家的不知家底，国家下拨的钱没人管，这样的“家长”还要他干什么？
再说财政金融漏洞，一个小小的股长，居然可以随意调动近亿资金转往国外而不被发现，多少审核规则形同虚设？
更换印鉴未履行手续，私刻的公章，竟可瞒天过海越过7个资金管理环节，我们的财政系统和银行系统需要改进的地方一定不少！
有一句俗话“别拿村长不当干部”。
的确，在反腐形势日益复杂、反腐斗争日益艰巨的今天，“小官”腐败令人震惊。
因此，我们不仅要打“老虎”，也要打“苍蝇”。
建立有群众监督与媒体监督参与的立体监督机制，与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形成互动，相辅相成，
把那些“实权派”“小人物”的管理监督也纳入到管理监督的体系之中，对他们经常进行检查、督促。
而对于特殊岗位工作人员，还可建立交流机制，定期轮岗，减少其犯罪的几率。
堵住腐败的制度漏洞，对那些具有人事权、财务权、审批权等重点岗位，切实落实财务、审计、审批等制度规定，定期检查、有效管理，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让想贪的人无从下手。
只有把科学的规章制度建立起来、并坚持下去，才能遏制“小权力”的滥用，防止“小吏”变身“硕鼠”。
更应该强化问责制，对出现问题的地方和单位，该问责的问责，该走人的走人，该调整的调整，净化行政环境。
2011年02月21日人民时评：
一分为二地看待GDP总量世界第二
近日，来自日本内阁府的数据显示，2010年日本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万亿美元，比中国少4044亿美元，在美国、中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三。
消息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世界各国媒体的热议。
鼓掌者有之，泼冷水者有之，振奋者有之，焦虑者亦有之。
正如英国《金融时报》评论所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是意料之中的，但是成为现实之后还是让人们感到震撼。
世界将重新打量中国，并且以一种新的方式与中国打交道。
实际上，中国GDP跻身世界第二这个新闻点，不仅促使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也在提醒中国认真审视自身发展。
一如人们面对这个新闻的复杂心情，这一变化本身也包含了复杂的含义。
笔者以为，应一分为二地看，看到成绩，更看到问题；
看到希望，更看到挑战；
不可妄自尊大，但也无需妄自菲薄。
一方面，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标志着中国世界经济地位的提高，这也是当代世界经济史上自1968年日本超越联邦德国晋级世界第二以来，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节点。
这一历史性变化的背后，是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多少代中国人艰苦奋斗的结果，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迅猛发展势头的一个自然结果。
即便在2000年左右时，中国经济的规模还仅为日本的1/4，其时外界认为中国需要25年才能赶超日本。
但中国仅仅用了10年就赶上来了。
30年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的3倍多，对于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在世界经济排名榜上的每一次跃进，都有着近乎“挟泰山以超北海”的神奇。
另一方面，更应冷静地看到，这个“世界第二”，还是一个成色不足、水平较低的排名成绩。
从中日比较角度而言，总量超越并非全面超越，差距和不足依然存在甚至醒目。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人均GDP是3566美元，而日本人均GDP为39573美元，是中国的10倍以上。
两国之间富裕程度还有很大差异，同等购买力下，日本人均收入是中国的五倍。
中国的产业结构明显落后于日本，即使是同一产品在产业链上的结构和地位与日本也存在着较大差距。
此外还有创新研发能力、劳动力综合素质、能耗水平……中国的差距与不足，与其成绩一样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中国自身发展来说，达到GDP总量世界第二这么一个高度，可以说是负重奋进、步履艰辛。
中国经济正处于艰难的转型阶段，高速发展过程中依然较多地依靠高耗能、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产业支撑，发展方式仍未彻底告别粗放，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调整，单位GDP所消耗的能源、资源还相当高，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民生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显，老百姓期待“做大蛋糕”，更加关注“分好蛋糕”。
日本法政大学王敏教授说：
“GDP犹如一本存折。
存款的加减本身并无意义。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国民能否安居乐业。
”追求可持续发展，努力让国民共享发展成果，对日本是这样，对中国更是这样，而且已经成为决定发展前途的关键问题。
正如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所言，GDP是衡量一国经济实力的核心指标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指标。
中国有13亿人口。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数据，中国人均GDP在世界排名第100位左右，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按照每人每天1美元的联合国标准，中国仍有1.5亿贫困人口。
中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属性没有变，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这种清醒的自知，或许用中国领导人经常讲到的“乘除法”会更好理解。
再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
再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
对中国的GDP和发展问题，亦当作如是观。
如果打开历史的视野，追寻GDP与中国国运的关联，就会发现，GDP并不能说明太多问题，而国家所处的发展轨道决定了兴衰成败。
1840年鸦片战争时，中国GDP占全世界的25%—30%，总量居世界第一，但那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只有英国的1/5。
对于那时闭关锁国、僵化落后的中国来说，再大的经济总量，也不能实现国家的强大，于是“天朝上国”崩溃于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
170年之后，中国历经“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危亡与救亡、困顿与奋斗之中，已经走出历史围城，艰难地重返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文明现代的国家，正以其自身的发展，坚定地融入世界，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审视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明辨世界格局的变动趋势，我们会发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是大势所趋，而中国的发展依然机遇与挑战并存，成就与问题一体。
中国，依然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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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02月20日人民时评：
"
养老金双轨制"
何去何从
近期，在人民日报政治文化部和人民网联合推出的两会热点调查中，“社会保障”高居榜首，有超过九成网友认为，企业职工和机关单位职工养老制度实行双轨制非常不合理。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前提是：
设计养老保险这一制度，初衷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保障老年人的生活，而不是彰显在职时的身份差异。
所以，“养老金双轨制”必然要“并轨”，这是大势所趋。
94%的网友认为“养老双轨制”不合理，可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共识。
所谓的“养老金双轨制”，养老金的多少只是表现。
而背后，则是养老金计算方式、来源、管理等方面的不同。
在计算上，企业职工是以职业生涯中平均工资水平为基数；
机关单位则是以退休时的最高工资为基数，期间差别，可想而知。
同时，企业职工养老金，在某种意义上是“权利和义务”统一，要“收支平衡”，因而严控增长幅度；
机关单位的养老制度，还留存计划经济色彩，国家财政负有“无限责任”，在国家财力增长的情况下，支付压力必然较小。
而包括养老金的调整政策等，也都因起点的不同而不同，因此更加剧了“双轨”的差别。
“双轨”的形成，则是历史和现实共同作用的产物。
上世纪90年代，企业和机关单位的养老制，还是执行均为退休前75%的“单轨”。
随着国企改革步伐的加快，养老制度的改革也相应划出了“国企—集体企业—民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的路线图。
备受争议的双轨制，正是这一路线图实施过程中的产物。
而另一方面，养老保险长期分属不同部门负责，导致政出多门，缺乏统一性，难言沟通衔接。
还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不仅是养老制度制定者，也是受益者，这种双重身份的利益冲突，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改革的阻力。
“双轨”带来的问题，显而易见。
谁不想有更好的待遇，谁又不愿意老有所依？
所以，企业人才流入机关单位，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公务员热”高烧不退的原因之一。
“双轨”的“不接轨”，同样造成人员在企业和机关之间流动的障碍，不利于流动、统一、有序的劳动力市场形成，造成了所谓“体制内外”的差别。
更重要的是，这种“双轨制”有悖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
退休之后，无论是企业职工还是机关单位人员，都已经变成了“社会人”。
从社会伦理角度看，养老金是社会对劳动者的“反哺”，以人为本、公平公正是必要前提；
从国家伦理看，正如歌曲中所唱的“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每个成员退离休后应得到平等回报。
应该看到，“养老金双轨制”问题，本身就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情况，也正在解决的进程之中。
企业职工养老金的“七连涨”可为例证，相关的法律规定，也在陆续出台。
尊重历史、分类处理、分步实施，应该是一个基本的原则。
而更重要的，还是强化政府责任，加大财政投入，最终建立起统一的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让“比太阳还要有光辉”的公平正义，普照每一个现在处于、或必将走入老年的人。
2011年02月19日人民时评：
史上最严的"
京15条"
，限购给力更需保障得力
新年伊始，北京市祭出史上最为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京15条”，立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在这其中，第十条限购政策无疑是一枚重磅炸弹，“外地人购房须提供五年纳税证明”等规定，更是被业内人士认为“很猛”、“很给力”。
据房地产业界人士统计，目前北京二手房市场的购房人群中，纯户籍人口占35.5%，占64.5%的非户籍购房人群中，能够提供5年纳税证明的不超过5成，二手房市场将有1/3的购房人群受新政影响而暂时无法买房。
尽管各界对这一措施还有不同看法，但毫无疑问，这一“很猛很给力”的措施，将给历经多轮调控仍然高温的北京楼市泼下一瓢冷水，对于抑制楼市不合理需求、投机性炒房也将有震慑作用。
从调控楼市角度看，方向是正确的，目标也还算精准。
不过，副作用可能同样存在。
就在限购令颁布的同时，实际住房需求者被误伤、房租要上涨的说法如影随形。
这其实也表明，仅仅依靠严格的限购政策，只能缓解一时的问题，要想房地产市场长期良性运行，保障一定要得力，这是很多国家的经验。
这其中，保障房特别是公共租赁房的建设力度需要大力提升。
过去十多年北京乃至全国房地产的蓬勃兴旺，但主要限于商品房和商业地产市场，而对于回报率低的保障房建设，很多地方政府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导致历史欠账较大，今天房地产市场的畸形与泡沫，实际与此大有关系。
此次的“京15条”，第二条便是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十二五”期间提供各类保障性住房100万套。
这说明政府在房地产市场多年狂飙突进之后，开始正视、重视保障问题。
保障房的重中之重，首在公共租赁房，因为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无论是商品房、限价房抑或是经济适用房，都需要一笔不小的资金。
特别是对于在京的近800万外地人来说，租房是现阶段最为主要的居住方式。
因此当前最主要的保障，在于遏制房租上涨。
北京自古就是聚集各地英才的中心，他们对于北京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是北京的活力、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给予他们一个比较好的住房环境。
提供大量公共租赁房的同时，政府还应该像调控楼市一样，下决心治理目前乱象环生的住房租赁市场，并且通过租房补贴等方式，平抑房租价格，让更多的人把钱用于消费等其他领域，提振个人生活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这样才能实现政府、居民和企业的多赢格局。
2011年02月17日人民时评：
坚决打掉真假“衙内”的猖狂
最近，“我爸是公安局长，告到哪里也没人管”的“狂语”又冒了出来。
放出此话的人竟然还是一位交警——河南伊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史剑。
2月7日下午，史剑酒后带2名协警将一少女从小区内追到大街上当众踢倒，用脚猛踢少女头部和身上，少女满脸是血。
后又将少女强拉到车上，逼其写了莫须有的“欠条”。
当晚史剑又带4个人到医院辱骂殴打受害人和其父亲，并叫嚣：
“我爸是公安局长，告到哪里也没人管”。
尽管日前伊川县警方通报说，史剑已被停职，其父亲也并非公安局长，但人们的批评、质问并没有停止。
一些年轻人以为，只要“有个当官的爸爸”，什么事儿都能“摆平”、什么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
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一些真假“衙内”们都冒了出来，不仅招摇过市，还霸行天下了。
这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加强对年轻人的思想教育。
我们现在已步入现代国家，但时至今日一些封建思想残余仍在一些人那里有市场。
那种“朝里有人好办事”、“家里有官走天下”的信条，仍被一些人奉为“法宝”；
依仗权势，捞取好处，欺压他人，由最初的潜规则现在已发展为一些人的显行为。
这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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