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管理差异融合与管理创新文档格式.docx
《中西管理差异融合与管理创新文档格式.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西管理差异融合与管理创新文档格式.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原因就在于文化的不同。
关于管理的定义，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我认为所谓管理实际上就是如何避免或者如何缓和矛盾或者冲突的过程。
比如来听讲座的人很多，就需要组织听众一一按顺序坐好，如果没有这样的组织和管理的话，这个会场就会混乱。
一个缺乏文化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品位的国家。
没有品位的国家，它的经济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文化是建立在人类思维和意识基础之上的产物，具有很强的促成性。
它表现在很多方面，简单地说，比如打招呼的方式，中国人拱手、泰国人双手合一、日本人鞠躬、西方人握手或者拥抱等等。
这些表达方式虽然不同，但都反映出了一个共同的理念，那就是致意。
再比如时间观念，由于文化的不同，日本人可能因为迟到两分钟而忐忑不安，印度人迟到20分钟也不会向你道歉。
这也是文化促成性的表现。
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另一个典型例子就在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差异上，两种棋看起来差异并不是很大，但它们包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国象棋反映了很强的等级观念，而国际象棋由于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表现为一种平等观。
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管理模式。
中国模式的诞生是建立在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上。
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之根、文化之源。
它为当代人以及后代子孙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人生和人性，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还有行为准则。
中西管理模式的文化背景差异，第一是地理环境差异。
在学说史上，有一个学派叫做地理环境决定论学派，他们认为文化差异的产生是由地理环境差异造成的。
人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物质基石，它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比方说不同地方来的人都带有不同的个性，东北人喜欢大口吃肉，大腕喝酒，大声说话，而上海人从上海坐火车到北京，可能半只螃蟹都吃不完。
同样的，分别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人，他表现出来的行为、思维方式或者行为特征也都不一样。
大名鼎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是一位典型的地缘性格论者。
他在《论法的精神》中就专门写了一章的内容来讨论法律和气候性质的关系。
他认为正是有这些差别，南北方人在行为方式和法律追求方面才有不同。
实际上，孟德斯鸠偏爱北方人，看不起南方人，对印度人，他就更加没有好感。
在书中，他就批评印度人天生就没有勇气。
孟德斯鸠认为南方人体格纤细脆弱，但是感受敏感、敏锐。
而北方人由于经常要忍受寒冷的天气，所以有较充沛的精力，纤维末端的反应比较强，分泌均衡，血液能更有力地流向心房，在交互作用下，心脏因而产生较大的力量，而心脏力量加强，自然会产生许多不同的效果，比如说有较强的自信心、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高的认识、有较少的复仇欲望、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心等等。
所以他认为身处寒温带的人较为直率。
这就是孟德斯鸠的看法。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学者也做过相似的研究，其中有一项就是从地理环境上研究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资本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产生在赤道，也没有产生在西伯利亚。
这也是从传统研究方向上，另辟蹊径的研究方法。
中西方在地理环境上的差异，表现为西方人处于开放的海洋性地理环境中，而中国人处于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
从地图上看，中国位于东亚大陆，东边是难以横渡的太平洋，北边是草原和戈壁，西北边是沙漠，西南边有高原，在生产力水平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向外的三面交通都极不方便。
而与此同时，内陆却广大得很，回旋余地非常广阔。
这就造成了一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
这种生存环境对中国文化类型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相反，以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代表的欧洲文化，它的发源地三面环海，陆地回旋空间很有限，造就了他们与外界积极沟通，相对开放的状态。
很多近现代的经济学者把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称之为海洋性经济。
实践研究表明，从世界经济发展的整体历程来看，越是靠近海岸线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的现代化速度或者进程就越迅速。
我国东南地区的高速发展，也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总结出了三条黄金海岸线，一条叫作西欧大陆海岸线，它始自北端的荷兰，终于南端的葡萄牙和西班牙。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最初的两大强国就是葡萄牙和荷兰，这条黄金海岸线也被称为近代文明的摇篮或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生命线。
第二条是美国的东海岸线，它与第一条黄金海岸线相对。
起初，它是作为欧洲经济发展的大市场而存在的。
与此相联系的就是第三条黄金海岸线，即美国西海岸线，其长度大约和美国的东海岸线相同。
美国真正兴起，正是由于第三条黄金海岸得到开发，而且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波及到美国本土，因此，东西并进、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是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重要条件之一。
这三条黄金海岸线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处在北纬60度以内，南北走向，地域开阔。
现在也有学者提出第四条黄金海岸线，它也处在北纬60度以内，即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东亚海岸线。
第二，经济发展模式差异。
地理环境差异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一种是自耕自足的农耕经济，另一种是互通有无的商业经济。
中国内地地广物博，黄河和长江流域更是土地肥沃、气候湿润、雨量充沛，适于粮食作物的生长。
由于粮食作物不同于经济作物，它本身的商业性就比较弱，因而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与外界发生交换就能够自给自足，适于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发展。
在这种耕作方式下，久而久之就产生了民风淳朴，讲究团结协作的国民性格。
而地中海沿岸，是典型的海洋性季风气候，适合种植葡萄、烟草等经济作物，经济作物由于本身就具有较强的商品性，它的发展，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与经济作物相关的轻工行业的迅速发展，比如酿酒业。
另一方面，这些经济作物并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决定了它的生产是用来交换其他生活必需品。
可以说，经济作物生产本身就是一种商品的生产。
同时，由于有限的内陆环境，逼迫人们必须向外拓展，这促进了造船业的兴盛，进而推动了航海业的大发展。
航海本来就是一项富于冒险精神的事业，它培养了人们勇于开拓的意识。
正是这种对外开拓的意识使得商品经济在欧洲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第三，政治体制差异。
在政治体制差异的问题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看法各有不同。
我认为，中国作为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农业社会，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延续三千年的历史，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正是具有天然稳固性的小农经济。
在这一经济基础上生产的粮食、蔬菜，都是用来自给自足的，真正需要交换的只有盐和铁。
封建统治阶级抓住这个特点，从汉代就开始实行盐铁专营。
依靠着家国一体的宗法制度，在原本就缺乏商业性的社会中，稳定就成了必然的结果。
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在家国一体的专制体制中以家长为中心，以嫡长子、继承子为基本的原则，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
这种体制十分重视血缘关系，普遍在乡镇建有祠堂、家庙，每个宗族都修有家谱，注重传宗接代。
这样，就以血缘关系形成一道网。
许多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仍然以血缘作为重要的社会交际支柱，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亲戚朋友对于一个人办事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有传统和文化渊源的。
西方社会的组织结构则具有很大的差异。
古希腊、古罗马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以后，家庭奴隶制直接转变成了劳动奴隶制。
世俗社会解体的十分充分，并形成了一种等级分明的制度，即公、侯、伯、子、男。
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家庭关系，家庭意识并不十分重视，相反，人们最重视宗族和宗教观念。
因而，我们很少听说西方有乡镇建祠堂，家庙，相反，教堂在各地却相当普遍。
西方的教堂同中国的宗族祠堂、家庙是不同的。
中国的宗族、家庙以姓氏、血缘关系为基础，而教堂是以一种信仰为基础，不分宗族、血缘，只要信仰它，谁都可以进去做弥撒。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西方的民主共和体制的建立就进行的比较顺利。
第四，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儒家文化作为一种公开的、正统的文化，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里面蕴藏着许许多多的精华。
但是必须看到，它也有糟粕的地方。
儒家文化是与一家一户的小生产经济相适应的一种文化，它在巩固封建体制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能够延续数千年的历史，与儒家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不无关系。
正是看到了它对维护统治的巨大作用，统治者才把它作为一种正统文化或者主流文化大肆加以推行。
从个人角度上看，儒家文化忽视个人主义，它的群体性趋向特别浓厚，因而缺少一种强烈地改变社会的动机。
文化古籍虽多，但归根到底，它只是一门伦理治学，讲伦理、讲道德，讲做人。
虽然这些知识很重要，但它不是经验的、定量的认识。
按照社会发展规律来说，中国的商品经济很早就诞生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货币就出现了，到汉代黄金得到广泛地使用，宋代诞生了最早的纸币。
可是为什么资本主义没有自然而然地在中国建立起来呢？
我认为这与儒家文化从整体上适应自耕自足的自然经济是有关系的。
从本质上来说，儒家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反对力量，它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推进。
不管今天怎么强调儒家文化，从经济角度，从整个儒家文化内涵来说，它是不适应市场经济的。
因为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实质。
一些儒家文化的研究学者认为未来是儒家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因为在生产力得到极大发展，物质财富极为丰富的时候，人们不需要竞争，因而能够坐下来讲和谐、讲中庸、讲修身养性。
相反，基督教文化强调平等观，是一种向上的进取精神。
它时刻保持对财富的欲望，对现实的崇尚，具有伦理的和宗教的系统化的功利主义，强调个人主宰世界，这恰恰是对市场经济具有正相关的一种积极影响。
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
韦伯就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认为儒家文化是不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是不能产生资本主义诞生的冲动的。
而资本主义诞生于地中海沿岸，就同这一地区浓厚的基督教氛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是一种大陆性的农耕文化，或称之为黄色文明，称它为黄色，是因为中国人属于黄种人，中华文明诞生在黄土地上。
中国的近代文明或者说是黄色文明，是以自然为善，一切皆以替天意、尊天命、顺天帝为主，具田园的情趣、恬淡的色彩。
这种文化已经深深地植入中国人的灵魂和血液。
而西方是一种海洋性商业文化，有学者称它为动的文明或蓝色文明，因为蓝色是大海的颜色。
蓝色文明以自然为恶，聚众神威。
近代思想家严复就指出：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
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
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
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
”在经济方面，中国重视节流，而西方人看重开源。
中国人把一口一口剩下来的钱存到银行，而西方人不存钱。
中国人最淳朴，西方人求欢愉。
中国最谦虚，西方人多自傲。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然意味深，“东方之道德在个性灭却之维持，西方之道德在个性解放之运动，”所以中国人要向西方学习，李大钊认识到“动”的西方文化比“静”的中国文化先进，中国要图谋振作，要“将从来之静止的观念，怠惰的态度，根本扫荡。
”
中西管理的本质差异
人类社会之所以需要管理，就是因为人类社会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和冲突。
要化解这些冲突和矛盾，使无序的社会变得有序就需要管理。
所以说管理是缓和和避免冲突的过程。
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着两极分化的危险。
两极分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它是现代社会中造成社会不稳定的最主要的根源。
这是第一个层面。
在解决第一个层面的矛盾中，中西方采取的方式是不同的。
无论是从传统管理还是现代管理的角度看，都表现出了理念上的差异。
第二个层面就是人与物质间的冲突，也可以将这种冲突认为是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
如今，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着许多世界性难题。
在20世纪的一百年时间里，生产力空前发展，人类创造的财富比过去所有时代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与此同时，对大自然造成的破坏，也比人类过去所有时代的总和还要大。
人往往有这么一个观念，认为自己是大自然的主宰，无节制地从大自然中掠取各式各样的资源来满足自己的贪欲，从而导致沙漠化、气温升高、大气污染、淡水缺乏、海水上涨等等。
第三个层面的冲突是物与物之间的冲突。
自然界中所有生命和非生命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共同构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条。
这条链条上的个体互相依存，互为发展，彼此成为对方演进的条件，任何一个环节的破坏，都会殃及到其他个体的生存环境。
所以，必须用系统地观念把整个大自然看成一个整体的链条。
这就如同一辆自行车，如果链子上有一节断了，就会造成这台自行车无法运转。
管理本身具有两大特性，一个是经济性，另一个是社会性。
一个是求得社会的稳定，另一个是求得经济的增长。
中西文化恰好在管理的两大特性上具有较大的差异。
中式管理侧重于社会稳定，而以基督教文化为主流的西式管理，则侧重于管理的经济性。
正是由于管理的两重性各自产生了侧重点，导致中西双方在避免冲突的手段、方式，以及其他各个方面产生了差别。
首先，管理的目的不同。
中国传统管理侧重它的社会性，之所以侧重它的社会性，原因就在于传统的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模式下，稳定是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基石，因而，统治阶级认为管理的重心必须放在社会性上。
直到今天，我们的管理仍然是这样的。
我们一直在讲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统一关系，但始终将稳定放在较重要的位置。
西方管理则侧重于经济性。
西方国家总统位子坐得稳不稳，关键要看国家的经济发不发展。
西方的民众很现实，他们对领导者的评价主要在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
由于目的侧重性不一样，导致管理的内容有差异，所以中国式的管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把精力主要用在避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上。
我们的很多管理者都反映现在抓生产很难，因为他们的精力很大一部分都用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
中国式管理根源在于封建家长式的统治思维。
旧秩序的统治者深知，威胁到自己政权稳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其中最典型的形式就是农民起义和宫廷内乱。
第二，管理工具不同。
管理目的的不同导致了管理工具差异的产生。
中国传统管理由于主要用来避免人与人之间，或者缓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因此，它主要采用“和谐”的方法，又或是终点平等的方式。
所谓终点平等，就是在经济领域主要注重调节分配，这导致了中国历代社会都讲平均主义，不看你蛋糕有多大，只关注蛋糕要分匀。
蛋糕一分均，就没有两极分化，进而也就不会出现农民起义。
这种管理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我们也正在学习西方的管理理念，在逐步调整，但基本取向还是集中在分配和消费领域。
今天的社会不同于20世纪50、60、70年代，物质资源极大丰富。
过去，中国人过年过节全是票证，当时有一千多种票，米票、布票、粮票、糖票、酒票、肥皂票、牙膏票等等。
可是当代中国人，特别是经历过过去岁月的人都怀念毛泽东时代，因为那个时期大家贫富程度差不多，看不出谁穷，谁有钱。
出现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在于分配理念的根深蒂固，在国人眼中蛋糕分得匀不匀要比蛋糕做得大不大更重要。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今日之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程度，不仅要把蛋糕做大，更要把蛋糕切好，这是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它需要我们建立普适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式管理，总的来说，在管理工具上强调分配注重平均，消费注重节俭。
即使面临金融危机，政府鼓励多花钱，但百姓还是不敢乱花。
西方的管理思想方法，不管是泰罗的科学管理、福特的流水管理、斯隆的事业部制管理等等，它实际上采用的工具是制度。
这与中国在管理工具选择上是不同的，中国主要采用“和谐”，西方主要采用竞争。
西方从现代管理的起点，实行的就是制度化、标准化，形成了与中国式终点平衡具有鲜明反差的起点平衡。
所以，中国注重的是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西方重视的是生产领域。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这样或那样的例子来说明起点平等。
比如姚明，姚明的成功自然有其先天的身高优势，但也由于他融入了NBA的管理模式之中，使得他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极大发挥，因而他得到了丰厚的利益回报，这体现的是起点平等。
姚明现在是中国最富有的运动员，前几年就有人估算他的身价在20亿人民币，被人称为中国出口的最大的单体商品。
也正是由于采取起点平等的管理模式，才有今天黑人能当上美国总统，希拉里作为一名女性能当上国务卿。
中国传统管理采用的工具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以中庸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主流文化的代表，主要采用说教的方法来调节和管理。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高校里，为了避免人与人之间矛盾和冲突，规定每多少个学生必须配置一个专职辅导员，辅导员的主要责任是什么，就是说教。
但是年轻人有叛逆情绪，越说教，越不灵。
家长时常提醒子女出门在外要忍着一点，让着一点，这种观念慢慢地流传下去以后，孩子自己就会逐渐默认这一点，小不忍则乱大谋，忍着一日之气，免得百日之忧，忍一忍海阔天空。
中国历史上很多名人的家中正堂上都写一个大大的“忍”字，大“忍”字旁边写很多小“忍”。
忍不下去了，怎么办？
那就退隐山林。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中国和尚特别多，尼姑特别多，隐士特别多的原因。
陶渊明式的生活方式就成了大家向往的楷模，
与之相反，西方传统观念采取一种积极的态度，它提倡让大家将自己的情绪发泄出来，以竞争的方式来调节，来避免。
彼此在同一个舞台竞争，赢者理所应当，负者甘拜下风。
同奥巴马一起竞选总统的麦凯恩，可以说身世显赫，可到最后，70多岁的人输给了40多岁的人，结束后祝贺对手获胜，这是一种君子风度。
拳击手在拳台上，击倒对手获胜，获得巨额奖金，这是他应该得到的，因为那是靠竞争争取来的。
正是采取竞争的方式，在西方人的观念里，他们认为既然在同样的条件下输了，就要心服口服，彼此没有矛盾和冲突。
中国就不是这样子了，明明竞争不过对手，就只好在暗地里下黑手，做足表面工夫之后，晚上写个匿名信打你小报告，所以，中国的匿名信特别多，这也成了一道风景线。
基督教文化传统下的管理工具，它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因为它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主义移植到社会管理中来，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强调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提倡个人主义取向。
不论你的宗族、肤色或者文化程度如何，你的能力有多大，你就能获得与此相匹配的报酬和代价。
第三，管理人文取向不同。
管理工具的差异带来的是管理人文取向的不同。
中国传统管理是内敛求同，强调协和万邦，四夷宾服，主张中央集权，但它也重视人本。
西方传统管理，外向求异，追求知识和智慧，强调协商式管理，追求功利，追求现实的成功。
管理人文取向的不同，进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管理模式，一个纵向管理，一个横向管理，或者说是金字塔管理与扁平化管理这两种模式的差别。
中国使用的是一种纵向管理模式，又称为金字塔形的管理模式，它主要是以家族管理为特点，以人的管理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也正因为如此，血缘关系在中国社会中处于各种关系的主流。
尽管现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五元社会，但在实际生活中呈现的是一种差序格局，什么是差序格局？
费孝通先生在一本书中专门提到，这就像一块石头丢到水塘里面，溅起了波纹，离中心越近的，波纹就越大，越远则越小，如同血缘关系一样，离波纹越近，关系越亲，离中心越远，关系越疏，这就是差序格局。
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下，由于层级众多，信息容易失真。
中国的家族企业在创业初期往往就是这样的。
在创业初期，企业的优越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但后续发展能力十分有限。
这是由特定文化背景管理模式不同决定的。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在70、80年代，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公司，叫王安公司，创始人王安是典型的华人，在企业最巅峰的时候，王安公司也曾是500强之一，可最后王安一死，企业就没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船王包玉钢。
中国的家族企业做不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家族、对血缘关系认识的问题。
在创业初期，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家族企业的弊端就表现出来了。
一是论资排辈，压抑个性，不利于开拓创新，二是过分地重视人际关系，重视血缘，忽视了制度管理。
三是容易出现任人唯亲。
家族企业继承问题事关企业存亡，现在都在热议二代、三代接班的问题，自己是企业的董事长，爱人是“二把手”，儿子当副总，然后逐渐退下来，让子女挑大梁。
王安在的时候，他手下的一位副总坚决反对王安将公司的继承权交给他儿子菲利普斯，王安坚决不同意这个意见，理由是公司是自己的，他有权将公司交给自己的孩子，最后，手下人心灰意冷，不是主动离开，就是被其他公司挖走，最后搞得公司不了了之。
在西方，管理主要采取横向管理模式，又称扁平化管理。
这种管理层级少，管理幅度大，信息不容易失真，是一种分权式、开放式的管理。
西方也有很多家族企业，他们也讲家族性，但是他们把这种血缘的认识，不仅仅局限在自己直系亲属的血缘上，而是进行了较大的扩展。
比如日本的松下、三菱等大型家族企业，它们的发展壮大，就同血缘关系上的认同有关。
它们强调只要是担任企业的管理者，那么这个人就是家族中的一员，这正是日本企业管理之所以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
而中国就非常局限地认为所谓血缘关系，一定是亲生的，跟我的血缘是一致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西方管理以市场为特点的，纯粹的关系比较少，创新冲突比较强。
第四，管理结果不同。
由于管理方式、管理行为、管理工具的不同，导致管理结果也产生了差异。
在中国管理模式下，相对来说，社会是比较和谐的。
从历史上看，中国封建社会延续几千年，尽管一个王朝推翻了另一个王朝，但是封建制度依然存在。
中国人相对比较和谐，它体现在很多日常生活的方面，比如中国的老年人时常会在街边的公园里唱歌、跳舞、扭秧歌，这在西方国家是看不到的。
因而，有些华侨老了以后要回国落叶归根，就是因为在国外太孤独了。
西式的人际关系比较淡薄，人与人之间没有多少交流。
不像中国，讲究人情味，一到逢年过节，就要挨家挨户的转转，因而人际关系比较和谐。
和谐的人际关系带来的一大影响，就是人文科学的发达。
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层出不穷。
一部《红楼梦》不知醉倒了多少人，估计曹雪芹自己在写《红楼梦》的时候，也没想到，这一部巨著会有那么多后人去研究它。
与此同时，它也造成了自然科学的落后，一直到清朝，才请了一批外国老师来真正地教授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知识。
一提中国的发明，言必及古代“四大发明”。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认为，“四大发明”根本算不上科学，而是技术。
在当时封建统治者眼里，也只将“四大发明”看成“雕虫小技”，不重视它的发展。
作为科学发明必须要有发明的主体和客体，发明是一种主观性地、有意地行为，中国的“四大发明”几乎都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比如火药，它不是专门有人去制造出来的，而是炼丹的“副产品”。
古代君王为了寻求长生不老，就命人炼制丹药，最后长生不老药没成，却炼出了火药。
“四大发明”有的连发明人是谁都搞不清楚，比如火药和指南针。
而在西方，在对待发明的问题上，发明人是谁从发明的名称上就可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