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sta科学城创新创业集群发展模式及启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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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sta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西北约15公里，被誉为欧洲IT之都、北欧硅谷、移动谷、无线谷。
因其公司、雇员和高质量研究人员的密度均高居首位，2000年，著名的《连线》（Wired）杂志将其在世界技术园区中排名第2名，位置仅次于硅谷。
作为欧洲最大的ICT产业集群与世界最顶级的五个ICT产业集群之一，其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见图1）。
2.1初步奠基阶段
在这一阶段Kista基础设施初步形成，少量电子企业进驻。
Kista的最初兴建源于政府的公屋建造计划。
20世纪70年代初，Kista及其周边地区遍布着大片农田和森林。
二战后，瑞典接收大量难民造成住房短缺，因此，在70年代瑞典政府着手建设一百万套住房，以缓解主要城市住房紧张情况。
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政府最初将Kista规划成为一个小卫星城，除了有部分住宅区外，还规划有产业和商业中心功能区。
当时Kista有充裕的土地可供大公司利用，并建设了容纳小公司的办公用房。
1975年，出于扩张的需要，爱立信决定将其下属的电子制造公司SRA搬至Kista。
随后，爱立信下属的另一公司RIFA及IBM的一个下属分公司也搬到这里。
在它们的示范与带动下，其他一些大公司及小公司，也陆续搬迁集聚此地。
这时的Kista与其他许多地方相似，主要是个企业生产基地，生产制造是入驻企业的主要活动内容，同时拥有零星的研究开发及新创企业活动。
2.2起飞成长阶段
Kista真正起飞成长，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若干有识之士推动。
在斯德哥尔摩政府、产业界和学术界共同推动下，在Kista建立一个电子中心的计划于1985年编制完成并开始实施。
最早纳入日程的是1985年财富大厦（Electrum）的建设，目的是用作电子中心的基地和引入大学及研究机构。
1987年，第一个研究机构，即微波技术研究所（InstituteofMicrowaveTechnology）搬至财富大厦。
1988年财富大厦正式宣布落成后，另一些主要学术和研究机构相继进驻，包括瑞典系统科学研究所（SISU）和瑞典计算机科学研究所（SICS）。
到1992年，这几个研究所有400人在此地从事研究与教育工作。
1988年，瑞典皇家理工学院（KTH，RoyalInstituteofTechnology）的工程学院及电子系的一部分，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计算机和系统科学课程班也迁至财富大厦。
随着ICT企业与顶级科研机构的不断入驻，在20世纪80年代末，Kista开始被广泛称为瑞典的硅谷。
有吸引力的办公用房、更为丰富的IT人力资源供给、先进的电信基础设施，进一步吸引更多公司到来，也催生一些新的公司。
显然，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开发机构大量涌现，不仅包括教育机构及独立研究所，还有多个全球性公司的研发部门。
除了生产制造，研究开发与教育也成为Kista区域重要活动内容，产业界和学术研究界间关系加强，ICT科技园区初步形成。
2.3延伸拓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Kista产业园区依然没有和周边社会较好融合，在周边居住的人不在园区工作，在园区工作的人不在周边居住。
产业园区的社会功能需求没有被满足。
2000年，商业界、学术界和政府形成共识并提出：
要把Kista从一个科技园区发展为一个生活和快速成长的科学城，城内的世界级公司、大学和研究所，与能够吸引国内外优秀人才的居住、文化活动、服务和休闲设施相融为一体。
这标志着Kista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刺激并支持新的全球性成长公司创建；
确保支持这种成长的世界级研究和教育。
刺激知识，实现建设科学城目标的战略，包括六个方面：
吸引全球领先公司；
支持现有公司全球性成长；
研究与产业界流动；
建设对生活、学习、研究和工作都有吸引力的生活性城市。
科学城的雄心在于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和产业产出地的同时，也成为一个理想的生活和休闲地。
这个目标在这一阶段已经部分实现，新公司、全球性公司日益增多，在2005年，瑞典大型研究机构FOI在Kista设立分支研究单位。
多元性企业生态特征也更为明显，主要集中于三大互补战略性成长领域：
无线系统、宽带系统与移动服务。
2.4巩固提升阶段
随着2006年爱立信在Kista旧芯片厂的弃用，标志着一个新产业时代的到来。
Kista已不再是个生产制造基地，而是研究开发、创新创业的集群地。
当然，Kista科学城创新生态系统还存在一些不足，如风险资本家的缺乏。
2007年秋天，在美国硅谷斯坦福大学研究了两年美国成功的大学如何将其研究商业化后，UlfSandmark出任财富基金会（推动Kista发展的重要机构）总经理。
此前，他曾创办过公司、做过风险资本家和天使投资人。
他认同以研究为基础的增长，希望能帮助人们从所从事的研究中获取更大的好处，拥有成长所有的技能。
他也认同实现这个目标的方法，在于构建一个最可能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中包括研究、企业、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人。
构建并完善这个生态系统正是他的任务，如他正着手推动解决专利和技术授权问题，学术和产业界知识转移，并将Kista核心成长领域向数字媒体和医药与清洁技术领域交叉拓展［1］。
迄今，Kista依然在不断发展演变中，一方面Kista在继续实现建设科学城的目标，但同时，相比以前阶段多了一些新的元素特征。
如创新创业活动被放在一个更为突出的地位，创新生态系统也在建设并更加完善。
3Kista创新创业集群发展模式特征
Kista的发展有硅谷模式的部分特征，也有自身独特的特点。
3.1推动主体
Kista发展有强力推动者。
20世纪80年代初，个人计算机等信息技术产业在全球兴起，部分电子企业在Kista的进驻产生了对大量电子人才的需求，同时硅谷作为大学与产业界成功结合的科技产业园区的示范效应也日益增强［3］。
受到硅谷模式成功的影响与激励，1983年斯德哥尔摩财政委员John-OllePersson发起在Kista建立一个电子中心的计划。
该倡议得到了其他一些重要人士和机构的认同、支持与积极参与，包括高等教育机构首脑与国际企业的领袖，如来自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校长GunnarBrodin和爱立信的首席执行官AkeLundqvist。
在他们的推动下，1986年电子中心基金会（ElectronicsCenterFoundation），也称财富基金会（ElectrumFoundation）正式成立，其使命就是推动将Kista建设成为一个电子中心。
财富基金会通过下设一些非盈利机构开展活动，为它们设计战略和提供运营资金。
如在2000年，成立Kista科学城公司（KSCAB，KistaScienceCityAB），作为实现科学城目标的执行机构，负责组织和协调活动，或承担缺乏明确执行主体但又所需的活动。
具体来说，Kista科学城公司通过项目增强在ICT产业的成长，工作内容包括：
推介Kista区域以吸引更多机构进驻；
促进各级政府和在Kista私人主体的联系；
积极强化并建立科学城的多种网络联系，如宽带联合会、商业网络、竞争力与环境，等等。
它还发起组织关于移动服务、无线系统和宽带系统的活动、研讨会和国际会议。
与硅谷早期主要依赖特曼的个人推动不同，Kista的发展是集体合作推动的结果。
财富基金会建立在三螺旋结构基础上：
委员分别来自产业界、学术机构和政府公共部门，由产业界的IBM、爱立信等，皇家理工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市的高层代表所组成，产业界人士居多。
其治理结构突出特点是，没有哪个特定组织能够主管Kista，财富基金会自始就是建立在合作、网络和共识的基础上。
如2005年5月，Kista移动演示区（KistaMobileShowcase）落成，为Kista的公司移动服务提供了独特的展示平台与环境。
它由Kista科学城公司发起，连同约50家单位，代表了整个移动产业部门，从系统制造和运营商，到大的和小的服务提供商，协作实施建立完成。
社会组织也发挥重要作用，2007年底，Kista的钠米电子学设施，即财富实验室，收到瑞典著名的瓦伦堡家族（K.A.Wallenburg）基金会的2300万瑞典克郎的赞助，用以更新实验设备，在Kista的公司无论大小都可使用该实验室设施制造芯片。
3.2成长路径
研究教育机构与产业界的密切协同互动是硅谷和Kista的重要特征。
从发展路径上，Kista有别于硅谷。
硅谷是先有斯坦福大学这样的研究教育机构，特曼依托它吸引相关电子企业进驻。
而Kista则在电子制造业基地的基础上，社会各界共同创造条件依托它吸引相关研究机构及高校院系。
除了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界，硅谷的发展历程中，风险资本和社会网络联系也是重要推动因素。
硅谷早期主要是特曼利用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推动，科研机构及产业界公司人才间先天已经有较强的社会网络联系，也有风险投资人的雏形［4］。
到仙童公司成立并衍生出许多新公司时，硅谷产业生态已经可以进入自组织的良性发展中。
Kista则是把众多不同背景来源的研究机构和制造企业在短期内汇聚集聚，但各机构的员工间先天社会网络联系较弱，亦缺乏风险投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自组织的创新创业。
为了增强创新创业功能，财富基金会下另一机构，即Kista创新与发展促进机构（KistaInnovation&
Growth）于2002年成立，以激励并支持新技术型企业产生，加速新技术公司的成长发展。
2005年，它更名为STING（StockholmInnovationGrowth），将其活动扩展到包括整个斯德哥尔摩地区。
它对那些想建立管理技能的个人提供课程，如销售、项目和技术管理等，以增强个人的人力资本及关系资本。
对入选项目从起步、商业实验、加速发展到全球化阶段提供全程支持。
它有若干位教练，他们都是大型公司或中小型企业的前CEO或董事等，有丰富经验。
STING自身拥有投资基金，更有广泛的私人投资基金、天使投资人网络，能对新公司创建发展提供所需资金支持。
STING是一个具有广泛关系网络和高度能力的世界级的支持系统，成立前五年，已帮助超过45个新技术公司的更快产生与发展［5］。
2001年重修的Kista的购物中心于次年开张，它除了具有丰富购物功能外，还有餐厅、电影院、咖啡馆等社会和生活功能，提供舒适方便的社交场所。
到2004年，科学城主要产业领域，开始形成一些商业网络，如企业协会、知识产权所有者、技术网络、宽带联合会、竞争力促进会、营销交流等组织出现。
同年，为更好服务于本地企业、研究单位和政府部门，以及得到它们更好的支持与参与，财富基金会内成立了营销、创新、研究教育、文化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5个战略和顾问委员会，协作机构的代表是这些委员会的成员。
这些发展措施促进新增ICT公司数量不断增加，20世纪90年代时每年只有约30或40多家，2001年后每年是60多家，2004年时超过70家。
1990年时约有75%是从外地搬迁移或分设机构，只有约25%是本地新创企业，到2003年，本地新创公司的比例增加到35%［6］。
3.3利益相关方
Kista科学城的快速发展，也是因为它能较好集聚高校科研机构及企业，促进其良性协同发展，使各相关方的作用得到较好发挥，利益诉求均得到满足。
但与硅谷相比，Kista发展中政府在基础设施完善及公共服务提供方面的主动作用要更为明显。
Kista的建设涉及四个乡镇，当地政府认同建设科学城的目标以及对于本地就业等的意义，联合投资于商业部门、高等教育、住房、运输网络、本地公共交通及其他基础设施的发展。
2001年，Kista科学塔（KistaScienceTower）建筑项目开工，这是Kista的标志性建筑，2003年建成，容纳了更多的国内外公司。
2008年，Kista展览与会议中心开张。
在国家层面上，瑞典政府也在积极支持推动当地产业界、政府和学术机构的新型深度合作。
2007年，瑞典政府的创新局（VINNOVA），开始资助成立10余个杰出研究中心，为期10年，其中有两个就在Kista。
这类中心是产业、学术和公共部门合作典范，它们对重要项目进行研究，服务瑞典可持续发展。
以斯德哥尔摩大学的移动生活中心（MobileLifeVINNExcellenceCenter）为例，它进行消费导向，范围涵盖娱乐、社交、工作和社会的移动服务研究。
其产业界主要合作伙伴有设备制造商爱立信的研究院、移动运营商TeliaSonia、终端制造商索尼爱立信和软件企业微软的研究院；
公共部门合作伙伴有斯德哥尔摩市及Kista科学城公司；
及创新系统合作伙伴STING。
它们对中心工作提供资金、物质和技术支持，这些机构的代表组成中心的委员会。
2002年，在原各自ICT有关院系和课程基础上，斯德哥尔摩大学和KTH正式宣布联合在Kista组建信息技术大学（ITUniversity），也称Kista校区，作为实现科学城目标的另一重要内容。
双方同意安排特别资金支持Kista校区活动的发展，目的是为瑞典创建一个国际级、多学科、跨学科的校区环境，其中教师、研究人员和学生彼此密切合作，与产业界和社会相互合作。
校区高度国际化，2008年，全日制学生已达5千人，其中主要是研究生，60%是来自各国的留学生或交流学生。
就公司而言，除了充裕办公用地可以租用，周边良好的绿地和林地环境，Kista还有其他独具特色的吸引力。
瑞典是北欧大国，其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处于北欧相对中心的地理位置。
Kista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和阿兰达（Arlander）国际机场中间，距离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仅10多公里，距离阿兰达机场也只20多公里。
1976年，通往Kista的地铁线正式开通，到斯德哥尔摩市中心仅需15分钟，此外还有便捷的公路交通。
这是许多新兴的计算机和电子产业的国内外公司选择Kista的重要原因之一。
对Kista的IT公司们的调查表明，他们选址最重视的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便利交通、良好的办公环境、丰富的技术人才供给、电信基础设施和临近客户五个因素，在这些方面Kista可以完美的满足他们［6］。
随着科学城的规划建设及风险资本的加强，社交生活功能、对创新创业的产业支撑条件亦不断优化，进一步强化完善了产业环境生态。
3.4产业网络中定位
聚焦于ICT产业，这点Kista和硅谷极为相似。
斯坦福大学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建立的科技产业园区，仅是电子类企业才能进驻。
有所不同，Kista作为电子产业基地的初始发展，某种程度上是个偶然。
由于住宅区和产业区相邻，对进驻企业有特别的要求，其中包括不能产生噪声和污染。
虽然IT企业满足这种要求，但最初并无计划在该地区建设一个IT集聚中心。
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起初许多公司对进驻这里并不感兴趣，直到爱立信的电子制造公司SRA的迁入。
从建设电子中心计划出台后，对入驻企业的要求才开始具有明显的主动选择性。
在20世纪80年代末及90年代，全球领先的IT和电信领域的公司，如诺基亚、微软、苹果等均在Kista建立分公司或研究机构，此外，还汇集了一批小公司及新创企业。
雇员数量稳步增长，从80年代初的1万人左右，上升到1990年200个工作场所的近2万人。
领域也越来越向IT集中，1990年后，在ICT部门的就业人数开始超过其他部门就业人数。
此后，其他部门的就业人数一直保持在近1万的人水平，而ICT部门的就业人数不断增长，90年代末上升为近2万人。
硅谷在ICT的诸多细分领域都有强的竞争力，并且有先动优势。
作为后发地区的Kista更加聚焦，尤其专于移动相关的ICT领域，这也与爱立信的较大影响有关。
爱立信对Kista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它一直是最大的雇主。
21世纪初，爱立信在Kista雇员一度多达1万7千人，网络经济泡沫的破裂，它被迫裁员9千人，2004年后雇员数量一直维持8千人左右。
但这些人大多转到其他公司工作，在Kista的IT部门就业人数并未减少，Kista依然继续成长。
如今，在Kista核心的长2公里、宽1公里的狭小区域内，雇员已超过3万，有约800家公司，其中2/3集中在ICT领域，包括爱立信总部；
皇家理工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合办的IT大学，以及4个研究所，研究人员超过1100名；
此外，还有8个大的全球性ICT企业在此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
4对我国科技产业园区建设的启示
作为从一个简单的生产基地逐步进化成为世界领先的创新创业和成长性的生态系统及ICT集群地，Kista已成为国际性科学城、创新创业集群的一个发展样版与新兴典范。
其发展模式，在以下几方面对我国园区建设有重要借鉴意义。
4.1专业化选择性集群
我国各种科技或产业园区大同小异，没有特色和实现专业化是重要特征。
在同一科技园区内，常常汇集了机械、化工、电子等诸多产业关联性不高的企业，在县级甚至乡镇的园区内也是这样，园区内企业难以产生集群的协同效用。
如同硅谷，Kiata科学城能够成长为国际级的集群地，和其专业化选择性政策密不可分。
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建设电子城开始，非ICT及与之相关的生产生活服务企业，是不允许进驻的［7］。
皇家理工学院和斯德哥尔摩大学也仅是ICT有关的院系才搬迁至Kista。
虽然，Kista最近也在提出要走多元化增长路径，但依然集中在移动ICT及相关联的领域。
这是其能实现创新集群发展，并不断升级的重要原因。
所以，我国的园区从领域定位上，应更为聚焦与差异化。
4.2重视产业环境完善而非特殊优惠政策
Kista科学城的发展并未以税收或土地等方面特殊优惠政策，吸引公司入驻。
实际上，瑞典反而向来是以高额的公司和个人所得税率著称。
它依靠什么吸引国内公司集聚？
这归功于其不断完善的产业环境。
反观我国，许多高新技术开发区或产业园区吸引公司主要依靠所谓的特殊优惠政策，比如3年免税，3年税收减半。
这种单一的产业环境生态，却难以产生吸引并留住企业的长效机制。
地方的GDP可能在短期内增加，但税收增长能力有限，反而会带来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问题。
而在整个瑞典，税率等经济政策是普适的，各地都一样。
在这种环境下，企业想的不是找更低成本的地方，而是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环境、自己如何去创新提高竞争力。
这是瑞典国家创新能力全球领先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值得我国借鉴学习的。
因此，我国科技园区或产业园区要长远科学发展，需要国家和地方共同努力，把重心放在产业与企业发展环境完善方面。
4.3并非单方主导而是建立在共识和制衡基础上
地方政府、教育科研机构和产业界，是科技园区生态系统成功发展的三角基石，缺一不可。
任何一方的主导，都可能会出现损害另两方长期或短期利益，不利于发挥其积极性或导致参与程度低。
Kista成功关键之一，在于三方长期推动实现大家共同认可的目标，建立在共识、协商与制衡的基础上，这点集中体现在财富基金会作用上。
我国的科技或产业园区，大多是在各级政府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主要管理机构是管委会。
为增强园区研发与人才供给，邻近大学等也是我国许多科技园区的重要特征，但产业和学术界真正融合程度并不高。
既然有明确责任主体，就存在对其业绩的考核问题，通常用的是GDP衡量指标。
这就难免出现许多地方政府以及管委会片面追求GDP的情况。
为了在短期内增加GDP，更倾向于采取所谓的特殊优惠政策，吸引更多企业进驻，而不是关注长期产业环境完善，采取选择性政策，实现专业化集群。
对于产业集群高端型态的创新创业集群来说，研究开发或者创新创业行为是核心和主要的活动，短期是难以用GDP来衡量考核其绩效的。
因此，将园区发展的决策，建立在地方政府部门、教育科研机构和产业界的共识和制衡的三角基础上，将更有利于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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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迟凤玲）
【文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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