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和中国木文化比较翻译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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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和我国纬度相似的世界其他地区的植被比较来说,北美东北部分布有658属2835种，新西兰400属1871种。
由此可知我国有丰富种类的植物。
但中国更有着我国根本不能与之比肩的植被覆盖。
去了一次中国西域的人会感觉到或大或小,越向大地俯视的话越感觉什么都没有，以至于会怀疑：
究竟哪儿植物繁茂了？
！
然而,中国和我国不同，它是有着非常广阔的国土的国家。
在中部和西部，植物不是很多,但南部以及北部地区,植被分布却很丰富。
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在内的北方地区，自寒帯开始到温带生长着繁多的树木；
在云南省、广西省、江西省、福建省，再加上海南岛在内的南部地区，从温带开始到亚热帯业也生长有丰富的树木。
发行版本为126册的《中国植物志》中,仅种子植物就记录有301科，3408属,31142种。
上述关于我国的植物中提到的数字,也包括羊齿植物和草本植物。
若仅考虑木本植物的话，日本的野生植物
（2）共计1138种。
另外,包含一部分外国产树种的《原色树木大图鉴》（3）中，记有约1500种。
原本树木之中,包含有广叶树种中为被子植物、双子叶类中的木本树种,而木本和草本是极其随意的分类，处在木本和草本的临界状态的树种，有的学者分类为草本，有的分类为木本。
另外,琉球列岛和小笠原诸岛的树木之前并未被列入日本国内的树木种类总数之中。
考虑到这个情况,我国的树木的总数约为1500种。
与此相比，中国的树木种类是什么情况呢?
目前,手中仅记录树木的文献《中国树木志》（4到7）中，共载有约8000种。
其中,乔木约2000种,剩下的6000种为灌木。
植物地理学将生长有共同的种和属的植物的区域称为区系。
日本和中国同属于日华植物区系，存在着共同生长的种类丰富的植物。
《日本的野生植物木本I、II》中记载的1138种植物中，183种是在台湾,449种是在中国大陆生长的种类,104种是在台湾及中国大陆生长的种类。
因此,台湾和中国大陆共528种也是在日本和中国都有生长的种类。
也就是说,关于日本的植物，所载树木的约半数在中国也有分布。
实际上，很有可能有未调查出来的灌木种类,将来同种类的记录数目亦会进一步增加。
不管怎么说,从这个数字来看，我国和中国有相似的植物分布。
3从遗址出土的木材
从遗址中出土的制品，可分为金属器具、土制器具、木制器具。
木器是有机质,因此容易腐烂，从而将其置于加水集装箱中并添加防腐剂以保存,和其他制品相比操作极其困难。
然而,随着保存处理技术的提高,一旦进行后,没有必要在水中浸泡、亦无需空间,就能够展示标本。
因此,目前在我国，正和其他物品一样同等地进行操作处理,也能够进行详细的调查了。
另一方面中国也在发展，渐渐进行出土的木质遗物的保存处理。
3.1我国对从遗址出土的木材的研究
进行全国都道府县的遗址挖掘调查的埋葬文物调查中心，设置了事务所，每年出版大量的挖掘调查报告书。
其中,他们将木质遗物用材的详细分析数据输入到电脑中进行整理，制作了遗址出土木材的数据库。
归纳如下（到目前为止）：
记录数目:
57000
木质遗物总数:
223000
该数据显示，即便在加工用道具不发达的绳文时代，也曾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木制品；
在加工用具有所发展的弥生时代以后，更多木制品被制造出来。
虽然从遗址中出土完整制品极其罕见，且不知制作的很多的木制品有何用途,但可以窥见的是，我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能根据用途不同而选用不同的树种,并意外发现了不同树种的用途。
3.2中国对遗址出土木材的研究
出差时访问中国的时候，只要一有时间就会去参观遗址并收集资料。
这是在资料有限的前提下，耳闻目睹、感受到的东西。
笔者了解了中国的挖掘调查，如敦煌莫高窟、河姆渡遗迹、楼兰遗迹、西安市秦始皇的兵马俑、湖南省的马王堆汉墓和印山越王陵等之前进行的相当数量的调查实例。
理所当然地，出土物多数为木器，但是被保存的却极其有限。
实际上，更多的情况是将其送回原址。
其原因之一,是中国的保存处理技术的普及不够充分。
在我国国内，有很多保存处理专门企业,并且都道府县的埋葬文物中心，也有很多能够独自进行保存处理工作。
对此,在中国北京、上海、南京等,国立考古研究所和大博物馆有设备,而其他的只有一部分有发挥全面作用进行保存处理的设备。
今后,期待中国方面,也能够在国家补助下完善发展树种鉴定的保存、处理设备。
以下，笔者简单介绍在现场中看到的与出土木材有关的例子。
3.2.1河姆渡遗址
如图1所示，河姆渡遗址中竖立着无数的一米有余的木桩。
据说这是一个仿本，原来的桩已经被取上去存放在浙江省博物馆中。
若将其复原就是高床式的居所，这应当是住所中作为基础的柱子。
图1河姆渡遗址被认为是高床式居所中使用的基础柱子
参观河姆渡遗址时，看到当地说明文中简洁地记录遗迹的情况，在这里介绍出来。
“河姆渡遗址是新石器时期一个村庄的废墟,发现于1973年夏，遗址的总面积约为40，000平方米。
1973年和1977年冬，在2,800平方米的范围内进行过两次发掘,发现堆积层厚度约为4米，出土了包含4种过渡文化层的农具、生活用具、原始工艺品等在内的6700种以上的文物。
同时，人的骨头、大量种植水稻、大范围的木制居所、猪、狗、水牛、猛禽类、水果等文物也重见天日。
第3、第4层属于未知的文化，文化性的堆积物丰富，故命名为河姆渡文化。
根据放射性碳素的测量结果，4种文化的堆积层的绝对年代在7000年前。
这些对中国农业、建筑、纤维、工艺及文明的起源的研究来说，都是极具价值的材料。
因此,它被认为是中国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河姆渡遗址相当于中国文化摇篮期。
”
举例来说，可以认为河姆渡遗址相当于我国青森县的特殊的历史古迹三内丸山遗址。
这个遗址所处的时代比河姆渡遗址还晚一些,它是距今约5500年前至4000年前的绳文时代的一个村落。
3.2.2西汉“黄肠题凑”木椁墓
年代相当于我国的弥生时代--汉代之墓,应用这个时代独有的制作方法制作而成。
此前挖掘出了9座。
笔者见到了其中之一--西汉广陵王的神居山墓。
它的整体形状是长方体，长16.35米、宽14.23米、高4.5米,中央置有棺材。
木椁的材料全部为楠木，外面周围区域的一边附有40厘米左右的方木，是非常结实的构造。
3.2.3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里木盆地上广阔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同时也处于丝绸之路西域南线的沿线上。
该遗址在公元前1世纪～公元前4世纪是繁荣的迷幻的古代都市,当时被称为“精妙王国”（当地语言为“查多塔”）。
遗址的规模为东西7公里,南北25公里。
以佛塔为中心,70户的住所、许多墓地、家禽小屋、窑址、果园、桥、田地甚至枯渴的河床及大面积的枯死树林区都几乎原样不动的遗存了下来。
它的时代上几乎能和楼兰遗址匹敌但在遗产规模上远远超越楼兰遗址。
笔者在当地一边坐骆驼晃来晃去一边调查,现在依旧难忘2000多年前的木制柱子（图2）林立的景象。
使用的自然木、庭木、住所、橘等木材大部分都是三叶杨属（8）。
到底属于三叶杨属的哪个种类呢？
对这个问题,笔者参考当地的详细调查发现,它是现在依旧在当地生长的胡杨。
另除柳、tamarikusu外，sunaname等若干树种也有使用。
此外,可见到碗、纺锤车、长桌、臼、木键、打具、木棺、火鐟臼、梳子、弓、箭、各种祭祀工具、锄头及其他农具等日常生活用品在内的多种木制品被挖掘出土。
其中有被认为从中原黄河流域运来的漆器制品。
西域是遗址的宝库,虽然许多木制品被挖掘出土,但这些树种仅是被发现的一小部分,所以希望今后能够在西域进行遗址出土木制品的调查。
3.2.4郑和宝船
2003年,南京市内的一个造船所从港口水底发掘出了一轮木制船的巨大船舵（图3），以此为开始，很多文物被挖掘出来。
那艘船是一位在中国明朝开拓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海家——郑和造出来的。
船的大小为长125米、宽50米。
郑和从1405年到1433年，经过7次,每回开动船只200艘、率领2万人,向东南亚、印度甚至非洲进发航行,访问了约30个国家。
今年正好是郑和航海600周年,中国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南京博物馆（非南京博物院）展示了之前挖掘的大量文物。
目前中国的研究人员正对该船只进行调查,据说使用了很多广叶杉木。
图3最近发掘出的郑和宝船的舵南京博物馆中拍摄
（仅供参考）
元寇船
13世纪，蒙古忽必烈入侵九州遭遇神风，大部分船只沉没海底。
这是大多数日本人都知道的历史事实，即所谓“元寇船”事件。
船是在攻击漂浮在伊万里湾中的鹰岛时因台风而沉没的。
据有关专家介绍，1274年第一次发动进攻时，他率领4万人的兵士乘900艘船灭亡了鹰岛居民。
1281年发动第二次攻击，率14万人乘坐4400艘的船只进行进攻，再次遇到台风，3000艘船只和10万人沉于海中。
打捞沉船的事情始于1980年。
最近发现附着有贝壳的使用蒙古锅制作的炸弹、剑、大锚、用汉语书写的容器，也打捞出了许多块木板，但我不知道哪一块木头属于哪个特定的船只。
船有40米，在中国或朝鲜半岛制作（9）。
通过调查树的种类，笔者认为有可能有特定的造船场所。
作者几次到鹰岛去，采集木板样本进行调查。
虽然获得最终结果还需要时间，但至少能够肯定的是其中包含有在日本生长的树的种类。
元寇船比郑和宝船早了约150年，时间非常接近，笔者认为两者的调查结果可以相互补益，期待能够有结果。
4．木雕雕像
自佛教传入我国以来，作为崇拜的对象--木雕的制作有所增加。
原本，在佛教的发源地印度以及经由国中国，多用石头和金块制作佛像，但在日本，相对于金属和石头来说更加偏好木材。
我国佛像雕刻的8到9成是木雕。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日本佛像雕塑是由木材制作的。
所以，木质雕塑的存在是我国培育木文化的一个证据。
4.1日本木雕雕塑的案例研究
我国的木雕用材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51年小原二郎教授做的报告（10）。
他在1964年的报告（11）中鉴定了651块（样本数651）木质雕塑，结果显示，我国最早的木雕是在飞鸟时代用樟木做成的，百济观音像是其代表。
教授公布调查结果，认为到奈良、平安时代，材料被扁柏所取代。
根据最近的一项关于8世纪木雕的研究，原本说法是由扁柏制造的木雕像使用的是名为榧的木材（12）。
同一时期的木雕多用榧制作，因此榧是当时重要的木雕材料。
4.2中国木雕雕塑的案例研究
关于中国的木雕的材料的研究案例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没有一个总结研究的案例。
在这样的状况下，国外研究者对我们的研究室的木雕表达了强烈好奇，本研究室与其一起，最近两年间投身于中国木雕的研究。
欧洲各地的美术馆将其保管的来自中国的木制雕塑的缝隙和裂纹中像火柴前端木头左右大小（非常小）的木片提供给我们，本研究室带回来做树种鉴定。
其中佛像雕刻总数为34块，道教雕刻总数5块。
发现多数树种为杨树、桐树、椴树及杉树，都属于强度较小的种类。
这些种类在我国木雕中很少使用。
对比我国木雕材料扁柏、榧、樟树，可发现木材用料有很大不同。
在家具和陈设上，偏好桐树的我国以及偏好唐木的中国在材料使用上有不同的见解，木雕的用材观点上也有同样的区别。
然而，由于木雕样本数量较少，也许这仅不过是有限的区域里的用材倾向。
笔者认为今后我们要进一步延伸调查，以就解决这个问题继续研究。
5古建筑
5.1日本建筑
因为国土的70%被山所包围，气候潮湿，所以日本的建筑从古代到近代一直是木质建筑。
构造思想为：
用在柱子上搭接桁架和梁的方法以构成轴部，在桁架上打上木椽、架好屋檐以建造屋顶。
对寺院建筑，是在柱子上布置斗拱，并用桁架连接。
屋顶则根据建筑物种类不同,分别布有瓦,板,扁柏皮,茅草等。
镰仓时代从中国引进了大佛式和禅宗式两种建筑形式,在柱子中使用枋贯穿固定轴部的方法流传了下来,成为此后结构的典范。
对轴部，随着离角落越来越近，柱子亦越来越稍微加长,通过屋檐前挺的设计效果，使得柱子上端向内部稍微倾斜，也就是用我们常说的“内转法”的技法,防止柱头部位向外张开。
柱子上斗和肘木构成的斗拱除了支撑桁架和分散支点外，还起着使桁架伸展到外面加深屋檐外延部分的作用（13）。
在日本的古神社建筑中，没有斗拱,它是飞鸟时代自中国经由朝鲜半岛传过来的。
说到日本建筑材料,第一个浮现的是扁柏,但实际上当然也使用了其他的材料。
于飞鸟时代修建的山田寺中，发现了樟木柱子,8世纪的药师寺东塔、当寺西塔使用了榉树（14）。
另外,平城宫的建筑物中除扁柏外,多用高野槙。
但主流无疑依然是扁柏。
进入镰仓时代后，由于资源枯竭，也开始使用松树和榉树等。
目前,奈良的唐招提寺发起了大规模的修复工程，建筑物被全面解体，退化腐烂的材料被更换,以再现其原来的样子。
借此机会，研究室得到了唐招提寺以及奈良县教育委员会的协助,鉴定出了很多材料使用的树的种类。
结果显示,原材料几乎都是扁柏,但在江户时代以后的修复工程中使用松树、铁杉和榉木的比率增加了。
5.2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的结构形式，包括用石头和砖块堆积成的基础-墙壁结构系统或用木头组合成的高床-梁柱结构系统,前者在北方中原黄河流域较为发达,后者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及其以南非常发达。
山西省保存有宋（960-1127年）、金（1115-1234年）之前的大量木制建筑物，据说占据了中国该时代木制建筑物的7成以上。
此后，木制建筑物形成大系的发展时期是在汉代,并在唐朝确立了地位。
我国飞鸟时代的佛教建筑中,混杂了比隋唐还要早的古老时代的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技术。
现存的晚唐建筑物之中，有南禅大殿、广仁王朝正殿及佛光寺等。
山西省五台山建造于782年的南禅寺大殿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木造建筑。
奈良的唐招提寺正殿受到晚唐的影响,但比佛光寺还要简略。
唐朝确立的建筑形式在宋、辽、金、元等朝代得到发展,设计上一直进行着变化和提高（15）。
关于中国建筑的材料，只有零零散散的了解，期待今后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
它在山西省应县西北部，高67米，是中国现存的最古老的木制佛塔。
其制作宏大、细腻，是中国建筑史上的塔中瑰宝之一。
它的正式叫法为佛宫寺释迦塔,而人们将其亲切地称作应县木塔。
八角形,外形给人有六层的感觉,但是第一层为裳阶,所以为五重塔。
内侧有九层，其中四层为暗层，相当于天花板的上部。
建造于辽代清宁2年（1056年）。
4世纪末，鲜卑族振兴魏朝（386-534）,398年定都于现在的山西大同,称平城京。
随后于494年迁都洛阳。
当年之前的大约一个世纪之内,大同是魏的中心。
顶盛时期有超过100万人口,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城市。
人们认为称都城奈良为平城，是为了纪念北魏的都城平城。
6.正仓院宝物及来自中国的影响
光是记录薄上记载的正仓院宝物就有9000多件（16），再者，1件中就有数百份东西,玻璃或文件资料等只是大致地记录在其上,实际上真正的数字远远超过记录薄上的件数。
能够看到正仓院中的很多宝物是木制的。
此前调查了超过200件木制宝物的树种使用状况（17）,如下所示：
针叶木:
扁柏、杉木、榧、紫杉
广叶木:
榉树、椋木、橡木、tari、tawa、厚朴、樟木、蚊母树、樱花树、枫树、白楸、赤目柏、柿子树、泡桐树、水曲柳、外来的紫檀木、红木紫檀、花梨木、铁刀木、黑檀木、白檀木、沉香木
单子叶植物:
槟榔、竹
由上可见材料使用的一个特征是采用了外来的木材。
在了解日本和中国文化交流的基础上,介绍以下两种宝物。
一个是木画紫檀双六局,另一个是桑木画棋局。
每一个的形状和构造都酷似吐鲁番市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物品——小型的棋盘模型及小型筛子的模型。
吐鲁番位于丝绸之路的沿线上,是许多遗址的所在地。
这样看来，阿斯塔纳墓地出土的作品通过丝绸之路影响正仓院宝物不足为奇。
联系到这个结论，关于正仓院的宝物，《正仓院和日本文化》的作者表示:
“如果要列举一个正仓院宝物所具有的特色的话,那么是它的‘国际性’。
集中了奈良时代文化精髓的正仓院宝物中,有很多是从中国、朝鲜半岛等亚洲邻国和经过丝绸之路向我国传来的东西。
另外,纵使有些宝物本身在我国制作而成,但技术和方法却是从这些地方传来的。
因此,有句名言为‘正仓院宝库是丝绸之路的终点’。
7.总结
如上所述，日本和中国共属日华植物区系,我国树木的半数也在中国生长。
从植物的角度来说，有着非常相似的种类,且在世界中也令人惊异的丰富种类。
因此,两国自古应当都有木文化的发展。
实际上,如果不考虑使用木材的文化，就无法在日本考察遗址调查、木雕像、古建筑--木的文化如此发达！
对此,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现代中国，几乎看不到木制建筑,佛雕和庙宇建筑中非木质建筑比较盛行。
然而,远观古代中国,像在河姆渡遗址的高床式居所、尼雅遗址的居所、郑和宝船、西汉的木椁和众多的寺院建筑中看到的一样，有大量采用木材的迹象，木的文化相当发达。
中国方面如果像我国一样进一步进行遗址调查、木雕研究、古建筑调查的话，也许能够更加详细地揭开木文化的实况吧，并且还能够带来与我国木文化交流相关的新发现。
中国,乃至东亚今后会越来越感受到将木文化作为科学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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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树木志编纂委員会編中国树木志第一巻中国林业出版社、pp.1-929，1998.
5）中国树木志编纂委員会編中国树木志第二巻中国林业出版社、pp.931-2398，1998.
6）中国树木志编纂委員会編中国树木志第三巻中国林业出版社、pp.2399-3969，1998.
7）中国树木志编纂委員会編中国树木志第四巻中国林业出版社、pp.3971-5429，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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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NewsweekJapanAug.16発行，52页，2004.
10）小原二郎上代雕刻的材料史的考察佛教艺术、No.13、3-21、1951.
11）小原二郎日本雕刻用材用材调查资料美术研究、第229号、74-83、1964.
12）金子啓明、岩佐光晴.能城修一、籐井智之日本古代木雕的树种和用材观--以7、8世纪为中心、MUSEUM（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志）、第555号、3-53,1998.
13）滨岛正士、继手仕口--日本建筑中隐藏的智慧株式会社INAX、p.10、1988.
14）伊原慧思、关于古建筑中使用的木材种类和使用位置保存科学、No.28、25-62、1989.
15）布野修司编亚洲都市建筑史昭和堂、2003.
16）米田雄介正仓院和日本文化历史文化图书馆49、吉川弘文馆、1998.
17正仓院事务所正仓院的木工日本经济新闻社、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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