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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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流传，历时愈久，愈易失真。

以今日所见古代文献而言，文字讹误，文句颠倒，篇章脱漏增益，记事殊异，乃至于随意增窜改作，不胜枚举。

出土文献长期埋藏，因而得以保持较为原始的面貌。

有些文献经历了几千年（如甲骨文、金文等），少者亦有数百年，其可贵性不言而喻。

　　传世文献的长处，则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传世文献经过了长期的自然选择。

既要读书，主观上总是希望有一个好的本子。

因此，传世文献得以流传，必有其原因，有其长处。

　　更为重要的是，传世文献往往经过整理选择。

古人很早就已经开始进行文献整理工作。

《国语·

鲁语下》曰：

“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汉书·

礼乐志》曰：

“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据《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对于六艺，都有整理之功。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巨大的文献整理工作。

这次文献整理不仅涉及面广，而且非常细致、深入。

　　《艺文志》总序曰：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

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

战国从衡，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肴乱……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

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

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

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艺文志》最后概括说：

“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

”班固自注：

“入三家五十篇，省兵十家。

”

　　这说明，西汉古籍整理，是得到国家支持、由著名学者、专家主持的一项系统工程，它使绝大多数西汉文献以前的文献都经过了认真的校理。

　　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

一是去古未远，可以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

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

如：

　　《战国策书录》：

“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

”其中“有国别者八”。

《管子书录》：

“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

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着八十六篇。

”《晏子书录》：

“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校尉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臣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

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着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邓析子书录》：

“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

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

”《孙卿书书录》：

“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

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着三十二篇。

”当时每校一书，都参考了不同版本，多者在十本以上。

　　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

　　刘向《战国策书录》称：

“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

”《晏子书录》称：

“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

”《列子书录》称：

“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

”又称：

“中书多，外书少。

章乱布在诸篇中。

艺文志》曰：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

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

”又曰：

“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

“（《论语》）经文皆同，唯孔氏壁中古文为异。

‘父母生之，续莫大焉’、‘故亲生之膝下’，诸家说不安处，古文字读皆异。

（二）是汇编与辑佚。

　　《战国策书录》称：

“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

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

“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尚书》）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

“《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

　　（三）是辨伪与存疑。

　　《晏子书录》称：

“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为一篇；

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之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遗失，复以为一篇。

“《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

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杨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违，不似一家之书。

艺文志》载：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

“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

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

”（班氏之注，亦当本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文子》九篇。

”注：

“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似依托者也。

”“《力牧》二十二篇。

“六国时所作，托之力牧。

力牧，黄帝相。

”“孔甲《盘盂》二十六篇。

“黄帝之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

”“《大禹》三十七篇。

“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

”“《神农》二十篇。

“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

”“《伊尹说》二十七篇。

“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鬻子说》十九篇。

“后世所加。

”“《师旷》六篇。

“见《春秋》。

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之。

”“《务成子》十一篇。

“称尧问，非古语。

”“《天乙》三篇。

“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

”“《黄帝说》四十篇。

“迂诞依托。

　　可以想见，这些经过认真校理的古籍必定不会是一无可取的。

另一方面，出土文献本身也有各种复杂的情况，不一定十全十美。

所以，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本质上应该是互补互证，不能绝对地划分高下优劣。

　　三、出土文献需作具体分析

　　出土文献是一个整体概念。

具体到某一种的出土资料，需作个案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出土文献中，有的是第一手资料，如甲骨文、金文及其它铭文，其可信程度无可怀疑。

但也有一些是经过辗转传抄的。

对于这类材料，就需要作具体分析。

兹举一例以明之。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

其中的一种，后来被定名为《战国从横家书》，帛书共二十七章，中有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

帛书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中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史记》、《战国策》的记载大相径庭。

一些学者根据帛书的相关资料，对《史记》、《国策》的可信性提出了质疑。

　　唐兰先生说：

“（司马迁）没有见到关于苏秦的第一手史料，因而把公元前三世纪初的苏秦事迹，推到前四世纪末；

把张仪、苏秦的时序改为苏秦、张仪；

五国伐秦错成了六国合纵，还推早了四十五年（前228年－前333）。

时序既差，事迹中既有弄错的，又有假造的，他的《苏秦传》就等于后世的传奇小说了。

”[2]

　　杨宽先生说：

“今本《战国策》中，既有比较原始的苏秦数据，也有出于后人伪造虚构的东西，可说真伪参半。

而《史记·

苏秦列传》所辑录的，几乎全是后人杜撰的长篇说辞。

因为司马迁误信这些游说辞为真，误认为苏秦是和张仪同时对立的人物，反而把有关苏秦的原始资料抛弃了，或指把这些资料中的‘苏秦’改成‘苏代’或‘苏厉’。

因此战国中期有许多重要历史事件和苏秦活动有关的，真相就模糊不清。

”[3]

　　马雍先生说：

“《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

尤其严重的错误是以为苏秦死于燕王哙之时（公元前320－314），早于昭王之立（公元前311）。

今本《战国策》中关于苏秦的纪录较《史记》为多，但亦真伪参半，又往往将苏秦和苏代兄弟二人弄得混淆不清。

”[4]

　　众多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众口一词，除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外，对帛书过于相信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司马迁和刘向都曾见到过与帛书相类似的数据。

《苏秦列传》赞语说：

“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由此可见，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数据”不在少数。

《战国策》中也有若干署名苏秦的篇章时间较后。

《齐策二·

秦攻赵长平》，《齐策三·

楚王死》、《孟尝君将入秦》，《齐策四·

苏秦自燕至齐》、《苏秦谓齐王》，《赵策一·

苏秦说李兑》、《赵收天下》，《韩策三·

韩人攻宋》，《燕策一·

奉阳君李兑甚不取于苏秦》。

　　苏秦合纵在前，张仪连横在后，有苏秦联合六国，而后有张仪散纵连横，这是战国纵横最基本的事实。

《史记》、《国策》对此都有极其明确的记载。

《苏秦列传》载苏秦之死在燕王哙（公元前320－前314年）时，《张仪列传》、《六国年表》载张仪之死在魏哀王时（具体时间为公元前309年）。

刘向《战国策书录》称：

“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

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

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

　　司马迁作《六国年表》，主要依据《秦记》，表中涉及苏秦、张仪事迹，有明确编年的资料就多达八条。

太史公“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有诸侯史记作参考。

汉初，战国权变之论著多在，亦为司马迁所得见。

刘向亲自校勘诸子之书，而《汉书·

艺文志》载“从横十二家，百七篇”，其中有“《苏子》三十一篇”，注：

“名秦，有《列传》。

”“《张子》十篇”，注：

“名仪，有《列传》。

”依据如此丰富的资料，当不难审定苏秦、张仪的先后次序：

很难想象这些纵横家著作都会数典忘祖，连苏、张活动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

　　战国从横游说之风盛极一时，纵横之士于纵横捭阖之时，往往采撷旧事，加以整理润色，或参以己意，斟酌益损，以为游说之资。

此类资料经过辗转传抄，极易产生歧异。

加上帛书多孤立成章，且一概没有署名，更增加了产生讹误或者伪托的可能性。

苏秦、苏代、苏厉活动时间虽然先后不同，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和宗旨却惊人地相似。

苏秦先在燕，后至齐，苏代、苏厉先奔齐，后适燕，主要活动地点都在燕、齐两国。

苏秦的活动宗旨有二：

一是主张六国合纵抗秦，二是在处理燕、齐两国关系时，他又明显偏向于为燕国着想而谋齐。

苏代、苏厉在这两点上都与苏秦如出一辙。

这就使得兄弟三人的事迹特别容易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