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中的史志着录体例探析以《隋书》两《唐书》史志经部之《春秋》类为例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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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家经训诂》十二卷
《春秋三家训诂》十二卷
同为一书，与《隋志》相比，《旧唐书》减一“本”字，《新唐志》减“经本”二字。
以上例子，是同一本书的书名，在不同史志着录中，书名字数有增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书名自身单独的变化。
还有书名因涉注文而变化：
《隋志》：
《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
《旧唐志》：
《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三十卷
可见，同一本书，《隋志》在注中说明它的撰注体例是“章句”，而《旧唐志》却把这个撰例词附于书名之后，作为了书名的一部分，使同一本书前后着录时书名相异。
又《隋志》：
《春秋左氏传评》二卷
《左氏杜预评》二卷
这是把注文中撰注者掺入了书名，而使前后着录书名各异。
又有书名字数单独增减变化和因涉注文而字数增减变化共存者：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新唐志》：
杜预《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宋志》：
杜预《春秋左氏传经传集解》三十卷
综上所述，可见同一本书在不同《史志》中着录时，书名有增字减字的情况，这样使得同一本书，在不同《史志》中着录时书名不尽相同，这反映了古书的书名并非很固定，而有着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
至于该书最初本来的书名，是否就是最早着录它的《史志》中的名称，笔者认为恐怕也不一定。
《史志》着录书名还有简省例。
有同一《史志》中因书名相同而承前全省者：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
又十二卷
虞翻注《国语》二十一卷
韦昭注二十一卷
孔晁解二十一卷
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
《解诂》即《隋志》所录贾逵《春秋左氏解诂》，此是着者为同一人，承前《春秋左氏长经章句》而省“春秋左氏”四字；
亦有着者不同而承前省者：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三卷
王延之《旨通》十卷
顾启期《大夫谱》十一卷
李谧《丛林》十二卷
崔灵恩《立义》十卷
据《旧唐志》，所省书名分别应为《春秋旨通》、《春秋大夫谱》、《春秋丛林》、《春秋立义》，此处京相璠以下四书均承前《春秋土地名》而省去“春秋”二字。
从以上可知，同一部书，在不同史志中着录时，书名可以不尽相同。
这是今天我们在使用史志目录时应当注意的。
２、关于撰注者
《隋志》着录通例，首列书名，次列卷数，而置撰注者名于注文中，撰着者名前冠以时代和官衔，失去撰注者名则不注，如：
《春秋经》十一卷
《春秋义略》三十卷
《春秋左氏义略》八卷
《旧唐志》一仍《隋志》，首列书名，次列卷数，置撰注者名于注中，但撰注者名前不再冠以时代和官衔，如：
《新唐志》则乱无体例，既有置撰注者于注中者；
又有冠撰注者名于书名前者，且撰注者名和书名之间有时加“注”、“集”、“集传”这种撰例词，有时却又不加；
还有把撰注者名置于书名和卷数之间者，如：
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
《春秋谷梁传》十五卷
《春秋谷梁传》段肃注十三卷
考《汉志》着录，除“诗赋略”外，大部分为首列书名，次列卷数，置撰注者名于注中，间或有置撰注者名于书名前，如“六艺略”“《春秋》类”：
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
或列撰注者名于书名卷数后，如“六艺略”“易”类：
《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
《汉志》为史志发轫之作，体例不精尚可原谅，而且随后的《隋志》即修正了《汉志》的不足，全部首列书名而置撰注者名于注中，使体例统一；
《旧唐书》继承了这一传统，更进一步扩大到“集部”中，而使得全书“四部”体例整齐划一；
《新唐志》却无视前志优点，着录书名时乱无体例，可谓草率成事。
后之《宋志》，体例虽不仿《旧唐志》，仍把撰注者名冠于书名之前，但通篇如此，亦自成体例，人名与书名之间不再出现“注”“撰”等字，体例统一，后来《明志》也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３、关于注文
姚名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总结《汉志》着录书名卷数后的小字注文内容有七类：
一是介绍书之撰人，二是解释书之内容，三是说明书之来历，四是记书之篇目多寡，五是断定书之存佚，六是补注书之撰人，七是判定书之时代及真伪。
《隋志》注文继承了《汉志》的体例，但又有所变化，内容包括：
一、记书之撰注者，冠以时代、官衔，如：
《春秋说要》十卷
二、记书之内容及起止，如“史部”“杂史”类：
《梁皇帝实录》三卷
《帝王世纪》十卷
三、记书之存亡：
于六朝图书，作为注文系于隋代相近图书或相应类目之下，记其存亡，便于读者因类以求，如：
《春秋释例》十卷
《春秋成长说》九卷
四、记书之残缺与完整，如“史部”“杂史”类：
《汉末英雄记》八卷
《魏尚书》八卷
“史部”之“正史”类：
《周史》十八卷
五、附记书之目、录，如“史部”“刑法”类：
《北齐律》十二卷
《梁令》三十卷
此外，《隋志》注文中称撰注者的撰着方法，最常见者为“撰”和“注”，还有“传”、“章句”、“集解”、“释”、“笺”等，彼此区分甚明，互不混用，如：
《春秋左氏长经》二十卷
《春秋谷梁传》十二卷
《春秋谷梁废疾》三卷
《旧唐志》注文中只记撰注者和撰着方法，撰注者前不再冠有时代和官职，也不再记前代图书亡佚情况，这样，使得注文看起来简明扼要。
但在记撰着方法时，虽然和《隋志》一样大部分都使用“撰”、“注”二字，却又增用了许多介定并不严格的其它撰注方法,如“集注”、“集撰”、“训注”、“作”、“箴”、“发”、“述”、“解”、“驳”等，所有这些撰例辞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有时互相混用，与《隋志》相比，实乃一大退步。
如：
毫无疑问，《春秋经》并非士爕所撰，此处《春秋经》十一卷应如《隋志》所言为“士爕注”，可见《旧唐志》连“撰”和“注”也混用。
《新唐志》沿用了《旧唐志》的缺点，且又时或在注文中介绍撰注者的时代、字号、官爵、经历等，使得体例更加驳杂不一。
《宋志》吸收了《旧唐志》简明的特点，又由于《宋志》把撰注者名全部冠于书名之首，不再置于注中，所以《宋志》注文比《旧唐志》更加简省，只偶尔寥寥数字记书之内容、别号、注者等，所着录的书目，绝大部分就只记撰注者、书名、卷数而不再有注文。
《明志》即全仿《宋志》。
由上述可知，史志着录书名卷数后面的注文，就其发展的过程来说，总趋势是由繁到简，其中《汉志》为首创，至《隋志》而注文最繁，体例最善，至《宋志》注文最简。
至于繁、简的优劣，此处不详加讨论，应该说各有所长。
４、关于内部排列与结构
《汉志》把着录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隋志》以后各史志把图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
每部又分小类，各史志小类在着录图书时，图书在各史志小类中的排列与结构有所不同。
《汉志》和《隋志》着录，都是一部书就是一个着录单位，书名相同或撰注者相同的书，各自独立作完全着录，互不干联，不加减省，如：
《汉志》“六艺略”“小学”类：
扬雄《苍颉训篡》一篇
杜林《苍颉训篡》一篇
杜林《苍颉故》一篇
《春秋左氏经传朱墨列》一卷
《春秋谷梁传》十六卷
《春秋谷梁传》十四卷
到《旧唐志》着录，撰注者相同，其书仍各自独立着录，各自在注文注明撰注者，并不将此人所有的着作都排在一起，省去撰注者名；
有书名相同，则排列在一起，省去书名，如：
《春秋谷梁传》十三卷
又十三卷
但有时也稍有例外，如：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
《春秋外传国语章句》二十二卷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
这种在内部排列结构上，把书名相同者排列在一起，已不同于《汉志》、《隋志》以一部书就是一个着录单位的作法，这些书名相同而排列在一起的图书，已不再彼此独立无关，而是互相关联的一组书目，实际上已有编定书名索引的意向了。
《新唐志》着录，撰注者相同，则将此人所有的书排列在一起，省去重复的撰注者名，已有人名索引的意向，如：
又《释例》十五卷
《音》三卷
又：
贾逵《春秋左氏长经章句》二十卷
此种体例，最为不当，首先是书名部分承前而省，易使人认为此简省名即其书之本名，若不细心查阅则难知其书本来确切的名字，如《音》三卷，若不是《隋志》、《旧唐志》着录有杜预《春秋左氏传音》，则不知《音》为何物。
其次，同一撰注者有多种着作，只于紧接着的第二本书前加“又”字，其它书名前一概不加，如上面所列《音》三卷，又极易让人误解此书为失去姓名之别一撰注者所着。
这种缺点在《宋志》中得到了纠正，首先是《宋志》不再部分省或全省书名，全部着录书之全名；
其次是，中华书局的校点本在撰注者相同，将其着作排列在一起省去撰注者名时，不管紧接着的第二部书前有“又”字还是没有，均低一字排列，第二本书前若有“又”字，第三本书则比第二本书又低一字排列，这样使人一目了然，再不会使人产生误解，如：
刘敞《春秋传》十五卷
又《春秋权衡》十七卷
《春秋说例》十一卷
《春秋意林》二卷
《明志》着录，撰注者相同，其着作亦集中着录，在中华书局的点校排印本中不再提行单列，而是系于此人之下，一贯到底，如：
陆粲《左传附注》五卷、《春秋左氏觿》二卷、《胡传辨疑》二卷
可见，各史志小类在着录排列图书时，总的说来体例基本一致，但在具体着录与排列的细节上又各有不同，如上所述，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书名、撰注者、注文、内部排列与结构等方面。
在体例上，一方面，各史志之间既有继承沿用的关系，有对前面史志体例上的优点加以继承的，也有对缺点加以继承的；
另一方面，又各自有所发展，并不完全拘缚于前面的史志体例。
总的说来，每部史志各有长短，然而在体例上，无疑，《新唐志》可算是最为乱而不当者。
以上所述，是笔者翻检各史志“春秋类”着录书目时所作的比较，所以几乎所有的论据都只取自这一小类中，因此上面的某些结论有时也许并不完全适合于史志中所有的图书，在一些论据与论点上因为受到范围限制而带来的缺憾，恳切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补正。
但并不是每一部正史都撰有“艺文志”或“经籍志”，二十四史中的史志目录，共有以下六种：
《汉书·
艺文志》、《隋书·
经籍志》、《旧唐书·
经籍志》、《新唐书·
艺文志》、《宋史·
艺文志》和《明史·
艺文志》。
其中，前五者均为记一代藏书，仅《明史·
艺文志》为记明一代着作。
以下各史志均简称《×
×
志》，未标明部类者，均指该史志的“经部”之“《春秋》”类。
所引各志皆依据中华书局点校的二十四史本。
这种不确定性，大概和这样一个现象不无关系，即：
书名或者一个固定的书名，对于中国早期的书籍来说并非至关重要。
古书不但可以不题以书名，有时连作者名亦不签署。
这一点，已为诸多学者论及。
中华书局本《新唐志》标点为：
虞翻注《国语》二十一卷
韦昭《注》二十一卷
孔晁《解》二十一卷
正因不明此例而误。
中华书局1975年，第1440页。
中华书局标点本《新唐志》误点为：
《春秋谷梁传》段肃《注》十三卷。
此据中华书局标点本1962年，第1703页。
疑“施、孟、梁丘三家”为注文，依据《汉志》的着录体例应标点为：
《易经》十二篇。
同一本书既有撰者又有注者，则把注者置于注文之中，如：
崔升《春秋分门属类赋》三卷
见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之“体质篇”，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62页。
《汉志》、《隋志》虽也有把书名相同者排列在一起的情况，但它们彼此之间各自独立，将它们彼此分开亦毫无影响，只是一种无意识地排列在一起；
而《旧唐志》则是有意识地将书名相同者排在一起，若将它们彼此分开，则将使查阅者大惑不解了。
《新唐志》又有杜预《左氏杜预评》二卷，却并不列于此。
此乃《新唐志》体例不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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