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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中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作用的指导意见》，团中央联合民政部、财政部印发《关于做好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意见》，旨在推动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学者讨论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分析社会工作介入的必要性。
由于学校管理不足以及家庭教育缺失，一些农村青少年在学习、心理健康、道德、生活行为等方面存在偏差，社会工作服务作为弥补机制，可通过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知识与方法帮助农村青少年克服困难、解决问题并预防问题[1].二是分析社会工作介入的具体策略。
如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家庭工作、政策分析等专业方法[3],形成复合型的干预方法、系统化的服务模式、多样化的服务[4].三是分析当前社会工作介入的不足。
如社会工作服务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缺乏科学的服务评估、专业社会工作者供给不足、社会工作的认知与认可度较低、资金及资源缺乏等等[4].
既有学者的讨论，都认为在关爱保护农村青少年领域，政府、社区、学校、家庭的服务供给是不足的，社会工作服务是需要介入的，因为社会工作服务具有“专业性。
”当前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存在的主要不足，也在于介入程度不够，专业性尚未完全体现。
学术界曾对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展开一系列讨论，认为中国的政府管理和服务已经弥盖了几乎所有空间，这些社会服务是行政性的、非专业的，而当前开展专业社会工作只能嵌入政府主导的社会服务体系，社会工作的自主性和专业性被弱化[6].相关“嵌入性”讨论的前提预设是，专业社会工作代表了“社会”元素，社会工作必须减少“行政性”,还原“专业性”,即“找回社会”[7].以上讨论值得进一步反思的地方在于：
一是社会工作嵌入行政系统的问题。
既有行政服务是否都是低效和不专业的、都是要被社会工作替代的，以及社会工作与行政系统是否必然是不相容的?
二是社会工作嵌入社会的问题。
是否所有社会单元都需要社会工作嵌入，以及需要怎样的社会工作嵌入?
社会工作无疑是源于社会的，但社会本身是多元的、涵盖极广的，社会工作这个“社会”单元是否较好融入了村庄社区等“社会”单元，尚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
学术界总结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问题时，大多是以社会工作要进一步介入社会、进一步介入农村青少年领域为前提的，从而指出社会工作者人数不足队伍不够壮大、政府和村级组织对社会工作认识不足、运转资金欠缺、专业服务被各种因素干扰等问题，却较少分析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脱嵌”问题，即社会工作提供的服务与农村青少年实际需求脱嵌、与村庄社区实际情况脱嵌的问题。
1.介入临时性和碎片化
近年各地社会工作团队都针对农村青少年关爱保护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但许多主题活动只在“六一”节、元旦、春节等节日临时开展，社会工作者匆匆忙忙地来，匆匆忙忙地走，有的甚至沦为赶场式的机械程序-展示横幅、拍摄活动精彩片段、集体合照，主题活动开展的手段和目的发生了置换，活动不是为了激励青少年，而是为了采集必要的影像资料以便和后期的文字编辑和新闻报道相匹配。
主题活动内容大同小异，如包饺子、包粽子，或是给父母写信或写感恩话语，或是设计各种游戏环节，短暂的半天活动无助于解决实质问题，而刻意营造亲子间的和睦气氛或同学间的友爱团结气氛反而让孩子们感觉自己是有问题的群体。
有学者发现各类公益组织在关爱青少年时常有错位现象，如物品方面，“有些公益组织给孩子送书包，其实孩子最不需要的就是书包”;
又如地点方面，”某些留守儿童很忙，忙着‘接待’一批又一批的爱心人士的同时，很多地方的留守儿童却见不到爱心人士”[8].供给错位背后是各类组织仅从客位的眼光去观察农村青少年。
短暂的介入、突兀的活动、机械的程序，本该被关爱的人变成了被言说的物，农村青少年最终成为主题活动开展的装饰符号或布景。
2.过度强调不利处境
有学者曾呼吁不要过度渲染农村青少年的悲情色彩，不要过度强调农村青少年的不利处境，并提倡运用优势理论和增能理论指导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4],培养农村青少年的抗逆力[10].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些社会工作机构为了吸引政府购买服务，增加在项目投标中的命中率，往往夸大服务对象的不利处境，将问题夸大化，将小部分农村青少年个体的悲惨境遇扩大为大多数农村青少年群体的状况，将小部分事件如虐待儿童和性侵儿童扩大为农村青少年的主要待改善的需求。
有的社会工作机构不仅在项目申报书中刻意书写，还利用网络媒体如微信公众号、微信群、微博等，着力刻画当地农村青少年的负面形象和负面事件，且不说其中某些负面形象和负面事件有杜撰和修饰成分，存在一定程度的“反转”可能，即使是真实发生的，此类将小部分群体和小概率事件上升为普遍性群体和大概率事件的做法，很可能让政府在购买服务时产生误会，影响政府项目投放的精准度，让大众产生误会塑造刻板印象，甚至让农村青少年产生误会对自我认知降级，自我矮化，自暴自弃。
标签化服务对象，最终会影响社会工作机构自身专业性运行。
3.制度设计过于复杂
一些地方希望在引入社会工作机构的同时激发村民内生动力，通过创投等形式推进关爱农村青少年等社区公益服务项目，但有的公益创投只考虑了外在制度的严密细致，各种设置环环相扣层层相叠，却没有考虑村民的理解程度和接受程度，设计者认为相当完整的制度在村民眼中却是复杂繁琐的摆设。
例如我们在中部某村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正在实施公益创投机制，该机制规定每位公益参与者可获得一定的积分补偿，积分补偿按照工作量来计算，单位为时间、面积、劳动量等，不同的劳动量对应不同的积分，积分由社团在活动之前提前计算出来。
积分与一定的现金等价，比如1分可换算为1元或2元，参与者所获得的积分既可以兑换实物，也可以用于换取相应的服务。
当前村里能够参与公益项目的主要是在村老人和妇女，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公益创投的理念和运作模式难以接受，他们认为“要做公益直接做就好了，何必搞得那么复杂。
”
4.难以融入村庄社会
一些社会工作者在经历多年实践后，深感源于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扎根于中国村落的艰巨性，社会工作者秉持的专业知识与当地文化不断产生矛盾和冲突，社会工作者感到越接近村庄和村民，无知和无能感越强烈，以至出现“文化识盲”现象[11].专业限制与文化识盲的问题在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中也不断呈现，社会工作者希望用专业知识自外而内改善村庄中青少年状况，但社会工作者对自己习得的这套价值理念和专业技术太过自信，有强烈的帮扶指导的情怀却并不了解当地村庄的社会文化。
如社会工作者口中的“赋权”“培力”等一套专业术语难以让村民理解，在没有预热的情况下生硬开展个案咨询或小组互动等形式让青少年感到陌生难以畅所欲言。
又如社会工作者由于不了解当地家庭之间或宗族之间的既有关系而难以顺利开展工作，设计了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甚至无意间激化了村庄中的矛盾。
5.未能提升治理绩效
有的地方政府过于简单地认为只要引入了社会力量就可以有效治理社会问题，但是政府购买服务并不是一剂万能灵药，社会问题治理在于治理的效率而不在于治理的主体。
一些地区政府财政有限，村集体收入基本依靠转移支付勉强维持甚至入不敷出，在村人口不多且散落各自然村，事务数量不多但琐碎分散，在没设计好的情况下引入社工机构将面临多方共损的尴尬局面：
政府不多的财政要挤出一部分购买社工服务，但购买费用又难以支撑社工机构长期运行，社工每月拿着一两千工资勉力坚持;
村组干部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帮助社工机构落地，村组干部在本职工作之外又增添了协调任务;
社工机构几个人难以应对不定期出现的分散的人和事，只能偶尔来开展活动甚至成为挂牌机构。
这些地方的青少年工作依靠改进村组体系和学校服务供给更能实现低成本高收益，缺乏细致设计引入社工机构后往往治理绩效并没有提升，又多负担了一份组织成本。
三、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嵌入路径
M村是广东一个四面环水的小岛，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农业耕地5000多亩，辖有村东、村南、村西、村北、村中5个村民小组（股份社），共2000多户，户籍人口7000多人（其中农业人口6300多人），外来务工人员近6200人。
M村现有小学1所、幼儿园1所、托儿所4间、托管3间。
2010年，M村所在街道尝试引入X社工机构在3个村试运行，其中就有M村，2013年，街道推行社工服务全覆盖，该街道26个村委会和居委会都有入驻社工，共有70多人，另有4个驻校社工。
X社工站进驻M村已有近8年时间，目前有2个社工、1个干事，另有不定期过来的实习生。
M村作为沿海发达地区的村庄是人口流入地而非人口流出地，相比中西部地区村庄有更多资源支持青少年发展，但村庄青少年仍然面临许多共性问题，以及该村还有跟随打工父母来此地的青少年适应问题。
X社工站并没有完美地解决上文所列举的所有实践困境，同时还面临各种层出的新问题，但值得分析和探讨的是X社工站不断反思的精神和不断改进自身理念和技术融入村庄的尝试。
1.整体式嵌入村庄社会
首先是长时段进驻村庄。
X社工机构一开始的定位就是将站点设置在村里，社工每个工作日都到村里上班。
除了机构长时段在村，还尽量保持工作人员长时段在村。
2010年最早一批到街道的社工有70多人，现在还有20多人仍在原村居社区（如M村的黄站长），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泡”在一个社区多年，他们在村中建立了广泛的人脉关系，熟悉各种事情的来龙去脉，是当地社工的中坚力量。
长时段驻村工作直接的好处是能充分融入村庄“熟人社会”,M村的宗族组织结构相对完整，姻亲关系交织，各自然村村民因为“社公”、庙宇等地缘信仰形成紧密的街坊关系，同时还有各种趣缘组织。
X社工机构“浸泡”社区一段时间后，可以利用少数村民以“滚雪球”方式拓展人际关系，以日常化和生活化的方式推广活动和理念。
长时段驻村工作更重要的好处是，X社工机构介入青少年服务时可实施类似于人类学的“延伸个案方法”,延伸个案方法强调不仅要收集和调查个案本身，而且要将个案产生的社会脉络或情景也纳入考查的范围，如理解某纠纷，应尽量了解该纠纷的前历史、纠纷本身、随纠纷平息而来的社会后果[12].村庄的人或事如果放置在社区的整体视野中看待，拉长时间段看待，放置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看待，就能更完整地了解人物的性格品行和事件的起承转合，因此更能有的放矢解决问题。
长时段进驻村庄是社工机构嵌入村庄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整体式社区营造。
青少年不是村庄中独立隔绝式的存在，服务农村青少年不能只把眼光局限地投放在青少年上，青少年是村庄的有机组成部分，只盯着青少年做青少年服务效果有限，让青少年活动嵌入村庄社会文化网络反而事半功倍。
X社工站进驻M村的第一阶段，主要划分各特定人群试图推行有针对性的服务，如老年人、青少年、妇女、残疾人等等;
第二阶段社会工作人员觉得每个人群都投入一点资源，人力物力太过分散，于是转向主要介入青少年服务，后来又觉得太过局限;
第三阶段转变为整体式社区营造，仍关注青少年状况改善，但将青少年发展嵌入村庄整体发展，将青少年活动融入村庄活动。
这是顺应村庄社会文化属性的，如在M村的赛龙舟、灯酒会、迎神等传统民俗活动中，村庄各主体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如老人负责整体统筹仪式流程，中年人负责划龙舟、抬神像等，妇女负责做饭摆桌等后勤，青少年则被安排做队伍前导或是简单的敲锣打鼓，以上既是事件中的功能分工，又是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
X社工站整体式社区营造以“文化印记”为主题，针对青少年推行了小主持人班、少年醒狮队、村庄古迹走访、村庄文化地图绘制等活动，并尽量让这些小活动融入村庄大活动，如传统的老人节、灯酒会、赛龙舟等民俗活动以及现代的运动会、摄影展、骑行节等。
例如2018年暑期M村在村东祠堂举办传统文化摄影展，就没有外聘主持人，而是让村中的小主持人来主持，少年醒狮队更是在村庄大小活动都有参与，虽然表演只有十几分钟甚至两三分钟，小朋友却觉得很骄傲很自豪。
如此既节约了活动成本，又让观看表演的长辈持续了解青少年，青少年也增加了对村庄的认同感，认识到自己是村庄成员的一分子，更是村庄文化连续统一体的一环。
青少年的主体性被激发，不是为了证书或为了考级去参与活动，于是以很少资源撬动村庄的青少年活动乃至整体的文化活动。
2.精准式嵌入村庄青少年需求
X社工站刚进驻M村时，主要关注青少年的家暴问题，还准备了一系列后续措施，如个案辅导和心理辅导，如向村委会、街道报备等，但在了解一段时间后发现，家暴并不是村庄青少年中的主要问题甚至基本没有发现，于是X社工站调整了策略，即仍然留意家暴、性侵等小概率事件，但将主要精力放在村庄青少年更普遍的需求方面。
一是校外空闲时光的填补。
经过多年减负政策的调整，学生在校学习和活动时间不断被压缩，学校严格划定了校内与校外的责任空间，学生在校外的自主利用时间不断增加，但城市青少年可以通过家庭和市场教育机构丰富学习能力和兴趣活动，而趋利的市场教育机构很少会在地理位置方面靠近农村，家庭中又因为长辈的文化水平或空余时间不够因此不能很充分进行辅助教育。
在市场和家庭两方面不能有效补位的情况下，农村青少年最主要的困惑是校外的空闲时光如何安放，不少农村孩子沉迷于电脑端或手机端电子游戏，“不玩游戏干什么呢?
”X社工站在M村针对农村青少年设计了各种活动，其间经历了不断摸索的过程，有的活动新颖有余实际参与度不够逐步被淘汰，而有的活动则较受欢迎持续开展，比如联合附近大学的支教大学生在周末或寒暑假时给青少年教授英语和语文，又如组织小主持人班、少年醒狮队、篮球比赛等等。
社工机构在城市社区推出的教学或兴趣培养活动往往显得比较鸡肋，因为有太多的市场机构可以替代，这些市场机构还能提供质量更高的服务，但在农村，市场和家庭在课外教育娱乐方面供给不足，社工机构设计的一些切合实际的活动，不一定有多高的教学水平，但基础性地填补了农村青少年校外的空闲时光。
二是人际关系的提升。
首先是亲子关系。
X社工站扎根在村中一段时间后发现虐待等严重家庭暴力发生概率非常小，并不是亲子关系的主要问题所在，困扰亲子更为普遍的是双方都觉得对方“不能理解自己”,长辈和孩子有代沟，长辈时时担忧孩子成长并付出大量金钱和时间，但又由于短时期内看不到进步，从过分期待变为过于失望，出言辱骂讥讽孩子。
孩子觉得长辈不懂自己的兴趣和话语，长辈认为孩子体会不到自己的苦心，双方常常讲不到两句不欢而散。
X社工站将促进彼此理解作为改善亲子关系的主项。
以个案案主A为例，其为一位单亲母亲，面对儿子教育问题感到困扰，案主对儿子价值评价较低，认为他不能做好任何事情。
社工介入后，与案主一起回顾以往的教育方式，探讨以往教育儿子的方式成效，促使案主反思旧有管教方式。
社工邀请案主参与社工站举办的亲子活动，促使案主与其儿子互动交流，慢慢学习观察、肯定、鼓励儿子的正面行为，案主也慢慢改变认为儿子不能做好任何事情的观点。
其次是同伴关系。
M村有为数不少外来务工人员带着孩子在村里租房，X社工站潜在的关注点是外来务工人员孩子与本村孩子如何融合交往，但X社工站并没有显性化组织本地青少年与外来青少年加强联系的活动，强化双方的身份符号反而点明了彼此的不同，僵硬地让大家进行互助游戏或者相互介绍反而增加彼此的尴尬，X社工站只是提供一些活动平台，如学英语、看电影、寻访社区古迹等，本地青少年和外来青少年是混在一起随机分配的，孩子们通过一次次趣缘活动自然有了共同话题和互动接触，聊着玩着就融合在一起，看似无心的栽柳反而柳成荫。
三是文化自信心的培养。
农村青少年出现种种问题，可以归结为外部环境不够完善，但更关键的是青少年的自我矮化和自我放弃。
X社工站在M村设计的一些文教活动，短时间内提高分数或习得某项技能的效果都有限，但这些活动让村里孩子们觉得他们也能和城市孩子一样，城市孩子说的学的东西他们也都接触到了，自我认同感增强，潜在进取心也被不断激发。
除了学习自信心，农村青少年更深层次的是对本土文化自信心不足，觉得村庄文化是落后的、是过时的，然后连带觉得自己个体也是土气的。
X社工站近年着力推广“文化印记”活动，组织社工和青少年一起走访社区，认识宗祠、庙宇、老宅、古树、古井、渡口等传统物质文化，了解木刻版画、龙舟、灯酒、醒狮等传统非物质文化，请熟悉村庄历史的长者给青少年们讲述村庄发展历程、人物故事和民俗，大家一起绘制村庄文化地图，整理村庄文化资料。
在社区文化营造过程中，村庄青少年了解到原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有这么深厚的历史底蕴，有这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有这么多有意思的传说故事，村庄并不是落后破败的代名词，村庄文化有与城市不同的独特美感。
通过深入认识自己的乡土文化，村庄青少年逐步从文化自卑过渡到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
3.简约式嵌入村庄治理
有的社会工作机构认为在村无法很好展示专业性的根源在于独立性不够。
所谓独立性不够一是指社工项目由政府主导，政府意志左右社会机构服务开展，二是指村庄基层组织已经覆盖村庄大多数事务，社工机构介入空间有限。
一种组织在强调自身重要的同时往往也会放大自身的重要性甚至强调唯一性，从实际情况看，基层组织完全可以胜任提供村庄多数基础性公共服务，有不足但可通过稍加调整改进，在村庄中另外建设一套独立的并行组织成本耗费巨大且没有必要。
社会工作机构的专业性在于服务效率而不在于独立性，突出专业性未必要以独立性为前提，更无须为了独立而独立。
X社工站与M村两委在许多事务中都是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完成，双方觉得都是村里的事情一起做就行，如X社工站黄站长所说，“很难有明确界定，都是你帮我，我帮你。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让社工机构与村两委配合得较为默契。
以个案案主B为例，其父母离世，现与同父异母的哥哥同住，为事实孤儿，且家庭经济拮据。
X社工站与村两委一起就案主的个人成长、生活、学业等情况进行讨论，并进行了分工，社工为案主提供个案辅导，处理她对双亲离世的哀伤情绪，协助案主适应中学生活和青春期生理变化，提升她与哥哥间的沟通关系。
村两委则在政策和资源层面，为案主提供企业结对帮扶，支持案主学业费用等。
X社工站与村委订立的合同中有若干考核指标，如几次宣传、几次活动等，但这些指标要么过于粗放，要么流于形式，社工站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的行动指南是只要对青少年有利就参与、只要对村庄有利就参与。
如少年醒狮队本是村委党群服务项目的分支，严格来说并不属于社工站的分内任务，但每次社工都带领孩子们到醒狮师傅处所练习，既为了保证孩子安全也为了随时跟踪学习情况，社工站还积极为少年醒狮队设计安排各种文化活动。
又如社工平时走访过程中，在了解青少年情况之余如果听到村民对社区文化传承、社区环境卫生等议题提出看法、建议，社工会整理收集这些民意并提交给村委，让村委及时了解村民的需要和舆论情况。
在聊天中社工也会协助解答村民对于民生政策的疑问，协助困难家庭办理相关政策补助。
X社工站并没有遵照所谓独立原则，也没有僵化按照合同文本，与基层组织严格划分界限。
社工站按实际情况参与青少年事务，甚至在处理青少年事务同时也会顺带处理其他村庄事务如答疑解惑或搜集民意。
X社工站与村两委逐步摸索出你帮我、我帮你的交融混合式服务，直接原因是社工站与村两委的工作人员彼此磨合得较为默契，更深层次原因是顺应了村庄事务的性质，即村庄事务是高度总体性的、细小琐碎的、偶然性的、关联性的、非规范性的.许多青少年事务是临时出现的，且情况复杂，需要在村庄语境中与村干部通过现场共同协商讨论制定介入办法。
而且很多事务是连带性的，看似与青少年无直接相关的事务却和村镇总体治理绩效相关，最终又会与青少年事务相关。
社工机构如果以高度独立性、高度规范化的科层组织模式运作，只有极少事务符合所谓专业要求能进入社工视野，而且单独处理事务各行其是的组织成本非常高，以规范技术处理事务的成本也非常高效果又未必好。
X社工站与村两委以“都是一个村的事情”的笼统思维混合着“你帮我、我帮你”,看似不独立不明确，却能通过嵌入既有治理体系和文化网络实现“简约治理”，达到更优质的服务效果，也能更好发挥专业所长。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M村X社工站的个案经验尝试分析农村青少年社会工作的嵌入路径，并不是认为该个案具体做法具有广泛复制性，M村为沿海发达地区农村，与中西部农村在当地政府财政、村庄集体收入、人口流出流入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中西部农村是否适合引入社工机构以及引入后采取何种服务方式都要依村庄具体情况而定。
而且，M村X社工站在本地实践也并非完美，其曾有若干不切实际设计，当前的服务设置依然有需要改进之处。
M村X社工站最值得借鉴之处在于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以持续的“反思性”推动社工机构不断实现“嵌入性。
”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等学者的“嵌入性”理论强调经济活动不是独立系统，而是与各种社会结构相关联。
目前“嵌入性”理论应用于中国社会工作多集中在分析社工机构嵌入行政系统致使专业性受损，此类分析多关注社工机构的自主性，但现实中社工机构面临的最大问题并不是社工机构与行政系统之间的嵌入问题，而是社工机构与社区之间的“脱嵌”问题。
波兰尼嵌入性理论背后是“整体论”视角，这提醒我们在分析社工机构时不能只关注自主性和独立性，而更应关注社工机构是否融入了社会、是否回应了社会的实际需求。
政府提供服务经常被批评之处是政府供给与民众需求不对接，许多人士呼吁引入社工机构就是认为社会力量更能对应社会需求，但现实中不仅有“政府失灵”,还有“志愿失灵”,政府与社会之间有缝隙，社会内部也有各种缝隙，社工机构虽是社会组织但并不一定理解村庄社区，社工机构提供服务时也经常不接地气，怀着拯救情怀由外而内地输入一套理念和价值，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套术语和行动，结果往往政府机构的弊病未除，又增添了社工机构的运行资源空耗。
社工机构的嵌入是一个长期实践性的过程，需摸着石头过河不断试错不断总结经验，不是由外而内地理念先行，而是扎根村庄嵌入村庄社会网络和治理网络，真正去理解村庄的实际需求，并以内洽于村庄的手段去实现。
X社工站的嵌入性服务，很多时候都显得“不刻意”:
如不刻意只做青少年活动，而是将青少年活动放在村庄整体活动中展开;
不刻意只关注小概率事件，而是将主要精力放在村庄青少年更普遍的需求方面，针对学校-社区-家庭的缺位提供相应基础性服务;
不刻意强调留守儿童或者外来务工人员孩子等外在符号，而是提供活动平台让孩子们自然交往;
不刻意强调农村青少年的不利局面，而是通过教育活动和本土文化再认识激发孩子主观进取心和文化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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