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来中国陶瓷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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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有两种：

一种是多数人推测的与唐代宫廷内“大盈库”有关[16]；

而以发掘者为代表的则认为“盈”字款当与其他字符一样是代表制作窑户的标识[17]。

（四）长沙窑。

长沙窑是中唐时期兴起的著名外销瓷窑，其产品多样，所烧造的釉下彩瓷器极具特色。

窑址自1956年发现以来就引起了学界极大的关注。

1983年，湖南省和长沙市的文物考古单位组成联合发掘小组，对长沙窑作了科学发掘，共清理窑址7处，其中完整龙窑1座，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标本，并出版了成果报告集《长沙窑》，书中还附录了窑址以外出土及收藏的长沙窑产品情况，为研究该窑的烧造历史和内外销问题提供了翔实可靠的材料[18]。

目前学界对长沙窑彩绘技法有不同的观点：

其一，认为我国的瓷器是釉上彩与釉下彩交织而重复出现的，长沙窑釉下彩的产生无“首创”可言；

其二，认为长沙窑彩瓷很可能是釉上施彩高温下一次烧成的产物[19]。

（五）耀州窑。

198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成立“铜川工作站”，从此对该窑址展开了为时11年的考古发掘。

通过发掘揭示出该窑唐、五代、宋、金、元明五个文化堆积层，确立了其八百多年的烧造历史[20]。

新发现了唐代的三彩、琉璃瓦、青瓷、花釉瓷及各种彩绘瓷，找到了五代地层的淡天青瓷和“官”款青瓷，澄清了传世“东窑器”[21]的问题。

其发掘成果被编写为唐、五代、宋、金元明四部大型考古报告[22]，系统区分出从唐至元明各时代耀瓷的特征，从而为学界深入研究该窑提供了完整可靠的田野资料。

关于耀州窑五代地层的年代问题也是这时期受关注的热点之一，不少学者都依据大量的墓葬出土材料，对以往被比定作“柴窑”[23]的五代耀州窑产品之年代予以了详细论证[24]。

（六）磁州窑。

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对磁县观台窑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揭示出该窑从五代末创烧，历经宋金，至元代停烧的历史，共清理9座窑炉和大型石碾槽，出土的大量仿定及低温釉瓷器也是这次工作中的重要发现[25]。

其中红绿彩瓷、翠蓝釉器虽发现较少，但极为珍贵。

这些都为研究观台窑的制瓷工艺，生产能力及分期断代提供了宝贵材料。

另外，发掘者对国内外相关资料做了全面的收集与综合研究，这不仅对观台窑而且对整个磁州窑系有了较全面的认识。

长期以来人们对磁州窑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宋元时期，对宋元以后特别是明代磁州窑却未能给予应有的关注，对这时期窑址所做的工作也较为薄弱，以至于学界目前对明代磁州窑的认识仍非常有限。

近年来对这方面的关注逐渐增多，最新的研究通过出土及传世器物结合相关文献，新确认了一大批明代磁州窑类型瓷器，并对其产地、品种、流行年代及产品地位等方面问题做了较充分的考证与论述[26]，丰富了磁州窑课题的研究内容。

（七）汝窑。

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窑址进行试掘，出土北宋天青釉汝瓷20余件，首次将该窑址确定为汝官窑，引起国内外陶瓷学界的关注[27]。

随后同单位又分别于1988、1989、1998和1999年对窑址进行了第二至五次考古发掘。

1999年在第四区钻探试掘中，找到并确定了天青釉汝瓷中心烧造区。

在2000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烧制御用汝瓷的窑炉及作坊等设施，出土大量瓷器残件及窑具，尤其是发现了相当数量传世汝瓷中不见的新器形，丰富了人们对汝瓷产品的认识，并从地层上揭示了天青釉汝瓷的烧造年代晚于民用青瓷的关系，确认了清凉寺天青釉汝瓷烧造区的官窑性质，同时结合年号钱币初步推断了汝官窑烧造的大致年代[28]。

（八）钧窑。

80年代以前对禹州钧台窑的发掘，曾基本明确了院藏“官钧”的窑口问题，根据某些窑址共存物，发掘者把这批钧瓷的年代定为北宋，并推断钧窑的陈设类器物当与徽宗时期宫廷对“花石纲”的需求有关[29]。

1982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论及钧窑时，亦指出其烧造鼎盛时期在北宋后期，其本身也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30]。

然而在考古发现中一直没有可靠的纪年宋钧材料，而墓葬及窖藏出土钧瓷的年代大都集中在元代。

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年代最早的钧瓷，也只见于金代墓葬中，更有学者认为所谓“官钧”的年代可能要晚到元或明初[31]。

为了弄清钧窑创烧时间及发展历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于2001年至2002年对位于禹州神垕镇的刘家门钧窑址进行了发掘，进一步推定该窑址创烧于北宋末的徽、钦时期，历金、元二朝，至元末明初停烧，并再次确认钧窑“代汝而起”[32]。

尽管如此，对于钧窑的年代及其性质，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九）南宋官窑。

杭州乌龟山窑址早在20世纪初已为人发现，50年代时曾进行过小规模试掘。

1985-1986年，文物考古单位对该窑址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共清理窑炉1座，复原瓷器23类共70多种型式，涵盖了宫廷生活所用的全部器皿，进一步确认此处便是文献中记载的“郊坛下官窑”。

发掘者推断此窑兴建于南宋迁都临安之初，停烧于南宋末年[33]。

另一处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于1996年9月因受洪水冲刷被发现，同年1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了考古调查。

1998年、1999年至2001年，同单位对窑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曾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34]。

共清理出窑炉、作坊等一批烧瓷遗迹，同时出土24个瓷片堆积坑及大量能够复原成型的瓷器残片。

通过发掘工作证实，老虎洞窑址的南宋层应当就是文献记载的南宋“内窑”所在，即一般所称的“修内司官窑”，另外发掘者还根据对出土瓷片的理化测试推测该窑址的元代地层可能便是传世“哥窑”器的烧制地点。

（十）龙泉窑。

龙泉窑址的大规模发掘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

1979年初至1983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考古队，分组对龙泉市东郊的紧水滩电站工程淹没区（龙泉窑东区）进行了发掘工作。

其中浙江组负责的山头窑、大白岸、源口林场三个地点共发现窑址十余处，清理出窑炉、作坊区等大量遗迹，收获了为数众多的瓷器、窑具等遗物，时代跨度从北宋晚期至明代中期，明确了龙泉东区烧造青瓷的历史比金村、大窑一带明显偏晚[35]。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单位又联合对位于龙泉大窑村的枫洞岩窑址进行了发掘，部分出土瓷器、窑具上带有“永乐九年”纪年文字及“官”、“三样三个”等款识，解决了明代早期地层产品的性质问题，确定这处窑址是为承接官府订货、烧造官用瓷器的著名窑场[36]。

（十一）川渝地区的瓷窑。

川渝地区的烧瓷历史可追述到南朝至隋代，延续至宋元之际，其生产体系大约可区分为：

以成都青羊宫窑、邛崃十方堂窑为代表的青瓷及青釉彩绘瓷窑场；

以彭州瓷峰窑为代表的白瓷窑场；

以广元窑、都江堰金凤窑及重庆涂山窑为代表的黑瓷窑场。

邛窑是这一时期里考古工作开展最多的窑址，1984至1988年[37]、2005至2006年[38]、2007至2008年[39]曾先后三次对十方堂及固驿瓦窑山两个地点作过田野发掘，揭露出龙窑、作坊及居住遗址若干处，出土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瓷器和窑具，其生产面貌可大体划分作南朝至隋代、初唐至盛唐、晚唐五代、两宋四个时期[40]。

此外，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还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于2006年对大渔村窑区进行了短期考古调查，初步认定其烧造年代为隋至唐代中期，属邛窑范围内较早时期的烧造地点，但该窑的始烧年代能否早到隋代以前尚需更多的证据予以明确[41]。

（十二）辽代瓷窑。

辽代的瓷窑遗址主要分布在辽的五京及附近地区，其中较重要的有内蒙古赤峰缸瓦窑和北京龙泉务窑。

缸瓦窑曾于1982年由赤峰市博物馆做过调查，1995-1998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等单位又先后三次对该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证实其文化堆积主要有辽金两个时期，金代是缸瓦窑的一个繁荣时期，而辽代的堆积较薄，发掘所获产品参照纪年辽墓辽塔出土物，时段主要在辽代晚期，辽早、中期的遗存则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掘[42]。

北京龙泉务窑是现存唯一一处从辽早期到辽末金初最完整的制瓷手工业遗址。

1991、199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窑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43]，其产品以白釉及三彩为大宗，白瓷可分为粗细两大类，并以粗者居多，细者在风格特征上与定瓷相类。

三彩器中已不使用铅釉，而改用硼砂釉，这是龙泉务窑制瓷工艺中的新发现。

龙泉务窑的发掘在中国陶瓷史的研究上补充了关于辽瓷的缺环，进而证实辽代陶瓷手工业中心当在辽的燕京地区。

（十三）西夏瓷窑。

关于西夏的陶瓷器，过去一直鲜为人知。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宁夏博物馆对位于银川西夏王陵区以东一处烧造建筑构件的窑址作了调查试掘[44]。

此外，内蒙古、宁夏、甘肃等地的一些西夏时期城址及窖藏中也有零星的陶瓷器出土，当时研究西夏史的专著里即对西夏陶瓷业的存在予以了肯定。

1983年11月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内蒙队会同宁夏博物馆对位于灵武县的瓷窑堡窑址进行了调查，1984-1986年社科院考古所又进行了三次发掘[45]，清理出窑炉、作坊一批及大量瓷器残件，初步揭露了西夏、元代两大层的瓷器面貌，进一步确认了西夏所存在的陶瓷手工业。

另一处西夏窑址灵武回民巷窑曾于1987年做过调查，1997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窑址进行了首次发掘[46]，证实其与瓷窑堡窑时代相当，均在西夏中期前后。

通过分析比较，二窑产品多受到来自宋代陕西、河北一带诸窑场的影响，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

（十四）景德镇明御窑厂。

1982-1994年景德镇考古研究所对珠山明御窑厂进行了多次抢救性发掘，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关于明御厂的始建年代，学者间素有分歧，发掘新材料证实洪武二年说更合于史实。

通过发掘也展现了一批不为人所知的洪武瓷器，同时对永乐官窑产品有了全面认识。

出土的大量甜白瓷、“赐赉瓷”和外销瓷在器形和纹饰上具有伊斯兰风格，说明洪武、永乐、宣德三朝与伊斯兰世界有密切的联系和文化交流[47]。

2002-2005年，为深入研究明清御窑，全面复原御窑的生产面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江西省有关单位对御窑址再次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48]，证实珠山北麓在明代初年也是御器厂烧造和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所出土的资料对于研究明代景德镇御窑厂的发展、变迁、烧成技术及其渊源、瓷器的制作工艺、复原当年御器厂生产面貌等亦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专题研究

（一）对成熟瓷器出现时间的重新审视。

1976年在浙江上虞小仙坛发现一处东汉时期的瓷窑遗址，出土的青瓷罍片经理化测试表明已经符合瓷器的标准[49]，据此学术界的观点认为：

我国的成熟瓷器出现于东汉中晚期[50]。

2003至2005年发掘江苏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墓中出土青瓷质乐器、礼器、生活用具等五百余件，其数量于同时期墓葬中罕见，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51]。

这批瓷器的胎釉特征不同于以往发现的原始瓷，有的专家更将其视为成熟瓷器，并据此将我国成熟瓷器出现的年代从东汉中晚期提前至战国早期。

如果上述观点成立，势必将改写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我国陶瓷史的体系。

（二）釉下彩起源问题。

80年代以前文物工作者对湖南长沙窑的试掘以及对长沙唐墓出土瓷器的研究，提供了长沙窑在中唐时期已经出现釉下彩的重要材料。

同时期扬州唐城遗址地层中出土了后来称之为“唐青花”的瓷片材料，亦被认作是釉下彩的产物。

两地的发现都提供了一个线索：

我国瓷器中的釉下彩技法起源于唐代。

这一认识长期以来为学界所接受，80年代初编写的《中国陶瓷史》即对此持肯定态度[52]。

1983年南京长岗村5号墓出土的一件釉下彩绘青瓷盘口壶，首次有可能将这一技术由唐代提前到三国后期[53]，但之后很长时间里由于没有新材料出土，这一发现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直到2002年以后，南京六朝都城内的三个地点又先后出土一批孙吴时期釉下彩绘瓷器和残片[54]，其装饰手法也与1983年发现的一致，所运用的釉下彩绘技法已显得比较成熟。

限于目前的出土材料仍显不足，相关的研究也有待深入，但对于我国釉下彩技术的起源问题实有重新探讨的必要。

（三）秘色瓷问题。

“秘色瓷”这一称呼在唐宋以来的笔记、诗文等史料中时有出现，其既是珍贵的陶瓷文献，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难解之谜。

对于什么是“秘色瓷”，长期以来笼罩于迷雾之中。

1987年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中发现的14件青瓷器和衣物帐碑，不仅为研究越窑秘色瓷的烧造年代提供了可靠材料，而且也明确了这类瓷器的真实面貌[55]。

然而新问题接踵而至，如何理解“秘色”二字，如何看待“秘色瓷”的文化内涵已成为整个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最为热衷的话题之一。

1995年初在上海召开的“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讨论会”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产生了不少新的观点，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56]。

1998-1999年越窑寺龙口窑址的发掘使得对上述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

秘色瓷实际只是一个名称并作为商品的牌号，是随着越窑匣钵的出现而产生的，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成为了青瓷的代名词。

它们也并非官窑所产，而是民窑烧造的贡品[57]。

（四）唐青花瓷的发现与研究。

197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对扬州唐城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在唐代地层中出土一件青花瓷枕残片[58]。

中科院硅酸盐研究所对其分析后认为属于用钴作釉下彩料烧制的青花瓷，并根据测试数据推测其产地可能在河南巩县一带[59]。

进入80年代，扬州遗址又陆续出土了几批同类瓷片材料[60]。

这一时期河南省轻工业厅在巩县窑采集到很多青花瓷片，经测试蓝彩的呈色亦为钴、锰等原料，首次将以前对产地的推测与实物证据对应起来。

1990年4月国内召开的“中国古代青花瓷学术讨论会”上便对上述问题作了重点探讨。

多年来的工作已使得唐代青花瓷课题的研究取得较大成绩：

1.唐青花瓷的存在已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

2.唐代具有生产青花瓷的条件，巩县窑应是其产地；

3.唐青花瓷所用低锰、低铁、低铜钴料是从国外输入的；

4.唐青花所绘纹饰具有异域风格，可能主要是作为外销产品而出现的；

5.过去国外有些学者认为中国青花瓷是在伊斯兰陶影响下而生产的，但事实证明我国早在7世纪已用钴料装饰器物，8世纪已在巩县窑生产出青花瓷。

那种认为伊斯兰陶工发明了青花技术的观点，显然是对中国瓷器史缺乏全面了解而得出的误论[61]。

（五）唐三彩研究新进展。

唐三彩是对唐代低温釉陶器的总称。

建国以来西安、洛阳等地唐墓及其他遗址中都出土过为数众多的三彩器，但直到80年代，烧造三彩的窑址还仅发现巩县窑一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对唐代三彩器的研究。

这之后在河北邢窑、陕西铜川黄堡窑又陆续发现有三彩的烧造，近年于唐长安城醴泉坊[62]、山西浑源界庄[63]等地都找到了烧三彩的窑址。

这些新的材料丰富了人们对唐三彩的认识，也纠正了过去对相关问题的一些误解。

如现在认识到三彩器至公元7世纪就已出现，盛唐后继续生产；

唐三彩不仅有明器，也有日用品；

其胎料与同窑的白瓷相同或相近，烧造温度在1100～1200度之间，而且玻化程度较高，因此至少有一部分属于瓷的范围。

唐三彩输往东北亚、东南亚已为考古资料所证实，但是否输往过西亚与北非在西方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

80年代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实验室对斯里兰卡曼泰、伊拉克萨马拉、埃及福斯塔特出土的唐三彩及萨马拉出土的白瓷进行了测试，结果与萨马拉所产三彩和青花陶在化学成分上有很大差别，从而证实唐三彩曾出口到这一地区，并对当地陶器产生了影响[64]。

此外，不少学者还对渤海国遗址所出三彩釉陶器与中原唐三彩的关系作了分析研究[65]。

（六）对纪年陶瓷器的关注。

数十年来，各地纪年墓葬、塔基及其他遗迹出土的陶瓷器材料已有相当的积累，带明确纪年款识的作品也时有发现，其中归属于某些窑口或类型的纪年物便自成序列，这些都有助于更准确地摸清和掌握中国陶瓷发展史的各个环节和脉络。

1994年，俞永炳即收集了宋辽金共计211座墓葬和11座塔基出土物，详细讨论了这一时期的陶瓷面貌[66]。

2004年，刘涛利用大量出土材料及国内外公私收藏品，分别对定窑、耀州窑等六个窑口及“磁州窑类型”瓷器、青白瓷、辽代瓷器作了个案研究，同时就学术界尚未澄清的几个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67]。

此外，这一阶段里另有《宋元纪年青白瓷》[68]、《浙江纪年瓷》[69]等成果问世，个别窑址的发掘报告中还附录有相关的纪年瓷器资料。

（七）古陶瓷内外销问题研究。

我国学者对古外销瓷的关注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60、70年代时已发表论文数十篇，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70]。

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李德金等曾撰文介绍朝鲜半岛新安海底沉船出土的中国陶瓷器，并就相关问题作了分析[71]。

进入80年代后，随着外销瓷实物材料增多，外销瓷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学界的一大热门课题。

如对唐扬州城址的调查和发掘出土了大批国外所发现的陶瓷品种，证实扬州在当时是国内外销瓷输出的重要港口之一。

此外，学者们还将晚唐至北宋初期流播到今东南亚、西亚和非洲东部的中国外销瓷归纳为“四组合”，即长沙窑瓷器、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及广东地区的青瓷[72]。

1980年，福建德化召开了德化窑学术讨论会，其间成立了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198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水下考古机构——水下考古研究室，从1989年起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包括广东台山南海一号沉船的调查，福建连江定海湾白礁等地沉船的调查与发掘，近年来又在西沙一带调查收获了大批我国宋元至明清时期的外销瓷标本，对研究自唐代以来逐渐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即陶瓷之路）提供了一手材料[73]。

1989年故宫博物院与日本出光美术馆联合举办的“陶瓷之路”展，进一步展示了中国古陶瓷对外传播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古外销瓷方面的一次重要合作[74]。

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黑石号”（BatuHitam）沉船是近年来外销瓷研究中的又一宝贵材料，船上出水的中国陶瓷器计有6万余件，产品涵盖晚唐时期南北多个重要窑口，目前相应的研究已颇为深入[75]。

最近，同一区域的印坦（Intan）[76]及井里汶（Cirebon）沉船[77]出水陶瓷器更为这一课题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

总而言之，多年来我国的研究者已在外销瓷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探讨的问题包括生产窑口、输出港口、输出路线和范围、产品及数量、内外销产品的比较、外销瓷的器型、釉色与装饰特点、外销瓷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外销瓷对国外制瓷业的影响等，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丰富了陶瓷外销史。

与外销瓷相比，国内在瓷器内销方面具备较好的研究条件。

就已掌握的城址、墓葬及其他遗址发掘情况看，可资利用的材料已有大量积累：

如90年代末发掘清理淮北柳孜大运河遗址中，出土隋唐宋时期全国南北20多个窑口的瓷器[78]，数量之多，窑口之众，品种之丰富十分罕见，为了解国内瓷器通过运河转销的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证据；

2002年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79]、2006年包头燕家梁遗址[80]发掘出土了大量元代南北多个窑口的瓷器，其中不乏精品之作。

这批瓷器作为商业贸易之物，为研究当时内地与漠北之间瓷器产品的流通情况留下了宝贵材料；

此外，新近于北京西城毛家湾明代瓷器坑亦发掘出大量景德镇窑、磁州窑、龙泉窑、钧窑等窑口瓷器[81]，为深入了解元明时期制瓷手工业及各窑瓷器在北京地区的行销状况提供了新资料。

总体而言，目前内销瓷问题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如对北方魏晋北朝墓葬出土南方青瓷[82]，辽境出土景德镇青白瓷器[83]、及元代青花瓷国内行销状况[84]等课题的研究与探讨都取得了较多的成果。

除对外销瓷的重视外，在这一时期的考古研究中还留意到国内遗址出土的少量舶来品，其中以波斯釉陶及高丽青瓷为两个重要对象，目前对后者的研究较深入，包括器形、工艺、源流及反应的历史背景等多个问题[85]，这些都丰富了世界范围内陶瓷交流史的内容。

（八）陶瓷发展史的系统总结。

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冯先铭等五位先生编写的《中国陶瓷史》[86]，这是第一部全面、科学地阐述我国古代陶器、瓷器发展历史的里程碑性著作，也是80年代以前中国陶瓷考古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此外，地方陶瓷史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时期先后出版了《四川古陶瓷研究》（1984年）[87]、《湖南陶瓷》（1988年）[88]、《河南陶瓷史》（1993年）[89]、《福建陶瓷》（1993年）[90]、《江西陶瓷史》（1997年）[91]，这些都成为对《中国陶瓷史》的重要补充。

四、研究方法的新动向

近30年来，我国的陶瓷考古研究成果显著，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研究方法的不断完善，而方法上的成熟也进一步确立了陶瓷考古相对独立的学科地位：

（一）研究的深入和细致化。

早期的古陶瓷研究方法多与传统金石学的内容相同，即偏重于器物著录和文献考订，往往以单纯的器物鉴赏为主，达不到透物见人的效果。

这时期由吴仁敬、辛安潮合著《中国陶瓷史》（1936年）也只是转载几本陈旧瓷书的内容，缺乏新意，达不到述说陶瓷史的目的。

仅叶麟趾、陈万里等少数几位有识之士抱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对几处重要瓷窑遗址进行了实地调查工作，从而拉开了中国陶瓷考古的帷幕。

建国后30年间，相关的研究成果逐步积累，有不少已经开始寻求探索器物所蕴含的人文及历史背景，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但并不充分。

80年代以后，随着考古新材料的增多，研究者思维的拓展，学界所做的工作进一步深入具体，更加注重研究的整体性和全面性。

如在对窑址的研究中，不仅着眼于窑炉、作坊、文化堆积，探寻原料产地及窑址周围的地理环境，而且注意考虑与窑址有关的一些无形因素，包括社会背景、人文环境及技术条件对窑业生产所造成的影响等；

又如器物上的文字题款能反映当时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生活状况，某些陶瓷器造型上蕴含的外来因素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中西文化交流成果等。

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器物本身，更能达到以考古材料证补历史的目的。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开始反思旧有的一些研究方法，如对“窑系”概念的讨论[92]，既肯定了它曾经发挥的重要作用，也逐渐感到局限性的存在。

（二）研究手段趋于多元化。

如前所述，我国的陶瓷考古与研究从20、30年代起就一直寻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传统考古学方法，二是现代自然科学手段。

近三十年来二者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