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当代汉语诗歌的本土特性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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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虽拥有‘神奇’，却大抵因汉儒文化禁忌‘怪力乱神’而讳言。

……有限的猎‘奇’、传‘奇’尚且不那么理直气壮，更遑论达臻‘神奇’‘魔幻’之境。

”？

譹？

訛 

　　神奇的本原，神奇的自然，神奇的现实，使云南作家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一见如故，而他们也更加自觉地意识、感受到身边现实世界的“神奇”并以此为创作题材。

在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诗歌，弥漫着来自云南大地及文化的力量，其本土性特征主要体现为原生性、神秘性和包容性。

　　一、云南诗歌的原生性 

　　细读云南诗歌，读者不难发现其原生性元素，这种元素根植于云南原生态的高原山川、河流峡谷等自然、人文景观及当地人遵循自然原则、从身体与大地出发的生活方式。

诗人雪阳在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关于诗歌地域性、诗歌流派、诗人与自然关系的研讨会”上提出：

“我们中国的状况是文明的倾斜，东部经济发展迅速。

不过相反西部的环境破坏小，可以真正唤醒人的良知，将来有可能大放异彩。

譺？

訛所谓“西部的环境破坏小”，其意正是强调一种原生、自然的生存状态。

云南神奇的现实存在对中原作家来说，无异于幻想中的乌托邦世界，本土作家、诗人的创作却因此具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无须像内地作家那样依样仿制来虚构、臆造人类的原生状态与气息，如雷平阳的《基诺山上的祷辞》：

　　神啊，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捕获了一只小的麂子/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一只大的麂子/神啊，感谢您今天/让我们捕获了一只麂子/请您明天让我们捕获两只麂子 

　　基诺山在云南西双版纳景洪市基诺乡的热带丛林中，是基诺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

新中国建立初期，基诺族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痕迹，目前虽已实现了生活方式的跨越发展，但原始的民风民俗仍有迹可寻。

那里还保存着剽牛古俗及氏族大家庭共居的“长房”、青年人谈情说爱的“公房”等遗址，偏僻地甚至还能见到树叶信等古代遗风。

这首《基诺山上的祷辞》写的就是狩猎山民向猎神祈祷的民俗，诗人直接以一个正在祈祷的基诺族猎人的身份出场，向猎神祈祷，祈祷者念念有词，天然质朴的祷辞，充满对猎神的虔诚、敬畏与信赖。

雷平阳的诗歌普遍具有强烈的原生性，其《春风祷》“怪力乱神，山川草木，交织成多维狂欢的奇异景致，自有一种混沌的整体感”？

譻？

訛，亦如杨克所论：

“从地方风格上说，雷平阳的创作是比较典型，他的诗基本上都在写云南的山林和人的心灵感受，这和几千年来古老的云南‘印象’还是相关联的。

为什么说雷平阳写云南有比较浓厚的地方性，某种程度上说，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云南还没有被卷入那么深，还有很多淳朴纯粹的乡土风情可以写。

如果你写广州花城广场，很难说诗中写的广场是广州特有的，因为现代大都市的摩天大楼和电视塔在全球到处可见。

譼？

訛雷平阳诗歌中随处可见的奇异景致、混沌整体感，无不来自云南大地的无私滋养和诗人的倾心领受。

　　诗人李森具有系统的西方知识谱系，但不管是早期的解构主义手法，还是近期融合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创作，其诗歌语言始终呈现出一种来自荒原的自在、野生、充滿生命力的本然状态，这种状态在诗人或许是无意识的流露，但很容易被“外地人”识别出。

“李森诗集《屋宇》研讨会”2016年在腾冲举行时，诗评家耿占春指出：

“李森所绘制的‘屋宇’是一座宇宙苍穹，到处是不具名称的、野生的事物，没有分类、没有边界的存在，过分荒凉或过于繁茂，这就是语言的荒野，语言的自然状态。

”李亚伟也提道：

“被李森描写的事物都显得是朴素和伟大的，哲学和土地、文化和情感，都向蓝天和生命故乡的大背景靠拢……我们在李森的诗句里进出，也常常感觉到有大自在大浪漫的微风吹拂着我们的灵魂。

譽？

訛对耿占春、李亚伟来说，李森诗歌中的野生气息和大自在大浪漫，是陌生、新鲜、充满活力的。

　　以上论述所及之原生性，正是云南原生环境和生活方式其混沌之气天然流淌在诗人血液里，融化入诗歌成为的既难以模仿也不可避免的本土特征；

这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军旅诗人南下解放云南，被当地原生的高原、山川、河流、民风民情深深震撼，转而尽情书写云南民族风情、边地特色的根源所在。

　　二、云南诗歌的神秘性 

　　云南的神秘无处不在，哈尼族作家存文学对此深有体悟：

“就说神秘吧，在深山里你随便到哪一个寨子，山民们都可以向你讲叙一件件科学解释不了的事物，什么鸟和鸟之间的大战，石头自己爬上坡……就是让马尔克斯到这里走走，他也会感到他笔下的魔幻和神秘是多么的逊色和苍白。

而这种神秘又是我们东方的，少数民族地区独有的，一种不可替代的色彩。

我觉得作品要是失去了这种神秘的笼罩，就像没有山岚和雾气浮动的大山一样，所以我的作品力求多一些这种神秘。

譾？

訛云南浓

　　联盟

　　郁的神秘气息弥漫、笼罩、氤氲在诗人的言语间，化为作品挥之不去的氛围、背景。

评论家张宗刚就在雷平阳的《春风祷》感受到“氤氲着近似神巫般的氛围，在祛魅与返魅之间，纠结出诗性的忧伤”？

譿？

訛。

不仅本土作家，很多到过云南的诗人、学者也都曾谈到，在云南可以感受到那种非科学的、离诗歌更近的神秘力量。

2016年第四届高黎贡文学节在昆明圆通国际影城举办，评论家徐敬亚与海男畅谈，在飞机快要降落昆明时，他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神秘气息，他觉得云南这块土地里含有毒素、香气或者甜味儿，在云南文学作品中能感受到。

海男也直言自己作品里的“神秘性”就是来自云南这块土地，来自高高的山冈、清澈的天空和芬芳的水。

云南大地蕴涵着的神秘性力量是难得的写作资源，它包含在富有生命力的万事万物中，大至山川河流，小至一棵树，一个土豆。

　　云南诗歌的神秘性不仅源于云南大地，也源于多民族融合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少数民族如彝族的毕摩等巫文化的传承与影响。

于坚认为：

“诗起源于古代部落先知与神灵的对话、告白、招魂，诗是招魂的文字记录。

”而“四川与云南，是中国原始巫气最重的地方”。

其诗歌观念与多次亲历云南古老民族的祭祀活动不无关系，“我曾经目睹彝族毕摩招魂仪式，作为仪式的组成部分，他不只是酝酿了说词咒语，还准备了用来钻木取火的木棍，点燃火苗的特殊植物、大公鸡、铃铛、鹰爪、猴骨、午餐……在前往祭祀的山路上搭了树枝搭的成门，人从这个门进去就表示进入了祭坛。

他的招魂词有祖先口传下来的既定语词，也有即兴的创造。

”他多次亲眼见过这种场面，这种亲临、在场、见证、领会，直接影响了他最根本的写作观——“现代诗，从诗人写作开始，被记录在纸上，然后回到祭坛”，古代诗歌的方向是——言之不足，嗟之叹之，嗟叹之不足，咏之歌之，咏歌之不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不足，以文字记录之；

现代诗的方向则相反——从文本“回到祭坛，回到舞之蹈之、歌之咏之、言之，回到念、回到吟咏”。

2016年初麦田书店在昆明文林街夏沫莲花音乐酒吧举行“念于坚的诗”活动，这次念诗与20世纪以来一直流行的诗歌朗诵大不相同。

在“没头脑和不高兴”乐队配合下，于坚用普通话、昆明方言、现编的谱、哦吟、念叨、唱等方式即兴念《便条集》《爵士乐》《拉拉》等作品，“念”创造了诗歌的音色，展现了诗人巫师般的魔力。

现场气氛热烈，诗人念念有词如咒语，耳边传来听众抑制不住的叫喊。

之后谈起那个夜晚，于坚说：

“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受，我成了一个巫师。

我进入了一直潜藏在我作品中的那个角色。

……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就想着一个场，《拉拉》只有在一个现场才能彻底呈现，它不是为一张纸写的。

”此次念诗活动是激发新诗活力的一次有效尝试，它“像古代部落的招魂那样，直接回到空间，回到荒野”，而这个“荒原”就“建立在酒吧、咖啡馆之类的室内空间中，这些地方更接近一种现代部落”？

讀？

无疑，念诗会为新诗打开了一个新的生长场域，创造了一种得以持续的可能性。

　　三、云南诗歌的包容性 

　　云南诗歌的包容性不仅体现在各民族题材、民间信仰、思维方式的丰富多元方面，更体现在诗人之间对不同思维及话语方式的尊重与理解，在具体诗人身上，甚至体现为同一时段诗歌内容与风格的矛盾复杂性。

　　从根源上看，这种包容性很大程度上生发于众多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

云南各世居民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多民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与中原汉文化、藏文化及东南亚、南亚文化等发生碰撞、交流、影响，形成了多元共存的独特人文景观。

云南之所以日益被国际学术界、文化界所重视，主要原因就在于云南文化独特的区域特色及个性魅力。

三十多年来始终立足田野的“云南土著”杨福泉，潜心于云南历史和民俗文化尤其是纳西学的研究，他发现“云南是中国一面最有代表性的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镜子，是‘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典型区域”，各个民族互补互学，“‘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的特点很突出”？

讁？

藏族作家、学者丹珠昂奔在云南工作时，对云南的“一省多气候、一省多民族、一省多宗教、一省多文化、一省多经济形式、一省多政务类型，甚至一省多灾害”也感受颇深，回到北京后，他常常“想起了版纳雨林里的傣族，就想起热闹非凡的泼水节；

想起洱海边上的白族，就想起了三道茶；

想起了玉龙雪山下的纳西族，就想起了东巴经；

想起了石林秀地的彝族撒尼人，就想起了阿诗玛、火把节；

想起佤山的佤族，就想起了甩发舞；

想起红河的哈尼族，就想起了元阳的哈尼梯田……”？

輥？

輮？

　　2016年傈僳族诗人李贵明的诗集《我的滇西》获得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他感言：

“我是一个用汉语写作的傈僳族诗人，我一直在向我生活的时代学习，向我的民间学习，学习诗人们坦然的处世态度和自由的诗歌精神。

我确信能够在母语诗歌的光辉中，恢复我的诗歌嗅觉——对历史記忆和对世界的敏锐。

”他觉得获“骏马奖”意味着，“近十年来一直坚持并践行的回归传统和向土地致敬的诗歌主张”得到了认可。

他坚信，是“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五千年的汉语诗歌文明成就了这本诗集”，“诗歌的全部意义在于人性的担当，并对生养我们的土地葆有感恩之心”？

輯？

李贵明等民族诗人用独特的意识、视角、眼光表现自己民族历史、生活中的特殊内涵，既丰富了云南诗歌，也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

　　云南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地，各民族作家、诗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其民风民俗、思想文化、话语方式等各有不同。

他们因地域而形成的独特边地生活，因民族而形成的形态各异的生存方式。

此地具有多种民族语言文化、多种地方方言的共时存在，一种语言是一种可能，一种文化是一种可能，多种语言、文化是多种可能，这给云南诗人很大的探索空间。

透过诸多诗歌文本，读者不难发现，于坚、海男、雷平阳、李森、哥布、鲁若迪基、艾傈木诺、李贵明等云南诗人都有一种基于“各美其美、美人所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包容与文化自信，这是一种超脱于西方文明价值观及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沙文主义评判之上，具有更深意义的精神独立。

而在现代化进程中，云南诗歌还带有显见的现代性，诗人们坚持自身写作个性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尝试把本土性与现代经验、古典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

　　总体而言，在当下的全球化语境中，云南诗歌充满原生性、神秘性、包容性的本土特征是极为可贵的，诗人对故土大地、对世间万物与生俱来而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热爱更为可贵。

这不仅源于云南多民族文化彼此融合的心理积淀，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思想传承。

云南诗歌始终保持自己本土特性的意义，不仅在于作家对云南和云南文学的热爱、守护，其内里不为时代浮躁风气所动摇的自信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能够给予当代作家更深刻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