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广仁堂故事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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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仁堂自创办后即由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同乡会维持；

广仁堂自有房地产出租，租金即做为日常经费。

广仁堂门前的怀仁里、亲仁里、广仁里均为该堂的财产。

堂内专门设有收租人员。

听堂内婶子大娘们说，早期的节妇、孤女（堂内称恤女）均在堂内工厂做工，有织布等手工活，吃大锅饭、另发衣服、鞋、袜等，亦即食宿生老病死均由堂内负责。

前面提到的有开水房的东跨院即是原来的伙房，以后才改为每人发一定的生活费。

（1938年时大人每月四元。

十二岁以下儿童每人两元）由各户自行起伙吃饭，另外每隔几年给生布匹、棉花等，这样不花房租，衣食有了着落，在1938年以前，艰苦生活还是能勉强度日的。

　　在清朝末年的封建社会提倡夫死妇守节如再婚反而会被人耻笑，所以广仁堂收养寡妇，以鼓励守节者。

然而也并非所有死了丈夫的女人都甘心守节的。

天津老字号范永和的东家死了，他的一个妾即因其家属不愿她再嫁就被强迫送进了广仁堂守节，直到死去。

尽管守节是一种封建意识，压迫妇女的行为，但广仁堂在救济社会上生活困难的寡母孤儿方面也起到一定作用。

比起当时妇女救济院还是强多了。

但也并非所有生活困难的孤儿寡母均可进堂，如想进堂还相当困难，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是进不了广仁堂的。

当然堂内可容力量有限也是一个原因。

敬节所生活

　　敬节所内基本上量屋一户，母子同居一室，极少数人口少者两户一屋，谓之“并户”。

各家自己起伙，如同住在外面的大杂院一般。

东、西两所各有四十多户，由管理太太负责管理。

敬节所大门正日上锁，外人尤其是男人，根本不许入内，就是自己家十二岁以上男孩子也是如此。

每个所各有管理太太二三人。

东所是盛、吴两位太太，西所是程、方、刘三位太太。

她们负责监督各户不得喧哗、打架。

节妇不得出所门口一步。

西所的方太太十分历害，孩子们稍有吵闹，非打即骂，最爱骂孩子是：

“你妈妈打野（野妓的意思）去啦，没人管的东西。

”其余太太们则均不甚历害。

节妇如确有事需外出，则须先向管理太太请假，获准后，由一位女工友陪同外出，同去同归。

如需在外住宿也须由女工友陪同。

实际上女工友在本市有家属，她们平时也很难回家，因此给她点钱，她也就自行回家团聚去了，约定时间一同回堂也就完了。

　　节妇们日常生活用品每所各有两名工友负责采买。

敬节所大门旁有一窗口，窗口内有个一米来高的大木园筒。

一面开口可以转动，大家称之为转筒，节妇们买东西即由转筒把钱及所需买的物品告诉工友，工友即负责买来，仍由转筒递入，每日上下午各一次。

四十多户的油盐酱酷，针头线脑也真难为他们记得住，还极少发生错误。

十二岁以上男孩如想取饭或其他衣物也只能由转筒传递。

活生生一家被转筒分开，我每忆及此，往往不禁潜然泪下，亲友们来访，男性的也在此会见，女性亲友则需禀告太太获准后方可由女工友开门进所。

　　所内节妇们大都以某婶互称;

极少数人在堂年久、年长者称为娘;

恤女则称某姐。

我家住在西所2号院第九间。

院内十间房共有十一户,平时各户互相来往也如在外面住同院一般,来往较密切的,夏天两家共生一煤炉,以节省煤钱。

用水洗衣则去四号院水房打水,与我母亲最好的两家直到现在还互相来往。

外面有亲友的可以不时补助一些钱物,或揽些外活来做,以贴补生活上的不足。

　　每到春节,年三十晚及正月初一所门一夜一日不上锁,外人可随意出入,但节妇们则仍不准出所门一步。

大男孩即可在所内与家人团聚一日夜。

孩子们也可在所内燃花炮等。

我则多半给各户写春联、福字、贴吊钱。

虽然不象外面那样多,但花花绿绿倒也满热闹。

夜里守岁,谁也舍不得这一年一次的聚首,没有人睡觉,午夜一过即挨门挨户或去两所同学等家相互拜年。

　　1939年天津闹水灾。

我因年纪较大,学生宿舍无床位,故暂寄住在堂兄家。

我们不放心不知堂里怎样了,只听说堂里地势高,未进水,便想去看看。

我住东门里,出东门沿马路到东南角,一过马棚胡同便有水了,到东南角水已没膝;

南门地势较高,沿南马路走到南门又没有水了,我堂兄在南门一个商店买了二十斤米及一些成菜,走到西南角水己齐胸,一下马路进胡同,水己齐颈,把米顶在头上,慢慢走到广仁堂,到了牌坊有一条道小埝,过牌坊就没水了。

到了堂内把米送进去,问了问才知四周居民因堂里地势高,不少人到堂里躲水。

堂里蒸了些馒头,又买了些咸菜发给难民。

因正值暑假,这项工作就由学生宿舍的大学生们来做。

发完了有剩余就拿所里给各户分了,暂时解决一些困难。

一个月后水退去才渐渐恢复原状。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以后物价飞涨,堂里那点生活费根本就不够吃饭的,大家不得不自谋生路。

孩子大一点的出去找工作,大都在附近小工厂工作;

大婶们则有的出去做女佣。

有的因无亲友贴补又无孩子的则嫁了人以求生存,西所就有三位大婶嫁人了。

这对广仁堂来说不啻是一莫大讽刺。

由于上、下工作人员出入频繁,堂里制度逐渐松迤,所门也无法上锁了,整天敞着大门。

大男孩进所也不禁止了,但仍极少在所内留宿。

节妇“造反”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由救济总署发给节妇们一批救济物资,有旧衣服和一些美军剩余罐头食品,除发给各户一部分以外,大部被堂董们贪污了。

大婶们气愤之极,酝酿着上法院去告他们。

由西所一位李大姐（她原是堂内恤女,结婚后丈夫死了,拉扯七八个孩子不得已又回了广仁堂）领头,让我写了诉状,征集东、西所大娘、大婶们联名到法院把蔡堂董给告了。

听说蔡堂董花了不少钱行贿,又托了人,未给其判刑。

蔡堂董又亲自到两所给节妇们赔礼道歉,又买发些抵羊牌毛线分给了各户,此事遂不了了之,也算节妇斗争一个小小胜利。

学生宿舍生活

　　为了防止男女混杂,有碍广仁堂声誉,堂里规定:

敬节所内凡已达十二岁的男孩,一律迁住广仁堂小学内的学生宿舍。

我于1940年住进宿舍,有两间宿舍每间住七八人,直到1949年天津解放,宿舍内是先后住二十余人,有中学生,也有小学生。

因广仁堂小学没有高小,因此孩子们初小毕业以后就需到外面考入市立小学就读,考不上高小,又已超过十二岁的男孩则须自谋职业出堂,堂里不再收留;

女孩则继续供养到结婚。

上高小的大部都在西市大街小学,西北角城隍庙小学,也有在西门里中营小学的。

高小毕业后则可考取官立中学.如西北角官中（现铃铛阁中学）,市立师范;

私立的只限东马路甲种商业职业校及现在吉林路上的众成商业职业学校两处。

其他私立的一律不行,否则堂里不负责供养。

上中学后生活费即由二元改为每月四元,另外供给学杂费,每学期书、本费六元。

由1940年到1949年先后上众成商职校的七人。

官立中二人,师范四人（有两名女生）,省女中一人,甲种商职校二人。

在众成商职初级毕业的五人,高级班毕业的仅一人;

师范的四人全毕业了;

甲种高职及官立中等四人均未能毕业,因生活所迫全都失学就业去了。

宿舍其余男生有高小毕业的,有连高小也未能上都自谋生路去了。

　　广仁堂小学的校长、教师也就是我们的管理人员,所谓管理不过是每月发生活费,开学发学杂费,书本费,看管学生们别打架,晚十点是否熄灯,并不负责督促辅导学习。

学生生病可到医务室治疗,洗澡到广仁里口上德顺（盛〉澡塘去洗（不用付钱只提是广仁堂的就行了,它向堂里总的收费）。

　　由于我们一般年龄较大,自知生活环境艰难,故学习均比较用功,互相鼓励,倒也不需人督促。

我从高小直到初级高职毕业,每学期均考第一名,因此广仁堂小学校长找我谈了一次,表示堂里愿供我上大学。

但我家因无力再供,所以我初中毕业就就业了。

上学的不论远近一律去走读（师范生学校管食宿）,我们众成的学生每早六时起床,漱洗完毕吃点剩饭当早点即匆匆上路,因为路远,一般要走五十分钟才能到校,如果起的晚一点到东南角即沿兴安路一溜小跑,直跑到鞍山道才改为紧走。

虽然由西南角坐电车到学校用不了一角钱,也无钱坐车,只有走着去。

中午一律由家带饭,大都窝头、咸菜,偶而买块酱豆付或一碗馄饨,即算改善生活了。

　　宿舍内每人一付铺板铺凳,被褥自备。

室内有四张三屉书桌子,供放书包本子之用,两盏电灯,供自习兼照明,我们晚上自习到八、九点钟，一般十点就寝。

比较愉快的是暑假。

大家全放假,那时也没有暑假作业之类,每日早起最为多的是大家凑了点钱买个篮球,由早六时一直打到八九点钟,然后各自活动,有看书的写字的玩的,有去访同学的。

有时约官立中的学生比赛篮球。

再不然约三两个人到小园去捉蟋蟀,或去李公祠（即现在的南开文化宫）后面大坑去游泳,倒也自由自在。

　　有一年不知是谁弄来点稻秧,茄子秧,我们就开了几个畦种上,但由于缺乏农业知识,稻秧没几天就死了,茄秧勉强活下来,还结了几个茄子。

　　1941年后物价飞涨,生活日益困难,大家极为不满,遂共谋“造反”。

一日晚上大家都不睡觉,敲桌子、打板凳,响面盆;

不知谁搞来几个两响大炮,便斜架在砖上向校长宿舍门上打去,一直闹到深夜三四点钟。

那时我们大多是十七八的青年,老师们怕挨打,一个也不敢露面,直到第二天校长才找几个同学询问是什么事?

我们提出要求增加生活费,校长答应代为向堂董请示,过了一个来月,堂里答应每人每月增加生活费二元,包括所内节妇、孩子等人。

但仍赶不上物价的涨势,据我记得1945年后也没有上中学的了。

学徒的、学买卖的全自谋生路去了。

我勉强等到1943年初中毕业。

也谋职去唐山了。

有三人连高小都没考上的也没找到工作,就到处流浪,不幸全都失踪,听说有一人冻死在公厕中,另二人不知去向,也是广仁堂一大悲剧。

编外宿舍

　　学生们都工作去了,但学生宿舍是不允许再住下去。

按规定应连母亲一块接出堂去自立门户去过。

但当时外面租房子要什么倒底费,实在租不起,因此谁也不想出堂,但总得有个地方栖身。

好在堂里有的是空房,不让住也得住,于是我们把东所外院的两间西屋打开,每人借一付铺板凳就住下来,一共住了四个人。

另外两人住在北屋的一个里间,堂里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我们一住便是五六年,直到解放。

日寇投降以后,除一二人外大多都失业了,于是便有几个凑了点钱买了烟叶盘纸干起了做假烟卷的生意来以便混饭吃。

请人把烟叶切成丝,盘纸切成小长方形,在术棍上卷成筒粘好,用一张厚一些的纸一端剪成尖形,上端贴在桌子上,放在烟丝一卷,把纸筒挎的尖端口上,后面用术棍一捅,一只烟就做成了,然后两头剪齐包好放在假烟合内就是一合香烟。

当时做的大都金枪及大婴孩牌的,就在城角摆摊卖,每日也能赚点钱以凑合生活。

到1946年陆续都找到了工作,有的结了婚就搬走了,还剩五人住在编外宿舍,好在所门大开吃饭休息就都在家里,只晚上回编外宿舍睡觉。

这些人解放后工作还不错,有的入党,有一人为司局级干部,四人为科级干部,一人为县干部,其他人也均有了正式工作,生活没问题,总算对得起母亲们含辛茹苦几十年。

解　放

　　1949年1月14日晚,解放军攻城甚急,国民党兵乱打一气,满院流弹横飞。

所里大婶们都感到不安全,怕流弹、怕败兵,晚上一部份人就搬到学校教室里去睡,其实谁也睡不着。

国兵党兵在花园东南角把出死人的小门打开,就在那支了一支迫击枪,更把大婶们吓坏了。

不一会败兵向我们要便衣,我们都没有,外面枪声一紧就都跑了。

约晚十二点钟风传城角德利香巳烧毁,火已着到怀仁堂里,我出去看了看,城角确实燃着大火但并未烧到里面来。

我回来告诉大婶们,情绪略为安定一些,约在一点多钟,来了两个解放军,问里面有没有国民党兵,传达室的人都不敢说话。

我告诉解放军,这里面绝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国民党兵早已逃了,他们不大相信,我就领着他们挨各院转了一大圈,他们看看确实没有就走了。

不久天亮了,解放了大家都搬回所去,过了几天民政局军管人员到堂接管,找管理人员开会,通知我们凡有工作的孩子都须把母亲接出堂去。

我们几个没有工作的均已被留用,陆陆续续到八、九月才完全搬出。

无依无靠的大婶送第二养老院供养,广仁堂从此改为儿童福利院。

到此七十余年的广仁堂遂告结束。

广仁堂，天津最早的教养院

乐文

　　□文/乐文

　　清朝光绪年间，天津一带迭遭灾歉，地瘠民贫，哀鸿遍野，灾民纷纷流入天津市内，有时多达数万人，其中孤儿寡妇尤为凄苦。

此种情景使津城官绅甚感忧悯，在直隶总督李鸿章倡议下，召集王承基、郑官应、盛宣怀、纪元善、吴大澄等人商讨创办济贫教养机构之策，以收抚妇孺，分别教养。

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近代华北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社会救济机构———广仁堂，在各界的赞助下开办。

广仁堂最早设在东门外南斜街，后移至西门外太平庄，堂内设有房屋280余间，收养孤儿寡妇750余名。

广仁堂设有董事会，由官员、捐款者任董事，决定重要的人事安排和大笔资金的使用。

教师队伍也是经过挑选的，多属义务工作。

堂中制定了明细的章程制度。

因此，广仁堂的管理教养工作井然有序，耕读纺织，成绩斐然

　广仁堂内设6个分所：

慈幼所，专门收养男性幼童，它像一个“预习班”，“初收则为其涤拆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

”蒙养所，广仁堂中“义塾”，它“择整齐聪俊者延师课读。

”力田所，广仁堂中的“务农班”，其周围置有土地，挑选粗壮结实的孩子，“雇老农教习”农业技术，所获供堂中自食或上市销售。

工艺所，广仁堂中的“做工班”，“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

俟年长业成，使其出堂自谋衣食。

”敬节所，广仁堂中的“妇女班”，专门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无家可归，俟长成为之择配。

”戒烟所，收治吸食鸦片的隐君子，“广延良医，妥置方药，疗治鸦片瘾病。

”

　　广仁堂设有董事会，由官员、捐款者任董事，决定重要的人事安排和大笔资金的使用。

因此，广仁堂的管理教养工作井然有序，耕读纺织，成绩斐然，远非一般施金济贫组织能够比拟。

　　广仁堂的开办创造了官办民助的新型济贫方式。

官方出面，使济贫组织能够成为常设机构；

民间赞助，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