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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历史上一切时代大体分别,不外有两种,不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后也如此。
某种时代,我们称之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变成了盛世。
某种时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乱,变成为衰世与乱世。
历史千变万化,不外这一个治乱盛衰。
当我小孩子时,学校老师告诉我,中国历史一治一乱,西方历史,治了不再乱。
我当时虽很年幼,听了那位先生的话,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
如何使中国历史也能治了不再乱。
但我后来读了历史,渐认为在西方,治了也会乱,盛了也还衰。
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亲眼看到西方社会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乱。
欧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切大变。
特别刺激我的,如英国。
当时读世界地理,所用地图是英国制的,只要这地方由它统治,都画上红色。
譬如香港一个岛,也画上一条红线,一张世界地图,到处都有红颜色。
英国被称为是一个太阳不会掉下去的国家,全世界有英国国旗,太阳永远照在他们的国旗上。
可是今天呢?
我年龄慢慢大了,又听人讲,可惜我们生在这时代,是一个衰世乱世。
即如对日抗战到今天,到处奔跑流亡,今天可说是只在国家偏安局面内生活。
若我们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吗?
但我们读史,好像治世盛世历史人物该是又多又好,否则怎样会治会盛?
衰世乱世,该是人物又少并坏,否则怎样会衰会乱?
而实际并不然。
但也只能看中国史。
西洋史专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胜败不同,国家强弱不同,只见了事,不见事背后之人。
今天我们社会一般知识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响,只论治乱强弱,却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
若使我们把二十五史来作一统计,我能先告诉你们一结论。
中国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乱世衰世。
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这才是大人物。
影响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
而所谓人物,起于衰世乱世的反而更多更大。
起于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点。
这不奇怪吗?
实亦不奇怪。
若使衰世乱世没有人物,或人物不够伟大,此下怎会又变成治世盛世?
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乱,正因为在衰世乱世有人物,下边才开创新历史。
由乱返治,由衰转盛。
若我们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么天下衰了乱了,更没有人了,此下便会没办法。
希腊、罗马之没落便在此。
此刻的英国、法国何时再复兴,也是问题。
今天轮到美国与苏俄,成为世界上两强。
然而从历史过程论,治下仍然定会有乱,盛后定然会仍有衰。
即如美国,但论人物,如华盛顿、林肯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国最可说是乱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时。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却是在衰世乱世。
但孔子学生说:
“夫子贤于尧舜”。
此论人,不论事。
乃论身后,不论生前。
孔子对历史的影响与作用,远胜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此刻是证明了。
春秋以后有战国,更衰更乱,但我们讲中国历史人物,战国要占第一位。
我不能把战国人物从头讲,但如孟、荀、老、庄这许多人,只讲思想一方面,其影响后代中国实是大极了。
汉代中国一统,当然是治世盛世,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汉代人物显然不如春秋战国。
汉代之盛,还是受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影响。
再把汉朝整个来讲,东汉不如西汉,然而人物却比西汉多,而且有大人物。
姑举学术上人物来讲:
东汉最伟大的经学家郑玄,西汉便无其比。
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西汉一代,经学盛起,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
然在两汉经学家中,人物最伟大,对将来最有影响,最有作用的却是郑玄。
郑玄死在东汉末年。
黄巾之乱,董卓到洛阳,东汉快亡了。
郑玄一生正在东汉的衰世乱世中,然而却成为一最伟大的经学家。
若使我们承认儒家经学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有大影响,大作用,那么论其影响作用之最大的就该是郑玄了。
说到唐朝,也是一个治世盛世。
但论唐代人物,就不如后面的宋朝。
宋朝纵不说是乱世,却始终是一衰世。
我说唐不如宋,不是讲他们的开国时代。
唐高祖唐太宗下面这一批人,这一个集团,我们暂置不讲。
在唐玄宗开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实不如天宝之乱以后的人物来得多,来得大,表现得更像样。
论宋代,比较太平当然是北宋,然而最伟大的人物却出在南宋。
单从学术上讲,如朱子,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还当在郑玄之上。
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
清代也算是一个盛世,最盛在乾嘉,而乾嘉时代人物却较逊。
论其经学,仅如此刻在图书馆里一个写博士论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
那是明代快亡,大乱已至,人物却竞兴迭起。
我们试再讲衰世。
春秋战国以后有三国分崩,可说是一个乱世,可是三国就出了很多人物。
又如元代,蒙古人跑进中国来,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
元代只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来,他下面如刘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却都是在元代培养起来的。
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来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远由南北朝时代培养而来。
唐代兴国,一切规模制度,都由北周至隋订下。
再往上推,由汉高祖到汉武帝,西汉初年人物,一切都从战国时代人的脑筋里酝酿成熟,到汉初才表现出来。
因此我们可得一结论,但这只是照中国历史讲,西方历史似乎并不然。
这一结论,便是中国文化最特别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乱世,人物更多更伟大,胜过了治世盛世的。
大体上说,历史有上层,有下层。
我们当知,历史不是一平面。
像一条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层。
浮面易见,底层不易见。
如说政治上轨道,同时必是社会也上了轨道。
社会不上轨道,单要政治上轨道却不易。
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
我们讲历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层的,另一部分是下层的。
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
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当时,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
可能他们的影响作用更胜过了那些有表现的。
如读《左传》,那是春秋时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极详尽的历史。
但孔子在《左传》里不占地位。
《左传》里讲到孔子,可说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
孔子在《论语》中所称赞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后面有子产,都是在当时有表现的。
我们读《左传》,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产。
大国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齐。
小国也有人物,如子产之在郑。
若论人物价值,子产并不定差于管仲。
大国人物有表现,小国人物一样有表现。
孔子却像是一无表现的人物,纵说有表现,也是微不足道。
但《左传》里还找得到孔子,却找不到颜渊。
颜渊虽不见于《左传》,对将来中国历史仍有他的大影响,大作用。
孔子、颜渊的影响作用,还胜过了管仲、子产。
因此我们可以换句话说,管仲、子产是一个时代人物。
历史上不断有时代之变,秦变汉,隋变唐。
但时代变了,历史仍不变,至少一部中国历史是如此。
所以我们讲历史,不要太着重其上层浮面的,我们还该更着重其底层下面的。
我们讲《左传》,不要只知道有管仲、子产,更要当心,那时还有孔子,甚至有颜渊。
只是孔子、颜渊没有在那时的浮面上层参加过大事情,所以不入历史记载。
若把整部中国历史来看,孔子地位,远在尧舜之上。
而颜渊虽一无表现,对后来中国有影响,有作用,也并不比管仲、子产弱了。
所以所谓有表现与无表现,也只就狭义来讲。
如果没有表现,怎样在历史上直传到今天?
他表现的便是他这个人,而非表现在他做的事。
此所谓事,也是狭义的,只是历史上浮面上层的事。
再讲三国,乌七八糟,可说是乱世,而且乱极了。
但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战国,中国人最喜欢读的应是三国史。
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些三国史。
也许是因为有罗贯中作了《三国演义》,但罗贯中为何来作《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为何能如此流传?
正因为三国时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
即如曹操,那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响,有作用,只是些反影响,反作用。
像近代袁世凯,也是反面人物,把他与孙中山先生一比便知。
在当时,大家有表现,但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历史人物,袁世凯只是一个时代人物,而且是一个反面人物。
此刻再来讲三国时代的正面人物,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个诸葛亮,全部三国历史就光明了,一切都变成有色彩,有意义。
但中国后来人品评三国人物,却推管宁为第一人。
管宁在那时一无表现,天下乱,他跑了,流亡到辽东。
曹操也是了不起,听说有个管宁,无论如何要他回来。
管宁不得己回来了,但绝不在曹操政权下有表现。
说是病了,不能出来做事。
曹操派人到他家里去察看,回来把管宁的日常生活作一报告,这一报告却记载在历史上。
曹操说:
“既这样,我们也不必勉强他。
”管宁年轻时,与一朋友华歆共学,门外有车马声,华歆说:
“什么人经过呀”,出门去看。
回来,管宁与之割席而坐,说:
“尔非我友也。
”后来华歆做了魏国大官。
由此可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现。
有表现的,或许还不如无表现的。
我们下面且慢慢讲。
所谓表现,有表现而成功的,也有表现而失败的。
普通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表扬失败英雄,其实失败了还有什么值得表扬?
我们当认识失败的无可表扬,也不该表扬。
国家民族要成功,历史也要成功,可是历史上确有失败的人,这等人或许也有人称他为人物或英雄。
如西方历史上,古代有亚力山大,近代有拿破仑,都不曾成功。
更如近代德国希特勒,更可怕。
不只是他个人失败,而且其遗害于国家民族,乃及四围人群者亦不小。
这等人何该学。
所以失败英雄不该表彰。
但是,在法国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设,以拿破仑作中心,环绕凯旋门八条大道,四面分布,形成了巴黎市区。
另一部分,以拿破仑坟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拿破仑。
好像法国人认为拿破仑还是他们的第一号人物。
今天的戴高乐,就想学拿破仑,失败显然放在面前。
今天大家希望德国人不要再学希特勒,连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复活。
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切市容建筑,模仿巴黎,由国会法院一条大道直往华盛顿铜像,这是整个市区的中心,白宫只是旁边一个小建筑。
华盛顿是一个成功人物,但华盛顿市容,究是以国会为主,这是西方人重事业表现更重过于人物完成之一证。
但美国究比法国前途有希望。
只以两国首都建设为例,即可说明。
英国伦敦又是另一样,西敏寺代表着神权时代,白金汉宫代表着王权时代,国会代表着民权时代,三个建筑并存,这是英国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则可知。
虽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里,究已是第二等。
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宫与国会,是一些物质建设。
再论在中国史上的所谓失败人物,其实是并未失败。
即如南宋岳飞,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复兴,然而岳飞失败了。
但岳飞只在当时是失败,他在后世有成功。
又如文天祥,倘使没有一个文天祥,那将是一部中国历史的大失败。
蒙古人跑进中国来,出来一个文天祥,他虽无助于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维持中国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还是未失败。
换句话说,就他的个人论,他是失败了。
从整个历史论,他是成功了。
所以我们说历史人物中,还该有时代人物和历史人物之分别。
今再说成功失败关键何在?
我可说,失败是由于他的外在条件,而不在他本身内在的条件上。
岳飞事业之失败,不是失败在岳飞本身之内在条件,不是他自己这个人失败了。
宋高宗、秦桧,一切外在条件,使岳飞失败。
而岳飞个人之内在条件,则使岳飞成功了。
成功的乃是岳飞这个人。
文天祥的外在条件根本不能讲,比起岳飞来更差了,他当然要失败。
蒙古军队来,当时的南宋,是无法抵抗的了。
然而文天祥还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这个人是成功了。
他的内在条件并没有欠缺,留下他这一个人在历史上,对将来中国贡献大,有大影响,大作用。
单只一件事,事是留不下来的。
因历史一定要变。
孔子若做了鲁国宰相,当了权,他的成绩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许孔子可与周公相比。
然而纵是周公政绩伟大,也只表现在事上。
一切都得变,西周仍变了东周。
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远存留,永存不变,那么也没有了历史。
从前人的事业都做好在那里,我们将无可再表现,更没有什么事可做。
但人就是要做事,没有事可做,又要这些人何用?
人到没有用,历史自然也断了。
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远留传,我们只希望不断有新人,来做新事,有新的成功。
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
西方人能在历史上永远存在的,比起中国来是太少了。
耶稣钉死十字架,他是一个失败的人,然而耶稣实是永远存在,所谓的十字架精神也永远存在。
到今天,信耶稣教也好,不信耶稣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认耶稣之伟大和他的成功。
最成功的还是他自己这个人。
他说他死了要复活,他这一个人永远流传到今天,还是存在,不是他复活了吗?
我们也可说,岳飞的风波亭精神,岳飞是复活了。
到今天,岳飞还在这世上,至少我们中国人了解岳飞,岳飞还在我们中国人心里。
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有一个最高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但成功有许多是要外在条件的。
而我们有一个办法,使一切外在条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内在条件便得。
若说不要内在条件,这也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了。
上帝生人也有条件,若说不要一切条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为人。
做人不能无条件,我们希望的,只讲内在条件,不讲外在条件,而也能有成功。
上帝只生我们一个可能,每个人都可能做孔子与耶稣。
孔子说: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好学是他的内在条件。
忠信之性,是上帝给他的,是他的外在条件。
但只有这一个基本条件是外在的,而同时又是内在的。
难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凯,就天生他是一个不忠不信的人吗?
中国人不承认这句话。
生下来都一样,这是一可能。
再加上一切内在条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
今天我们都嫌外在条件不够,我们生在衰世乱世,外在条件当然不够。
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条件还是会不够。
我们今天说要改造环境,就得充足我们的内在条件,你先得成一个人物,才能来改造环境,来充足一些外在条件。
若你没有成一个人物,内在条件不够,一切外在也没有法改,纵使有了外在条件也不行。
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条件的,然而我们看西方历史,还是和中国历史一般。
耶稣时候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我们读耶稣的《新约》,他没有讲到罗马统治,似乎外在条件不在他脑筋里,不在他考虑之列。
然而外在条件毕竟在书中也讲到,譬如税吏,是罗马派来的,耶稣便无奈何他们。
所以耶稣说:
“凯撒的事让凯撒去管。
”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项外在条件。
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稣的人,更没有了耶稣,而凯撒则仍可到处遇见。
你若说,定要打倒了凯撒,才能完成一耶稣,也没有这回事。
我们还可以另换一句话来讲,还是美国人争取得了自由与独立,才有一个华盛顿的呢,还是由华盛顿来为美国争取到自由和独立的呢?
照中国人想法,则更有进者。
应该是拿去了华盛顿的事业,还有华盛顿这样一个人,他还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这也不是中国人看轻了事业。
即如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倘使他没有能创造成中华民国,即就他个人来说,如他的思想和言论,还是一个孙中山先生,或许他会更伟大。
因把一切事业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这个人就圈在他事业功名的里面,为他的事业功名所束缚,他所表现的好像就在这范围内。
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别处,只在周公其人,为周公的事业所限,限在这事业里面。
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样会有他这一番事业,在他事业背后还有他这个人。
如此来真了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这世上做一番事业,然而外在条件不够。
在政治上,在历史上层,孔子等于无所表现。
然而后来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缚,一范围。
而孔子之为人,却因此而十足表现出来,比周公更清楚。
今天我们来讲周公,自然要讲周公这一番事业。
但讲过他的事业就完了,在其事业背后之这个人,反而忽过了。
来讲孔子,孔子无事业可讲,就只得讲他这个人。
然而人的影响胜过了事的影响,所以孔子在后来历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
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刺激。
可以感发我们,使我们大家各自来做个人。
有了人物,哪怕会没有历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许多人试为分类,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乱世人物,有有表现的人物,有无表现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败人物。
但读者不要认为我只讲某一边,不讲另一边。
今试再来讲中国的历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从外面看,此下当从人物之内面看。
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人物,大体说只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
直到今天,中国人一路讲圣贤,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圣人与贤人,其间自有不少争论,此刻且不讲。
再讲第二种,中国人所谓之豪杰。
我们看历史人物,无论其在政治上层或社会下层,有表现与无表现,成功与失败,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乱世,得成为历史人物的,大体说来只有两种,即圣贤与豪杰。
豪杰又与英雄不同,如拿破仑与希特勒,可以说他们是一英雄,但并不很合乎中国所想的豪杰人。
朱子讲过“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
同时陆象山极称此言以为甚是。
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语再略修改,因我们说圣贤,并不像说圣人。
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
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可说是一圣贤,二者貌离而神合,名异而实同。
其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
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
我们此刻来讲中国历史人物,请读者不要太重看了圣贤二字,我们且先重看豪杰二字。
我们纵不能做个圣贤,也该能做个豪杰。
尤其在这衰世乱世,做人总要有点豪杰精神,不然便会站不住脚,挺不起腰。
做豪杰,便是做圣贤的一条必由之路。
不从豪杰路上行,绝不能到达圣贤地位。
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
我在下面将慢慢讲出豪杰如何是圣贤,圣贤如何是豪杰的道理。
今试问:
圣贤与豪杰,既然有此两个称呼,则其分别究在哪里?
我想这个分别,简单地讲,只在其表现上。
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
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
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
使此道明扬于世。
如我们生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你要来明道淑世,做一个董仲舒,当然省力。
你如在唐太宗时代,来做一个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也较省力。
因外在条件配得上。
这些人,纵不能说他们便是圣人,但至少也该说他们是贤人。
可是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
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了。
孔子、孟子,何尝不从特立独行的路上过,不然也不成其为孔子与孟子。
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
人总得要有一股气。
孟子所谓:
“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一个豪杰,正为他有一股气。
这气字,不能拿现代的科学生理学或物理学来讲。
中国人普通讲话,常说这人有志气,志下连带一气字,其实气只是其志。
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说,我未尝无此志,只恨外面条件不够。
如此之人,则是虽有志而没有气,所以志也不立,就没有了。
又如说勇气,勇也要有股气。
没有气,怎能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中国人讲智、仁、勇三德,智与仁之外,还要有勇。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直到他老,孔子正为有一股气,所以这个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
只在圣人身上,比较不着痕迹。
一个豪杰之士,则显然看出他的一股气来,随时随地随事都见他尚气,又比较显露,或比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杰。
有志有勇,所以能立节。
节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分寸。
不论世界衰乱,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杰。
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能特立独行,到得圆满周到处便是圣贤。
圣贤便能明道淑世。
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必要站在道德上。
若说人身生理,有血气,有骨气,从血气中有勇,从骨气中见志。
人不能做一冷血动物软骨汉,人之死生,也只争一口气。
天下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道德,也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圣贤。
我们也可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
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
只要他是个圣贤,可不问他的功业。
只要他是一个豪杰,也可不论他的成败。
中国最大圣人孔子,他的品评人物,也是双方面的。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则是孔子讲到吴泰伯。
“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孔子称许吴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级了,甚至社会人群无法称赞他。
孔子共说了两个民无得而称的人,一是吴泰伯,另一个是尧。
“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尧的伟大,无事可举,说不出来。
舜则有好多事可举。
但尧、舜同为大圣。
孔子当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吴泰伯。
吴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
吴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历,王季历的儿子就是文王。
吴泰伯三兄弟的父亲太王,很喜欢这个小孙,说他将来大了有用。
到了太王有病,吴泰伯对他的二弟仲雍说:
“我们跑了吧,我们跑了,父亲可把王位让给三弟,将来可以传给小孙,可以完成父志。
”因此他们两人就跑了。
孔子对吴泰伯十分称赞。
父子各行其是,说孝却不像孝,说让也不见让。
道大无名,无法称赞他,孔子就把吴泰伯来上比尧。
第二个孔子称赞的是伯夷、叔齐。
“伯夷、叔齐,古之仁人也。
”孔子不轻易用仁字来称赞人,但却称赞了管仲,又称赞了伯夷、叔齐。
他们是孤竹君之二子,父亲要把王位传给叔齐,父死了,伯夷说:
“父亲要你继位,你继位吧!
我跑了。
”叔齐说:
“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
”也跑了。
君位让给了中间的一个。
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齐从路上大军旁站出,扣马而谏,说:
“你不该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
你父亲刚死,该守孝,不该去打仗,此其二。
”周武王手下要把两人拿下,幸而姜尚说:
“这两人是义士,放了他们吧!
”放了以后,周朝得了天下,可是这两人说:
“我们不赞成。
”但大势已定。
他们不吃周粟。
到山上采薇而食,终于饿死在首阳山。
孔子大为佩服,说他们是“古之仁人”。
孔子也并没有反对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极尊崇周公,自己还要复兴周道,曰:
“吾其为东周乎。
”可是孔子又讲那一边,直从吴泰伯到伯夷。
当知要做吴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气有节,特立独行,毫不苟且。
此等人一样在历史上有影响,有作用。
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来写《史记》。
《史记》里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
世家第一篇,不是鲁、卫、齐、晋,而却是吴泰伯。
吴国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时代才见到历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
列传第一篇则是伯夷。
中国人的历史人物观,孔子以下,经太史公这一表扬,一面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同时另一面还有吴泰伯、伯夷。
其实孔子自己,正是兼此两面,所以成为中国之大圣人。
上面说过,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
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