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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寺庙、会朋友、喜迎春天的到来、接受一瓮馈赠的酒。
对一个具体事件触景生情便引起了诗兴。
第四，诗人往往对自然持独特的态度。
诗人看自然是概念化的。
对自然的赞赏导致冥想，进而由冥想而陶醉，不是为有形的美，而是为精神的美而陶醉。
诗人看到的并不是这一座山或者山的这一个部分，也不是这一朵花或者花的这一片花瓣。
他看到了山的普遍本质，花的普遍本质。
这种态度主要是象征主义的，重点始终放在内心世界的景物上。
至今这依然是韩国传统的核心。
韩国初期的诗由两个方面组成：
祭祀歌和作为劳作时的号子而唱的歌。
这些歌全都伴随有音乐和舞蹈。
可惜的是，在汉字传统以前韩国尚未无书写系统。
汉字的传入约在二世纪，虽然确切年代尚未考证出来。
汉字传入后在韩国上层人士中间迅速推广应用，终于形成了“汉诗”传统。
“汉诗”是用汉文写成的诗，遵守中文韵律的所有规则，只是写作的诗人是韩国人。
这一传统中的第一位佼佼者是新罗的崔致远（857—？
）。
崔在874年他十八岁的时候通过了唐朝的国家考试，在中国很快就声名鹊起，成为著名的诗人。
尽管他在中国取得很大成就，他内心的忧愁仍见诸他的代表作《秋夜雨中》：
秋风惟苦吟
世路少知音
窗外三更雨
灯前万里心
新罗时代形成了一种用汉字记录韩国语语音的系统，称为“吏读”。
由于这一发展，人们才得以把通俗的“乡歌”记录下来。
“乡歌”盛行于统一新罗时代和高丽时代初期，保存至今未佚失的有25首。
高丽王朝期间，“长歌”取代了“乡歌”。
“长歌”分化为两种体裁：
用汉字记录的、反映儒家思想的“景几体歌”；
口头相传的、短小玲珑的民间歌谣“俗谣”。
“俗谣”意为粗俗或普通，从这个名称可看出执持儒家标准的人对这种体裁的文学不以为然。
但是，这些短小的诗歌是精巧、细腻的。
到高丽王朝中期的李奎报（1168—1241）开始写“汉诗”的时候，韩国诗的格式已经完全定型。
李奎报的诗带有浓厚的个人色采，多半是对诗人自己生活中的遭遇的戏剧性写照。
他先描述外部世界的景物？
一座寺庙、一个驿站、一家客店？
然后便进入内心的境界。
他的诗很短，而且如歌一般，并富有启示性。
这些诗描写他自己在刹那间受到的启迪。
在单调的日常生活的水面上出现比较的波澜的时刻，读者与诗人产生共鸣；
那也许是职务上有了什么问题，或者子女或妻子有什么事；
也许是游寺庙或者访友；
也许是愁事，也许是乐事。
无论是什么事，总与诗人自己密切有关。
诗是他对情景的反应，是他个人的体验。
如下面这首诗：
寂寞禅房古树边
孤灯炉香燃佛前
问僧如何度长日
客来闲聊客去眠
树、灯、香炉——讲述者寥寥几笔便生动地勾画出幽静的寺院，然后几乎不落痕迹地进入了内心深刻的禅的境界。
僧人代表富有修养的人力求达到的理想中的超脱。
然而，诗的中心是僧人的启示如何打动了讲述者，因此诗的中心在讲述者身上，占主要地位的是他的体验，并非僧人的体验。
诗
（二）
“汉诗”是传统从新罗时代开始兴起，历经高丽和朝鲜时代始终不衰，产生了许多优秀诗人。
17世纪诗人郑的一首四行诗代表了这个传统的顶峰时期。
诗写道：
远滩影绰约
疑是一白鹭
长空风萧萧
江上渐日暮
“汉诗”所引起的感触与“时调”大不一样。
这种感情上的差异可能产生于这个事实：
“汉诗”是用中国文字，即文学和官场的语言写的，“时调”则是用韩字，即本土和普通人的语言写的。
总之，“时调”甚至比“汉诗”更接近生活、更个人化。
诗人要在3行、45个音节这么小的范围内介绍并刻划出一个形象，借以说出他本人的体验。
在诗人同他的主题之间不容有任何间隔。
“时调”这个词最先见诸申光洙（1712—1775）的笔记。
申光洙的笔记里说，“时调唱”（歌）始于当时著名歌手李世春。
这里所指的主要是音乐而不是歌词，所以“时调”一词看来是“时节歌谣”？
即合乎时令季节的通俗歌曲？
的简称。
如今所说的“时调”这个词是在20世纪初开始使用的，是为了使传统诗歌形式与当时已开始从西方涌来并席卷文学舞台的新体诗、自由诗等分清界限。
关于“时调”的起源，学者们至今尚在辩论。
论点很多，有的说是新罗时代的“乡歌”或者从中国明代传入的佛教歌的发展，有的说是在把中国的诗译成韩文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形式，有的说是从高丽王朝的“短歌”发展而来，也有的说这是一种可以上溯到古代萨满教的吟唱的形式。
一个事实给解开“时调”的历史之谜增加了困难，这就是，韩字是直到1446年才创造的，因此在这个日期以前所写的“时调”要么就是原来用汉文记录，直到后来才译成？
或者说重新译回？
韩语，要么就是从一开始就是口头相传。
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汇集文学佳作的巨部文献《青丘永言》的第一卷是1728年出版的，选入其中的一些诗人的是作品是遗作，许多是亡故已久的诗人的作品。
“时调”的体裁是一种三行诗（歌），每行14到16个音节，明显地分四个气口，音节总共不超过45个。
这是正常规律的也即普通的“时调”，叫作“平时调”。
如下面这首：
病树底下不见有人来歇息。
当初树高叶茂谁人不流连。
如今叶落板断连鸟儿也不来栖息。
可以看到，郑澈（1536—1593）所作这首“时调”的中心思想很明确。
我们看到了这棵树的现在：
枯萎断裂；
也看到了它的过去：
高高挺立、枝叶繁茂。
最后一行“如今连鸟儿也不来栖息”形容那些在政治上失势的人的命运，入木三分。
“时调”的这种基本格式还有两种变体：
“衣时调”，第一行或者第二行可以加长：
“辞说时调”，三行全都可以加长，头两行增加的字数没有限制，第三行有某些限制。
“辞说时调”的特点是取材范围比“平时调”广，而且带有妙不可言的幽默感，如：
扯碎黑袈裟，着上时新装，摘下念珠串，权当驴尾。
十年苦修如来净土，救苦救难观音菩萨阿弥陀佛，如今全抛撒。
夜眠尼姑怀，那顾念经文。
郑澈是第一个“时调”大诗人。
他担任过许多高官显职。
如暗行御使、道知事、国王的亲随记室、第二宰相、将军等等，在政治生涯中曾经几次失势，有时是自动引退，有时是被贬和流放。
他才华横溢，但是性格倔强，因此在一生事业中不断与人发生争执招致议论。
不论郑澈的品格有何长短，至少应该肯定他是第一流的诗人。
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语言使用之灵活多变？
惊人的词语、雅而不加做作的表达、言简意赅、讽刺的笔法？
这些都是“时调”传统的重要成分。
如：
试将横梁折断房柱推倒你道将如何？
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望着房塌骨架倾。
木匠手持尺子墨斗不停团团转。
在他以前的“时调”历史中没有与这相仿的作品。
形象的描写十分清晰、准确而且锐利。
“骨架”一词涵义深刻，使横梁和房柱的含意得到了引伸。
最后是手持尺子和墨斗绕着倾塌的屋架团团转的形象。
这个形象令人感到滑稽可笑，其实正是解剖这首诗的手术刀。
据认为，这首诗反映16世纪90年代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入侵时期朝廷的混乱局面。
韩国历史上做过大臣而宦途迭经风浪的诗人为数很多，被韩国绝大多数评论家推崇为最伟大的“时调”诗人的尹善道（1587—1671）就是其中之一。
他所作的“时调”有76首流传至今。
尹善道最著名的作品《渔夫四时词》是共有40首诗的组诗，描写诗人所喜爱的一处幽静的居所的四季景象。
“渔夫”自古是在自然中过淡泊生活的智者的象征，中国和韩国的诗惯于以此为主题。
尹善道是在改写前代诗人李贤辅（1467—1555）的《渔夫词》的时候起了灵感而写这套诗的。
李贤辅的《渔夫词》也是对高丽时代的一首诗（作者佚名）的改写。
《渔夫四时词》在音节计算上显得与“时调”正常格律有些不同。
此外，它有在“时调”里不常见的两句叠句，第一句出现在每一节诗里的一定位置，但是以它所描写的不同的船上动作而改变用词，如开船、张帆、收帆、划浆等等。
第二句叠句是拟声，“切格锵，切格锵”代表锚链卷动声，“呜嘶阿”代表划桨的节奏。
从《咏冬》组诗的第一首诗可以看到整套组诗的风格：
云开日出冬阳密密洒落。
开船，开船！
天寒地冻唯大海依旧。
切格锵，切格锵，呜嘶阿！
一浪涌一浪如展开卷卷锦缎。
金寿长（1690—？
）是第三位“时调”大诗人。
他是“中人”（既非平民也非贵族）而非“两班”，所以要想官场得意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很早就辞去了军机部门的小小官职而退隐了。
他活到了高龄，住在汉城花开洞他的别墅里与友人为伴，享受大自然的乐趣。
关于金寿长的生平，除了有记载的极少量的事实而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但是知道他编纂了一本著名的“时调”选集，名叫《海东歌谣》。
金寿长的诗的过人之处主要是极富于幽默感。
这种幽默感也许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特点，因为在“时诗”诗选内占很大比例的许多属于上乘的、估计也是18世纪的作品也表现出一种类似的诙谐。
但是，金寿长因为他的诗的这个特长而出了名，而其他写同类诗的诗人却没有一个留下姓名。
这些诗的描写方法反映了文学界在实学影响下已经发生了一种变化——即流行文学体裁发生了从诗走向散文的变化——以及因此而反过来对诗的写作所产生的影响。
看那位女郎
短衫花裙
粉脸姣好
乌发蓬松
昨日她把我来骗
现今又将骗别个
新折花枝手中执
夕阳中双股轻摆
当然，幽默并不是金寿长的诗的世界里唯一杰出之处。
他的诗还流露出一种细腻的感情，在他从自然单纯的生活中领略到的自由自在的乐趣的表达上尤为明显。
与自我以及与自然的和谐，自始至终是这位智者的突出的特点。
伟大的诗人无不寻求这种和谐，即使这种追求是艰苦的，即使结果未必能如愿。
诗（三）
将近15世纪中期，一种叫作“歌辞”的比以前高丽时代的歌更富于描写和叙述性的新体裁白话诗歌问世了。
“歌辞”没有诗节划分。
写“歌辞”是为了让人唱的，所以它遵守某些格律。
郑澈是最擅长“歌辞”形式的高手，他的《关东别曲》（1580）？
其中描写了金刚山的八处名胜？
最能代表这种传统之长。
直到19世纪，汉文仍然是政治和文学上使用的语文。
1884年，西方诸国和日本迫使韩国开放港口。
这件大事标志了“隐士王国”的结束和西方影响源源涌入的开始。
在1910年被兼并之后，韩国越来越多的年轻知识分子开始去日本接受大学教育，在那里接触了日本文学界当时的潮流。
在韩国国内，这个时期的特点是民族主义情绪迅速兴起，终于出现了1919年的三一独立运动。
在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同时，文学界排斥汉文和中国传统，提倡韩文和西方传统。
年轻作家以西方的波德莱尔、魏尔兰、叶芝和西蒙斯为典型，开始创造一种新文学。
西蒙斯的《文学的象征主义运动》在20世纪初期相当早的时候已经译成日文，在日本成了评论方面的一种权威著作。
年轻的韩国诗人们懂一点英文，对法文懂得更少。
他们翻译的文章看来绝大部分是从日本译本译过来的，有时对照一下英文。
他们的理论绝大部分来自日文译本，而后者又是从英文译过去的。
在如此混杂的影响下产生的诗充满了拉斐尔前派色彩，以厌世、颓废和悲观的世纪末情调为其特点。
在这方面起主要影响的也许是西蒙斯。
写这种新格的诗不可避免要模仿。
一批全都是20多岁的诗人有意识地在他们对西方各典型的理解的基础上开始写作一种新风格的韩文诗。
他们走的是反复试验的路。
金亿（1893—？
）在他的著作《诗的形式中的韵律与间歇》（1919）中指出了两个缺乏：
缺乏有修养的读者公众，缺乏明确有力的评论。
金素月（1902—1934）在这批年轻诗人中间第一个摆脱了模仿，在消化了各种影响的基础上创造了某种新的风格。
金素月远不止是一位写出了一些很美的抒情诗的作家。
他的论说文《诗魂》（1925）是现代韩国诗坛第一个神秘主义宣言。
他最重要的成就也许是他在韩国语言的使用上所达到的灵活和多变程度。
他把白话中的辛辣和犀利融合成为一种与比较拘谨的中国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的现代风格。
《杜鹃花》也许是素月作品中被收入诗选最多的一首诗：
如果你已如此厌我
想离我而去
我会静静地让你离去
默默无言
在宁边的药山
我会采一大把杜鹃花
铺在你的路上
离开的脚步
要轻轻地踩你脚下的鲜花
我会死去
但没有眼泪
郑芝溶（1902—？
）和金起林（1908—？
）开创了现代诗的第二阶段。
他们两个都潜心于意象派，向人展示了一个行将抓住现代主义的文学世界。
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在抛弃统治20世纪第一阶段韩国诗坛的拉斐尔前派色采，代之以比较现代的风格。
郑芝溶的诗尤其令人激动。
《海》显示了他运用意象主义效果的高度才能：
鲸鱼掠过
翻起波涛如篷
白浪拍打
石摇摇欲坠
云雀翔空
点点银光跌落
守候已半日为了攫食
红色的鲜肉
散发海草味的岩缝里
一枚杜鹃色的贝壳晒着太阳
玻璃般晶莹的天空中
一只海燕展翅划过
海——看，朝下看
海碧如竹叶
春
是何模样
是一串串花蕊
如灯映亮的山丘
是浓密的松林和竹丛
一头蜷伏的虎
一身锦衣
黄黑斑驳
你，我的朋友，怀着这些景色
白色的、如烟的海
航向远方，远方
这首诗的技巧是新的，诗的概今（例如观点）、形象的组织方式和形象的质（翻动的海、拍打基石的浪、攫食的云雀）也全是新的。
郑芝溶和金起林代表韩国最初的现代主义试验。
现代风格的历史已经证明，现代主义一直是一支重要的影响力。
20世纪30年代中期朝鲜无产者艺术家同盟被迫解散，从此开始了日本严厉镇压时期。
但是，循着20年代的杰出人物？
僧人、诗人和爱国者韩龙云（1879—1944）的传统，李活（陆史）（1904—1944）和尹东柱（1917—1945）的作品继续发出反抗的呼声。
这两个人物至今仍是不屈不挠反抗外国统治的象征。
青鹿集的朴斗镇（1916—）、林木月（1919—1978）和赵芝薰（1920—1968）写作描写自然的诗，意在超脱于日本压迫的残酷现实之外。
这三位人物都被公认为抒情语言的大师。
赵芝薰的《僧舞》语言之典雅、和谐的确至今无人能超过。
韩战使战前时期的风格显得过时，与当时的问题格格不入。
战后时期的特点是：
诗的形式处于试验阶段，诗的内容富于对当前状况的批判性。
在60年代开始，工业化进程培育了一种深刻的疏远、孤独和非人化情绪，这种情绪越来越多地反映在诗上。
一种新的激进的政治？
社会意识被唤醒了。
在根据一定观点写作的诗人中间，一些比较激进的人物？
如著名诗人金芝河（1941—）和80年代继承他的志向的金南柱？
因为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而付出了长期被囚于监狱的代价。
此外，在坚持纯文学的人与坚持更多地为观点而写作的革命态度的人之间，原先的指责与反指责论战再次爆发。
80年代初光州民主化运动时的暴力事件导致了年轻知识分子愤怒抨击主要以老一辈诗人为代表的声音来防止或者甚至对付这种悲剧。
年轻知识分子的反应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很强烈。
他们的断言人道主义态度无法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
诗坛老一辈的四大台柱？
赵炳华（1916—）、徐廷柱（1915—）、朴斗镇（1916—）和金寿洙（1922—）全都在1990年春出版了新的诗集。
这件事并非只出于一时的兴趣。
80年代的又一个特点是工人诗带着新的生机重新崛起。
这个类型的诗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朝鲜无产者艺术家同盟文学，其根源甚至可能追溯到丁茶山（1762—1836）。
尽管徐廷柱的民间形象有些起伏，但是他还是普遍承认为本世纪韩国最优秀的诗人，直到不久前郑芝溶恢复名誉后他才失去这个地位。
徐廷柱的作品的吸引力首先在于语言的运用。
他的语言十分富于他的家乡全罗道的特色。
第二，他的作品喜欢表达感官的享受，这在他比较早期的作品里尤为明显，当时曾有人以之与波德莱尔和叶芝相比。
第三是他回复到从新罗精神？
主要是佛教精神？
中寻找价值观念，即他认为定会取代不久以前的可悲的韩国的新韩国所应该拥有的价值观念。
他的态度是诗应当具有启示性。
他写的抒情诗很短，具有强烈的谈禅式的启发性。
《无题》是一首典型作品：
天空
如此寂静
幽兰
独自寻思
它的花瓣
为何怒放
韩国诗坛显然人才济济，但是现代诗人经过严峻的时间考验是否能赶上从前那些伟大的诗人，现在还很难说。
尤其是，为某种观点而写的诗有许多还不能确立其文学质量的地位，虽然应该承认，现在距离太近，要作出客观的评价极其困难。
不夸张地说，如今在权威性文学杂志和学术性报刊上发表作品的诗人有好几百，全都有著名作家推荐并附加适应的赞语，全都想染指每年颁发的令人垂诞的多种文学奖。
80年代，都钟焕的诗作《我所爱的蜀葵花》（献给他去世不久的妻子的爱情诗集，销售量超过一百万册）的巨大成功给诗的创作带来了一个新的色调：
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可能性。
这种种因素都对韩国形成一种有些独特的写诗环境起着影响。
诗人和读者都怀着乐观的、在一定程度上也忐忑不安的心情眼望着未来。
记叙文学传统
（一）
韩国的记叙文学传统可以溯源到丰富的神话、传奇和民间传说，其中一直流传至今的最古老的典型是《三国史记》（1145）和《三国遗事》（1285）里的记载。
金时习（1435—1493）用汉文写的《金龟新传》通常被认为是韩国小说的创始。
这部书保存下来的只有第一册，包括五个故事。
这些故事的特点在于背景是韩国背景，结局是悲剧，不同于以前的作品总是用中国背景和皆大欢喜的结局。
韩文白话体小说始于许筠（1569—1618）的名著《洪吉童传》。
书中描写主人公如何成了一伙盗贼的首领，最后又如何在栗岛建立了一个无阶级的世外桃源。
小说鼓吹废除阶级制度，肃清贪污，消灭贪官污吏的滥用职权。
金万重（1637—1692）的《九云梦》（1689）标志韩国长篇小说时代的开始。
故事说的是一个佛教僧人梦见自己转世成为一个儒家名士并做了大官。
《九云梦》运用成熟的象征主义笔法探讨了佛教与儒教之间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的紧张关系。
这部小说的主题体现在书名上：
《九云梦》。
在如处云端的梦境里，现实的真实面貌给隐藏起来了。
这意味着人的不完美境界。
《谢氏南征记》（1690）也是金万重所著，是讽刺蓄妾制度的小说，矛头针对肃宗对待仁显王后的行为。
17世纪时，强调实际经验知识和切合实际的生活的“实学”兴起。
随之，文学表达体裁开始从诗走向散文。
一种新的、以讽刺当时社会各种偏见为内容的比较现实主义的小说也开始出现。
朴趾源（1737—1805）的辛辣讽刺“两班”（贵族）生活的伪善面目的小说是这种新现实主义的代表。
《春香传》是朝鲜王朝时代最著名的小说。
它最初是一个民间传说，由流动艺人逐渐发展成为“板声”（一种民间唱剧）的一个剧目。
小说描写了贵族子弟李道令同一个“妓生”的女儿春香的恋爱故事。
两个年青人秘密结婚后，李道令奉命陪他父亲去京都。
道知事企图纳春香为妾，春香以自己已经结婚为由拒绝了。
道台大怒，把她投入监狱并施加酷刑。
春香坚贞不屈。
与此同时，李道令扮成乞丐回来了。
他事实上是暗行御使，依法惩办了恶知事，使春香重新得了幸福。
小说讽刺了一群贪官，细微地刻划了社会问题，在一些次要人物身上集中表现了机智幽默，突出地描写了理想的忠诚，对一对年青男女相爱的情状写得可爱、有趣。
朝鲜王朝时代以历史小说最具特色。
《壬辰录》（作者佚名）记载了一些抗击日本军阀丰臣秀吉的名将的功绩。
一位匿名的宫中女官写的《癸丑日记》记载了仁穆大妃（1584—1632）在暴君光海君（1556—1622）宫中备受苦难的情况。
惠庆宫洪氏（1735—1815）写的《恨中录》用日记形式叙述了宫廷生活，文笔雅丽。
这位妃子叙述了她的丈夫思悼世子（1735—1762）如何英年早逝，她本人从此如何孤单寂寞生活凄凉，一些人又如何对她诽谤中伤令她受苦。
《仁显王后传》描述了肃宗朝代的宫内阴谋。
仁显王后（1667—1701）无子，便为肃宗纳妃张禧嫔为国王生育后嗣。
张禧嫔在生下一个儿子以后便频使奸计，终于把仁显王后逐出宫廷。
接着，她大杀仁显的侍从。
最后，肃宗后悔了，杀了张禧嫔，恢复了仁显王后的后位。
19世纪古典小说衰落。
19世纪将近结束时，韩国进入了一个政治和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期。
1884年开放通商口岸和随后同一些大国签订的条约标志了“隐士王国”的结束和西方影响开始涌入，其来势确如潮水般汹涌。
蔡万植（1902—1950）的短篇小说《平凡的生活》（1933）里有一个片段说明了这些变化的程度。
那是在汉城的一个公共纪念碑前面。
一对西方夫妇拿着相机走下汽车，开始做旅游者照例要做的事情。
叙事人评论道：
“要是大院君看到的话……他的嘴角不由得泛起笑意……大院君是韩国最后一位唐吉诃德，因为他想用一只葫芦制止霹雳。
”在韩国，大院君确实是一切反对西方影响无情推进的事物的象征。
1876年以前，西方影响受到限制，仅有的接触是每年在派出朝觐使团时通过在北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接触西方的艺术和科学，以及同已经在韩国实地开始工作的牧师之间的接触。
1876年以后，西方影响势如潮涌，先锋是新教传教士，尤其是在教育领域工作的传教士。
这时，一种新的民族意识开始上升，初起时的第一个信号是将近世纪末的时候的“东学运动”。
这是一场空前的反贪污和反不公正行为的群众起义。
在1910兼并的前后几年，这种新的民族意识开始通过一分用韩文发表文章的名叫《新文学》的文学刊物表达出来。
当时是危机年代，是希望和绝望交替出现的年代。
现代化已经开始，伴随而来的是新的思想和新的疑虑。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小国权利宣言对不久前从日本上完学回国的韩国年轻知识分子而言成了一种战斗口号。
新文学是对汉文和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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