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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0年死。
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50年后孙子嗣业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前。
杜甫之死,也是千年之谜。
一说八月,死于由长沙到耒阳途中,因过多食用牛肉、白酒而“饫死”,郭沫若先生从医学角度论说杜是因食用了变质的牛肉,并加白酒而死。
;
一说因长沙兵变至耒阳,长沙平定后又回长沙,死于十一月。
仇兆鳌《杜诗详注》、萧涤非《杜甫研究》持此说。
夔州两年是他创作的第二高峰期,有近430首诗。
与华州至洛阳的创作不同,他尝试各种律诗的写作。
《登岳阳楼》五律、《登高》是七律中对仗最工整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是联章体。
另有长至百韵的排律,164句对仗,可见他驾驭语言的能力。
二、思想个性:
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伴其一生,无论穷达都兼善天下。
《旧唐书•文苑下》:
“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严武床,瞪视武曰:
严挺之乃有此儿!
‘武虽急暴,不以为忤。
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
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
杜甫《寄题江外草堂》云:
“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
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
”
又在《醉时歌》写给好友郑虔:
“得钱即相觅,沽酒不复疑。
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
第二节杜甫的创作
存诗1400余篇,在唐人中仅次于白居易。
其诗内容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包罗万象。
主要有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反映个人经历和人生忧患等。
杜甫的社会诗,也就是那些被称作“诗史”的部分:
一类是反映天宝后期动乱行将到来的社会风貌的名作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哀江头》等;
安史之乱后,写成的“三吏”、“三别”、《北征》等。
杜甫是盛唐诗人中首先把战争苦难引入诗中的。
一、“诗史”意义。
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
如《兵车行》、《石壕吏》反映穷兵黩武及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
历史的广阔性、形象性。
其创作涉及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对历史是形象的补充。
历史的深刻性、预见性。
揭露了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表现安史之乱前国势倾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这种“诗史”的性质,决定了写法的变化。
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
他的写法,往往是从不起眼的细事入手,从一个细小的视角来展示广阔的社会历史图画。
在诗中杂以议论,或者用散文的语式铺排,或者将抒情融入叙事中,这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转变。
二、何谓沉郁顿挫?
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
“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
”沉郁,思想感情深厚、沉重、博大、悲壮;
顿挫,音节豪宕,格律精严而又富有变化。
感情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他深厚阔大的感情力量,欲喷发时,他的儒家涵养及中和心态,又把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低回起伏。
他诗歌的主流风格:
沉郁顿挫。
教材上说:
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之厚;
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他的山水诗萧散自然。
三、杜甫七律的成就:
如果说,沈、宋可以算作律诗体制的确立者,那么,杜甫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律诗艺术的奠基人。
杜甫律诗的创造与贡献:
数量上:
151篇,是初、盛唐之和。
与盛唐大诗人较:
王维,479首——七律20;
高适,241首——七律7;
岑参,397首——七律11;
李白994首——七律9。
内容上:
杜之前,多酬赠、应制之作;
杜诗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全面开辟了律诗的境界,时事政论、身世怀抱、风土人情、文物古迹,一概熔铸于精严的格律之中,把这一诗体的价值提到了足与古风、绝句并立相峙的高度。
艺术技巧上:
杜之前,守格律者,不免落入卑琐庸俗,如沈宋诗;
而意境胜者,往往视格律于不顾,如李白。
杜诗在用字、造句、属对、调声、谋篇、运笔等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大胆的革新,充分发挥了律诗体式的美学特长:
其一,对仗精工,出神入化。
其二,议论精当,叙写自如。
其三,布局精心,屈曲盘旋。
其四,对比精确,正反相映衬。
其五,语言精致,含义深邃。
其六,诗律精细,体制创新。
第三节杜诗的影响
一、杜诗的影响
中唐以后,杜甫的地位和影响日大,陆侃如、冯阮君说:
天宝前,李白的时代;
天宝后,杜甫的时代。
杜诗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
除了在主题意蕴上主要是仁人爱物的仁政理想,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个集大成者,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
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由于他的转益多师的吸取,兼备众体而自铸伟辞,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可能。
杜诗是唐诗的转折,四个主要标志:
以文为诗。
“即事名篇”,以诗纪行纪实,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乐府转为新题时事。
以论入诗。
由山水蕴藉向现实忧患、个人感叹在表现方式上主要是夹叙夹议的散文化的铺排技巧,由唐而向宋诗风转变。
以才学为诗。
由诗人之诗向学人之诗的转变。
追求“尽工尽善”之境界,开苦吟之风气。
二、“李杜优劣论”:
李杜两大诗人,难分优劣,各有极诣,同时达到了五七言诗歌的顶峰。
后代有些文人,因个人爱好、时代风尚等因素不同关系,发表了若干抑扬的言论。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引起公案。
严羽则认为:
李杜二公不当优劣。
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
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
……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
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
三、重要注本:
杜诗在宋流传很广,号千家注杜诗,现存宋刊本杜诗有十多种。
有“杜诗学”。
较好的注本:
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集各家注止大成,取其善;
杨伦《杜诗镜诠》;
浦起龙《读杜心解》,浅解,分析很细;
钱谦益《钱注杜诗》,重诗歌与政治关系,即“史实”。
萧涤非《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
四、讲读:
讲读之一《登楼》
讲读之二《登高》
讲读之三《登岳阳楼》
扩展阅读论著
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
杜诗注本:
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集各家注之大成,取其善;
今人萧涤非有《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
精读作品篇目:
《登楼》、《登岳阳楼》、《登高》、《春望》、《旅夜书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其一。
阅读作品篇目: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望岳》、《兵车行》、《丽人行》、《新婚别》、《悲陈陶》、《羌村》、《北征》、《江村》、《前出塞》、《赠卫八处士》、《梦李白》、《哀江头》、《丹青引》、《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月夜》、《蜀相》。
第六章思考与练习:
整理杜甫诗歌创作的四个时期。
杜诗艺术成就概述,以七律为例。
熟悉杜甫的“赋笔”艺术,试赏析《北征》、《咏怀五百字》。
关于“诗圣”、“诗史”、“沉郁顿挫”的词解。
比较《登岳阳楼》、《汉江临泛》、《临洞庭赠张丞相》。
第七章大历诗风
了解大历诗坛概况。
刘长卿、韦应物、李益诗歌特点。
大历诗风。
节中唐诗歌概况
中唐是唐诗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也是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时期。
至贞元、元和年间,由于出现了韩孟、元白两大风格迥异的流派和刘禹锡、柳宗元等风格独标的名家,唐诗又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有三个高峰期,称为“三元”——开元、元和、元祐。
这一诗歌高潮的出现,与“元和中兴”的历史背景有关。
与盛唐时期诗歌相比,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呈现如下的特征:
诗歌作者和作品数量多、远远超过盛唐时期。
追求新变。
盛唐时期诗歌创作达到高峰,盛极难继,中唐诗人不得不另辟蹊径,追求新变。
正如白居易所说:
“诗到元和体变新”。
多元化格局。
不同的诗人和创作群体有不同的新变追求,结果就形成诗歌创作的多元化。
其表现就是创作个性更为鲜明突出,风格流派更为丰富多样。
中唐诗歌创作又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中唐前期代宗、德宗贞元初。
主要为大历诗坛,以王维趣味为趣味。
中唐后期德宗贞元、顺宗永贞、宪宗元和、穆宗长庆、敬宗宝历、文宗大和年间。
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风格迥异的诗歌流派,即韩孟诗派和元白诗派,前者奇崛险怪,后者通俗平易。
赵翼《瓯北诗话》:
“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
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
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
第二节大历诗坛概况
一、士人共同的心态:
他们在繁盛的盛唐度过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乱后的破败萧条。
安史之乱八年,催垮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
疲倦、衰顿、苍老、冷淡的内心代替了盛唐士人狂放、慷慨、豪迈、昂扬进取的精神。
在盛唐已养成的入世热情、救世济民的思想,使他们仍关注着社会现实,试图恢复元气,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
这反映在他们的诗中中,有着豪气与激情。
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软弱的性格,又使他们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希望在纷乱的现实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中寻找心理的平衡,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
二、总体诗风。
通过描写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来表现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
诗歌幽隽、闲雅,重清丽的韵致。
诗体上:
工五言。
有句无篇。
语言上:
省净、精炼、流丽。
山水诗,多静态描述,缺乏灵动与飞扬之气。
边塞诗,多了些哀怨低沉,少了些慷慨与悲壮。
有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处于盛唐和中唐中期两个诗歌高潮之间的低谷。
胡应麟:
“气骨顿衰”实则,“低谷”一词不太准确、其评价偏低,这是一个有一定成就的“过渡”阶段——盛唐到元和的过渡。
三、主要诗群:
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台阁诗人群——大历十才子,钱起、卢纶、韩翃等。
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地方官诗人群——刘长卿、戴叔伦等。
元结、顾况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
韦应物等山水诗人
李益等边塞诗人
大历十才子——钱起、卢纶、韩翃等
大历,唐代宗时年号,766年—779年,共14年。
大历十才子的成员,记载不同,以姚合《极玄集》注所载为最早,他们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夏侯审。
但也有人怀疑这一记载的真实性以为此注为后人所加,因保存此书原貌的汲古阁影宋抄本并无此注。
《新唐书•卢纶传》记载同。
江邻几《杂志》:
卢纶、吉中孚、钱起、朗士元、司空曙、李益、李端、李嘉祐、皇甫曾、耿湋。
胡光炜引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抄》:
刘长卿、钱起、朗士元、皇甫冉、李嘉祐、司空曙、韩翊、卢纶、李益、李端。
大历十才子基本上都生活在安史乱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深刻的消极影响。
安史之乱不仅给唐朝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且也给人们的心灵世界造成巨大的创伤,摧毁了人们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热情。
在这方面,大历十大才子是典型代表。
他们缺乏盛唐大家那种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和执着追求理想的热情。
他们虽号为才子,但也缺乏盛唐大家那种杰出横溢的才华。
从题材上看,内容单一,赠别酬唱、吟咏山水之作最多,约占三分之一以上。
台阁之中,文人宴集,各擅名场。
从艺术上看,推崇六朝二谢、王维。
意境闲淡幽冷,喜作律体,注重锻炼字句,精细工巧。
钱起,有诗四百余首,是以“大历十才子”为主的中原诗人的领袖,在才子中年辈最高,天宝时与王维过往甚密。
诗风仿佛王维,缺少恬淡韵味,有斧凿痕迹。
其诗挑不出毛病,也说不出特别的好。
闲适有余,热情不足。
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
”据说曾听人月夜吟此句,应举时韵有青字,以此二举结,考官以为绝唱。
百年后仍为范本。
《岘佣说诗》说其诗“清气中时露工秀”。
就省净来看其诗更近祖咏。
他的诗很多是由人家的作品翻衍出来的:
“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
”,即孟浩然的意境;
“烛影出绡幕,虫声连素琴。
”直接变化祖咏的诗意“风帘摇竹影,秋雨带虫声。
”。
还有“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则是王维诗意的摹写。
他的七律写得清丽流畅,《赠阙下裴舍人》富丽工稳,堪称佳作。
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地方官诗人群——刘长卿、戴叔伦等
刘长卿,虽然经历过盛唐,但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安史之乱后的肃宗、代宗两朝。
他早年应举屡试不中,后入东都国子监,推为“棚头”得第。
唐考试不糊名,知举者在决定录取与否及等第时需博采众议的情况下,举子们在考前投献诗文、干谒奔走是很重要的,有时单靠一人之力还不够。
于是就互结朋党,造成声势,一方面保护本派人员以争取榜上有名,一方面攻击别派的人员。
参与棚的容易登第,否则就难免落第。
往往有门路的人才能进棚中。
肃宗时封演《封氏闻见录》卷三“贡举”载:
“士子殷勤,每岁士子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鱼夺,号黹外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
”他的身世遭遇与杜甫有相似之处,安史乱后身处衰乱之时,宦游于江南,曾两遭贬谪,但是他缺乏杜甫那种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他的诗哀叹嗟伤之情多于济世救时之志,风骨不举,表现出盛唐向中唐的转变。
刘长卿现存诗五百余篇,数量相当可观。
他和“大历十才子”专攻律诗,尤长于五律,但基本上走的是盛唐诸家的路子,文辞、声律上修整得十分工致,气度的安详与意象的浑融则稍有不及,更丢失了杜甫诗中的“古意”。
他自称“五言长城”,五言诗占十分之六七,五律占五言之六七。
与中晚唐的这一题材的诗相比,风貌不同。
如刘长卿诗多灰暗、寒冷、苍白的意象,有人以“幽州白日寒“明其诗风,甚当。
如其名句、名诗: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
楚国苍山远,幽州白日寒。
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
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
““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
”前人称代宗时的“大历诗人”,往往“钱,刘”并提,他则是江左诗人的代表。
刘的成就高于钱,为“大历诗人之冠”。
元结比杜甫稍晚,也经历了安史之乱,其诗在反映安史之乱之后的社会现实这一点上与杜甫“诗史”类的作品也相似,他曾经辑录同时人的诗选《箧中集》,所收诗人与自己的作品相近,因此,可以说以元结为首,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是紧承杜甫之后的。
杜甫有《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称赞元结。
有《舂陵行》。
元结诗刺世疾邪、同情民生疾苦,这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
诗风古朴,只作古体,不写律诗,有的作品文采不足,是其缺陷,这与杜甫古、近并工,文质兼备不同,自然成就也就逊于老杜。
其诗对新乐府、韩愈古文运动影响很大。
顾况部分作品与元结一派相近,用古体和写实手法抨击现实弊病。
顾况性格狂放旷达,晚年受佛道影响,归隐茅山,号“华阳真逸”。
所以其作品风格多样一些,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谒顾况事,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不能成立。
韦应物737—792,又。
出身贵族,西安人,世称韦苏州。
少年任侠负气,15岁时就成为唐玄宗的三卫近侍。
后来折节读书。
早年作品有盛唐风。
他最出名的诗歌写于滁州任上,语言简淡,绝去雕饰,风格秀朗,气韵澄澈。
后人论唐诗常常王、孟、韦、柳并称。
代表作《滁州西涧》。
与大历十才子相近。
学陶潜,在语言上清新朴素,但对田园缺乏亲切感,不如陶把田园看作理想和归宿,故不够亲切自然;
学王维,没有王对自然的亲和,似带有无可奈何的成分。
朱熹将他列在王维之上,因为他较王维来得更清澄,更疏淡。
《滁州西涧》:
“独伶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
春湖带雨睫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前人有“王、孟、韦、柳四家”之说,即指山水田园诗。
王“清而秀”、孟“清而旷”、韦“清而润”、柳“清而峭”。
李益,西北姑臧人,曾五入幕府。
人品似不高,为人所咒,《霍小玉传》敷衍其事。
所作多为边塞题材,是中唐时期最有成就的边塞诗人。
风格悲壮,与盛唐边塞诗相比,少了一些激昂慷慨,多了一些哀怨低沉。
擅长七绝,胡应麟认为其七绝可与李白、王昌龄比美。
如其名作《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卢纶,诗存330余首,有些雄浑气势。
如《塞下曲》:
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
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韩翃,《寒食日即事》: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张继《枫桥夜泊》、韦应物《滁州西涧》、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卢纶《塞下曲》、顾况《江上》、《山中》、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韦应物《观田家》、刘长卿《送灵澈上人》、钱起《省试湘灵鼓瑟》、韩翊《寒食》、李益《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听晓角》、《宫怨》、顾况《苔藓山歌》。
第七章思考与练习:
中唐诗坛诗人的分布情况整理。
大历诗风的优劣及其评价。
熟悉韦应物、刘长卿等人的诗风及其影响。
第八章韩孟诗派与刘柳等诗人
了解韩孟诗派的特点及刘柳诗歌创作。
韩愈雄奇险怪诗风及成因。
韩愈“以文为诗”。
节、韩孟诗派
代表诗人:
韩愈、孟郊、贾岛、卢仝、马异、李贺、刘叉。
成因:
命运和个性相同:
狷介孤傲、仕途坎坷。
文学主张相同:
“不平则鸣”、“笔补造化”。
创作态度相同:
“推敲”苦吟,尚奇求怪。
李贺“呕出心乃已耳”。
审美趣味相同:
以怪奇怒张为美,追求惊世骇俗的审美情趣。
风格:
奇崛险怪。
他们诗歌题材新异、构思奇特,喜议论,好铺陈,炼奇字,押险韵,多用虚词拗句,从而形成奇崛险怪的风格。
评议:
他们追求新变的精神应该肯定。
但有时追新求奇过甚,不免流于怪诞。
如炼字方面,有的生新奇特,令人耳目一新,产生审美上所谓“陌生化”的效果,有的则艰深怪僻,读之则诘屈聱牙。
又如散文化倾向,其表现是以议论入诗,以散文句法入诗,用得适当,增加了诗的表达功能,但过度使用,则损害了诗歌应有的形象性和韵律美,曾被讥为“押韵之文”。
第二节韩愈
一、生平思想字退之,河阳人,自称郡望河北昌黎。
三岁时父亲韩仲卿去世,得长兄韩会抚养。
十年后,韩会死于韶州贬所,由嫂抚养。
贞元二年,韩19岁应举。
“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不得授官。
从29至34岁,先后在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府作推官。
贞元十八年,任国子监四门博士。
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言事贬连州阳山县令。
元和元年至十二年,先后任国子监博士、中书舍人、刑部侍郎,进入统治集团上层。
十四年,因《谏迎佛骨表》,得罪宪宗,贬潮州刺史。
次年回。
后官拜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十二月二日57岁去世。
二、雄奇险怪诗风。
奇险最能反映韩诗的艺术个性,影响也大。
性格狷介强梗,心理躁郁斗进。
韩愈一生充满坎坷,“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
登朝之后,为了革除敝政、弹劾权佞、抵斥佛教,屡遭打击,两贬南荒,几乎丧命。
这种生平遭遇,再加上个性倔强,使其心灵扭曲、情感不能理顺。
诗境乃心境的对应物,不平和的心态也就不可能外化为“中和”之美的诗风。
才大气雄而又富于创造精神。
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
“退之诗,大抵才气有余,故能擒能纵,颠倒崛奇,无施不可。
”《瓯北诗话》卷三:
“自沈、宋创为律诗后,诗格已无不备。
至昌黎又斩新开阔,务为前人所未有。
……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
三、雄奇险怪的表现:
意象峥嵘奇特、壮伟瑰怪,这源于他总是处于矛盾斗争、躁郁斗进中的心灵,艺术上需要这样的对应物。
如《南山诗》连用五十多个新鲜比喻写南山的光怪陆离。
韩诗有些意象由生新奇特转入怪异险恶,如《初南食》:
惟蛇旧所识,实惮口眼狞。
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
”令人毛骨悚然。
又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
“洞庭连天九嶷高,蛟龙出没猩鼯号。
……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
“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在杜甫是偶一为之,而在韩愈则成为一种倾向。
沈括:
“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
”具体表现:
a、移植辞赋铺陈排比手法入诗,如《南山诗》,连用带“或”字的诗句五十一个,叠字诗句十四个,铺列春夏秋冬四时之景。
《月蚀诗》铺列东西南北四方之神。
b、运用散法结构,如《山石》采用游记散文的章法论述游山经历。
又如《嗟哉董生行》,形同传记。
c、破骈入散的句法,即故意不用骈偶,而只用单行奇句。
如《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全用散句。
句法方面的另一生新之处是改变上二下三、上四下三的传统句式。
如:
“有穷者孟郊”、“三十骨骼成,乃一龙一猪”;
“子去矣时若发机”、“虽欲悔舌不可扪”。
《路旁堠》:
“千以高山遮,万以远水隔。
”《陆浑山火》:
“溺厥邑囚之昆仑”等。
其特点是句式拗析,多用虚词。
其成功之处在于丰富了诗歌的表现能力,开创了一种新的风格;
失误之处在于一些诗求之过甚,近于“押韵之文”,有损诗的形式美、音韵美等。
d、散文化的另一表现是以议论入诗。
如《山石》和《八月十五日夜赠张功曹》的结尾都是议论,水到渠成,显得自然,增加了诗歌的思想性,诗歌并不排斥议论,而且议论与抒情往往是难解难分的,即言志与抒情常相结合,但韩诗有时议论过多,如《送灵师》首段排斥佛教,全用议论,几近押韵的《谏迎佛骨表》。
这就损害了诗的形象性和抒情性。
舒芜认为韩诗散文化是追求“非诗之诗”。
散文的结构方式,用奇句单行,少用对偶;
好铺叙。
如《山石》。
用奇字。
韩诗在语言上,除上述句法方面的新变之外,另一面表现就是喜用奇字、押险韵。
韩愈论文主张“唯陈言之务去”,作诗亦然。
遣词用字,避熟就生。
他评论孟郊诗云:
“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异”。
但韩诗有时生新过甚,并不妥贴自然。
如《陆浑山火》。
赵翼《瓯北诗话》卷三:
“盘空硬语,须有精思结撰。
若徒搏摭奇字,诘曲其词,务为不可读,以骇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
”如《南山诗》之“突起莫间篷”、“讦陷乾窦”、“仰喜呀不仆”:
《和郑相樊员外诗》之“禀生肖勒刚”、“烹斡力健倔”等词句。
吴经熊说:
“像在《石鼓歌》里面,他手持韵文字典一册,选用最深奥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