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集体农庄经济制度的形成原因及若干思考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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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在农民拒绝低价售粮时，国家无粮食出口，工业化失去主要资金来源，工业化速度难以保障。
另一方面，新生的剥削阶级（富农和“耐普曼”）开始形成，奏出了与红色政权的不和谐音。
1927～1928年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爆发的粮食危机，表面上仅是城市缺粮，实质上则是新经济政策自身的危机，是苏联现代化再次遭遇危机。
在当时，从农村征购粮食对苏联现代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由于缺乏其他的资金积累途径，苏联只有靠出口粮食换取外汇，用以购买工业设备和技术，然后才能启动现代化，首先是工业化。
这是那个时代苏联国内社会生活的主题。
有史料揭示，为了获得外汇，即使在1932～1933年大饥荒年月，苏联仍坚持大量出口粮食。
1932年出口1．81亿公担，1933年出口0．1亿公担1。
这的确是“忍饥挨饿仍要出口”的办法，这表明：
在苏联初生时，迅速工业化乃是压倒一切的“国计”，这关系到政权的安危，国家和民族都应为之付出必要的牺牲。
1928—1929年连续两年的强行征粮，把领导者推向新的岔道口：
或者彻底停止强行征粮，向富农妥协，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
或者加速农村的集体化，打破富农对商品粮的垄断，这意味着抛弃新经济政策。
选择前者，有可能使党威信扫地，最终甚至会导致无产阶级政权的丧失，因为连续两年的强行征粮已引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
斯大林毅然选择后者。
他认为，创建集体农庄，将既可保障工业化的实现，又能使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2。
如果再加上党内政权斗争的需要，推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显然是斯大林的一石三鸟之策。
布哈林派实质上就是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坚持者，他们与斯大林的较量表面上是组织斗争，本质上则是是否继续执行新经济政策的路线斗争。
斗争的结果是斯大林全胜。
1929年底，斯大林发出了“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宣言3。
1930年，斯大林宣称苏联从1929年夏季起即已“进入了全盘集体化阶段”4。
在经历了1930年初和1931年初的两次集体化高潮后，集体农庄经济制度初步确立。
到1933年底，苏联主要产粮区未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仅占全部农户的0．2％5。
布哈林曾预言：
“斯大林的路线是使整个革命毁灭的路线。
我们会因此被推翻。
”6这个预言错了。
凭借全盘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斯大林及其人民迅速把苏联建成为现代化强国。
在斯大林有生之年，苏联已是世界第二大强国。
在现代化遭遇困境——工业化缺乏启动资金、国内阶级斗争无比激烈时，斯大林独有的办法竟使苏联以无比惊人的速度实现了现代化。
这实际上是一种“后发先进”的赶超型现代化模式。
它是典型的国家政策干预一公有制一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相结合的模式7。
目前这又得到有关学者的肯定。
从当时历史条件看，苏联走上这一独特道路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换言之，在当时，历史注定要选中斯大林集体农庄制度。
主要原因是：
第一，布哈林的经济思想及其决策未能满足时代要求，它解决不了严峻的现代化困难。
面对粮食收购危机，布哈林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是：
大范围提高粮食收购价位，举一亿卢布外债进口粮食。
他坚持不能打乱工农业平衡格局，即使工业发展速度慢如“蜗步”，也不得强行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8。
这个方案在和平年月应是可取的，而且符合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平衡的原理。
但在那个群情躁动的年代，在战争日益临近的时刻，布哈林既然承认了工业化的必然性，又未否认战争正在逼近的事实，却宁可让工业发展速度慢如“蜗步”。
这似乎有些自相矛盾，而且使他的方案难有充分的说服力。
第二，斯大林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思想与时代的节奏相适应。
斯大林认为，由于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苏联不具备西欧式的现代化条件，故只有“拒绝‘通常的’工业化道路，通过发展重工业来实现国家工业化”9。
而且鉴于当时的国际环境，苏联也只有设法在国内寻找工业化资金10，于是农业首当其冲，成为苏联工业化资金的主要来源。
这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号召创建集体农庄的最直接的理论动因。
其目标在于使苏联直截了当地越过眼前的障碍，开始向现代化目标冲刺。
姑且不论这种行为对于农业本身的发展是否真的有很大促进，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它为苏联高速实现工业化创造了条件，满足了当时苏联国内社会生活的要求。
（二）战争的威胁——生存危机下的反抗
目前，国内外有一些学者认为，在1927～1928年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还看不到战争逼近的迹象”，并摘引斯大林关于“现在谈战争的‘可能性’是什么意思呢?
这等于把我们至少拖回到大约七年以前去”的论述11，借以对苏联在和平环境下搞“临战体制”的做法开展批判。
在我看来，这一提法并不完全正确。
上述斯大林关于战争的谈论，出自他于1927年8月1日所作的《国际形势和保卫苏联》演说。
联系上下文，可见斯大林乃据此批驳季诺维也夫对布哈林的攻击，其真实意思是，季诺维也夫关于战争“不可避免性”的论调，不过是重复“七年以前”的陈词滥调，毫无新意。
在此，斯大林并未否认战争即将爆发的可能性，恰恰相反，该文中他还指出，“现在战争问题是当前的基本问题”12。
事实上，在当时，虽然战争仍未爆发，但战争的威胁却时刻纠缠着每个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心灵。
1925年1月，斯大林指出：
“……整个欧洲都在重新准备力量和重新布置力量”，“国际形势已经开始起根本性变化”，“战争的前提日益成熟”，“使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当然不是明天，不是今天，而是几年以后）”13。
可见，战争的威胁竟是如此沉重。
而且，在当时，这几乎还是联共（布）中央一致的看法。
包括反对派在内。
托洛茨基曾指出，“世界战争的危险正在增长”，“英国正准备反苏战争”14。
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在英苏断交、苏驻波兰大使被暗杀等事件发生后，苏联甚至搞过一个全民“国防周”活动。
战争正在逼近，苏联人严加戒备。
集体农庄的创建也是备战的手段之一。
首先为了发展国防工业，就必须牺牲农业以促进高速工业化，这是前面已经谈过的。
其次为了防患于未然，斯大林选中集体农庄制度，既用以发展生产，又用以“割除富农阶级”，以免战时腹背受敌。
坚决反对全盘集体化的布哈林派，坚持继续推行新经济政策，反对为高速发展工业而牺牲农业。
如前所述，这就牺牲了迅速工业化的目标。
然而，布哈林却未能就“放慢速度就等于自杀”，“落后就等于挨打”等论断作出有力驳斥。
换言之，布哈林未能对放慢工业发展速度后苏联能否在未来战争中生存的问题作出有力的辩驳。
这是布哈林败北的一个首要原因。
相反，斯大林创建集体农庄的决策在战争的阴影下却具有极强的说服力。
按斯大林的说法，一方面，农业集体化不仅将推动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最终为备战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将使农业“一日千里地推进”；
另一方面，由于富农是社会主义的“死敌”，甚至包括小农也是“最后一个资产阶级”，于是为了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的目标就必须彻底清除之。
在斯大林看来，这两者都是战时决胜千里的法宝，一是创造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一是营造党内团结一致的局面，在战争迫在眉睫时，这种提法无疑是能自圆其说的。
集体农庄的创建，后来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按农庄习惯的组织制度，在战争中农庄庄员竟成为一支攻退有序的民兵队伍。
安娜·
路易斯·
斯特朗描绘道：
“每一个农庄还有自己的民防队。
他们受过狙击的训练……这等于是早巳组织好的游击队。
”15
（三）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曲解
形势的压力只是行为的表层原因，理论才是最根本的动力。
在斯大林看来，小农经济是“最没有保障、最原始、最不发达”的经济。
他认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
16因此他认为苏联农业的惟一出路就是“利用农业机器和拖拉机、采用集约耕作的科学方法的大农庄。
别的出路是没有的”。
17这种经济学思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次劳动力的协作都是生产的大发展。
但是，由于缺乏相应的条件，苏联集体农庄的实践却未能完全证实这一点。
二
以下所述是对斯大林关于创建集体农庄的经济设想所作的概括：
第一，实现所有制大变革，消灭小生产。
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及其同代人毕生为这个目标奋斗不懈。
他们很难容忍小生产的落后性，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性质则更为厌恶。
鉴于对小农经济“连简单的再生产也很少有可能实现”的判断，斯大林坚决推行集体化。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是指令性计划经济。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组织所代替”的论点18，斯大林推论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社会主义经济是按计划进行的”。
19于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小生产无处藏身，商品交换难以生存。
第三，所谓“空地论”。
斯大林晚年提出，“苏维埃政权必须在所谓‘空地上’创造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
20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在20～30年代行为的经济学理论升华，即在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后，割断生产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凭空创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上述三者是苏联创建集体农庄的理论根据。
也就是说，集体农庄是这种经济设想的产物。
如前所述，集体农庄对苏联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确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这种严峻社会危机下的产物却是一个超前的经济行为，而且它本身也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不尽相符。
从一定意义上说，斯大林在落后的俄国全面套用马克思主义，用行政手段创建集体农庄，这在表面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实质上却是对马克思主义作形而上学曲解的结果。
仅从集体农庄的实践操作中，就可以对这种曲解作多方面的揭示：
其一、集体农庄仅在表面上实现了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的理想，但在实质上它与马恩有关设想却仅有形似而未有神似。
马恩设想未来社会不仅要消灭阶级、消灭私有制，而且首先要实现“全部生产方式”的变革；
要形成“自由人联合体”。
虽然集体农庄的发展增添了大量的农业机器，但却并未实现生产力因素的革命，相反还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倒退。
21在实行指令性经济计划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甚至未能调动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又岂能奢谈什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呢?
集体农庄庄员爆发的一系列反抗、暴动及“恐怖事件”，则几乎是对“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的强烈讽刺。
其二、集体农庄的创建主要是行政干预的产物，这与马恩设想的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自然历史过程”理论大相径庭。
马克思甚至曾对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作过专门论述。
他指出，无产阶级国家对农民的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
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22虽然斯大林也曾多次强调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自愿原则”，但在行动中却沦为“谁不加入集体农庄，谁就是苏维埃的敌人”（这是当时某些州的错误口号）23的实际操作。
事实上，暴力干预在当时的确是存在着的。
当时的农业人民委员雅可夫列夫在1931年3月苏维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不赞成我们的人就是反对我们的人”，他说“他们（指未加入集体农庄者——笔者注）是谁的朋友呢?
是和富农一道还是和集体农庄一道呢?
”24诸如此类的官方提法把农民置于非此即彼的境地。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农民为了避免被划为富农的厄运而无可奈何地加入农庄。
虽然斯大林在集体化的高潮激荡处发表了《胜利冲昏头脑》一文，对过激行为加以谴责，但他本人却又在1930年6月联共（布）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指责那些退出农庄者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人。
”251931年3月，斯大林又亲自指示，“建议超额完成集体化运动的任务。
”26最终又掀起新一轮的集体化高潮。
这场所谓“自上而下”的“新革命”，与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是有些矛盾的。
其三、斯大林的所谓“空地论”，与马克思关于新的经济形式必须在旧母体内孕育发芽的原理是不尽相符的。
总之，斯大林在不具备实践马恩未来社会设想的历史条件下，诸如在生产力仍未大发展，俄国农民传统的小生产意识仍未被彻底消除的情况下，套用马思有关设想，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
这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
”而这种曲解正是斯大林号召苏联人民缔造集体农庄经济制度最有力的动因。
当然，必须指出，斯大林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把握一定是极富建树的。
上述有关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作形而上学曲解的分析只是说明，苏联集体农庄经济制度乃是客观因素与人的主观思想互相作用的结果，也是人的主观思想的产物。
由于斯大林在党和国家内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的思想就会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1．集体农庄经济制度是苏联严峻的社会危机与人的认识的局限性相结合的产物。
社会危机孕育了全盘集体化的设想，全盘集体化设想则不仅满足了现实的需要而且反过来又推动了现实的发展。
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27鉴于当时苏联落后的经济条件，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现就必然存在局限。
集体农庄经济制度的历史个案充分印证了这一论断。
可见，产生于西欧的马克思主义，在落后的东方进行实践时，一定要把提高社会“需要的程度”作为工作重点。
只有在社会经济水平和文化意识水准获得较大的提高之后，生产关系的大变革和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才能实现。
2．如前所述，费施泰因（C．H．Feistein）和卡尔（E.H．Carr）等现代化比较研究学者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央集权制度的现代化模式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他们看来，这乃是落后国家赶超先进的“后发先进”模式。
以集体农庄为基点的斯大林模式采用纯粹的政府干预和所谓“自上而下的革命”的方式，使苏联用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的历程。
遍观世界历史，在斯大林模式之前或之后，并没有什么现代化模式能够创造出比之更伟大的成就。
问题是，当欠发展国家通过斯大林模式的途径获得较快的发展之后，就应该积极变革其高度中央集权的性质，使之逐渐能够通过经济发展的固有规律进行更新，以确保“后发先进”的现代化模式不会遭遇发展的“极限”，而转向停滞甚至倒退。
3．苏联集体农庄经济制度是社会危机的产物，不应在和平时期加以效仿。
新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对斯大林集体农庄经济制度的效仿和升级，乃是苏联集体农庄经济制度之变种，系准斯大林模式。
因而对苏联集体农庄经济制度的研究，乃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之源头活水的追溯。
目前，有些问题，诸如为什么建立在高度协作大生产基础上的集体农庄和人民公社其成就却远不如小农生产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
这仍需进行深刻的探讨，虽然这已经是接受了实践检验的事实，但在理论层面上却鲜有作出深刻论证者。
这仍是康德所说的理性思辩三环节——是什么?
怎么了?
为什么?
对此，我们的理论探索仍然非常苍白。
（责任编辑李禄）注释：
1《苏联农业》1935年年鉴，莫斯科1936年版，第222页。
2《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6页。
3《斯大林选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2页。
4《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7页。
5 转引自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中国社科出版社，第418页。
6《布哈林言论》，三联出版社1976年版，第323~324页。
7A．Gerschenkron和E．H．Carr等人认为，苏联经济发展的特殊取向在那些工业化以前的落后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仍可
找到，这种发展战略模式在欠发展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一定阶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阅A．Gerschenkr。
n，EconomicBackwardnessinHistoricalPerspective，1962．E．H．Carr，SOmeRetiexiOnsOnSovietlndustrializatiOn，inC．H．
Feistein，ed，Socialism,CapitalismandEconomicGrowth，1967。
8参阅《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赵邨方著：
《布哈林思想评传》，第278页。
9《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
10《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0页。
11《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44页。
12同上书，第10卷，第38页。
13同上书，第7卷，第13~14页。
14《托洛茨基言论》中文版下册，第796页。
15安娜·
斯特朗著：
《斯大林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第132页。
16《斯大林全集》第ll卷，第36、218页。
17同上书，第10卷，第26l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72年版，第3卷，第323页。
19《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22页。
20《斯大林选集》下册，第542~543页。
21全盘集体化后苏联用于农业生产的总耕动力遭到极大破坏，拖拉机总数的增加弥补不了马匹的减少。
1929~1933
年，由于牲畜被屠杀，马匹减少了1800万匹，造成的总耕动力的减少为l800万马力；
同时，拖拉机则从66300台增
至210900台，按马力计算即从92．6万马力增至320．9万马力，纯增长为228．3万马力。
把两者统计在一起可见，苏联
农业总耕动力减少了l571．7万马力，增不弥减。
参阅沈志华著《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道路》，第424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5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23参阅陈之骅主编《苏联史纲（1917~1937）》，第54l页．
24转引自沃尔伏·
拉德钦斯基著《苏联农业的社会化》，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8~49页。
25《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9l页。
26《真理报》1988年9月16日。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中文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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