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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运用这种方法，一种观念，一个事实就会显示出矛盾关系，并显示出两个对立系列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预期中的新的综合。

这就是由三段论和归纳法的既对立又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工具所遵循的普遍而变化无穷的原则。

这种工具，古人仅仅有所预见，真正创造它的是康德，而使它发挥巨大威力和大放光彩的，则是他的后继者黑格尔。

”②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灵魂是自否定辩证法，正反合三段式只不过是自否定辩证法的外在表现。

当蒲鲁东仅仅抓住正反合这些黑格尔哲学形式方面的东西时，不过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这说明蒲鲁东根本没有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精髓。

黑格尔哲学的自否定辩证法要求研究者必须进入事物自身关系的内部，从事物内部去发掘事物的矛盾关系，而不能仅仅在事物的表面和外围转圈。

正是因为蒲鲁东理解不了自否定辩证法，所以他只能够按照正反合这一抽象哲学框架，机械地安排各种经济事物的位置及其相互关系。

例如，蒲鲁东把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作为自相冲突的正反两面，再寻找它们的合题：

使双方互相吸收、彼此协调的社会科学；

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正反两面，再寻找它们的合题：

构成价值；

从第三章开始，蒲鲁东开始了他的宏大的经济进化序列，即从既产生财富又破坏平等的“分工”，进化到能够增加财富但又产生贫困的“机器”，再进化到上帝送来的“竞争”，而竞争又带来了“垄断”，这时作为垄断的对立面的“警察或捐税”又应运而生，但是“警察或捐税”在实际上又变成了对穷人劳动果实的剥夺，因此经济又进入了下一个阶段：

“贸易”，“贸易”能够给劳动者带来一些补偿，但也使劳动者失去了工作和一些基本生活资料，因此“信用”作为帮助穷人的手段产生了，但“信用”又变成了对劳动者的金融剥夺，因此经济进入了“所有权”阶段，“所有权是占有权，同时又是排他权；

所有权是劳动的代价，又是对劳动的否定；

所有权是社会的自发产物，又是社会的解体；

所有权是一种公平制度，同时又是盗窃。

”③蒲鲁东认为，“所有权”是以上所有方面的总的合题，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体系，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范围内，是不可能解决劳动者贫困问题的。

客观而言，这一结论倒是比较准确，蒲鲁东看出了资本主义经济根深蒂固的不公平性和不合法性，提出了取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张。

不过蒲鲁东依靠“系列辩证法”所构建的经济进化序列，完全来自于正反合抽象规律的机械投射。

《贫困的哲学》表面上运用了所谓“矛盾”、“二律背反”、“系列辩证法”等哲学框架来阐述贫困之类的经济问题，但在实质上，经济问题只不过是他的抽象哲学的经济注脚，只不过是哲学的经济学运用而已，如果把贫困之类的经济问题换成其他问题，那么蒲鲁东也一定能够完成那些问题的矛盾体系的构建，原因就在于发挥灵魂作用的仅仅哲学的正反合三段式，而不是经济学。

那么，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自否定辩证法又是什么关系呢？

它们确有相似之处，都试图提供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并以这种思维方式将各自所处理的材料连贯成一个有机体系。

蒲鲁东特别强调“系列”的重要性，而脱离“系列”的孤立事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有运用这种方法，一种观念，一个事实就会显示出矛盾关系，并显示出两个对立系列的结果，从而得出一个预期中的新的综合观念。

”④这种重视经济事物之间的联系性和矛盾性的方法，使得蒲鲁东的经济哲学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家“事实就是真理”的实证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辩证法的色彩，所以马克思才认为“蒲鲁东是天生地倾向于辩证法”。

不过，倾向于辩证法与真正掌握辩证法是不同的，因为蒲鲁东“追求一种可用来先验地构想某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的所谓‘科学’，而不是去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即对本身就产生了解放的物质条件的运动的批判的认识中得出科学”，⑤所以蒲鲁东的经济哲学就仅仅一种“追逐公式”的投射哲学，而不是通过经济学场域体现出来的哲学；

是一种借用经济范畴作为棋子的形式哲学，而不是由经济问题展示出来的哲学；

是一种与经济学处于外在关系的独立哲学，而不是没有经济学就无法实现自身变革的哲学。

就此而言，蒲鲁东的经济哲学具有虚假性质，它仅仅在形式上结合了经济学和哲学，在内容上仍然缺乏经济哲学的实质规定性，而马克思对具有经济哲学虚假性质的投射哲学持以鲜明的批判态度，这种态度集中地体现在他发表于１８４７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

二、走向经济哲学：

《哲学的贫困》的方法论批判

当普鲁东以哲学投射的方式为他自己的经济学提供内在理论构架时，马克思已经同传统的一切哲学彻底决裂，在人类思想史上完成了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即创立了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的发现促使马克思意识到：

任何以某种抽象的哲学体系来投射现实的做法，都是必然要失败的；

任何脱离历史的、现实的经济哲学观点和体系，都不具有科学意义上的合法性。

因此，科学意义上的经济哲学要求研究者必须充分占有大量的经济学实证材料和经验证据，严格按照经济现象本身的历史逻辑来发现经济的内在规律，而不是以某种主观的抽象公式来臆造经济事实和经济范畴。

只有如此，研究者才能破解一系列经济谜团和历史谜团，在理论上指出人类解放的现实道路，从而这种研究就会展现出合理的经济哲学意蕴。

实际上，这种经济哲学工作是在《资本论》中系统地完成的，而马克思首先要对经济哲学的方法进行阐释，这一阐释又是通过对普鲁东《贫困的哲学》的方法论批判实现的。

正如马克思后来所说：

“我们决定重新发表《哲学的贫困》（初版已售完），是因为该书包含了经过２０年的研究之后，在《资本论》中阐发的理论的萌芽。

阅读《哲学的贫困》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于１８４８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可以作为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

”⑥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完成作为经济哲学典范形态的《资本论》的过程中，《哲学的贫困》因其经济哲学的方法论批判而值得加以考察，这是我们将《哲学的贫困》作为考察对象的理由。

具体来说，马克思是从以下两个方法论层面批判普鲁东经济哲学的：

第一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对待经济范畴的抽象做法，进而把经济范畴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

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所阐发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在与普鲁东的论战中坚持对经济范畴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就能够清楚地发现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普鲁东经济哲学的非历史的、抽象的方法。

“经济学家们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

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

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

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

”⑦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待资产阶级对封建社会的否定，还能体现出一定的历史性眼光，但是一当他们对待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这种历史性眼光马上就被抽象方式所取代。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

”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⑧而普鲁东作为一名蹩脚的经济哲学家，无批判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和做法，仅仅用他的哲学对经济范畴编一下次序就可以了。

“既然把任何一种事物都归结为逻辑范畴，任何一个运动、任何一种生产行为都归结为方法，那么由此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产品和生产、事物和运动的任何总和都可以归结为应用的形而上学。

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普鲁东先生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

”⑨众所周知，“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就是把宗教、法等各种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然后归结为他自己绝对哲学体系的环节，同样如此，普鲁东的经济哲学也是把经济事物的多样性规定抽象掉，最后归结为一些逻辑范畴。

马克思指出：

“在最后的抽象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

瑏瑠普鲁东的方法就是把商品生产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抽象化，结果他得到抽象的“平等”，然后又把它变为“实体”，把现实存有的经济事物看成是它的“样态”。

这样，历史就成了一部无人身的理性演变史。

由此可见，普鲁东根本无法理解：

“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瑏瑡他把经济范畴和生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不是把经济范畴看作是生产关系的表现，而是把现实的生产关系看作是抽象的经济范畴的实现。

既然他忽视了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那么他就只能到“无人身的人类理性”怀抱里寻找经济范畴的来历了。

第二个层面，马克思批判了普鲁东经济哲学的“辩证图式”，进而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把握住了辩证运动的实质。

在《贫困的哲学》中，普鲁东庸俗化地运用着黑格尔的辩证法，歪曲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精神实质。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理性的自我运动的辩证法，即理性进行自我设定，自己和自己对立起来，并且自己和自己的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抵消，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合题。

可见，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基于对立和斗争的辩证法。

但是普鲁东和黑格尔不同，他否认理性、观念和范畴的对立运动的可能性，认为经济范畴都是从上帝的心里流出来的东西。

那么，这些范畴又是如何产生出历史的运动呢？

普鲁东认为这是一连串的对抗运动的结果，而这些对抗又各自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

“普鲁东先生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

”“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

”瑏瑢究其实质，普鲁东是从处于辩证运动当中的经济事实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把好、坏两面的对立和斗争取消掉，这样经济事实的矛盾运动就停止了，由此出发的经济哲学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例如，如果把封建主义的农奴制度、特权等坏的方面取消掉，那么引起斗争的一切因素就会灭绝，资产阶级的发展在萌芽时就会被窒息，因此历史的发展也会一笔勾销。

“为了准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作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

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持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

”瑏瑣与普鲁东不同，马克思把事物内部的对立、斗争和统一看做是辩证运动的实质，因此他在改造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同时逐步创立了唯物主义辩证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和经济运动的真实的辩证法，这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示经济哲学奠定了根本的方法论前提。

三、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

以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历程来看，如果他早期的哲学仍然称得上是对传统西方哲学的变革，那么这种变革就还是停留在原则化和方法论的层面，尚缺少政治经济学等经验内容的充分支撑，直到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即《资本论》及其手稿时期，马克思哲学的早期革命才获得实质性的丰富和充实，这是因为当马克思还未能充分占有政治经济学材料，还处在吸收和消化古典经济学成果的过程时，马克思还无法彻底走出实践生活的抽象表达之路，而正是《资本论》的写作，促使马克思哲学不仅在形式、视野上，而且在内容、细节上真正地摆脱了哲学的抽象化规定。

《资本论》哲学通过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层面上展现社会生活本质和人类自由前景的方式，完成了传统哲学只能在抽象层面上才能展现社会与自由的任务，从而在科学理论的意义上实现了对特定社会形态的历史性考察，这就是《资本论》哲学作为经济哲学的独特之处和重大意义。

具体而言，作为经济哲学的《资本论》哲学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体现的：

第一，作为马克思哲学之代表的唯物史观是在《资本论》手稿的经济学语境中阐发的。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哲学的代表，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的公认，而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两段经典论述均是在分析以经济问题为主的社会历史关系过程中提出的。

第一段论述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这种历史观就在于：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

”瑏瑤当传统哲学家们同样关注“某种范畴”、“观念形态”时，总是从意识性的来源，如理性、感性、经验等，或是从具有神秘色彩的来源，如理念、上帝、自然等方面，来寻找范畴的起源和发生过程。

就任何理论形式和实践活动无不与人的意识相关而言，哲学家们找到的这些来源以及发生发展过程当然具有合理性，但是问题在于他们满足于这些来源，以为已经找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

殊不知，哲学家们仅仅说出了事情本来面目的一部分，而忽略了这些所谓来源的来源问题。

这样，马克思就在哲学家们止步不前的地方继续向前考察，终于发现了历史的真正出发点和起源地：

物质生产，并由此开始重新解释社会历史和意识形态。

可见，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马克思哲学的形成具有视角转换、范式重建的意义。

第二段论述是在《资本论》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有，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有决定人们的意识。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仅仅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

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

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瑏瑥从这里可以明显发现，《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形态》时期还在使用的一些传统哲学和比较一般化的术语，如交往形式、市民社会等，而启用了一批更能代表自己哲学的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等。

在马克思这样严肃的思想家那里，概念演变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术语改变，而是意味着考察社会历史的视角的深化和观点的推进。

众所周知，《序言》时期的马克思已经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从理论上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正是在这些经济学研究基础上，马克思才得出了唯物史观的准确观点，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生活制约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社会存有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的矛盾导致革命”等观点。

这些观点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产物，而且在很大水准上就是马克思对哲学问题的经济学回答，哲学（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资本论》哲学的基本规定。

第二，正是哲学的研究方法，促使《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不再是纯粹的政治经济学，而是具备了哲学品格。

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主要有辩证法、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矛盾分析的方法、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等。

在这些方法中，辩证法是灵魂和核心。

马克思认为自己的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

”瑏瑦然后又阐述了辩证法的两个特征：

一是唯物性，“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瑏瑧二是批判性，“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瑏瑨可以说，正是唯物的、批判的辩证法的实际运用，才使得《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证主义视野、经验主义世界观和工具理性主义，亦即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发财致富的科学”的本质规定性，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实现了变革。

鉴于学界已经对这些方法做过大量分析，在这里仅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例，对哲学方法如何被马克思运用于经济学研究做出阐述。

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中，“抽象”是指从众多事物中抽取出共同的本质特征，而舍弃特殊的非本质特征的方法，这里的“众多事物”当然是感性、具体的，因此抽象方法实际是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

对于传统西方哲学而言，抽象方法非常重要，甚至是主要的方法，因为传统西方哲学所做的就是将整个世界或社会历史抽象化的工作。

与此同时还可以发现，成熟于哲学领域的抽象方法，也被自觉地运用于古典经济学领域。

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

“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

”瑏瑩这里的“差别”正是抽象与具体的差别，或者说具体上升到抽象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差别。

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表现为“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表现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瑐瑠马克思认为，抽象方法忽视了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性和暂时性，把从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抽象出来的范畴看成是永恒范畴，这与其说是解释现实的经济关系，不如说是掩盖现实的经济关系。

而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则时刻注意到任何经济范畴的社会历史背景，始终把经济范畴的抽象分析和历史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在对一个范畴的具体分析中展现其“多样性的统一”。

因为运用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马克思才能够以经济范畴体现的客观矛盾之间的必然联系为基础，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机制，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透视。

第三，《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渗透着浓厚的价值导向，这里的价值导向主要是指对人的自由发展的诉求。

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经济问题与人的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既要透视经济问题的人本意蕴，也要看到人的问题的经济内涵，这一点构成了马克思试图综合经济学和哲学的第一次努力。

不过，尽管马克思此时的人本主义批判极其强烈，他还是很快就发现了这些批判所依据的人的“应有”的虚假性，这又会直接导致批判的无效，他于是放弃了从人本主义进行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转而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进行考察，考察的结果便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

在那里，马克思自觉地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角度来发现人的发展的历史路径，从对经济问题的冷静分析来凸显人的发展的历史形态，这就将对人的思考落实到了对社会历史的科学分析基础上。

能够代表马克思此时研究成果的当属《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提出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理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仅仅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

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

”瑐瑡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是如何看待人的发展问题的。

一方面，马克思始终追求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并将人的发展具体地定向于人的自由个性，这是马克思继承了早期哲学研究时期的价值指针；

另一方面，马克思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尤其是从“人的生产能力”、“物的依赖性”等经济视域来探索人的发展的现实道路，这使得《资本论》的价值导向建立在坚实的经济科学基础上。

《资本论》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表明，人的发展既不能依靠人的美好的主观愿望，也不能诉诸经济运动的自然结果，而是一种需要人们在自觉把握历史规律和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努力加以实现的可能性。

四、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及其走向：

以狭义经济哲学为例

通过对《贫困的哲学》书名的辨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贫困的哲学》中的“哲学”是一种关于经济的哲学，不过再深入分析这一关于经济的哲学，会发现蒲鲁东的方式不过是把经济作为哲学的脚手架而已，这种做法只能算作是经济与哲学的“非此即彼”，还无法实现经济与哲学的“内在融合”。

由此看来，要从事经济哲学的工作，不能仅仅满足于运用哲学理论或哲学方法来探讨经济问题。

那么，经济和哲学的结合究竟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成为真实意义上的经济哲学？

我们认为，这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厘清经济哲学的三种不同的理论定位。

具体来说，经济哲学研究不能停留于泛化的广义经济哲学上，而应当同时开展相对广义经济哲学研究和狭义经济哲学研究，通过应用哲学和理论哲学的互动，实现经济哲学的可持续发展。

鉴于狭义经济哲学具有重要意义而学界对其认识又明显不足，因此下文将以狭义经济哲学为例，着重探讨中国当前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及其可能的走向。

首先，狭义经济哲学不是哲学研究领域中的部门哲学，而是哲学研究的一种视野、维度和范式，因此中国当前经济哲学应当深入开展哲学范式意义上的经济哲学，以期为哲学研究开辟新的视域和生长点。

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物质生产等经济问题向来是被哲学家鄙视的低贱活动，哲学家们根本不愿意从生产、劳动当中发现什么具有哲学意义的东西。

直到普鲁东和马克思的著作，经济哲学才算开始，标志便是他们都不再从纯粹哲学的角度来阐发哲学思想，而是径直地从经济问题的角度来阐发哲学话语。

首先来看蒲鲁东，虽然他所构建的“经济矛盾的体系”存有各种各样的硬伤，但是他已经开始了将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的努力，他力图在哲学高度上解决经济问题的尝试也有积极意义（尽管从某种意义上看又具有虚假性）。

然后来看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代表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基本都是从经济学语境中提升出来的，有些思想甚至直接地就是经济学思想，经济学和哲学在马克思那里已经是“水乳交融”、“不分你我”的状态了，也难怪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往往被理解为“经济决定论”，这一情况可以看作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另一种证明。

通过以《资本论》为代表的一系列经济著作，经济哲学的具体规定性已经显示出来，这就是通过经济问题的研究来阐发哲学思想，通过经济问题的解决来推进哲学的发展和突破。

这就对中国当前经济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即经济哲学不能停留于研究领域的层面上，而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