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平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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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走进社会
19世纪40年代，莱茵省的工商业发展，资产阶级开始提出自身的政治要求。
一些工商业人士出钱创办《莱茵报》，以宣传和维护自身的政治主张。
青年黑格尔派人士成为主导力量。
关于新闻出版自由
马克思加入《莱茵报》。
第一篇文章评论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
马克思指出，各等级的利益决定了他们的政治态度。
“在这里进行论战的不是个人，而是等级。
诸侯、贵族、骑士的代表们，全都反对新闻出版自由。
他们说，新闻出版自由在普鲁士实行事有害的，因为英国虽然有这种自由，但是不足为训。
英国的政策在英国是有根据的，但是到了别的国家就不适用了。
例如在荷兰，新闻出版自由未能防止沉重的国债，并且还引起了革命。
马克思说，按照这种逻辑，英国的情况不能成为替一般新闻出版自由辩护的理由，因为它只是英国的；
荷兰的情况却不知怎么却成为反对一般新闻出版自由的理由，虽然它只是荷兰的。
关于新闻出版未能防止国债的说法，马克思评论：
“要求报刊防止国债，如果再进一步，连个人的债务也应当由报刊来偿还了。
这种要求这样一位作者总是暴跳如雷地责怪他的医生只是给他治好了病，却没有同时使他作品不印错字一样。
有的议会成员说，新闻出版是不能放开的，因为“人生来都是不完善的”，对“坏报刊”如果不加控制，任其自由地发表言论，就会“对群众起强大的作用”。
马克思评论，既然人生来是不完善的，那么，“我们的辩论人的议论是不完善的，政府是不完善的，省议会是不完善的，新闻出版自由是不完善的，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都是不完善的。
”“既然一切都不完善，为什么自由的报刊偏偏应当是完善的呢？
为什么不完善的等级会议却要求完善的报刊呢？
资产阶级工商业代表赞成新闻出版自由，但他们的理由是出版自由属于行业自由。
马克思反对这种鄙俗的理由。
在他看来，出版自由就意味着作者要从内心世界的自由出发，从捍卫人的精神尊严出发；
他要遵循的是真理，而不是行业利益。
“新闻出版的最主要的自由就在于不要成为一种行业”。
作者应当把作品看作目的本身，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写作，在必要时他“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他自己的生存”。
马克思指出，“在实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国家里，任何一篇被禁止的，即未经检查而刊印的著作都是一个事件。
它被看作殉道者，而殉道者不可能没有灵光和信徒。
1842年10月，马克思成为《莱茵报》的编辑，主持《莱茵报》，时年24岁。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
在当时的普鲁士，农民生活困苦。
他们单靠买的木柴不能维持生活，只有到树林里去捡枯枝才能勉强解决燃料问题。
很久以来，这已经成为农民们的习惯权利。
但是，正在上升发展的资本主义要求把森林、土地和公共份地都明确变成私有财产，而农民为了生计却需要顽强地保护他们先前的习惯权利。
于是大量冲突发生了。
仅在1836年一年，在普鲁士经法庭审理的20万件刑事案件中，就有15万件是关于盗窃林木、侵占牧场和私自狩猎的。
1841年，莱茵省议会讨论并通过了政府的林木盗窃法案。
该法案提出，未经土地和林木所有者允许而私伐树木甚至捡枯枝的，都是犯了盗窃罪。
马克思指出，贫民的习惯权利是来自中世纪某些财产的不确定性，即是说，不能明确这些财产是公有还是私有，它们因此成为“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
贫苦阶级本能地把握住了财产的这种不确定性，在自己的活动中发现了自己的权利。
就像自然界蜕下的蛇皮同蛇已经不再有有机联系一样，落下的枯枝同活的树也不再有有机联系，这是一种“自然界的布施”。
贫苦农民捡枯枝的习惯是出于本能的权利感，是合法的。
林木盗窃法压制民间的习惯法，是最大的不法。
马克思进而指出，在林木盗窃法的背后，是私有者企图把一切公共财产攫为己有的偏私利益。
作为政治权威的普鲁士国家并不是什么理想国家，相反，它在执行着“私人利益”的意图，正在成为私人利益的手段。
省议会所维护的根本不是法，而是林木所有者的私人利益。
省议会通过林木盗窃法，就是把“行政权、行政当局、被告的存在、国家观念、罪行本身和惩罚降低为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
林木私有者们正是要通过林木盗窃法，使国家机关成为他们自己的耳、目、手足，“使国家权威变成林木所有者的奴仆”。
摩泽尔河沿岸人民的贫困问题
摩泽尔河沿岸林木茂盛、水土丰美，生产优质葡萄。
但是，在当地辛勤劳作的农民生活非常艰难，许多人负债累累。
政府不仅不解决问题，反而征收越来越苛刻的赋税。
马克思把报纸驻摩泽尔地区记者披露当地人们生活惨状，谴责上层社会冷漠的文章发表出来。
莱茵省总督沙培尔指责《莱茵报》诽谤。
马克思写成以《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为标题的一组文章。
文章指出，人民贫困、无人过问的原因不在于个别官员的好坏，官员即使忠于职守，也不能改变基本情况。
造成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制度。
“人们在研究国家状况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
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既决定私人的行动，也决定个别行政当局的行动，而且就像呼吸的方式一样不以他们为转移。
只要人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人们就不会违反常规地以这一方或那一方的善意或恶意为前提，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起作用的地方看到这些关系在起作用。
……”
马克思指出，问题在于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客观本性”。
普鲁士国家机构的特点是等级制。
它的结构是金字塔式的，每一等级的位置都在这结构里被固定，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治人者永远英明，下层人民永远是不觉悟的、消极的。
在这种等级制中，官员只对上级负责，只相信上面永远是正确的。
这就使整个国家机构不可能真正看到人民的贫困。
即使个别官员发现了贫困，也只会在“治理的范围”之外找原因，例如把贫困归因于自然条件和各种偶然现象。
因此，农民的贫困不但是真实的，而且造成他们贫困的原因也不简单是一些地方官员的无能或残酷，而是整个国家制度。
马克思指出：
“摩泽尔沿岸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时也就是治理的贫困状况。
”结论只能是：
必须改变这个制度，否则不可能真正解决人民的贫困。
查封《莱茵报》
马克思接手编辑职务时，《莱茵报》只有885个订户。
一个月之内，报纸订户上升到1820户，两个月后，订户增加到3400个。
《莱茵报》扩大到全国，甚至传到国外。
1843年1月19日，政府内阁会议决定查封《莱茵报》，但为了照顾股东的利益，允许报纸在查封日期3月31日之前照常出版，但是要接受书报检查官和行政区长官的双重审查。
1月30日，人们在科隆集会，通过一份致国王的请愿书，要求取消查封命令。
千余人签字。
摩泽尔区52个葡萄酒酿造者写请愿书，指出，《莱茵报》“关于我们地区和我们贫困的状况讲的都是真话，而这些真话再也不能讲了”。
1843年3月18日，马克思辞职。
出国前夕
决定到国外继续战斗。
1843年6月，订婚七年，终成眷属。
广泛阅读历史、政治和哲学著作。
如兰克的《德国史》、汉密尔顿的《论北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克罗茨纳赫笔记”
接受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蜜月期的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黑格尔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高于市民社会。
马克思指出，事实与黑格尔说的恰恰相反，是人民创造了国家制度，而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了人民。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
民主制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是人为法律存在，而是法律为人存在。
人民的利益是根本性的原则。
未来的社会理想就是要实现这种以民主制为基础的新社会。
巴黎与《德法年鉴》
作为18世纪大革命的中心，来自各国的作家、艺术家和政治流亡者汇集巴黎。
卢格建议马克思创办《德国年鉴》，继续《莱茵报》的事业。
马克思提出，命名为《德法年鉴》，摆脱一个民族的狭隘性，用国际性的视野，将擅长思想的德国精神和长于行动的法国精神，即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
1844年2月底，《德法年鉴》第一、二期合刊出版。
马克思的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和《<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导言》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指出，只是谈论谁来解放和谁被解放是不够的，还应该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们所说的解放是哪一种解放，是政治解放还是人类解放？
所谓政治解放，就是在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充分发展中实现了的民主自由。
资产阶级国家宣布人权平等，废除了出身、等级、文化程度、职业在政治上的差别，这是“一大进步”。
马克思认为，“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
但是政治解放存在局限。
由于私有制的存在，通过政治解放而获得自由，实质上首先是资产者任意处置其财产的自由，而实际的不平等特别是经济压迫仍然存在。
这样的自由是不完全的。
马克思指出，必须实现人类解放，实现经济、社会意义上的民主和自由，使人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这才是人的彻底解放。
在《<
导言》中，马克思从哲学上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
针对谁来解放的问题，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阶级要想扮演全社会的解放者，必须使本阶级的要求和权利成为社会本身的要求和权利。
只有这样一个阶级，它没有狭隘的本质，是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的阶级，是一个如果不从一切社会领域中解放出来并且同时解放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
只有这个阶级，才能肩负起解放整个社会的使命，这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从此明确了自身的阶级立场，而摆脱了青年黑格尔派将无产阶级视为“无批判力的庸众”的精英主义论调。
恩格斯的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指出，正是由于私有财产的存在，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一切荒谬矛盾。
《德法年鉴》引起强烈反响，在巴黎的德国侨民几乎人手一册。
普鲁士政府禁止《德法年鉴》入境。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巴黎生活：
读书和交友
研究经济学与哲学
恩格斯的文章使马克思切实感受到自己的经济学知识不足。
马克思在巴黎认真阅读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之研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以及萨伊、西斯蒙第、詹姆斯穆勒等一大批经济学家的著作，并写下详细笔记。
异化
异化的根源——私有制。
私有财产既是劳动异化的原因，又是劳动异化的结果。
资本主义把工人的劳动变成获取利润的源泉，使产品成了奴役工人的力量。
资本主义愈发展，产品对工人劳动者愈是表现为异己的力量。
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对人类已取得的民主成果和文明成果的进一步进程和发展，是实现完全彻底的人道主义。
“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注意：
共产主义不仅仅是“人性”的全面彻底的实现的伟大到的进步，而且具有历史和经济必然性。
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位好心肠的理想家和道德家，而是一位力求把握规律和预见历史的科学家。
《手稿》的局限在于仅仅强调了“人的本质”的尺度，而没有以生产力发展为尺度去评价社会形态。
伟大友谊的开始
马克思结识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勒鲁、蒲鲁东、路易•勃朗、卡贝；
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等人，特别是结识了海涅。
并且和一些工人团体建立了联系。
不过马克思不同意他们的宗派主义，因此并没有加入任何组织。
1844年8月，结识恩格斯。
恩格斯，1820年出生于莱茵省巴门的一个工厂主家庭。
恩格斯的父亲一心希望儿子继承父业。
恩格斯中学还没毕业，就被父亲送去经商。
恩格斯通过自学，掌握了英文、法文、希腊文、拉丁文等语言，阅读大量哲学、科学和历史书籍，在柏林服兵役的时候，抓住一切机会到大学旁听。
1842年，恩格斯被父亲派到英国，恩格斯深入了解了这个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
不仅看到了现代生产力的伟大作用，而且看到了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与恩格斯一拍即合。
不仅思想一致，而且可以取长补短。
马克思在理论思维上深刻，而恩格斯对社会问题十分敏锐。
在未来的合作中，恩格斯就像一马当先冲锋在前的勇士，而马克思更像是深谋远虑的总指挥。
《神圣家族》
青年黑格尔派日趋保守。
马克思昔日的好友鲍威尔兄弟日益脱离现实。
在他们看来，政治斗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正确的做法只能是在哲学领域内搞“批判的批判”，依靠哲学思想改造历史。
他们认为群众在历史上从来都是消极被动的因素，任何历史活动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它们力图唤起群众，因而把自己降低到群众的水平。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历史的基础根本不是在思想的云雾中，而是在粗糙的物质生产中。
每一时代有一定的经济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只有认识各个时代的物质生产方式，才能真正地认识那个时代。
人的思想实际上是受各个时代的物质的社会关系、需要和利益所制约的。
鲍威尔把“自我意识”夸大为不受任何现实社会关系制约的东西，只不过是狂妄的“没有任何前提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已。
历史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
被驱逐出巴黎
马克思为每周两期的德文刊物《前进报》撰稿。
普鲁士政府要求法国政府将《前进报》成员驱逐出境。
卢格向普鲁士政府妥协，宣布效忠普鲁士。
1845年，马克思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
马克思家陷入困境，靠赊欠解决一日三餐。
恩格斯出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将稿费资助马克思。
普鲁士政府的跟踪。
1845年12月，马克思推掉普鲁士国籍。
恩格斯奔赴布鲁塞尔。
在马克思家附近租住。
两人前往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考察资本主义的“世界工厂”。
在英国，马克思结识宪章派领导人哈尼，琼斯等人。
并与德国工人和流亡者组织“正义者同盟”建立联系。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别
实践观点的确立。
《德意志意识形态》
“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是全部社会历史的出发点。
生产什么、怎样生产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中心。
人们在进行生产时，不能不发生一定的社会联系，即“交往的形式”。
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人们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活动。
人们能够摆脱各种不同的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同整个世界的生产（包括精神生产）发生联系，并且可能利用全球进行全面生产。
阶级和阶级斗争
国家的阶级性和公共性
政党初建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要使无产阶级在未来的革命中发挥重大作用，必须建立政党组织。
首先要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身的伟大历史使命，同时采取措施向工人中的先进人物和革命知识界传播科学理论，用先进的理论武装和团结工人阶级。
1846年初，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成立。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通讯委员会要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及革命工人团体建立联系，互通情况、交流思想，发现分歧，进行批评，清除错误理论影响，逐步使各国社会主义者摆脱民族局限性，在共同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1847年2月，伦敦正义者同盟代表约瑟夫·
莫尔来到布鲁塞尔，表示正义者同盟准备正式接受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并恳请他们加入同盟，使同盟摆脱先前各种陈腐学说的影响，成为一个全新的革命组织。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
恩格斯出席。
大会决定：
将正义者同盟改称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代替原来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
决定由马克思恩格斯制定同盟的新纲领；
取消以前的宗派性和密谋性，规定新的民主的组织原则。
马克思在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积极活动，向工人们讲解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表面上看是自由劳动，但实际上雇佣工人终身被束缚与资本和资产阶级统治中。
劳动力的价格由生产它的费用所决定，工人只不过是维持雇佣工人及其后代生存所需生活资料的价格而已。
工资有可能增长，但前提是生产资本更加迅速的增长。
马克恩格斯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与《莱茵观察家》论战。
当时的历史背景是：
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资产阶级愈来愈表现出对普鲁士国家专制的不满。
1847年，普鲁士国王在柏林召开各省等级议会联合会议，资产阶级鉴于国王不肯满足自己的政治要求，扩大议会权力，而拒绝向国王借款。
普鲁士国王解散联合省议会。
《莱茵观察家》报打起“社会主义”的旗帜，企图引诱工人站在政府一番队资产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必须鉴别那些借咒骂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而偷运封建主义与专制主义货色的反动的“社会主义”。
无产阶级关心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向往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更能使无产阶级更快的达到自己的目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
因此，要从工人阶级利益出发，支持自由资产阶级对君主专制政府的斗争。
君主专制在资产阶级兴起的时候曾经保护过商业，但是现在，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消灭专制是历史的要求。
无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
因为正是这个革命的胜利，才能在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开辟道路的同时为无产阶级革命创造前提。
《共产党宣言》
1847年11月下旬，马克思恩格斯同赴伦敦，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讨论和制定同盟的纲领。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问世。
总结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经济政治成就。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共产主义政党的任务——消灭私有制
批判各种流行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
封建的社会主义，尖刻辛辣地批评资产阶级，但其真实目的却在于是历史退回到封建贵族时代；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将社会主义的词句搬用到资产阶级尚未取得统治的国家，诅咒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竞争，诅咒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其结果成为专制政府对付资产阶级的武器；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企图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客服资本主义的弊病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看到了阶级对立和社会的弊病，但它们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还未发展的时期产生的，因此，它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主动性，而只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受苦的阶级，因而只有用他们自己设计出来的社会规划来代替现实的阶级斗争。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1848年革命
向欧洲大陆的专制君主和封建贵族开战。
革命的中心是巴黎。
巴黎—维也纳—柏林—米兰—……
布鲁塞尔政府驱逐马克思
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议放弃权力，由布鲁塞尔区委会承担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责任。
鉴于形势，同盟决定将中央委员会迁到巴黎，同时授权马克思暂时独自行使中央委员会职权，并在适当时候，在巴黎选择人员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巴黎的法国临时政府致电马克思：
“勇敢而正直的马克思：
法兰西共和国是所有自由之友的避难所。
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向所有为神圣事业和各国人民的友好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敞开着大门。
法国政府的每一代表都应当以这种精神来理解自己的职责。
致兄弟般的敬礼
临时政府委员斐迪南·
弗洛孔”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巴黎的德国流亡者主张组织军队，从巴黎打回德国，引发革命。
马克思指出，不是依靠本国政治发展的形势，不是立足于人民的支持，只是由政治流亡者自己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其结果只能是把孤立无援的军队送给政府军去剿灭。
事实正如马克思所言。
马克思组织德国工人俱乐部，要求成员们单个地返回德国从事宣传鼓动，成为各邦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
同时，马克思迅速组织起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主席，并起草《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提出“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具体要求包括：
成年人普选权、发给人民议员薪金、武装全体人民、诉讼免费、废除一切封建义务和租税、将军住和领主地产收归国有、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私人银行、由国家掌握一切运输工具、取消官员薪金差别、限制继承权、实行高额累进税、政教分离、建立国家工厂以保证所有工人都有生活资料、实行普遍免费国民教育。
马克思认为，在德国这样封建势力强大的国家，只有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起民主共和国，生产力才能充分发展，无产阶级才能得到民主政治的训练，社会主义革命才有可能在坚实基础上展开。
1848年4月，马克思回到德国。
《新莱茵报》
德国革命形势：
德意志各邦纷纷革命，国王威廉四世下诏许诺制定宪法，并任命自由资产阶级内阁。
1848年5月，没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全德国民议会正式召开。
国民议会憧憬着只要能够搞出一部宪法，民主繁荣便指日可待。
马克思重新申请加入普鲁士国籍，但遭到拒绝。
马克思在科隆创办《新莱茵报》，用个人全部财产（父亲的遗产）作为经费。
批评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
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不能坐等清谈。
新制度的最终确立绝不能依靠颁发命令，而只有在斗争中实现。
1849年，国民议会马拉松式的讨论终于结束，选举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为德意志皇帝。
但国王不仅拒绝，而且调集军队解散了国民议会。
1849年5月，《新莱茵报》被查封。
马克思在最后一期写道：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想你们要求任何宽恕。
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
马克思一贫如洗。
“我妻子的最后一件首饰也已经送到当铺里去了。
”
与此同时，法国巴黎工人不满二月革命后政府对工人的迫害，发动六月起义，遭到军队镇压。
1849年8月，马克思由巴黎前往伦敦
“不幸的孩子成了家庭生活困难的牺牲品”
到处借钱赊账以维持生计。
第四个孩子出生。
燕妮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洗去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
他从出生以来，没有一个晚上是睡到两三个小时以上的。
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
由于这些疼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
二房东的欺诈。
“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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