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陈平原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陈平原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陈平原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3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学档案馆里面的资料，也可以看到各种出版的著作，但惟有第三者——文学课堂，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不要说没有录音录像设备，即使有也没有办法形神兼备。
因为在我看来不存在标准的教学——没有标准的老师，没有标准的教案，也没有标准的课堂。
好的老师每次讲课都不一样，除非你拿着讲稿念，如果不是的话，大环境、小环境，个人心境、今天的心境，以及才情、听众都影响到你这一堂课的表述，所以说课堂基本上没有办法固定下来。
这正是课堂的魅力所在。
课堂一如舞台，好的大学老师讲课是根据学生的需求而进行的一场文学表演，理想状态是有教案能发挥，没教案随口说的那叫脱口秀，不叫大学课堂。
第二个是不限于具体知识传播。
讲文学的往往不限于文学，同样道理，讲哲学、讲历史都是这样的，一般在课堂里面隐含了其他内容，比如说对社会的关怀、个人的道德情操，还有对时间的感触等等，都在课堂里展现。
第三是关于学术上的前瞻性。
好的大学教授会把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他对未来学术发展的倾向、考虑放到课堂上展现。
在北大讲课，基本上都是讲我还没有出书的，出了就不讲，也就是说我在做什么，思考什么，希望我的学生跟我一起思考，这样的话才有前瞻性。
如果拿一份已经出版的讲稿来讲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第四，讲课必须兼及老师的能力与学生的趣味。
老师各有专长，一般来说，小学、中学要求有标准教案，大学里面没有，大学里面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加以发挥，但问题是现在很多老师不考虑学生的趣味，讲课很难跟学生对话。
当然我说了，单有演讲者的谈吐自如远不够，还必须有听讲者的莫逆于心，二者结合才是一个理想的课堂。
讲课是一门艺术，我会想到一本书，《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里面提到了美国的大物理学家费恩曼，他好几年连续地自告奋勇地给大学新生讲课，那个传记里面有这么一段描述非常精彩：
“对于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结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焰火，无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研究生，还是普通民众，他都能做到谈吐自如。
”这时候每一场演讲都是一场表演，就像舞台的乐手、舞者、歌唱家一样。
物理学家做得到的，文学家也应该做得到；
物理学课堂能够做到这点，文学课堂也应该能够做到这点。
今天我就想谈这个问题，围绕下面9个问题，来谈关于文学课堂应该怎样呈现曾经有过的迷人的风采，以及留下来的遗憾。
第一个是讨论学生们的追忆而呈现出的文学历史，而不是档案里面出来的。
第二个是学科化之前，就是文学学科建立之前的文学教育。
诸位知道，晚清以前，中国人当然也有文学教育，但跟今天文学系的文学史、文学理论的课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另外一种文学教育，等下我会提到。
第三个是讲课堂内外的笑声，是讲1920年到1926年，鲁迅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略》那个课堂。
第四个是新文学之学院化。
1929年当“清华学堂”变为“清华大学”的时候，朱自清开的一门课——“中国新文学研究”——留下的故事。
第五个是教授们的诗意人生，是讲当年国民党建都南京以后，南京聚集了一大批人才，当年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他们的教授（比如黄侃、吴梅）怎么做学问。
第六个是创作到底能不能教，讨论西南联大时期，沈从文这么一个作家进入大学教创作碰到的障碍。
第七个是史家的诗，讲1949年钱穆在香港建立新亚书院，那时候他们开的文学课程。
第八个是文学史家的情怀。
1946年台静农应邀到台湾大学教书，而后20年，他当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建立起中国文学史课程，那个课程里面隐含了什么样的情怀。
第九个是倒过来的文学教育，就是1958年中国国内开展教育革命，当年的北京大学中文系的55级学生，他们如何起来响应教育革命的号召，编写文学史，留下了一大堆的故事，而过了50年以后，这些人年纪大了，反过来反省当年走过的道路，然后来看一下文学教育怎么样才是比较理想的。
第一个，因追怀而获得的“历史”。
我说被发现、而且被阐释的传统才有生命力，否则的话它是一个古董。
这种被发现、被阐释的传统介入当下的教育改革，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所以我的追忆里面涉及到具体的人物、事件，而不是一般的档案、一般的资料，比起档案、表格、数字来说，这样有温情，可感触。
表格那样的东西很重要，但只有专家才解读。
而今天我想讲的各种各样的追忆，各种各样的关于文学教育的故事，很难被一般大众理解，而且我以为被叙述，以及被遗忘的那些故事，可能包含的内容比档案馆里面的数字更重要。
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于前辈的追忆，我们才能理解那段历史，如果没有王瑶先生整理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或者说没有程千帆对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师长的诗意人生的追怀，没有汪曾祺对沈从文教育方式的追忆，没有余英时对钱穆和新亚书院的追忆，就没有今天关于文学教育的一系列的五彩缤纷的场面。
可以这么说，从1998年到今天，十几年间，我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出版了这些讲大学的书。
今天我的专业除了文学史、学术史之外，大学的研究可能是比较受关注的，包括今年初的《陈平原大学三书》都是我谈大学的。
我谈大学的策略跟一般的教育学院的研究者不太一样，就是上面标的那句话“不避雅俗，兼及文史，在叙事和论述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因此我的大学研究接受的面会比较广一点。
下面我举三篇文章说明一下，比如说讲清华国学院的时候，专门强调弟子的位置。
所有的大学，其实是靠弟子追忆出来的，老师做出成绩，假如没有弟子追忆的话，老师会被历史所遗忘，弟子的追忆是构成学术传统的关键一环。
弟子的追忆是将所有的学问变得可触可感可亲可爱的关键。
所以我说，在学术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
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是大师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师生之间的对话、互动，学生的专业成绩贡献，还有他们的追怀是构成学术传统的关键。
还有一篇文章《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我讲钱钟书的《围城》里面的三闾大学，还有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还有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及《青春之歌》里面的那个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张中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大出风头，写了很多文章，结集为《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这三本书，这三本书里面最精彩的就是讲上世纪30年代的北京大学以及北京的其他大学学者们的风采，而这个风采和《青春之歌》的革命想象构成一个对弈，革命的北大是北大，学问的北大也是北大，而两个北大之间是互相矛盾的，在这中间需要我们考虑几十年来意识形态的渲染，使我们对大学的想象发生偏差。
所以我想通过清理几十年间讲大学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其他作品，来看我们怎么讲述大学的故事。
其实我最早写的还是《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
我们怎么进行文学教育？
前面有一段话：
“文学教育作为一种知识生产途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文学走向，教育理念变了，知识体系就必须变，知识体系变了，文学史场景也必须变，大学里的课堂和讲授，跟社会上的文学潮流，表面上没有关系，其实关系很密切，对文学史的叙述和讲授，直接地影响了当下的文学创造。
”胡适说白话文学是正宗，周作人又介绍欧洲文学潮流，鲁迅讲小说史，吴梅讲戏曲等等，所有课堂上的课程变化很快体现在社会上文学潮流的变化中。
从这个意义上，课堂连着社会，文学讲授连着整个文学创造。
这是前面我的研究。
今天主要讨论的问题是用各种历史记忆讨论20世纪诸多大学的文学课堂，思考现在的文学教育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采取的突围的策略，表面上是讲故事，勾及历史，背后是隐藏了我对文学教育的可能性的思考。
本来文学教育必须涉及到课程与演说、讲义与著述，还有意识形态对于大学课堂的控制，但一些问题暂时讲不了，我先从文学课堂入手，来呈现大学在1910年代到1960年代的文学课堂的情况，这里面涉及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东京、广州、昆明、香港、台北等等，涉及到各种各样的文学趣味和政治立场的学者，他们怎么在课堂上表演他们的人生。
第一组人讲的是在受西学影响建立起学科化之前的文学教育，举的是康有为和章太炎的故事。
传统中国当然有文学教育，但这个文学教育和今天的课堂讲授完全不一样，最大的特点是，大都是只言片语，很精彩，但不是文章。
今天的大学里面教授的两个小时演讲就是一篇文章，做得好的、做得不好的都是文章，我们必须围绕一个主题，给一个题目，包括我今天来会报一个题目，中间还有几个章节，这都是现代学术进来以后才有的。
古代不是这么讲学问的，等一下我会讲到。
那时的文学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满天星斗、点到为止，我会举一段给大家听。
文字这么简练，思路这么跳跃，除非我们都是朝夕相处的师徒，我才可以那么讲。
今天诸位进这个课堂之前，对我毫无了解，所以我要那么讲的话，是不行的，如果是跟了我七八年的学生，我只要讲上半句，他就知道下半句。
古代的书院就是这么讲出来的。
这里有口述者的随意发挥，记录者的刻意选择等等，留在今天，我们今天看到的古代文学课堂只有结论，没有论证过程，就是一句话，一个判断。
先说康有为，1891年到1897年，康有为在广州创办万木草堂，这时期的学生后来很有名，包括陈千秋、梁启超、麦梦华、徐勤、梁启勋等人，都是他的得意弟子。
万木草堂当时留下来的记录稿，是他的学生们大家一起记，晚上一起拼，重新把它整理出来的。
目前的记录稿有两种，一种在中大图书馆，一种在北大图书馆，由北大的教授楼宇烈整理，20年前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
这个书《长兴学记》、《桂学答问》比较少，后面主要是《万木草堂口说》，就是当年在万木草堂，康有为讲课的记录稿。
当然在没有录入设备之前，记录可能是简要的，但是这个简要也让你明白当年的讲课是什么样的。
梁启超日后写《南海康先生传》，里面说到他讲课的特点是：
每论一学、论一事，上下古今，究其沿革得失，引欧美以比较，进退古今之间，思想之由日益发达，我一辈子的学问从那儿出来。
这里的“引欧美以比较，随时上下古今”，不是一个一般性的论述，是真的这样，等下我们看他的讲稿就知道。
他的弟弟梁启勋写《万木草堂回忆》也说到这点。
“每论一事，上下古今”，他最喜欢讲的是学术源流，包括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等等九流的学说，也包括文学中的诗、书、画、诗词等等。
比如说他讲唐诗的李、杜，会讲李、杜以前怎么样，李、杜以后怎么样，这个讲课的办法，特别像我们今天的文学史，就是前面的学术源流更像哲学史，后来的文学研究大体上接近我们的文学史，等一下我会举例说明他是怎么讲的。
有一个细节，另外一个学生说，当年康有为讲课的时候没有书本，讲席上只有茶壶茶杯，讲到一半还要吃点心，因为一下子要讲两三个小时，太累了，耗气太大，必须吃一点东西。
讲什么？
讲学术源流，当然也会讲八股。
因为在科举废除之前，主要是讲学问，偶及八股，对学生有一点好处。
我讲里面的文学部分，找了一章，这里的“/”表明是一句话，本来是断开来的，我这里抄两页给大家看，讲到文学部分：
“古人言语文章无别/六经皆孔子文章/《易经》多工夫。
/吾之微谓人皆死，唯文不死，古来瞬间豪杰皆死，唯有文可以不死/青与白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
/文有自然之法，有创造之法。
/《诗》，词章之祖，李斯词章亦佳。
/《书》，开记事之体（《尚书》是记事的体制的变化）/后望至六朝/韩愈一人独唱古文，当时未之有，跟他的只有柳宗元等几个人（从之者柳宗元及其徒数人而已。
）（韩愈的文章况为有宋一代，本朝，也就是清代只有三个，就是清初三家，龚定庵是晚清的。
）/能追周秦以上文/唐以前之文，简腴厚曲，唐以后之文，长枯薄直。
”就这么讲下来，诸位，如果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这么讲，学生肯定抗议，说你上一句和下一句没有关系，上一句是一个判断，下一句也是一个判断，而且每一句话都跳跃，可是这是一个读书人一辈子的心得。
今天我们做博士论文，可能就照里面抄几句，然后就开始论证、找材料，最后是敷衍成篇。
刚才我说了，古代的书院教文学，书是自己读，老师的任务是点拨。
而今天教文学的办法完全不一样，今天再这么讲，学生们肯定抗议。
还有一个学者是章太炎。
章太炎在1906年到1910年在东京，他1903年被关起来，1906年出来，孙中山请他到日本主持《民报》，同时讲学，草创“国学讲习会”，以及在大成中学讲，以及后来在民报社有一个“八人小班”，其中包括鲁迅、周作人等人，所以特别有名。
当年他一边干革命，一边做学问，做学问除了写作还要教书，带着一批学生，既有成规模的演讲，也有小范围的讲学，这使得我们今天留下很多回忆资料，让我们了解章太炎在东京的讲学情况。
有一点我们知道，他主要讲《说文解字》，同时讲《史记》、《庄子》等等，各家说法不太一样。
我举几个有典型意义的，一个是任鸿隽说：
当年在大成中学讲学，先讲顾炎武的《音学五书》，再讲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再讲郝懿行的《尔雅义疏》，再讲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一周一次讲了两三年。
接下来还讲诸子，讲《庄子》。
据任鸿隽说，后来还专门讲了一次中国文学史，怎么讲也不知道，因为没有材料留下来，这是几十年后的回忆，不太可靠。
但是现在国家图书馆藏了另外一个跟了他很多年的学生朱希祖（后来在北大历史系当主任）的日记稿本，根据那个稿本，章太炎确实在大成中学每周讲两次课，后来讲《庄子》、《楚辞》、《尔雅》，而且还和钱玄同、许寿裳、鲁迅、周作人等8人组成小班，在《明报》讲课。
后来这个小班很有名，因为8个人都是日后的名人，尤其鲁迅、周作人特别有名，他们的追忆文章又非常精彩。
但有一点，他们只听了《说文解字》，听《说文解字》不是为了做小学研究，而是为了写文章。
周氏兄弟当时立志要做文学，然后从小学入手做文学研究。
看看他们的上课情况：
“听他讲课是零八到零九年，大概听了一年，一个桌子，先生坐一边，学生三名围坐，讲《说文解字》。
太炎先生对于阔人要发脾气，对年轻学生很好，而且夏天不穿上衣，穿一件背心，留着小胡子，笑嘻嘻地讲述庄谐杂出，好像庙里的菩萨一样。
”这样的章太炎我们日后不能想象，他就是这样在东京跟几位学生讲学，讲什么？
《说文解字》之外，其实还讲别的，第二学期讲《楚辞》，但鲁迅、周作人已经离开了，没再听。
日后他的《说文解字》笔记，包括钱玄同、朱希祖、鲁迅的合在一起，现在已经刊行了。
我当时就说，可惜了，他的其他课程，《诸子学》、《庄子》、《楚辞》、《中国文学史》没有留下笔记，要是有的话会更精彩。
当然1922年章太炎在上海做了一次系列的演讲，那个演讲后来出版了，叫做《国学概论》，有三种版本，一种是《申报》的记者记录下来发表的，一种是张冥飞记录发表的，还有一种是曹聚仁发表的。
章太炎说曹聚仁的可以，另外两种是胡说八道，不能信。
为什么？
我先说一下听课情况，因为章太炎的名气太大了，1922年第一次讲课有1000人来听，后来只剩下几十个。
公众是来看名人的，章太炎说的他们听不懂，他讲的是经学、哲学、文学的演变。
为什么别的人记录不好，只有曹聚仁记得好？
有两个道理：
因为章太炎先生的学问，别人没读过他的书根本听不懂；
第二个，章太炎先生的余杭话只有曹聚仁听得懂，很多在座的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所以我看记录稿，第一讲有大纲，三本差不多，从第二讲开始就乱了，尤其是张冥飞先生胆子特别大，听不懂，然后自己发挥，所以说出来的都不知道是谁说的。
章太炎非常生气地说只有曹聚仁的可以。
曹聚仁是浙江一师的学生，在此之前已经读过他的书，加上是老乡，所以他知道他说什么，现在他这个版本被接受。
这个本子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国学研究分成经学、哲学、文学。
经学是传统的说法，哲学、文学不是传统的说法，在晚清之前没有哲学、文学这样的说法，学科的分类已经受到西学的影响，我们没办法再回到国学的范围内来谈文学了。
刚才我想描述一个梗概，就是说在现代大学建立之前，在书院向现代大学转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学者如何讲授文学。
下面我讲的是1898年北京大学开始创建，此前还有苏州大学、东吴大学的教会学校的一些课程。
在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个体制完全确立，我们今天所有的课堂讲授办法是从那个时候延续下来的。
这里面文学是什么？
文学被分成若干个分支，文体问题、时代问题、风格问题一个个分下来。
我讲一个人的课程情况，那就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的课程、课堂的情况。
当年鲁迅是教育部的官员，在北京大学兼课，所以称为讲师。
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有一个领导露怯了说“北大很厉害，鲁迅才只是讲师”，他不知道那个讲师是兼职的意思。
周作人是教授，鲁迅是讲师，是因为鲁迅的正职是教育部的官员，而且鲁迅不仅在北京大学讲课，还在别的学校讲课。
第一个请鲁迅讲课的是北京大学，时间非常准确，因为鲁迅的日记记下来了，1920年8月6日，当时北大中国文学系主任马裕藻代表校长蔡元培送了聘书，第一次到学堂讲课是1920年12月24日，讲中国小说史，一直讲到1926年。
讲课的讲稿先是油印，后来铅印，到1923年初，上册正式出版，1924年出下册的本子。
今天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在那个本子基础上略作修改，可以说就是北大讲义。
除了北大讲义以外，1921年他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是后来的北师大讲课。
1923年到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也就是女师大，当国文系小说科的教员。
另外还在世界语专门学校讲小说史，在集成国际语言学校讲了7次课，讲什么不知道，因为到现在为止考证不出来，日记里面只提到到哪里讲课。
在黎明中学讲高中的文科、讲小说。
在大中公学讲新文艺，在中国大学讲小说。
我们可以说，教育部的官员鲁迅先生在北京风尘仆仆，城南城北到处兼课，我统计了一下，最多的时候是1925年的11月，他居然同时在6所学校兼课，一个星期他讲6所学校，主要讲小说史。
当然课不用备，可以用北大的讲义，但是中间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件是女师大的风潮，“三·
一八惨案”。
所有在中国念过书的人大体上都知道“三·
一八”，以及《纪念刘和珍君》这篇文章，因为进入了中学教材。
1926年形势紧张，张作霖打到北京来，通缉的名单上有鲁迅，鲁迅跟许广平一同南下，他到厦门大学教了一个学期，然后转广州，这个过程大家都熟悉。
在北京讲课的鲁迅风格如何？
鲁迅不同时期的照片大家都不陌生，可以想象这样一个人在课堂上的风格。
其实图像很说明问题，我后来说他是“冷幽默”，诸位大致有一个想象。
他的兄弟不一样，周作人不会讲课，他的文章写得很好，讲课就是照本宣科。
他的演讲，据说第二排以后的都听不到，第二天看了报纸才知道他昨天讲了什么。
鲁迅不一样，他很会讲课，教学效果极佳，在北大的课堂上经常是人山人海，窗户外还有人在听课，有很多追忆和赞叹。
当然你可以说鲁迅日后成为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别人回忆的时候总是多溢美之词。
诸位都知道，所有的回忆都必须略打折扣，今天回忆起汪精卫，肯定说他一看就是奸相，回忆起鲁迅肯定说早就知道他是好人，都是这样的。
回忆会有一些偏差，但大致能够说明问题，我挑了几个学生的回忆，看看他们怎么讲鲁迅的讲课。
我每回略带一点解释，告诉你为什么这么看。
曾经在鲁迅指导下写作的董秋芳，回忆他当年在北大英语系念书，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
中国小说史是国文系的课程，就是中文系的课程。
当时的情况是，1917年以后，北京大学实行选科制，必修课以外，可以随便选，所以国文系的课程，各个系都可以修。
这个英文系的学生董秋芳修了这门课以后说：
“（鲁迅）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意味深长地加入了很多幽默的讽刺的话，使听者忘记疲倦，这样我才能去看他，看他的神态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老师。
”日后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王鲁彦，当年只是在北大旁听，老北大历史上有一个很好的传统，除了正规修课的学生之外，可以注册旁听，还有一种就是偷听，根本连注册都没有，只要有位置就坐下来。
到今天为止，北大还是这样，但是会影响到正科生的位置，因为真正修课的学生往往来得比较晚，偷听的、旁听的坐在前面，所以变成前面几排都不是自己的学生，后面才是，这是个很尴尬的状态。
现在我们努力在改变，但是我觉得这是北大的好传统。
他们不是北大的学生，可是日后满腔热情地追忆北大，而且说的都是好话，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对于北大的声誉来说，旁听生和偷听生日后的贡献以及他们的追忆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许钦文、王鲁彦都是这种。
王鲁彦不是北大的正式学生，他经常听鲁迅的课，回忆说：
“鲁迅讲话声音很平缓，没有抑扬顿挫，没有慷慨激昂，两只手拿着粉笔和讲义，从来没有表情来帮助他说话，脸上老是那么冷静，薄薄的肌肉完全是凝定的，不动声色地叙述着极为平常的中国小说史略。
极平常的语句，不赞誉也不褒贬，可是突然间教室里会爆发出一阵笑声，他会停下来，等你笑完了继续讲，还是面不改色心不跳。
”这么讲下来能吸引人吗？
为什么能吸引人，下面我会跟大家说。
从内容而言，日后成为著名史学家的尚钺，当年进的是北大英文系，追随鲁迅学习写作。
他1939年就写文章回忆说：
“当年鲁迅课堂吸引无数的学生，我一下子连听鲁迅三年的课。
”诸位，鲁迅在北大就开一门课——中国小说史，没有开别的课，但是这门课一讲再讲，这个人说他修了3年，后面冯至说他修了4年。
这门课一年一年地讲，但每一年都不一样。
就像我刚才说的，好的教授讲课，是表演，每一年的舞台表演都不一样的。
所以鲁迅讲了3年，他听了3年，他记得小说史略之外还有一个《苦闷的象征》，那是什么意思？
其实那个记忆有一点差错，鲁迅没有讲过文学理论，鲁迅在北大的课堂上只有一门课就是中国小说史略，但是1923年、1924年《中国小说史略》的上卷、下卷出版了。
鲁迅怎么办？
当时鲁迅正在翻译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他就把《苦闷的象征》加到中国小说史里面来了。
所以讲的是中国小说史，中间包含人生的教训，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