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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乌克兰当时只是作为一个地理学概念和民族学概念存在，却不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因为不存在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土地分别被划入立陶宛大公国和波兰王国的版图，乌克兰人成为一个丧失了自己国家的民族。
1648年，乌克兰人民在鲍格丹·
赫梅利尼茨基的率领下起义，反对波兰的统治。
他致函沙俄政府，希望得到同样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的帮助。
在信中，赫梅利尼茨基表示，乌克兰哥萨克愿意接受俄罗斯沙皇的领导。
随后，在给沙皇的一系列的信件中，赫梅利尼茨基又多次表示愿意服从沙俄的领导。
但沙俄政府反应谨慎，没有迅速给予答复。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乌克兰起义军依靠智谋，两次击败了当时的欧洲军事强国波兰。
在文尼察保卫战中，乌克兰哥萨克首领博贡率军在冰河之上迎击波军。
交战中，哥萨克佯装溃退，波兰军队在身后紧追不舍，没有注意到冰面上许多地方散扔着脏乱的稻草。
波兰军队眼看就要追上哥萨克了，但刚一踏上这些稻草，脚下的冰就破裂了。
原来，博贡下令事先砸了许多冰窟窿，当这些冰窟窿上又结了一层薄冰后，在上面盖上稻草，以作伪装。
乌军趁波军陷入混乱时大举反攻，将其打了个落花流水。
然而，由于波兰收买了克里米亚汗国，后者在乌克兰背后发起了进攻，腹背受敌的乌克兰起义军被包围，不得不再次向沙俄求援。
1650年，沙俄与波兰之间的领土问题谈判破裂，沙俄决心援助乌克兰。
1654年3月，乌克兰代表团在莫斯科觐见了俄国沙皇。
随后，双方签订了《鲍格丹·
赫梅利尼茨基基本条约》，亦称《三月条约》，乌克兰在得到了高度的自治权力之后，与俄罗斯正式结盟。
二、从军事战略观察俄乌关系
乌克兰现在和俄罗斯关系比较紧张，主要是现在的乌克兰政府亲西方的政策令俄罗斯不满，并且乌克兰想要加入北约，这进一步挤压了俄罗斯的生存空间，所以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就目前的形式来看是比较紧张的！
但暂时不会冲突，乌克兰目前为止还没有想要退出“独联体”的意思。
但是，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动武。
因为首先，黑海彻底被西方封锁，俄罗斯在黑海最大的海军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将落入西方之手，这将对俄罗斯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里西方可以前出到俄罗斯的腹地，比如高加索地区，当年希氏入侵苏联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高加索地区的石油，这是俄罗斯无法容忍的。
其次，乌克兰落入西方后，俄罗斯对西方已经没有任何战略缓冲可言，其门户大开，对首都莫斯科构成严重的威胁，更是对俄罗斯民心的一大打击。
再次，美国获得乌克兰后对付俄罗斯将更加游刃有余，而俄罗斯今后面对西方将更加被动。
又次，格鲁吉亚加入北约后，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势力将遭到极大的削弱，对俄罗斯的石油资源也将构成重大威胁：
因为高加索地区的石油储量至少占俄罗斯石油总储量一半。
如果这些石油被西方以极低的代价开采夺走，对俄罗斯今后的石油经济将构成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应为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是应为石油出口带来的丰厚利润所带动的（苏联70年代疯狂的扩张自己的势力也是应为当时的石油价格一路疯涨，在加上国内经济发展平稳所至）如果石油经济遭到威胁甚至引起衰退，那么对于俄罗斯脆弱的经济复苏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俄罗斯的复兴也是如此。
最后，今后俄罗斯肯定会全力以赴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而今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也将重新走向对抗。
只不过对抗仅仅限与东欧地区而已。
三、天然气外交中的俄乌关系
俄乌天然气风波的起因也可以说是难点，在于俄罗斯向乌克兰提供天然气的价格上，争端发生以来，俄罗斯不断提高价码，现在是按照市场价不给任何优惠，而价格争议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国关系冷淡的现状，这样一个背景使得争端的解决有着相当的难度，具体到天然气问题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不确定因素，一个是目前的协议还需要具体落实，各方需要继续协调，这一过程当中可能有困难和变数，第二是俄罗斯、乌克兰和欧盟从各自的利益出发，相互立场有距离，实际上通过乌克兰输往欧盟天然气问题的发生，是因为双方俄乌双方斗气而起，也就是说如果俄乌之间不达成协议，天然气的问题就难以真正的缓解。
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天然气之争则显示了俄罗斯作为能源大国在未来国际市场的重要影响。
争端的根本起因可以追究到一年前乌克兰爆发的“橙色革命”，亲西方的尤先科举民主旗帜夺取了基辅的政权，这对莫斯科来说是极大的“背叛”。
由于俄罗斯是欧盟最大的天然气供应者。
要通过乌克兰境内管道，长期以来两国一直就天然气销售价格和过境费用问题争执不休。
因此，此次俄罗斯用中断天然气供应来威胁乌克兰也在意料之中，只是西方媒体都纷纷指责俄罗斯此举“非常不人道，有违诚信”，令普京政府颇为被动。
实质上，天气因素、地缘政治等问题，都只是基金用来炒作的理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影响油价走势，但非油价上涨的真正动因。
从国际市场的整体状况来看，近期油价的高涨更多的是对弱势美元的充分诠释。
总体来看，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调整期，影响石油价格的因素将变得更加复杂，由于石油具有的商品属性和金融属性，片面地迷信基本面或者单纯地寻找关联指标都容易进入误区，因此要更加理性地从全局来分析石油市场。
四、近代俄乌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20世纪后期，俄乌在针锋相对的同时，双方的最高层还是表现出了冷静的一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库奇马通了电话以示“降温”。
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俄乌两国政府总理星期五将在莫斯科就亚速海和刻赤湾问题举行紧急会谈，商量目前因修建海堤而陷入的困境。
俄罗斯总理甚至已经主动建议暂停修建工作，等双方磋商后再做是否继续的决定。
然而，这一积极的建议在俄罗斯国家杜马中并没有得到热烈的响应，相反，他们积极鼓动继续修建。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罗戈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不掩饰地说，建堤坝有三大理由：
一是根据专家的预测，就算俄罗斯不主动修筑这道海峡堤坝，那么自然因素在7-10年内也会形成类似的自然堤坝；
二是乌克兰反对修建堤坝是为了表示它是亚速海唯一的拥有国，而这跟稍早前俄乌达成的协议完全相悖，俄罗斯自然不能接受；
三是如果不修筑这道堤坝的话，那么就意味着刻赤海峡完全向外国军舰敞开，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形成威胁。
俄乌两国关系在堤坝问题上骤然紧张其实是两国诸多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具体表现。
俄乌两国虽然在1992年2月14日就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是前苏联解体以后，乌俄两国在独联体的性质、前途、分割前苏财产、克里木的归属等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两国关系发展步履艰难，问题成堆，曾一度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
首先是分割前苏联财产问题，特别是黑海舰队问题上非常尖锐。
前苏联解体后，黑海舰队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争夺的首要目标。
尽管俄乌黑海舰队划分问题基本解决，但仍存在三个方面的隐患：
一是战略核力量问题；
二是舰队划分比例仍有问题；
三是舰队官兵效忠问题。
其次是俄罗斯南部边界建设和领土争执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俄乌两国在此问题上的争议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两国还未能就亚速海的地位达成一致；
其次，连接亚速海和黑海的刻赤海峡航道和运河的归属问题也没有解决；
第三，海运安全的导航和水文地理保障问题也没有解决。
第三是战略分歧问题。
乌克兰对俄政府新近提出的“先发制人”战略表示坚决反对。
乌克兰反对任何国家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
普京总统曾通过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说，“俄罗斯保留先发制人打击敌人的权利”。
普京给出的理由之一是，美国也在执行这一政策。
第四是乌克兰与北约及美国关系的问题。
乌克兰近年来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向是回归欧洲。
为此，把加入欧盟作为战略目标，把改善与北约的关系作为当前阶段外交工作的最重要方向之一。
此外，乌克兰与美国的关系日益密切。
乌克兰与北约和美国的关系令俄罗斯十分不快。
不过，许多国际观察家认为，俄乌关系不会因为最新的冲突和上述问题彻底分裂，因为无论从民族传统、历史渊源还是社会发展来看，俄与乌克兰、白俄罗斯是独联体中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
实际上，俄乌两国的关系一直在发展之中，1992年6月23日，乌俄两国总统签署了达戈梅斯协议，确定了两国关系的原则基础：
（1）双方将作为友好国家来处理彼此关系；
（2）双方将在防止和调解可能会给双方安全带来损害或以别的方式严重触犯双方利益的冲突方面进行合作；
（3）定期进行高级会晤；
1997年5月，俄总统叶利钦访乌后，乌俄最高领导人高瞻远瞩，顺利地达成了黑海舰队划分问题的3个协定。
两国还签订了《友好、合作和伙伴关系条约》。
1997年11月，乌俄两国还签订了《1997~2005年乌俄长期经济和科技合作基本方针》。
然后是2003年5月，俄乌在基辅举行两国首次外交部联席部务会议，并在会后签署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宣言。
五、宗教变迁与外力入侵下的抉择
沙皇俄国从17世纪以来，经过两个多世纪的大陆殖民扩张，对完全不同的数十个民族进行了野蛮的征服，确立了残暴的统治并将它们陆续并入自己的版图。
从历史上看，这些民族与统治它们的大俄罗斯民族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调和的民族矛盾。
十月革命后，这些民族从政治上得到了解放，但是列宁的民族自决的主张并未来得及实行，斯大林领导时期，由于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和战争条件，列宁的民族政策和自决原则也没能得到贯彻。
阶级矛盾的解决并不等于民族矛盾的解决。
后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力图通过实现“新的历史性人们共同体”来贯彻其大民族沙文主义政策。
这些作法不但无助于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
相反更激化了民族矛盾。
压迫越深，反抗越烈。
这只是解释民族矛盾尖锐化的一个方面。
此外，对历史的原因、文化的原因、国际的原因等诸多方面也不能忽视。
乌克兰民族就是一个既有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又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的高度发达的民族。
在苏联少数民族中乌克兰民族问题的性质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又具有其独特的一面。
古代罗斯国家是一个把众多东斯拉夫部落居民联合到一起的拥有广大民众的部落联盟形式。
追溯历史，教廷的迁移、文化的变迁以及蒙古的入侵等等，基辅罗斯高度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在中世纪末期遭到了惨重的破坏。
向东北发展的苏兹达尔公国、莫斯科大公国，毫无疑问，继承了一部分基辅罗斯的文化，特别是宗教，但是随着蒙古鞑靼人的入侵，它实际断绝了与中、西部地区的联系，原有的文化已受当地土着的文化影响，为适应自己国家、民族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加里西亚—沃沦尼亚在与蒙古人作战的一个世纪中始终保持着独立的国家；
基辅遭毁之后，政治、文化中心基本上由中部的基辅退到了西部的防守的后方，退到了力口里奇、利沃夫等城市，基辅罗斯时代的语言和文化传统都得以在原基辅罗斯疆城内的大部分居民中保存了下来。
在罗斯土地落入波兰、立陶宛手中以前，乌克兰民族（以及白俄罗斯民族）就已形成。
对基辅罗斯的继承权正是以后数个世纪支持乌克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主要精神因素。
但是不可忽略的是，18世纪晚期发展起来了一种大俄罗斯单线民族继承学说，流行19世纪整个一个世纪，代表者有塔齐雪夫、卡拉姆辛、索洛夫约夫、克留切夫斯基等着名历史学家。
这一学说依据的是“留里克”王朝的延续，是基辅大主教的迁到莫斯科；
宣传的是基辅—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莫斯科的单线继承理论，只承认大俄罗斯民族是基辅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和古代罗斯民族的后继人。
这种理论是适应沙俄的大俄罗斯民族沙文主义的为其对乌克兰民族实行兼并同化政策服务的。
有意思的是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苏联占据统治地位的苏联官方学说与之是多么的相似。
这一学说先是承认三个东斯拉夫民族对基辅罗斯有同等的继承权，“大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源于同一个祖先，那就是建立了古罗斯国家—基辅罗斯—的古代罗斯民族”。
这一提法貌似公允，其实掩盖不了它与前一学说的一致，因为在“公允”之后，它强调了三个民族的一致性，模糊了它们之间的差别界线；
强调了14—15世纪三个民族形成中俄罗斯民族的重要意义（“从三个民族出现的最初阶段，它们之中最为强大的俄罗斯民族就开始起主要的历史作用”之类的语句屡见不鲜）和俄罗斯人在维护基辅罗斯传统中所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对基辅罗斯的传统在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形成中的作用却缄口提。
这样，这种学说力图树立大俄罗斯民族在三个东斯拉夫民族中间的绝对重要地位，而割断基辅罗斯与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的历史联系。
二次大战后撰写这方面文章的俄罗斯学者为数不少，较为着名的有雷巴科夫、葛列柯夫、齐霍米洛夫、李哈乔夫等等，文章中仍不乏有大俄罗斯排他偏见的论述。
相比之下，作为乌克兰的一个主要史学研究集体的乌克兰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1947年被扣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从此基辅更失去了研究乌克兰历史，包括基辅罗斯的历史与文化的正当权利和独立见解。
六、宗教的叛逆——历史文化渊源的裂痕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新近借纪念斯拉夫民族皈依基督教1020周年之机，正式向前来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庆典的东正教名义上的最高精神领袖——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EcumenicalPatriarch）巴尔多禄茂一世（BarthlomewI）提出请求，要求允许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而独立。
这是乌克兰“去俄罗斯化”、“脱俄入欧”的关键性发展，旨在从文化和精神上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历史渊源，其重要性绝不亚于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和欧盟的动作，对未来欧亚地缘政治的冲击更可能过之。
（一）乌克兰传教士助帝俄扩张
追溯事情的原委，可以从尤先科总统最新宣言的时机谈起。
这是为了庆祝公元988年，基辅罗斯公国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接受东正教为国教这一历史事件，世上东正教领袖纷纷莅临，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之外，自然也包括俄罗斯东正教宗主教阿莱克西二世。
而基辅罗斯，是俄罗斯文明的摇篮，基辅罗斯接受东正教，是俄罗斯文化的第一个历史里程碑。
公元9世纪创立的基辅罗斯公国，是“俄罗斯”这一地理名词首次出现于历史，基辅因此也成为“俄罗斯城市之母”。
在俄罗斯民族三大历史古都之中，俄罗斯人至今还有“尊敬圣彼得堡，畏惧莫斯科，热爱基辅”的说法，基辅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地位因此可见。
接受东正教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开创了基辅罗斯公国的黄金时代，被东正教尊为“圣弗拉基米尔”，也成为俄罗斯人民心目中的尧、舜式先祖。
其他不说，弗拉基米尔从此成为俄国最受喜爱的人名之一，布尔什维克革命领袖列宁，以及刚由总统改任总理的普京的名字都是弗拉基米尔，良有以也。
更重要的是皈依东正教成为俄罗斯文化历史的起点，基辅罗斯东正教会使用的所谓“古教会斯拉夫语”，是斯拉夫民族的最早书面语言。
俄罗斯文化和历史的最古老记录，都是以古教会斯拉夫语写成。
最早的俄罗斯法典、文学、艺术、建筑等等，无不是在基辅罗斯东正教会的架构之下出现。
在具有强烈拜占庭希腊文化因素的东正教会影响刺激下，基辅罗斯的文化教育，一度超过了当时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基辅罗斯公国后来分化，而成为今天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的共同祖源。
但也正是这一共同的民族文化起源，使得它们又在帝俄时代回归同一政治架构，而东正教信仰和体系，成为维系这一共同架构的重要精神和文化纽带。
事实上，东正教信仰是乌克兰重新纳入俄罗斯帝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17世纪中叶，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立陶宛王国控制乌克兰，强迫推行“拉丁化”，压制和迫害东正教会和信徒，引起乌克兰下层民众和哥萨克骑士的强烈不满，后二者发起反抗，并且寻求东正教俄罗斯的支持和保护，终于使得乌克兰主要领土于1654年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东正教在其中起的作用，当时已经沦为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东正教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将乌克兰东正教会从君士坦丁堡主教区转为莫斯科主教区管辖，乌克兰东正教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俄罗斯东正教会的一部分，延续三个半世纪，直到今天。
这一历史发展不仅保留了乌克兰原有的东正教信仰和文化，而且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乌克兰族教会人士还支配控制了整个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莫斯科主教区的上层教士领袖许多是乌克兰人，在东正教随着俄罗斯帝国的迅速扩展而广泛传播的过程中（包括今天名义上属于莫斯科主教区管辖的东正教中国教区），起了重大影响。
从这个意义讲，乌克兰人在帝俄扩张过程中的精神作用，可以与英帝国扩张过程中苏格兰人发挥的经济作用相比——后者是远东最活跃的鸦片贩子（第一次鸦片战争的主要角色义律为其典型），而前者则帮助传播“精神鸦片”。
总之，除了前苏联时期，同一东正教信仰、文化和组织，是俄罗斯和乌克兰300多年来共同政治命运的一个重要关键。
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东正教的1000周年即1988年，仍然处在苏联统治时期，当时只能是一个低调事件。
今年的1020周年盛典，才真正具有宗教历史意味。
尤先科总统冷淡接待乌克兰东正教会名义上的“上级领导”——莫斯科宗主教阿莱克西二世，而向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要求改变三个半世纪前转移的“组织关系”，不仅从东正教内部历史说顺理成章，也具有极为强烈的现代政治意义。
（二）西方因素的渗透与压制
乌克兰是“俄罗斯帝国的钥匙”。
在华盛顿帮助导演的2004年“橙色革命”之后，这把钥匙眼看就要落到西方手中，引起莫斯科的强烈反应，全面动用从石油武器到“境外俄裔”的各种压力手段，终于迫使北约和欧盟在接纳乌克兰这一议题上至今疑虑重重，裹足不前。
但是尤先科新近公开要求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俄罗斯东正教会，表明乌克兰“脱俄入欧”过程，正在从政治向精神文化层次演变，准备以割断与俄罗斯的千年密切宗教关系，来促成最后的“去俄罗斯化”。
这比近期推动乌克兰加入北约，具有更深刻的长远效果。
这里可以再观察到华盛顿在国际策略和“颜色革命”上的精明人选。
正如格鲁吉亚“玫瑰革命”领袖是在美国受教育、强烈西方化的萨卡什维利，因而彻底弃绝了苏联体制培养的“高加索之狐”谢瓦尔德纳泽与俄罗斯的藕断丝连，“橙色革命”英雄尤先科尽管也出自旧苏联体制，但娶的是美国籍老婆，上台后处心积虑“脱俄入欧”，与娶了俄罗斯太太的乌克兰前任库奇马总统形成鲜明对比。
“床头人”的政治作用，古今中外如一。
同时，也不能不注意西方世界的对俄外交战略演变。
普京两任总统期间，俄罗斯对内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对外借油价高涨，作为能源大国在国际上卷土重来，从高加索、中亚到东欧，处处与美国蚕食俄罗斯势力范围的动作针锋相对，甚至隐隐约约出现冷战复燃的苗头。
而俄罗斯和中国加强外交和战略合作，更是令欧美感到不安的趋势。
但是近期来，西方世界对俄罗斯的长远国际立场，出现了一种前瞻性看法，认为目前的俄中合作，只是莫斯科的权宜之计，以应付美国的步步进逼；
人口众多而经济迅速发展的中国，才是俄国真正的“长远威胁”。
英国《卫报》和德国《明镜》杂志，近来都渲染过俄罗斯暗藏对中国的戒心。
美国务实外交元老基辛格，7月初更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公开说：
2500英里长的俄中边界，是对俄罗斯的“人口统计挑战（demographicchallenge）”，“贝加尔湖以东，是680万俄罗斯人面对1。
2亿中国人”。
这明显是挑动莫斯科：
来自亚洲的“黄祸”，而不是华盛顿的蚕食围堵，才是俄罗斯真正的心腹大患。
西方人士的上述看法，并非完全一厢情愿。
俄国国内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担心人口稀少的俄国远东地区未来会被亚洲移民“同化”的，不在少数。
对他们而言，中国的经济崛起并非福音。
在如此心理之下，俄中合作颇有点“朝热野冷”的架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民众的“黄祸情结”，与前述基辅罗斯公国的历史不无关系。
基辅罗斯的最后解体，固然有内部矛盾因素，但是来自外部的蒙古征服，是其直接原因。
斯拉夫民族在蒙古铁蹄下的痛苦经历，成为俄罗斯人对亚洲“黄祸”恐惧的文化根源。
西方如果一边利用俄罗斯对蒙古征服的历史怨恨来挑起俄中矛盾，另一边又利用蒙古征服造成基辅罗斯故土上的乌克兰脱离“罗斯母亲”的历史，来促成“小俄罗斯”（乌克兰的一种惯称）与俄罗斯的永久政治和文化隔绝，这种双重长远战略，实在是鱼和熊掌兼得的如意算盘。
但是鱼和熊掌本身并不等价——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安危，可以看成是肢体之疾，而基辅罗斯故土的割离，以及圣弗拉基米尔的东正教遗产“分家”，实在是俄罗斯的灵魂创伤。
打个不完全恰当的比方，乌克兰加入西方阵营，相当于中国失去自己的文化摇篮黄河流域，陕西河南成为外国的省份；
乌克兰东正教会脱离莫斯科主教区，则近似于尧舜孔孟等先哲被奉为别家的精神文化祖宗，连带齐鲁沿海区域也成为别国领土。
比较一下端午节“申遗”风波，就可以想象乌克兰在政治和文化上与俄罗斯彻底“离婚”的精神冲击。
当然，莫斯科对乌克兰当局的这种举措，还是有不少反制筹码。
除了能源利器，为了纪念和“酬谢”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300周年，1954年被乌克兰出生的赫鲁晓夫从俄罗斯转让给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半岛，以其俄罗斯人口多数，是莫斯科在关键时刻的重要战略“劫材”。
另外，整个东正教在当今世界上的处境颇为不妙，从巴尔干半岛到俄罗斯都处于衰落状态，自身在土耳其回教化浪潮中苟延残喘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因此对尤先科总统关于乌克兰东正教会独立的请求，只能暂时顾左右而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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