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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五行生克表示的是物质基本形态的变化,五行相互作用,产生万物无穷的变化。

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基本作用的方式是相生(促进)与相克(抑制),这是一对矛盾,矛盾的任何一方又可分为两方面,即:

“我生”“生我”“我克”“克我”四种变化。

(二)阴阳说

殷周时期有了原始的“阴阳”观念。

这是古人根据日光的向背和季节、气候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得出的一种直观的哲学观念。

一些思想家把阴阳看做是自然界两种基本的、互相对立和此消彼长的物质力量,把阴阴阳交替看做是宇宙变化的根本规律和普遍法则。

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在阴阳消长中变化的。

《易传》提出“一阴一阳谓之道”,把阴阳的概念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战国末期,以邹衍为首的阴阳五行家,把阴阳和五行观念揉到一起,倡导阴阳五行说,认为物质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

金木水火土是构成百物的基本元素,阴阳五行家是科学和巫术相混杂的学派。

(三)八卦说

《周易》古经以八卦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

所谓八卦,指的是乾、坤、震、艮、坎、离、兑、巽,它们有各自的卦形。

构成这些卦形的基本符号只有两种,这就是阳爻一,和阴爻--,它们是构成《易经》一书卦形符号体系的两个最基本的单位。

古代思想家认为,八卦分别象征着自然界的八种事物,另外,八卦还分别具有一些特定的象征意义和性质。

《易传》就是以此为据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的。

如图所示,是八卦最常代表的事物。

此表说明易经中的八卦能用于各种预测。

能用于解释各种现象。

两相结合可能解释各种现象。

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脉络

1.从远古时代的阴阳、五行和八卦观念开始,中国哲学走上了它的发展历程。

2.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哲学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出许多如孔子、墨子、老子等重要思想家,形成儒、墨、道、名、法、阴阳、兵、农家等学派。

它们既相互争论,又相互吸收,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补充,成为我国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

3.东汉以降,印度佛教传入,经过改造而成为中国佛教,中国化佛教哲学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传统。

4.宋明时期,理学亦称道学,主承儒家学说,吸取道、释家之思辨,形成了程(颢、颐)朱(熹)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心学。

5.明清之际,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颜(元)、戴(震)等思想家们在承接哲学思想传统的同时,以初步的民主意识和科学意识呼唤“启蒙”,显露出走向近代哲学思维的熹微光亮。

其中影响最大的四大思想资源是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宋明理学。

最终由儒家和道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

三、原始儒家哲学

(一)原始儒家哲学

原始儒家是指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为孔子、孟子、荀子等,原始儒家的经典有《诗》、《书》、《礼》、《乐》、《易》、《春秋》。

据说都是孔子校订过的教学用书。

他们自己的著作有《论语》、《孟子》、《荀子》、《大学》、《中庸》。

原始儒学提出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强调“天道”、“地道”、“人道”思想,重视“天”“地”“人”的三才思想,通过“正德、利用、厚生”去“立德、立功、立言”,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完成人之生命。

(二)儒家的哲学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仁”为内在的思想核心、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以中庸为辩证的思维方法、以“知、行、学、思”为其认识论的一整套关于人生道德的哲学思想。

儒家的哲学不是从认识论、反映论的角度去探索哲学,而是从精神境界、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角度去探讨哲学的真谛。

儒家哲学更侧重人生哲学,研究处世之道。

1.孔子哲学的思想核心是“仁”。

其涵义有四。

一是“仁者,人也”,“仁”是之所以为人的根本。

孔子不仅把“仁”作为外在的行为准则,而且把“仁”作为内在的的德性修养。

他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

”对个人修养,他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

教导学生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向“仁”的方向努力。

二是“仁者,爱人,”“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一种博大的同情心)”。

它要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以及对天地万物的悲悯情怀。

孔子认为,凡是人,天生都有仁性,都有恻隐之心。

孔子之爱人,虽然根植于血缘亲情,但它并不是到此为止,而是推而广之,把父母子女之爱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即“弟子入则孝,出则悌。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就是这个意思。

诗曰:

“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就反映了中国人善待世间万物的心境。

儒家的理想就是把仁爱的精神从亲人推及所有的人,即孟子后来所阐发的人的“四端之心”和: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之心,这是由周代的“敬礼保德”向人的自觉的伦理意识转移的关键一步,由此开启了中国社会以人文教化为主的文化传统。

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仁还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

“忠恕”包含了修己和治人两个方面,修己是起点,治人是终点。

这是一种深刻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明确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

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

这种思想贯穿于孔子思想学说的各个方面。

孔子曾对他的得意门生曾参说:

“参也,吾道一以贯之,汝知之乎?

”曾子曰:

“唯!

”后来其他的同学不明白孔子所指的是什么,就问曾子,曾子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己矣。

”钱穆先生对此解释曰:

“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之所欲所恶为谓之恕,无大悬殊也。

忠恕之道即仁道,而言忠恕,则较仁更使人易晓。

因仁者乃至高之德,而忠恕则是学者当下之功夫,人人可以尽力也。

四是“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孔子认为政治的最高境界是以“仁”治天下,象尧舜一样“南面而己。

”对于为政施治,他倡导立足于对人的关心爱护,希望以教化的方式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

提出: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为政》)其所谓“德”,就是“仁”的精神体现。

他又提出“道(治理)千乘之国”的基本原则,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他称赞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就是因为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车”之力。

他称颂“殷有三仁焉”,指的就是“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他们都强烈反对殷纣王的暴政(《微子》)。

子张问“仁”,孔子更具体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这五者就是“恭、宽、信、敏、惠”。

因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五者的出发点,都建立在对人的尊重关心和体谅上。

2.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

“礼”是孔子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

“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由来已久。

孔子曾经说: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为政》)还说过: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八佾》)孔子认为,到了周代,“礼”发展得最完备,因此,他最为崇奉的是周礼。

在孔子看来,“礼”是从天子到庶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孔子所谓的“礼”,包含外在形式和内在精神两方面。

其内在精神是维护当时的宗法等级制度及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

在《礼记·

哀公问》中,他明确指出:

“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

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

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

”而且,在孔子及其儒者眼里,“揖让周旋之礼”固然重要,但其内在的名分等级观念才是他们着意追求的目标。

他曾感叹地说: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

”(《论语·

阳货》)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

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

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

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

颜渊》)。

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

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论语·

八佾》》。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八佾》》

孔子的“礼”,具有明确的教化性质,其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从而达到社会秩序稳定,人际关系协调的目的,认为“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

颜渊》》。

3.以中庸为辩证的思想方法

“中庸之道”是孔子晚年提出的修身、处世的理论原则,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

“中”是指矛盾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即事物变化中的量的规定性。

“庸”通“用”。

“中庸”即以“中”为“用”,就是要把握矛盾相互依存或相互渗透所应遵循的量的规定性,使矛盾双方在一定的限度内发展,从而保持统一体的和谐。

儒家的辩证思维方法是“中庸”之道,他们把中庸思想当作最高的道德标准,根本的哲学原则,治国的根本方略。

中庸用在经济上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优惠政策)”。

实际上是平均主义。

中庸应用在修身立德上就是伟大寓于平凡,理想寓于现实的精神,要求“执中”。

我们不必讲权势,去做异端的人(人上人和最底等人)。

也不必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只要在平凡的生活中尽心尽力,就实现了我们的生活目标。

孔孟的中庸之道至今仍然是不少人的处世哲学。

4.知行学思的认识论

教育思想是儒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创办私学的过程中,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并以培养“君子”为宗旨,以知识和道德教育为主要内容,以启发教学为基本方法,以因材施教和循循善诱为基本方针,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教学楷模,在实践基础上提出了学、思、知、行诸范畴,开辟了古代认识论的新领域。

“学”是孔子强调最多的问题,著名学者王长华先生甚至认为孔子的一生实际上是以“学”为本位的,包括了读书、治学、也包括做人,孔子的学,是增长知识和道德修养的统一。

孔子称自己“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

要求弟子“发奋忘食”,“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

他一再赞扬好学的颜回,称颜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为政》)。

同时又批评白天睡觉的宰予,说他是“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公冶长》)。

“思”是大脑运用知识进行思想判断的过程,孔子认为不加思考的东西是毫无价值的。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而识之;

知之次也。

”(《述而》)又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为政》)一方面要求把思考分析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又要求把学到、听到和见到的东西加以分析研究,变成自己的知识,丰富提高自己。

在学思关系上,孔子认为学与思缺一不可。

“知”是知道、明白的意思,也有聪明和智慧的含义。

孔子对弟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强调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行”指具体的实践活动,是人才价值实现的重要环节。

在知行关系上,孔子认为不仅要善于学习诗、书、礼、乐等知识,更要在“躬行”上下功夫,他说: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认为只说不做是可耻的,“耻躬之不逮也”(《里仁》)。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

可见,孔子非常强调知与行的结合。

在教学方法上,孔子善于发现学生各自在性格和学业上的特点,主张因材施教。

他说“求也退,故进之;

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他循循善诱,注意启发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四、原始道家哲学

原始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和《庄子》两本书是把握道家哲学思想的经典,老庄哲学是自成一套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自然哲学和人生哲学。

其中《老子》为老子关于宇宙生成的专门著作,前后理论一贯,层层推出,哲理庞博,用韵精细,是一首意味深长的哲理诗。

《庄子》一书的哲理性也很强。

老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如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

(一)老子哲学的中心思想与理论基础是“道”

1.“道”本体论

在老庄看来,“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又是宇宙万物赖以存在的依据,“道”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一元性、超越性的哲学范畴。

“道”作为宇宙的本体或本根,先于天地而存在,具有“独立不改”的永恒性,是“周行而不殆”的运动实体。

所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字之名曰大。

”(《道德经》二十五章)所谓“道之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道德经》二十一章)第14章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等等,都是对“道”的形象化的描述。

说明“道”是一个有点神秘的、实有的存在体。

虽然它无形无名,不能为我们的感觉所感知,但它是真实存在的,可以为我们的思维所把握。

这就是老子的《道德经》开篇首章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这句话的直解是“道是存在的,然一般人所说的道,并非自然之道;

名是要用的,然一般人所命之名,并非自然之名。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道本体的意义。

第一,道为万物之本原。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和自然万物产生的根源。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道德经》第四十二章)这是从宇宙生成的角度来说的,这里的一、二、三已经不是抽象的实数,而是具体的由少及多、由小及大的宇宙万物,这宇宙万物皆由道而生成。

实际上,老子所说的“一”就是先天地之前就己存在的浑沌之气,所谓“二”就是一气分为阴阳二物,所谓“三”就是阴阳二物相反而又相成,由此衍生出世间万物。

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是指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矛盾的双方,所谓“冲气以为和”,是指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了万事万物的变化和发展。

宇宙的发生和发展,老子皆统之与道,这是老子在总结前人关于宇宙形成的各种学说的基础上(气说、水说、土说、光说等)所首创的新学说,这个学说把我国古代哲学家关于宇宙生成的原理从具体的物质实体提高到了抽象的存在实体的高度,毫无疑问,这是老子对中国哲学的巨大贡献。

第二,道物不二。

道不是具体的某一物,但道又存在于每一物之中,离开了具体的物质实体,道也就不复存在,所以是“道不离物,物不离道。

”也就是说,道之于物,犹水之于波,水皆有波,波却不能离开水而独立存在,宇宙是运动不息的长流,道就象流水之上的波浪,流水在下,众波在上,二者生生不息,须臾不可分离,所以老子说:

“渊兮似万物之宗”,又说“大道汜其左右。

”这些思想都含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万分。

第三,“道”法自然。

老子的自然之道,是不需要凭借任何外力的自行存在,其中,即包括自然的本质,又包括自然的现象。

第22章说“希言自然。

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

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

”是说天地皆有自然之性而不可太过。

违反了自然之性的结果只能适得其反(此外讲宇宙自然)。

第64章说“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学不学,以复众人之所过。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是说明万物都是按自然的法则而运行的,所以人亦应依顺自然而无私,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上去。

老子“无为而治”的政治原则即据此而建立(此处讲社会人生)。

最后,第25章说:

“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

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即以自然为法则,这是老子对道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绝对性结论,老子认为,道就是自然,而自然就是“道”的根本属性,这种自然观构成了道家思想的实质和理论基础。

其政治与人生观所提倡的贵柔、守雌都是自然本性的引申和演化。

老子的本体论从根本上回答了世界的本质及其构成、演化等问题。

标志着中国哲学的初步奠基。

2.有无相生——老子的辩证法

老子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有”与“无”的关系。

《道德经》中有“道统有无”之说,所以要想认识道,必须从有与无两方面来体察。

“有无相生”,是老子哲学用以说明天地万物所以然、所以生、所以成的基本范畴。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从具体的事物来看,任何一个事物都是“无”与“有”的统一。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事物必有其所赖以生的物质和所以生的理由,而后成为某物,这是实在的对立统一。

第二,“有”一定是依“无”而存在的,而“无”也必须由于“有”才能显现,“有”与“无”相反而相成。

第三.就万物的变化过程来看,推其原始,是因为“无”形之气生出一切“有”形之物,穷究其终,则一切“有”形之物最终仍复归于“无”形之气。

所以,老子的有无之辩,既非“贵无”,也非“崇有”,而是“有无相生,万物以成。

”“无”是宇宙万物的原始,“有”是天地万物的理由。

3.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的认识论

老子的认识论也很独特,他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意思是求学的过程在于积累,使知识一天比一天增多,其结果却使人离道越来越远;

求道的过程在于减少,使知识一天比一天减少,其结果使人与道合一。

老子的这种认识论是很难言说的,注重的是感悟和体验,那种玄虚微妙的感受因为人和人各不相同,因而有很强的多义性和岐义性,这种认识方法和古希腊的哲学方法论有很大差异。

古希腊哲学家认为,凡是可以言说的,才是可以认识的,凡是不可以言说的,就是不可以认识的,强调只有通过理性的、逻辑的和思辩的的方法得出的,具有永恒的、不变的认识,并且能够用明晰的语言表述清楚的才更接近真理。

老子的认识论恰恰与此相反,他在《道德经》开篇第一章就说:

”认为人们常常所说的道,并不是真正的道,真正的道是不能言说的。

老子更强调整体的把握和宇宙认识的开阔性和无限性,正像李泽厚所说:

“老庄之道是无法说明白的,说了千言万语,还有万语千言要说”。

老子的这种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中国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的许多规律皆由此而引申出来,比如诗歌创作的含蓄、蕴藉,意味深长,绘画创作的空灵、玄远,读者必须把自己的感情投入进去进行感知,才能得到审美的享受。

比如陈子昴的《登幽州台歌》,中国绘画等。

4.无为而治——老子的社会理想

老子有极其鲜明的政治态度和社会理想,正像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说“道德五千言,皆君人南面之术”。

老子的政治态度就是“无为而治”。

(1)“无为而治”是老子宇宙观和社会观的统一。

它的无为而治的政治原理是本之于他的“天道自然观”而产生的。

如《道德经》说: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三十七章)。

“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下德为之而有不为”(三十八章)。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故圣人云: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五十七章)。

也就是说,老子的“无为而治”是把大道顺自然以行而无私的法则在政治上的合理应用,它包含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无为而无不为”,这是老子的政治观。

老子的无为并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积极遵道以动,放德而行,则百姓顺风而自化,故不需要严刑酷法的制裁。

此是针对当时统治者之间的国土之争,奢侈之风,烦苛之征而言的。

老子认为治理国家,不能以私心处事,以私利损之,而应遵循自然的法则,因势利导,使人各安其生,各得其所,故曰“爱民治国,能无为乎!

第二,“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

这是老子的社会观。

老子认为,只要能顺天之时,随地之利,因人之力,则天下各尽其用矣。

无为则顺道而行,无事则不扰,政简则民安,所以老子说“以无事取天下”。

《老子》第八十章说: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

使民重死而不远徙;

虽有舟舆,无所乘之;

虽有甲兵,无所陈之。

使人复结绳而用之。

至治之极。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就是老子的理想国。

这样的国家并非是蛮荒的原始社会,因为这里有文明进步的各种产物,政治上的国家、军队,经济上的什伯之器、舟车、甘食、美服,思想上的语言文字,都一应俱全,没有世袭的王侯贵族,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剥削,人人生而平等,由人们推举出来的没有私心的有道者(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进行管理,则见这样的国家也算是小康之世了,老子所向往的这种和平相处、没有争端、各不相扰的世界格局不正是我们现代人孜孜以求的吗?

不过,在人欲横流的阶级社会里,老子希望人们用去私寡欲、自食其力、顺道而行来反对统治者的横征暴敛、骄奢淫逸、恣间妄为显然只能是一种妄想,是一种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

老子的社会理想实际上代表了当时新兴的自耕农的利益和要求,具有平均主义的倾向,在客观上是对当时统治阶层的批判,应该说具有进步的和社会主义的合理因素在内,所以,看见“小国寡民”、“太上之世”的字样,就认为老子是落后的、保守的甚至是倒退的看法是有失公允的。

第三,“为无为,事无事”。

老子认为只要掌握了事物发生发展的法则,就能预见未来,故在政治上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故不见其为,而事成,不见其治,而功立。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防患于未染”之意。

道家运用“否定”的方法,否定知识、名教,否定一切外在形式的束缚,以化解人生之忧,以求精神的超脱解放。

庄子人生哲学是对人之平等的价值观之肯定。

道家的人生理想必须贯注于现实的人生之中。

尼采说:

“《老子》和《庄子》象永不枯竭的山泉井,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意思是人们要想从老庄哲学中获得营养,需付出努力,对老庄哲学的理解和阐释需要相当渊博的哲学和宗教功底,

关于儒家和道家处世的态度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一首歌谣的解释中看出来: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浊我足”

孔子听了这收歌谣,深有感触的教诲弟子说:

“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孔子的意思是,水自身的或清或浊,决定了它或享“濯缨”之荣,或遭“濯足”之辱。

水的境遇是由它自身的内因决定的。

孟子进而阐发道: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

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

”孟子的意思是,人的荣辱、国家的兴亡,都是由其自身的内因决定的,正如流水,自身的清浊不同,便会受到不同的对待。

孔、孟用《沧浪之水》旨在强调人们应当加强自身的“仁”的修养。

反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道家的解释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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