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Word下载.docx
《中国近代史Word下载.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近代史Word下载.docx（137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32
印 张：
7.5
书 号：
定 价：
29.80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蒋廷黻眼中的中国近代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马勇
正像许多研究者所意识到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是因为中西交通而引起，假如没有西方人东来，没有鸦片贸易，就不会有鸦片战争，不会有后来的变化，中国还会在原来的轨道上稳步发展，中国人还会享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令西方人羡慕的田园生活，恬静优雅。
然而，都是因为西方人的东来，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对于近代中国的改变究竟应该怎样看，这种改变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好还是坏？
一百多年来，史学家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西方人的东来就是殖民就是侵略，就是对中国的伤害。
然而也有一部分史学家不这样认为，他们从世界史、全球史的视角，从人民本位的立场上提出了截然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看法，建构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体系叙事框架。
其中最著名的开山者莫过于蒋廷黻。
蒋廷黻生于1895年，那一年为甲午战后第一年，也是《马关条约》签署的年份。
蒋廷黻出生于湖南邵阳一个农民家庭，家境并不太差，因而小时候有条件接受了几年私塾教育，打下了一些旧学的根底。
十岁的时候，蒋廷黻离开家乡前往长沙接受新式教育，进入明德小学。
稍后又转入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在长沙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接受比较西方化的近代科学教育。
1911年，也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蒋廷黻接受美国教会的资助，前往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派克学院、澳柏林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主修历史，也兼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般
课程。
当蒋廷黻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正值中国政治急剧变动的年代，对于故国的每一个政治变动，人文科学出身的青年学子蒋廷黻都格外关注，也试图从历史角度去说明这些变动背后的深层原因，希望将来有一天学成归国能够有机会从事现实政治，创造
历史。
所以他在大量阅读中外历史著作的同时，格外重视德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杰出政治家俾斯麦、加富尔、马志尼等人的政治经历和政治思想也高度重视，他真诚期待着中国能够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能够有力地带领中国走出中世纪，建设一个富强文明民主的新国家。
在美国读书的十几年，国际形势也在急剧变化着。
蒋廷黻经历了最完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
战争爆发后，蒋廷黻坚定地站在协约国方面，相信国际正义一定能够战胜国际邪恶，相信中国如果能够很好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就一定会改变先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坦然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如果就学术流派传承而言，蒋廷黻在美国的导师是卡尔顿·
海斯教授。
海斯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社会史专家，是新史学开山祖师詹姆斯·
鲁滨逊的弟子。
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数十年，培养了一大批弟子，这个学术流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格外强调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实际应用价值。
他们对旧史学给予了严厉批评，以为旧史学只是一种狭义的政治史叙事，缺少对与政治相关的经济、地理、文化诸要素的综合分析，缺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综合研究。
新史学之新就在于综合，在于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观点去分析综合的复杂的历史现象。
新史学公开宣称历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记录历史，而在于参与历史的创造，在于通过历史了解过去、服务现在，预知未来。
凡此，都对蒋廷黻史学思想的形成发生了重大影响。
十多年的留学生涯仿佛一晃就过。
1923年，28岁的蒋廷黻获得了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劳工与帝国：
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
研究》。
年轻的蒋博士双喜临门，那一年除了获得博士学位外，还与留学生唐玉瑞结了婚。
新婚不久，蒋廷黻携带新娘漂洋过海返回祖国，迅即出任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
在南开任教之余，蒋廷黻继续他在哥大已经开始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而且利用便捷的条件，将研究重心放在中国文献的收集鉴别和整理上，以期由此填补外国学者的天生缺陷。
这项研究不仅填补了中国史的空白，而且为中国史学进步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或范式。
南开六年，蒋廷黻在中国史学界崭露头角。
1929年秋季开学，蒋廷黻应罗家伦校长的聘请，出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
这是蒋廷黻事业的真正开始，他参照美国的大学制度对历史系进行全面改造，不仅注重课程设置，而且注意人才引进，很快配置了当时国内大学历史系顶级阵容，主讲中国通史和古代史的是雷海宗，主讲隋唐史的是陈寅恪，主讲蒙元史的是姚从吾、邵循正，主讲明史的是吴晗，主讲清史的是萧一山，而蒋廷黻自己则主讲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
主持清华历史系为蒋廷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个人的研究也有很大推进。
他继续在南开时已经开始的工作，继续搜集并逐步扩大近代史、近代外交史领域的资料，完成《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上卷从1822年开始至1861年，中卷自1861年至1895年，两卷共辑录重要外交文献近千篇，是到那时为止最全选材最精良篇幅也最大的中国近代外交史料汇编。
蒋廷黻的学术目标当然不是编辑一套外交史料，而是自己的研究，他在搜集这些资料的同时，也相继写作发表了一批有关中国近代史、外交史的论文，特别是有关鸦片战争的研究，那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中国真正与外国发生外交关系的开始。
在1931年发表的《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中，蒋廷黻根据大量无可争辩的史料颠覆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再现了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作为和意义。
蒋廷黻指出，琦善受命前往广东后并没有撤防，在军事准备方面无可称赞，好像也应该无可指责。
至于在外交方面，琦善的做法不仅毫无过错，而且实在是超越时代超越那时所有人，因为他审时度势地看清了中英两国的强与弱，权衡了利害轻重而作出了一个高度理性的选择。
但是，蒋廷黻认为，琦善的理性选择使他个人蒙羞，成为国人痛恨的不抵抗范本或卖国贼，然而实在说来，琦善的这个理性举动又使中国错过了至少二十年的进步机会，因为按照林则徐的部署和预案，那么中英之间必大战，战则必败，败则中国必速和，速和不仅可使中国的损失大幅减少，而且可以使中国的维新提前至少二十年。
至于林则徐个人，那么也必然因大战大败而身败名裂，所以蒋廷黻推论，清廷罢免了林则徐，实在是最大限度地成全了林则徐的一世英名，是林则徐的终身大幸事，但对于中国的国运来说，林则徐的去职实在是大不幸，不仅人为拖延了中国政治进步，而且阻碍了中国走上世界的大道。
蒋廷黻的观点今天看来并不算什么，历史悖论几乎从来如此，但这篇文章在当年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知识界对抵抗、妥协究竟孰利孰弊的争论。
联想到1931年中国政治中国外交的现实背景，蒋廷黻的这些看法更容易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回响。
外交史的研究特别是研究成果在现实政治中获得的巨大回响激发了蒋廷黻浓厚的研究兴致，使他觉得有必要运用一种全新视角和观点回望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他发誓用十年功夫去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然而由于时局急剧变化，他的这个理想很快被中日战争所打乱。
随后几年，蒋廷黻被政府征调从政，先后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等，这个计划就被一拖再拖，甚至有泡汤的危险。
1938年春，蒋廷黻结束了驻苏大使两年任期，在那还没有新的任职安排空档中，写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念头又急剧萌生。
蒋廷黻那时住在汉口，身边并没有多少图书，但是他的写作念头越来越强烈，所以他决定即便没有参考文献，他也要被自己这些年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部《中国近代史》的来历。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时间，蒋廷黻的这部《中国近代史》就大致完成了，很快交给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等人主持的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在同年出版。
在这部篇幅不大的《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我们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走向，他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
蒋廷黻指出，中国在过去或许确实有着自己漫长的历史传统，但是到了近代，中国错过了工业革命错过了启蒙运动，中国不是近代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因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是要挑战世界已有规则，更不能对这些规则采取非理性主义的冲撞或鲁莽颟顸式的摧毁，而是应该引导国民尽快接受尽快适应这些国际规则，尽快让中国和世界一样，和其他民族国家一起发展一起进步。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篇幅不大，但由于观点鲜明、立论平实、论证严密、逻辑清晰，因而在1949年前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受到普遍重视，是那时大学历史系使用最广的教材，即便今天读来，依然觉得有一股清风扑面的感觉，有大梦初醒般的震动。
蒋廷黻和他的《中国近代史》在1949年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不被提及，但在过去三十年，这本书再度成为近代史的一本重要入门书，有数不清的版本。
沿着近代中国所走过的道路，蒋廷黻在这部《中国近代史》中用四章分别描述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强的四个选择，重构了近代中国历史画卷。
在第一章《剿夷与抚夷》中，作者分七个篇幅讲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贸易制度，分析中国没有在工业革命大航路发现后跟上世界步伐的根本原因。
作者认为，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夷之邦，不知廉耻礼仪，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
外夷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在广州一口有序有限经商作买卖，这已经很给他们面子了。
假如他们还不安分，那么天朝就要剿夷了。
那时的中国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道有外交不知道近代国家关系，只知道剿夷与抚夷。
于是，中国错过了马戛尔尼来华重构近代国家关系的机会，由此引发了鸦片贸易，又因鸦片引发了战争，中国由此又白白错过了二十年发展机遇。
直到第二次被打败，然后才有人认识到时代不同而思改革。
蒋廷黻认为，中国在道光、咸丰年间遭遇西方人的攻击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技术势力东来。
不过，中国很可以在这个被打的过程中转祸为福，只要中国人大胆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就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
可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没有这样想这样做，这除了认识见解外，蒋廷黻认为可能还与那时中国政治上的全面腐败有关联。
所以在第二章，蒋廷黻以《洪秀全与曾国藩》为题讲内忧内患，批评洪秀全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王朝。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而且不能成为部下的团结中心，所以遇到曾国藩的湘军，洪秀全所领导的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也就烟消云散了。
至于曾国藩究竟为什么能够取胜，蒋廷黻认为其在维护清廷继续作为政治中心的同时，不忘政治革新，一方面劝说朝廷接受西洋近代新文化新思想，另一方面又不忘恢复中国固有的政治信念和伦理观念。
在曾国藩领导湘军与洪秀全太平军交战的时候，中国又遇到了一次与英法联军的对峙，依然无法战而胜之，只好受尽屈辱后开始了一个新的历程，向西方学习。
所以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三章专讲《自强及其失败》，实际上就是描绘从1860年开始的三十年洋务新政的全景。
蒋廷黻指出，恭亲王、曾国藩，特别是李鸿章等人非常不容易，他们认为中国到了十九世纪只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才能生存，也看到了中国与日本在未来究竟孰强孰弱，就看哪个国家变得快。
他们明白日本明治维新的意义，大声疾呼中国人要加大改革，要从改革教育制度，要从培养人才方面入手，然而到了最后，洋务新政很难说成功，他们创造了许多新的事业，但到了最后，他们所创造的一切还是半新半旧不中用。
换句话说，中国到了近代要图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清醒者，他们推动了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他们尽最大限度避免与外国人冲突，然而整个士大夫阶层似乎并不这样想，他们根本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
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等人所提倡的洋务新政，同时他们又好多事，总是挑逗与外国的关系，倘若政府听了他们的话，那么中国几乎无年无日不与外国打仗。
闹到最后，还是爆发了1894年的甲午战争。
中国三十年的增长就像一个巨大的泡沫一样，在一夜之间被戳破了。
甲午战争后，中国面临新的选择，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第四章即最后一章《瓜分及民族之复兴》中，用六节篇幅讲述1895年之后至1930年初期的中国政治史。
在这一章，蒋廷黻从甲午战后列强瓜分狂潮说起，说了俄国人对中国的野心及李鸿章的轻信，说了戊戌变法，说了义和团、晚清新政和辛亥革命，还对民初的政治史、袁世凯之后的政治发展有所叙述。
只是由于这一段与蒋廷黻当年的政治现实关联太紧，因而他在这一章中的许多叙事其实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偏见，放弃了或者说偏离了先前客观中立的科学立场，将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等都视作孙中山展开革命活动的准备和阶梯，以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方才是中华民族重建复兴的唯一路径，这显然不是一种科学语言。
任何一本学术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也同样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过就总体而言，学术史的研究表明这部小书依然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是近代史科学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不经意间将近代史学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总 论1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5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7
第二节 英国人做鸦片买卖11
第三节 东西对打14
第四节 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19
第五节 不平等条约开始21
第六节 剿夷派又抬头24
第七节 剿夷派崩溃28
第二章 洪秀全与曾国藩33
第一节 旧社会走循环套35
第二节 洪秀全企图建新朝38
第三节 曾国藩刷新旧社会42
第四节 洪秀全失败45
第三章 自强及其失败51
第一节 内外合作以求自强53
第二节 步步向前进57
第三节 前进遇着阻碍59
第四节 士大夫轻举妄动65
第五节 中日初次决战73
第四章 瓜分及民族之复兴85
第一节 李鸿章引狼入室87
第二节 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91
第三节 顽固势力总动员94
第四节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99
第五节 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104
第六节 军阀割据十五年109
第七节 贯彻总理的遗教113
附录一 琦善与鸦片战争115
附录二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41
小引143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144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149
三、尼布楚交涉161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172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180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192
附 录206
蒋廷黻小传215
总 论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
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
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把政权暂时夺过去。
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人可比。
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
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
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
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
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西洋的文明。
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
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比。
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
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
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
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
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
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
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
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
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期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
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
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
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
所以在十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
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毫无力量。
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
而东方的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
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能赶上西洋人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
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
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来自中国学去的。
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做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
我们也可以把俄国做个例子。
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
可是在十七世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
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新。
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司哥（即莫斯科，编者注）的国粹党。
他不顾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即涅瓦河，编者注）旁，因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西欧往来。
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即斯大林，编者注）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
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
却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强的宰割。
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极大的阻力：
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
第二，因为官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
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
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很像中国的近代史。
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对。
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
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即凯末尔，编者注），于是始得复兴。
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
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
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
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
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
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
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
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
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第一章
剿夷与抚夷
第一节 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
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国去。
此中的缘故是很复杂的。
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
西洋到中国来的船只都是帆船。
那时没有苏伊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快需三个月。
因此商业也不大。
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
我们的经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
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
在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球人、高丽人看待。
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
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居。
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做买卖，借以羁縻与抚绥而已。
假若他们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
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
政治家分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
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
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
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
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做买卖的。
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
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
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
外商到广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
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
他们不能带军器进广州。
“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
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
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
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
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
外人每次纳税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
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那就是说，自动地放弃境内的法权。
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
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
中国与外国人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
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
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要求外人交凶抵死。
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收中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
到了十八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地变了。
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
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
英国此时的工业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地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