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价值中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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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含有相当程度的科学因素和成分，具有科学研究的价值，为进行科学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基础。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多的、更鲜明的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特征和知识属性。

这是因为文化既是对世界和人类自身认识的结晶，同时又是进一步认识的基础和出发点。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掘、整理、研究，增加、丰富、扩大、加深了人类的文化知识，促进人们在上层的、学院派的、知识界的精英文化知识体系之外，注意重视和开掘下层的、基础的、源头的，以及非文字的、活态的、口传的民间文化知识体系，从而深化、拓展人们的认识能力。

而用文化人类学标准界定的文化场所或文化空间，突出了民间文化、非物质文化的综合性、集体性、周期性、时空统一性等特征，又可丰富认识方式、增加认识内容，这些都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

（1）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对历史上不同时代生产力发展状况、科学技术发展程度、人类创造能力和认识水平的原生态的保留和反映，传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后人获取科技资料、掌握科技信息的基本方法之一。

每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或多或少可能都会有一些不科学、不人道的东西，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陈规陋习。

这些东西都应该被禁止、取缔，有的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也会被创造、信奉它的人群自动抛弃。

但是这些东西可能留存了人们在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生活情感态度、科学发达程度、风俗信仰禁忌等社会历史文化内容，因而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因此对那些已经被抛弃或即将被抛弃的暂列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某些部分和内容，也要以求实的态度对其价值予以科学认识。

总之，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不一定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某些部分和内容，真正重视、利用它们的科学价值，例如对于中国传统的风水文化就应采取这样一种态度。

风水之说起于先秦，所用名称还有形法、堪舆、地理等，在表现周代生活的《易经》、《诗经》中已有所反映和记载。

汉代青乌子已有“气成风散，脉遇水止”，“内外相乘，风水自成”的说法，晋代郭璞在《葬经》中首次对“风水”一词作了较为详尽的解说：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

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风水之法，得水为止，藏风次之。

”虽然后来直到宋代风水文化才基本成形，但用“风水”一词来指称择址而居的活动却从晋代一直沿袭至今。

由风水的初始定义可以看出，所谓风水，就是古人在择址而居时注意选择兼具和风与碧水的地方。

因为风和水对古人的生活影响极大，在风口地带古人简陋的房屋容易被吹翻掀倒，农作物也不易种植收获；

但另一方面，又不能选在四面不通风的地方，因为这样空气不易流通，容易滋生细菌、产生疾病。

而房屋如果建在河道或山谷之中，则在洪水来临时不仅会有房屋倒塌的危险，甚至还会夺取人类自身的生命；

同时，如果选择的住址离水源太远，则又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麻烦，所以只能选在既离水源不远而又能够免受洪水冲击的地方；

还有，日常饮用的水源还要是洁净的、营养均衡无副作用的，因为现代科学已证明许多地方性疾病的发生根源，就在于当地居民的饮用水中缺少一些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地方性疾病。

古代的城市或国都，大都选在依山傍水、地势开阔的地方，这样既有好的采风、采光、采水条件，又因为水流蜿蜒平缓而便于交通、灌溉、渔猎，气候温暖湿润、风调雨顺而便于种植生产、生活起居，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宜人的小环境、小气候。

这就是《管子?

乘马篇》所总结的“凡立国者，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此处的立国实际上就是指建立城市、营造国都。

因此，在风水的初期，可能就是讲究住房的选址，也就是既要有和风又要有碧水，既要向阳又要通风，既有青山又有绿水，既便于生活又赏心悦目。

总之，就是既要有新鲜湿润的、温和流通的空气，又要有洁净卫生的、甘甜宜人的水源。

这样，风水文化中的精华，也就是讲究生理健康、心理健康和谐统一的人居观念，讲究天地人和谐统一的环境理念，以形成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态优越的良性的小环境、小气候，就值得我们研究和继承。

因为按照对中国文化深有研究的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的研究和看法，中国的风水实际上是含有生态学、地理学、建筑学、气象学、景观学等科学内容的一门综合性科学，其实我们还可以加上水文学、地质学、心理学等学科。

因此，可以说形成初期的风水文化表明了古人在建筑学、景观学方面的科学认识及积累，就是在晋代以后它还在这些科学方面有大的发展；

至于此后它向神秘主义、鬼神宿命方向发展的另一路径和内容，则是我们今天要摒弃的封建迷信。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头文化，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价值。

表面上看起来口头文学靠口耳相传没有固定文本，人为性、随意性似乎比较强，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换个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口头文学可能更多地保存了历史的原状，是活态的、生动的历史。

由于口头文学是在民间流传，相对官修史书而言，更少受官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干扰，更少为所谓的尊者、闲者讳饰，因而就能更多地记录、存留下来当时的真实状况。

这就使得在某些时候口头文学比官方史书更有历史记忆价值、科学认识价值。

口头文学更高的科学价值，一定程度上还是由口头文学的口语性决定的。

在史前社会以及现在仍然没有文字的民族那里，口传文学在记录、保存、传承民族历史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人类的口头语言及口传文学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是讲究具体事实细节的可信，其次是强调高度发达的记忆能力。

而且这两大特征是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

只有强调讲清事实原委及具体细节，保证讲述的真实性，才能达到准确记忆的目的；

反过来，有了准确的、发达的记忆功能，才能保证对历史事实的准确记忆和讲述、传承。

正是口头文学本身的特性，以及它所用以表达的口语的特性，共同保证了口头文学的高度历史真实性，决定了其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中，提到了许多文化空间形式也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之一；

并指出文化空间既可定义为一个可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也可以定义为一段通常定期举行特定活动的时间，这一时间和自然空间是因时间和空间中文化表现形式的存在而存在的，我国壮族的蛙婆节、土族的纳顿节、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绕三灵等，就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空间。

这些文化空间多是在一些开放式的场所、依附于动态表演且往往有众多民众参与的文化活动或仪式行为，它们常常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重大学术价值、科学研究价值。

总的来说，这些文化空间保留着原始文化或再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往往具有宗教的神秘感、原始文化的粗犷美和野性美，富有原始情趣，表现出原始文化的生机和神奇。

这些以文化空间形式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天真、淳朴、稚嫩的原始思维的产物，形象地体现了人类的历史与文化，反映了人类宝贵的生命意识、时间观念以及空间意识。

作为人类历史生态链上的一环，可以说每一种文化空间形式都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地位、重要的科学价值。

（2）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价值还指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科学含量和内容，有较多的科学成份和因素。

例如民族传统医学药学、民族传统历法以及其他民俗、民间禁忌等。

在此仅以民族传统医药学为例进行分析说明。

民族传统医药学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这不仅包括汉族的医学药学，还包括藏、蒙、苗、瑶等少数民族的传统医学药学。

中医中药堪称我国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传统中医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医学体系，包括阴阳五行、经络、病因病机等学说及治法治则，其基本特点为治疗的整体观念和辩证施治。

中医理论是由中医师丰富的个体经验支持的理论体系。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而这些都要靠经验传授，也要靠自身经验的积累，靠自身的感悟和摸索，中医的这些无形的技巧和经验，要靠每一个人在实践中去学习和掌握。

中医治疗经验的个体性，决定了其传承的复杂性。

但中医治疗的整体观，注重从人的机体自身的协调完整性和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出发，把握人自身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与外界气候、水土影响的关系，强调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把握症候辩证施治。

这种强调整体观及辨证施治的科学性，在世界医学体系中是非常独特的。

中药学是中医学的重要内容。

中药学中对中药的采集、炮制，对药性、药量、配方、服用的分析，都建立在对植物学的深入认识上，具有很高的科学性。

例如每剂中药用几味药，每味药需要多少剂量，都是很有讲究的，用量不同，药效就大为不同。

再如煎药时用多少水，煎到什么火候，煎多少时间，都直接影响药效和治疗效果。

此外，即使对同一种药材植物，在它的不同生长阶段，以及在不同的时令采集和使用也会有不同的药效和治疗效果，例如有一种叫白蒿的植物，如果是在初春嫩小的时候采集就是一味叫茵陈的中药，可以去火养肝；

如果等春天已过它已长大时采集，则基本上失去解热去火的功效，仅仅能作为一种在燃烧时靠气味驱除蚊子的蒿子。

这些在世代累积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的科学认识和把握，非常值得我们珍视。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本身具有较多的科学内容和因素，而且还给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史料和极有学术价值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从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宗教学、民俗学、文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去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和认识活动，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

因此我们不能鄙视这些反映并表现、存活了人类创造历史的早期行为的精神文化财富，不应轻易地扔掉这些历经沧桑的活态人类文化，而是要充分认识它们所具有的重大的、不可多得的科学价值，积极地去保护、传承、研究它们，从而更好地丰富人类的历史文化知识，提高人们的科学认识水平。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和谐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积累、传承文化并加以创造发展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是规范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一种基本力量；

它有利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全面、平衡发展，具有总要的和谐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也特别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和谐的价值与作用，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进行交流和了解的要素”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研究和发展，可以促进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和谐，调整个体的精神世界，协调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族群关系、国家关系、地区关系、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从而达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和谐。

对此，它不失为一种有益、有效的途径。

从历史上来看，中华民族是与人为善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关于和谐的丰富思想传统。

“和”字常用来指家庭、国家、天下等社会单位内部井然有序、协调一致的状态；

“谐”字则更加强调相宜、融洽的含义。

儒家思想中对此论述颇多，如孔子讲“和为贵”、“为政以和”、“和而不同”，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主张“和则一，一则多力”；

他们并且提出了“大同”的和谐社会的美好理想。

从哲学上来讲，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一种共同生存、相互协作的亲和状态，虽有对立，但更强调统一性。

从社会学上来说，和谐是一个过程，是事物发展运动的善与美的理想存在状态及其表现；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是自由、公正、诚信、友爱，富有生机、安定有序、环境美好的社会，是一个人与心灵、他人、社会、自然和平共处的社会。

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社会的和谐，主要是人对社会的价值认同，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通过推动价值认同而达成人与社会和谐的巨大优势和重要作用。

1、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具有社会和谐价值

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含有大量的传统伦理道德资源。

历史已经证明，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向善程度，决定了这个民族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文明程度。

因为伦理道德是促进个体与社会和谐相处的平衡机制，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平稳运行提供基本的秩序和保证，是协调个体关系、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调节方式和手段，所以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通过撷取、展示、宣扬其中的与人为善、尊老爱幼、明礼诚信、天人合一等美好向善的伦理道德资源和内容，就会极大地助益于我们当今的和谐社会建设。

群体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是人类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和目标，而文化认同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每一个国家、族群都有其与众不同的特定文化，这些文化成了维系他们拥有共同情感体验、共同生活风俗、共同伦理意识和世界观的重要内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这些文化中重要的、鲜活的、发挥重大影响的主要部分、重要部分，因而在促进社会认同、族群凝聚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有很强的社会和谐价值。

第二，社会就是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又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和表现。

人类是群居的社会化动物，个体都有一个适应集体、融入社会的过程。

而社会或族群也会要求每一个成员都变成它的合格的个体，标准和方法就是使所有社会成员都掌握这个社会或族群的文化。

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其实也就是个体学习族群独特文化，接受、适应并在这种文化中成长发展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接受了族群的独特文化，也就是对这个社会进行了价值认同，通过个体有效地融入社会而达至社会和谐。

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鲜活的、丰富多样的文化资源就有重要的社会认同、社会和谐的价值和作用。

因此，人的社会化过程就是社会价值认同过程、社会和谐实现过程，就是该族群的独特文化代代相传、儿孙相继的过程。

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亦即人的社会既爱之认同过程中，一方面个体要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如家庭、社区、学校、单位、媒体等；

另一方面又要将社会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等潜移默化地变成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才能最终实现社会化，完成社会价值认同，达至社会和谐。

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社会文化资源中的重要部分，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认同作用、社会和谐价值。

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所关注、所认同的行为文化、伦理文化、风俗文化等，大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突出特征如社会性、群体性、共享性、活态性等，也正是个体在谋求社会认同中所要学会和遵守的。

这也再次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社会和谐价值。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愈来愈突出，给世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也越来越认识到了保持自身固有文化特性的重要性，因为这涉及该国家、地区、民族自身文化的继续存在和确立，牵涉到他们的文化主权的确立、文化价值的认可以及在世界上众多民族、国家中独特文化地位的存在和尊严。

作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乃至标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情感、精神的源泉，是民族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

因此，在现代工业文明和消费文化的强势冲击下，如何保护民族文化资源，维系民族凝聚力，保持社会的安定和谐，就成为一个紧迫而重要的普遍性问题。

这就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并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维系民族认同、延续文化传承方面的重要和谐价值和作用。

因此，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社会认同作用、社会和谐价值，就有助于不同民族、国家保持自己的文化特性、文化尊严，有助于这些国家、民族中人民的文化认同、价值认同，有助于长远地、积极地保护不同民族的文化身份、文化象征标识，有助于保持并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定。

第三，每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都会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所保留和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传统文化内容，规范着民族的群体生活方式、思想价值取向，是维系民族团结、巩固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是民族凝聚力、社会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社会和谐的重要源泉。

每个国家、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它们是维护民族独立、尊严，促使民族崛起、振兴的强大精神支柱，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鲜活体现，是民族情感、民族心理的寄托；

不同民族所创造、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渗透在这些民族广大民众的骨肉血脉之中，融化到他们日常衣食住行之中的民族共有共享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大量的民族文化传统，反映和表现了民族共同心理结构、思维习惯、生活风习等内容，能产生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共识和认同，发挥其强大的民族共识、社会认同的价值和作用。

因此，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象征，具有重要的社会和谐价值，对民族文化认同、社会和谐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2、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和谐价值的主要表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和谐价值，不仅能促进人与内心、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能促进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和谐。

具体地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和谐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个体的人的层面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能促进自我与内心的和谐，也能促进自我与他人的和谐，这是和谐价值中的人与内心、人与他人的和谐。

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许多口头传说和故事的内容，主要突出的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主旨，安分守己、恪守礼法而不是逾礼违规、悖反伦常；

知足常乐、安贫乐道而不是贪得无厌、利欲熏心；

明礼诚信、乐于助人而不是背信弃义、刻薄寡恩；

意志坚定、心理坚强而不是缺乏毅力、心理脆弱。

尽管有些传说和故事在实际中会带来一些息事宁人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这些方面的内容在促进人内心的平和、人际关系的友爱方面还是产生了明星效果的。

由于这方面的传说和故事不胜枚举，在此就不予列举。

在当今竞争高度激烈的社会条件下，人与内心的和谐问题越来越突出，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

2006年8月6日，温家宝总理向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祝贺九十五岁寿辰，二人在探讨和谐问题时，重点谈了人与内心的和谐。

季羡林说：

“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温家宝说：

“《管子?

兵法》”上说：

‘和合故能谐。

’就是说，有了和睦、团结，行动就能协调，进而就能达到步调一致。

协调和一致都实现了，便无往而不胜。

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

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

”这就要求我们要高度重视人与内心的和谐问题，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和谐价值中汲取资源，增强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提高人们的心理素质，是人们能正确对待挫折和失误，经受得起失败的打击和考验，承受得起生活的重担、磨难和苦难，成为一个人格健全、心理坚强的人。

第二，就个体的人与集体、社会的层面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和谐价值在促进人与社会和谐方面的表现。

例如，2005年冬我们在贵州省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考察时了解到，布依族聚居的黔南州贵定县音寨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尚无刑事犯罪案件发生。

这在全世界也是不多见的。

据当地有关人士分析，这一奇迹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音寨这一带一直未中断当地特有的“三月三”、“六月六”歌会等民族民间节日文化活动有关，正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及活动的举行，很好地起到了崇尚道德、弘扬正气、凝聚民心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当地人民平安、社会和谐。

第三，就人的集体与集体的层面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促进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和谐。

族群与族群的和谐方面，例如我国土族地区普遍流行藏传佛教，所以在青海省同仁县就出现了土族、藏族共同参加当地最盛大的宗教节日“六月会”的景观，这对土族、藏族人民在当地的和谐相处、共存共荣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的和谐方面，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地具有国际性、共享性的特点，例如蒙古族长调、马头琴是我国和蒙古国，木卡姆是我国和哈萨克斯坦等国，柯尔克孜族口传史诗《玛纳斯》是我国和吉尔吉斯斯坦、阿富汗等国共同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因此，对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顺应并利用它们的这种共生、共有、共享的特点和优势，开展并促进不同民族、地区、国家间的文化合作与交流，充分发挥其民族团结和国际交流的凝合剂、催化剂的作用，使跨民族、跨地区、跨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发展成为共创、共有、共享这些文化财富的所有民族、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与义务，使这些民族、地区、国家之间形成良好的交往合作关系。

例如在2005年末公布的第三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我国和蒙古国政府联合申报的蒙古族长调民歌入选，在这一过程及今后的共同保护中，已经并将继续发展两国在这方面的友好合作，从而加强两国的密切联系，促进两国关系的和谐稳定发展，促进这一地区的和谐与繁荣。

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成为国家间对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民族间联系沟通的黏合剂。

在大力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对外文化交流，让独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弘扬、展现光辉灿烂、魅力独特的民族文化，既有利于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增进友谊，培养感情，同时又能增强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凝聚力。

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来促进地区和谐稳定、推动国际交往与合作，是有可靠的现实基础和条件的，因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可能拥有相同或相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例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长调、木卡姆等。

有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具有人类意识和普世价值，可以成为一个国家、民族联系世界的纽带，因此通过在保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开展国际交往与合作，也能够拓宽国际交往的渠道，促进国际交往的发展，维护世界和谐、和平。

例如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建立合作和互助的国际技术、财务机制，动员国际社会履行共同的义务。

此外，作为国际化、全球化、一体化进程中不可忽视、不可轻视的方面，重视并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和谐价值，对我们正确处理艺术、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对我们在国际化语境中进行民族民间文化、民俗文化的继承、保护、开发有重要作用。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进行国际交流协作，还有助于尊重人类发展中实际存在的文化普遍性，帮助弱势群体和族群防止文化破坏，这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和谐价值在国际交往中的体现。

第四，就人的个体、集体以及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例如禁忌文化是藏族人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藏族禁忌文化中有许多禁忌就是为了防止人们肆意破坏自然，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藏族关于善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