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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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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篇：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第二篇：

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第三篇：

劳动教养制度

∙第四篇：

简述劳动教养制度

∙第五篇：

浅谈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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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篇：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茅于轼，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国务院法制办：

值此全国法制日即将来临之际，我们郑重建议：

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诚然，劳动教养制度是特殊时空环境下的历史产物，如果说在建国之初它还对社会稳定起过阶段性作用的话，那么在“依法治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业已入宪的今天，延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劳动教养制度已经越来越悖逆于时代的潮流，严重阻碍了国家的法治进步。

首先，劳动教养制度直接侵犯我国宪法保护的人身自由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

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

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

员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

其次，劳动教养制度与立法法与行政处罚法的等上位法相冲突。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

能制定法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现行的劳动教养属于国务院转发的部门规章，却赋予了有关部门非法限制和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权力；《行政处罚法》的处罚种类中也不包括劳动教养；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拘留期限不得超过天，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

其三，劳动教养制度与我国也已签署的国际公约无法接轨。

1998年10月，中国政府签署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有权享有人身自由和安全。

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或拘禁。

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依据《公约》精神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所有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的决定必须通过正当程序并由法院作出判决。

信守《公约》的责任和义务。

其四、从政治管理的角度来讲，劳动教养制度堪称当代中国的一大弊政。

该制度成形之初，是为了配合“镇反”运动的临时应对之举。

改革开放后，为了处置不够刑事处分的违法人员，再度激活了劳教制度，并实现了劳教对象向普通违法行为的转型和延伸。

尤其是九十年代末以来，劳教制度一方面日益强化，另一方面也开始制度化。

在管制效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劳教制度成为几乎无所不包、随意性极大的剥夺人身自由处罚措施。

劳动教养制度的存续和膨胀明显的违背中央政府提出的构建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执政方向，具体弊端如下：

1、劳动教养的存在严重损害了刑事法律的权威。

2、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样的行为不构成刑事处罚，而适用劳教行政处罚时却高于刑罚的拘役刑。

3、由公安机关完全主导的劳动教养是典型的“警察罚”

4、劳动教养随意性强，公安机关拥有不受制约的自由裁量权，使原本已经过大的公安权力进一步膨胀。

5、劳动教养是完全封闭式的汇报审批，根本不公开，也不能辩护和辩论。

6、劳动教养成为错案、冤案的温床，检察院不批捕或退侦案件、法院清判案件、证据不足超期羁押案件都可以转为劳教。

7）在利益驱动下，一些公安部门甚至利用劳教处罚权搞部门创收。

8）劳动教养日益成为打击迫害上访、举报、维权公民的工具。

9）劳动教养是实施差别待遇的处罚，不仅内外有别，而且等级、身份有别。

这从公安部

于对外国人和华侨、港澳台同胞不得实行收容审查和劳动教养通知》就可见一斑。

而且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4年，明显违宪。

“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第九条规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1－3年。

，该《公约》第九条第一款规定：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应在正式批准，打破了公、检、法相互制约的平衡关系。

”第十条规定：

15“人人1992年发布《关只能由法律设定。

《公约》尽快废除劳动教养制度，

污受贿、刑讯逼供、栽赃陷害等职务违法行为几乎从来不适用劳动教养。

诸多事实表明，乱象从生的劳动教养制度不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它的巨大负面效应足以让中央政府改弦更张、从善如流，反思现有的治理模式，从而推动立法部门早下决心，尽快废除这一于理不合、于法无据，严重背离亲民、爱民政策的劳动教养制度。

我们认为：

国务院既然曾经批转过这个试行办法，也应当对此办法是否违法负有监督责任，理当对这一违法违宪办法的废除尽些责任。

因为它关涉到人治抑或法治的两极选择，更体现的是官贵民轻或民贵官轻的治世思想走向。

如果人治兴，红头文件和领导讲话就是“法”。

然而法治兴，则必须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启动违宪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就是捍卫国家宪法的尊严，剥夺了各级领导的法外之权，此举有望进一步缓解官民矛盾，促进民生福祉。

胡锦涛总书记在最近主持的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切实抓好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各项工作，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有力法制保障。

特别强调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

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为全社会作出表率。

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确保法律正确实施。

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综合运用各种监督形式，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

我们认为：

时值今日，进行违宪审查、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条件都已经完全成熟。

可以说，劳动教养制度的废除与否，将是“人治中国”与“法治中国”的分水岭；将成为“文明中国”与“野蛮中国”的试金石。

为此，我们再次强烈要求对劳动教养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或立即废除劳动教养制度，以表明中央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强决心。

敬请国务院积极配合此次公民违宪审查呼吁行动为盼。

201X年11

茅于轼（经济学家）

俞梅荪（法学家）

立法（民间政治活动家）

杨子云（记者）

人士）、李咏（法学者）

人士）、涂金灿（学者）

杨大民（律师）

师）、李敦勇（律师）尊严、权威。

特别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29日联署签名：

、贺卫方（教授）、胡星斗（教授）、郭世佑（教授）、张鸣（教授）、夏业良（教授）、、孙国栋（学者）、赵国君（学者）、范亚峰（学者）、王俊秀（学者）、笑蜀（学者）、姚、韩三洲（学者）、黄卉（学者）、张星水（律师）、韩一村（律师）、谭雷（律师）、、李方平（律师）、李和平（律师）、贾承霖（律师）、斯伟江（律师）、万延海（民间公益、马福祥（律师）、汪席春（律师）、郝劲松（民间公益人士）、丘建东（民间公益、李苏滨（律师）、杜鹏（律师）、吕进（律师）、程海（律师）、魏汝久（律师）、、章立辉（律师）、张建国（律师）、王利平（教授、律师）、林小建（律师）、黎雄兵（律、罗居剑（工程师）月

第二篇：

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论我国的劳动教养制度

摘要：

劳动教养制度实施了50多年，各种运作弊端的产生在所难免，然而实践证明，劳动教养制度在预防和减少犯罪，挽救违法和轻微犯罪人员，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和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面对质疑和批评，如何改革劳动教养制度已经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立法的完善，司法的保障，执法的科学、规范化是我国劳动

教养制度改革的出路。

关键词：

劳动教养；问题；现实意义；出路

一、劳动教养的涵义

国内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劳动教养的涵义做了归纳，如“劳动教养是对有违法犯罪行为但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依法实施制裁并体现劳动教育改造的措施”；“劳动教养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对有违法和轻微犯罪行为，但不够或不需要刑事处罚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矫治的一种行政措施”；《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规定：

“劳动教养，是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也是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中规定：

“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等等。

不管从什么角度释义，“教养”一词都表明了劳动教养制度的目的：

“即对教养对象进行法律道德教育、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掌握谋生的技能，养成良好的行为方式，使其成为遵纪守法、自食其力的社会成员。

”这一目的为改革者所倡导，并被奉为“劳动教养的特色”将在新制度中予以保留且发扬光大。

然而“劳动”一词则被指摘：

“政治意蕴和强制特征过于突出，而且，劳动’是教养的手段之一而并非目的。

因此，为了体现这项措施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逐渐淡化在过去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意识形态色彩，并且与国际社会接轨，‘劳动’一词不宜在新制度中沿用。

”

二、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

立法工作停滞不前，劳动教养缺乏充分的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法律依据

从1957年到现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经济、政治、法制形势发生了重大改变，劳教制度本身的很多内容也在不断变化，立法工作却始终未有太大的进展，至今仍未形成一部由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制定的集程序、实体内容于一体的系统、全面的法律，1982年颁布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依旧是劳动教养制度运行的主要法律依据。

法的强大的生命力在于：

能够根据实践发展的需要适时修订其内容。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法不但不会发挥它固有的“指引、预测、评价、教育、强制”的作用，反而会因僵化而形成桎梏，束缚人们的行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从而引起人们的反感、批评、质疑。

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在谈到一项法律时说到：

“一个理想的法律制度可能是这样一种制度，其间，必要的法律修正都是在恰当的时候按照有序的程序进行的，而且这类修正只会给那些有可能成为法律变革的无辜牺牲者带去最低限度的损害。

”正因为缺乏一部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为各地公、检、法、司部门统一遵守的高层次的法律，“各地标准不一，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局面随之形成，给劳动教养审批、执行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增加了执法成本；人民群众对审批工作不信任，易产生不满情绪；相关法律权威性不高、相互矛盾的状况也会影响劳教人员认错伏法的效果。

劳教管理监督体制设计不合理

在管理体制的设计上，1979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第一次将劳动教养的管理和审批机构确定为“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该委员会设置在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大中城市的人民政府之下，并由民政、公安和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

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

然而，所谓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似乎从一开始就只是个虚设的机构，因为它一无健全的组织机构，二无有效的办事机构，三无统一的领导机构，四无业务经费。

1984年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做了补充规定：

“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审查批准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但在实际劳动教养审批过程中，劳动教养审批权由公安机关独揽的情况逐渐形成，参与该委员会的民政、劳动和司法行政机构最终完全丧失了对劳动教养审批活动的参与权，致使在审批工作中出现“审批随意性大、程序违法严重、先行劳教”等等严重问题。

20世纪80年代初，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养工作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具体管理这项工作。

1983年，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对劳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

此后，司法行政部门既管劳改又管劳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