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英语翻译125678课课件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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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看，动物对人所做出的反映更多是与人的体味和身体动作有关。
有些人根据他人的握手方式来判断对方。
得体而有力度的握手表现一个人的个性，而“死鱼”般软绵绵的握手方式则不是好迹象。
我也不喜欢握手时那种软弱无力毫无生气的样子，但却谨慎小心，不把它作为判断人的标准。
再说，骗人的老手在与人握手时很容易装出热情有力的样子。
虽说握手时你应该用力，这样就立刻留给对方一个良好的印象，但下次有人紧握你的手时，你别太当真，因为这并不能告诉你关于他的具体情况。
某些整洁清秀的外表会塑造诚实的形象。
譬如，金发碧眼的年轻人，面带稚笑、一脸典型的邻家男孩的表情，这种地道的美国人的特征几乎总能激起别人的信赖。
单凭外表盲目相信别人，从逻辑上讲毫无道理。
然而，大多数人的确就这样草率判断别人。
相反，皮肤油黑、毛发油腻、留着小胡须、脏兮兮的男人，不会被认为看上去老实。
同样，某个女人的长相可能让人联想到街头妓女，而开价很高的应召女郎看上去可能会显得娴静清新。
以上所谈的外表问题自然与着装——如果是女性的话——与化妆品有很大的关系。
但不幸的是，不为人所控制的、
与生俱来的外貌在大多数人的判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我很同情那些勤奋而又老实的推销员，他们天生的那幅相貌让人不由自主地这样想：
“这种人的二手车我可不想买！
”另一方面，一个阴险的人也许看上去像那种可信之人。
仅仅因为外表，你怎能断定一个看上去像个危险分子的搭车人，比一个整洁清秀的搭车人更危险吗？
你怎能肯定这个人就一定是个危险人物呢？
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毫无道理地草率做出这样的决定。
从更大的范围上讲，选民们往往仅因为某个政客的外表整洁清秀而对他做出有利的反应。
其竞争对手经常被否决，则是因为上苍没有赐给他取信于人的外表。
这种判断是错误的，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诚然，许多选民投票选某位候选人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但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整洁清秀的形象可能会有利于不该当选之人，从而使他占据上风。
我们常常根据一个人的表达能力而做出轻率的判断。
再回到政治话题上来，许多选民仅仅根据候选人公开演讲的方式就对他的能力做出判断。
然而，一个候选人可能非常善于演说，他却未必胜任其所竞选的职位。
我认识许多才能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是尚未培养出在公开场合演讲的才能，但在与别人一对一的交流中却表现极为出色。
充分表达己见的能力固然重要，但我们对于那些让人感觉善于辞令的人，往往产生错误的印象，因为很多情况下这种优点仅仅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不难想象，一位外表整洁清秀、讲话娓娓动听的政客会轻而易举战胜一位不张扬却更为合格的对手。
他之所以取胜仅仅是因为其形象令人信服。
经过多年面试和聘用销售人员之后，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油嘴滑舌的人未必是顶级的生财人。
“天生”就会做生意的人固然有一定的优势，但很多时候，具有良好的工作习惯、正当动机和奉献精神的那种推销员却成了公司里最出色的人。
通常，如果销售经理聘用一些性格外向而又善于炫耀自己的销售人员，就会造成人员变动率的上升。
姓名的听觉效果对听者产生的效应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有时，我们听到一个相对于“难听”而言的“动听”名字，就匆忙形成毫无根据的看法，这实在是惭愧。
好莱坞制片厂很久以前就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便更改影星的真实姓名。
我最喜欢的一句台词，就是电影《金手指》中詹姆斯·
邦德对女主角PussyGalore说的话。
初次遇见她时，他不禁惊叹道：
“我一定是在做梦吧！
”假如女主角的名字叫做HarrietFinkelstein，观众恐怕将永远欣赏不到银幕上最叫座的那样一个盛名。
然而，不管一个人的名字多么了不起，以此为标准去评价一个人的个性，和以握手方式评定一个人的价值一样，同样不合逻辑。
漂亮性感的红发女郎未必就是床笫之欢的最佳搭档，高大健壮的男人也未必如此。
然而，我们往往认为这种男人个个都是战场上的英雄，总比那些瘦小的男人更加勇猛。
同样，认为外地律师或顾问比本地的更专业，理由也欠妥。
仅仅因为你看牙医得提前半年预约，未必表明他最擅长口腔业务。
开梅赛德斯车的保险代理人提供给你的服务未必比开福特车的更为周到。
在与你的律师通话前，先打总机，再找接待员，然后找私人秘书，并不能说明这个律师打官司的能力。
我还希望你们不要因为第三银行新建的总部办公大楼比第四银行的高出几层，就把全部存款从第四银行转入第三银行。
认为清洁卫生的餐馆提供美味佳肴也同样没有道理。
确实，所有这些因素都是漂亮的门面装饰，不能完全忽视。
不过，在你最终抉择生意伙伴之前，必须要考虑到比之更为重要的其他因素。
许多形象只不过是表面现象，我们却习惯上把它们当作真实情况去接受。
下次，有人对你说：
杜鲁门·
布鲁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因为他笑容可掬，与人交谈直视对方眼睛，和人握手很有力度，而且对宠物极有感情。
这时你可别上当受骗噢！
Unit2IsLoveanArt?
爱是一门艺术
爱一门艺术呢，还是一种快感呢？
如果是一门艺术，它就需要知识和努力；
而要体验快感则全凭造化，唯幸运儿才能“坠入爱河”。
如今多数人无疑相信后一种观点，但这本小书却是基于前一种假定的。
这并不是说人们认为爱不重要。
人们渴望着爱，他们看不计其数的描写幸福和不幸爱情故事的电影，他们听数以百计的毫无价值的爱情歌曲——然而几乎没有人认为关于爱还有什么需要学习的东西。
这种奇特的态度基于几个前提，这些前提往往单独地或相互结合地支持着这种态度。
多数人认为所谓爱主要是“被爱”的问题，而不是“爱人”的问题，不是自己有没有爱的能力的问题。
所以，他们认为问题在于如何被爱，如何变得可爱。
他们通过几种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
其中尤为男士们所喜用的是取得成功，在自己的社会地位允许的范围内获得最大的权力和财富。
而尤为女士们所喜用的是尽力塑造体形，注重衣着等，从而使自己更有吸引力。
另外一些使自己更有吸引力的方式，则为男女所共同采用，如使自己举止得体，谈吐幽默，以及乐于助人、谦虚随和等。
很多让自己变得可爱的方式和使自己事业有成的途径相同，如“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等。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中，大多数所谓的可爱，实质上是既要讨人喜欢，又要具有性的魅力。
导致“爱不需要学习”这种看法的第二个前提是：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爱的问题在于“对象”，而不在于“能力”。
他们认为“爱”是简单的，而找到爱或被爱的合适对象却很困难。
造成这种态度有几个原因，它们的根源在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其中一个原因是：
在20世纪，对“爱的对象”的选择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维多利亚时代，如同在很多传统文化中一样，一般说来，爱情并不是一种最终可能会导致婚姻的自然产生的个人体验。
恰恰相反，婚姻是按传统习俗订好的，或通过双方家庭或通过一个媒人，也可能不需要这类中间人的帮助；
婚姻是在考虑社会需要的基础上决定的，一旦结了婚，爱情就自然发展起来。
在过去几代人中，浪漫爱情的观念已在西方世界变得极为普遍。
在美国，虽然传统性质的考虑并未完全消除，但很大程度上人们却在寻求“浪漫爱情”，寻求导致婚姻的那种个人的爱情体验。
这种自由恋爱的新概念一定大大增加了“对象”相对于“功能”的重要性。
同这一因素密切相关的是当代文化特有的另一个特点。
我们的整个文化是以购买欲和互惠交换的理念为基础的。
现代人的幸福在于看着商店橱窗时的兴奋，在于用现金或分期付款购的方式购买所有他们买得起的东西。
于是，他（或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去看人。
对男人来说，有魅力的女孩子是他要追求的对象，而有魅力的男人对于女人也同样如此。
“有魅力”通常意味着在个性市场上那些人们喜欢并追求的一组优秀的品质。
特别使人有魅力的东西，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是由时代的风尚所决定的。
在20年代，一个抽烟、喝酒、泼辣、性感的女孩是有魅力的；
今天的风尚更多地要求贤惠和娇羞。
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男人必须雄心勃勃、敢作敢为才能称得上有魅力，而如今男人则必须善于交际、宽容大度。
无论如何，通常只有在这些人性化的商品在自身有可能进行交换的情况下，才会培养起爱上某人的感觉。
我一心要做一笔交易；
对象不但应有合意的社会价值，同时考虑到我本人公开和隐蔽的资产和潜在能力，对象也应该需要我。
这样，当两个人考虑到自身交换价值的局限，认为自己已经在市场上找到了最好的对象时，他们就开始恋爱了。
像购买不动产一样，能发展的潜力在这种交易中常常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在一个市场导向占主导地位，物质上的成功具有突出价值的文化中，人的爱情关系遵循商品和劳动力市场支配交换的同一模式，也就不足为奇了。
导致爱无需学习这一看法的第三个错误，在于将“爱上”一个人的初始体验和“爱”一个人（或不妨说是“处于”爱一个人）的永久性状态混为一谈。
如果两个素昧平生的人（我们都是素昧平生的）突然让他们之间的那堵墙倒塌，感觉越来越亲密，最后感觉像一个人一样，这种像一个人一样的时刻是一生中最令人愉快、最令人激动的经历之一。
对于那些与世隔绝、孤独而没有爱的人来说，它更是美妙和神奇的。
这种突然亲近的奇迹，如果与性的吸引和性的完美结合起来，或者为性的吸引和性的完美所引发，常常会变得很容易。
但这种爱情自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不会长久的。
两个人相互熟识了，他们的亲近关系也就越来越失去了其神奇性，直到最后他们的敌对、他们的失望，他们的相互厌烦把所剩不多的最初的激情也扼杀掉了。
然而，开始时他们对此却一无所知：
事实上，他们把彼此间的极度迷恋，相互为对方“疯狂”的状态当成了强烈爱情的明证，而实际上这也许只是证明了他们以前是多么的孤独。
没有比爱更容易的事了——这种态度一直是有关爱的流行看法，尽管大量的证据说明事实恰恰相反。
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什么事业像爱情那样带着如此巨大的希望与期待开始，而又如此经常以失败告终。
如果从事任何一件其他的活动出现这种情况，人们会渴望知道失败的原因，渴望学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或者他们会放弃这种活动。
既然在爱的问题上不可能选择放弃，看来只有一种合适的方式来克服爱的失败了——这就是研究失败的原因，并进而探讨爱的意义。
第一步要做的是要意识到，正如生活是一门艺术一样，“爱”也是一门艺术；
如果我们想要学会如何去爱，我们就必须像学习其他任何一门艺术，如音乐、绘画、木工或者药学、工程那样，采取同样的方式。
学习任何一门艺术的必要步骤是什么呢？
学习一门艺术的过程可以很方便地分为两个部分：
一是掌握理论；
二是精于实践。
如果我想学医，就必须首先了解有关人体和各种疾病的事实。
但即使我掌握了所有这些理论知识，我在医术上仍然是无法胜任的。
只有经过大量的实践，直到最后我的理论知识的成果和实践的成果融为一体，形成了直觉（这是掌握任何一门技艺的本质），我才能成为这门技艺的一位大师。
但是除了学习理论和进行实践外，精通任何技艺还必须有第三种因素，即对这门技艺的掌握必须是头等大事；
世上再没有比这门技艺更重要的事了。
这一点适用于音乐、药学、木工，也同样适用于爱。
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尽管在爱的方面明显地屡遭失败，却仍很少去学习这门技艺，其原因也许就在这里：
虽然内心深处都渴望爱，却认为其他任何事情都比爱更重要，如成功、声望、金钱、权力；
我们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学习怎样去实现这些目标，而几乎不花费任何精力来学习爱的艺术。
这会不会是因为人们认为只有那些能用来赢得金钱和声望的东西才值得学习，而爱“仅仅”有益于心灵，却不能带来现代意义上的收益，所以就成了我们没有权利为之耗费过多精力的一种奢侈品呢？
Unit5SolveThatProblem—withHumor用幽默化解难题
在面对生活中较为激烈的冲突时，我们中有许多人因采用直截了当的回击而败下阵来，而来点幽默，也许就能使我们赢得胜利。
就拿我的一位年轻朋友来说吧，他因上班迟到，收到了一份最后通牒。
就在这之后不久，他又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了交通堵塞。
尽管萨姆以往迟到了总会有个正当的借口——家里有人得了重病——可是这次，他认定这个惯用的借口再也不会奏效了。
他的上司也许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在演练着开除他的演说词了。
上司确实如此。
萨姆9点35分走进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如同更衣室一般安静，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地工作。
萨姆的上司朝他走了过来。
突然，萨姆强作欢笑，猛地伸出手来，说道“你好！
我是萨姆·
梅纳德，我现在申请在35分钟之前刚刚空出来的那份工作。
疾足者能先得吗？
”全屋里的人哄堂大笑。
上司忍着笑，走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萨姆运用了唯一能获胜的工具——笑声，保住了他的那份工作。
幽默通常是防止小误会升级到大问题的最佳方法。
最近，我的一位邻居在妻子开车送他去机场的路上，与她发生了一点口角。
上了飞机后，他感到很痛苦，知道妻子也很难过。
当他妻子两小时后回到家时，接到了一个长途电话。
“受话人‘Mrs.I.A.Pologize（夫人，我道歉）’，”接线员拖长声音说道，“名字的拼写为P...。
”一眨眼功夫，电话线两端的人的整个一天由阴转晴。
一位思维敏捷的英国女主人举行一个正式晚宴，宴请八位贵宾，希望取得他们对一个大型慈善活动的赞助。
那时英国盛行简朴，所以她派
孩子们端菜送饭。
她知道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当他儿子像走钢丝一样小心谨慎地端进一只很大的烤火鸡时，真的发生了一件事情。
男孩很顺利地用胳膊肘推开餐厅的双开式弹簧门，但是门又反弹了回来，把鸡撞到餐厅的地板上了。
那男孩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客人们盯着自己的盘子看。
女主人只是转过头来，微笑着对儿子说道：
“不要紧，丹尼尔，把它捡起来，拿回厨房就是了。
”——她吐字非常清楚，所以儿子会领悟她所说的意思，——“把另一只拿来。
一个眼神，一句幽默，饭桌上令人脸红的尴尬场面很快就变成了心照不宣的乐趣了。
幽默之所以能消除敌意的对抗，其力量在于无言的承诺：
“我的朋友，你让我脱身，我也让你走人。
”其诀窍就是权当你的对手是心怀好意，微微一笑——适可而止。
擅长此道的加拿大总督罗兰·
米切纳，去视察一所公立学校时，遇到了正在罢工的维修工人设置的一条气势汹汹的纠察线。
如果他从纠察线前退缩回去，就会严重损害总督府的形象；
如果他越过这条线，可能一下子就会让政府陷入棘手的劳工争端问题。
他在考虑这事的时候，更多的罢工工人聚集起来，拦住了他的去路。
突然，他脸上的那一点灰白胡子向两边微微一翘，像柴郡猫一样咧嘴笑道，“你们都出来看我，真是太好了！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回响，“谢谢你们。
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纠察线向两边分开了。
当纠察队员们开始咯咯笑的时候，总督正迈着大步，轻快地踏上了学校的台阶了。
以后当你陷入有关种族问题的尴尬境地时，借鉴欧洲共同市场的外交代表们的做法。
在历史进程中，几乎每一个成员国都曾遭到至少一个其他国家的入侵或背叛，所以共同市场之间的相互和谐必须不断地得到巩固。
有一种方法就是对民族特征的调侃。
最近，一位刚到共同市场布鲁塞尔总部的代表自我介绍说他是瑞士（无海之国）的海军部长。
大家听了都笑起来了。
这位瑞士代表反嘲道，“嗨，为什么不行？
意大利（无财之国）不是还有财政部长吗？
当然，幽默通常不仅仅只是笑笑而已。
当幽默以更为巧妙的形式出现时，就具有特洛伊木马的特性：
没人会提防它；
我们接受它，只是因为它看上去有点像个小小的木制玩具。
然而，它一旦进来了，就能在城市内引起改革、反叛和抵抗。
例如，有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英国人挡住了德军的占领，除了英勇的英国王家空军以外，还有英国式的幽默也起了很大作用。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个著名的故事说的是一位妇女在伦敦遭轰炸期间，最后被人费力地从被炸成瓦砾的家中救了出来。
当问她“你丈夫在哪儿？
”时，她掸掉满头、满胳膊的砖灰，回答道，“正在利比亚打仗呢，那个胆小鬼！
当生活把我们逼到绝境中时，我们首先要问的一个问题或许就是，“我们可以用笑声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肩负重任之人经常使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重大问题——而且通常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当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
C·
马歇尔将军努力让当时尚未准备好的美国参加二战时，在就哪一方面最需要支持这一问题上，他遭到了最高统帅的激烈反对。
马歇尔觉得我们最需要的是高度机械化的地面部队，而海军出身的罗斯福总统则认为我们主要的需要是一支强有力的海军部队，另加一支大规模的空军部队。
在与总统越来越激烈的争论中，马歇尔据理力争，并开始酝酿更强有力的反驳。
最后，在一次异常激烈的会议上，一贯板着脸的马歇尔挤出一丝笑容，笑着说道：
“总统先生，您最好还是不要把海军说成‘我们’，把陆军说成‘他们’吧。
罗斯福从眼镜上方审视了一下马歇尔，然后突然大笑起来。
很快，他更加客观地研究了马歇尔的建议，终于采纳了加强地面部队这一方案。
有时候，幽默不仅仅能避免争论，挽回面子或者保住工作；
它还能挽救生命。
维克托·
弗兰克尔是个精神病学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囚禁在一个德国的集中营里。
随着幸存的囚犯人数越来越少，囚犯的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劣，弗兰克尔和他最亲密的难友极力寻找办法来求生。
在这些侮辱人格的集中营中，除了营养不良、劳累和疾病以外，因绝望而自杀是最大的杀手。
作为一个精神病学家，弗兰克尔知道幽默是人最好的求生武器之一，因为它能让人远离恐怖，即使是片刻的远离也好。
于是，弗兰克尔制定了一条规则，他和他的朋友每一天必须编造一个有趣的轶事讲给对方听，特别是讲一些他们获得解放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受到这种藐视一切的笑声的感染，其他人都被吸引住了。
一名饥饿的囚犯预言说将来他可能会出席一个盛大的正式宴会。
当汤被端上来时，他会打破礼节，哀求女主人说，“从最下面捞吧！
如果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幽默都能成功地运用的话，那么你我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什么不能用它来解决的呢？
Unit6.TheMediaandtheEthicsofCloning媒体与克隆的伦理性
如果要给当代关于克隆的争论找出一个守护圣徒的话，安迪·
沃荷当之无愧。
沃荷不仅认为每个人都有15分钟的成名时刻，例如律师、哲学家、神学家以及在伊恩·
维尔穆特成功克隆多利羊后，发现他们自身特长成为有线电视台夜间道德评论节目热捧对象的生物伦理学家；
沃荷同时将“克隆”也就是同一现象的重复复制推向了大众文化的中心。
除了复制玛丽莲·
梦露图片和金宝汤图案以外，人类现在克隆了羊。
遗憾的是，主导目前克隆争论的正是沃荷夸大其词的能力，而不是他的智慧和另类观点。
如果我们用评判一篇有说服力的哲学或法律分析的标准去武断地评判评论员文章、受欢迎的脱口秀和夜间广播节目，那会有失公允。
但大众媒体应该更多地将有思想的公共讨论引向关于人类和非人类动物克隆的法律、道德、政治、医学和科学角度。
《自然》杂志公布了伊恩·
维尔穆特从一只成年羊乳细胞中成功克隆出多利羊的消息后，我和我在哈斯汀斯研究中心的同事们一样，接受了几家媒体采访。
虽然采访前我向一家洛杉矶电台广播员清楚地表明我不是一个神学家，也不代表任何宗教组织，但录音时我还是被出乎意料地问到上帝如何看待克隆以及克隆是否“违背自然创造”。
可以想象，广播员不希望讨论宗教伦理学家如何就克隆道德性问题进行早期公开演说。
相反，他只是想让我对此有一个剧烈的回应，然后无神论者、不可知论者以及各式各样的宗教信徒就会蜂拥地打电话到广播电台。
除了不停地给公众灌注夸张的惊呼声和文字版本以外，媒体们一致将焦点放在涉及克隆人的问题上，却几乎一点也不关注克隆非人类动物所带来的道德影响。
我们当然要讨论克隆人的伦理性，但克隆非人类动物已经发生并值得引起人们思考其伦理性问题。
虽然我怀疑我们能否为克隆动物找到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但不应该忽视实际上进行这样的论证与仅仅假设非人类克隆总是没有问题的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很显然，人类很多时候已经把非人类动物视为商品，比如作为食物来源。
但如果克隆动物的目的是为了把它们作为“医药工厂”原料，用来制造胰岛素和其他物质，治疗人类疾病，就应该引起我们思考这种态度应该延伸多远的问题。
人类使用其他物种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义务？
给人类带来的潜在医用价值是否大于鼓励人们把非人类动物视为工具并用来满足人类目标所产生的危险性？
这些问题应该成为公众关于克隆讨论的一部分。
考虑到一些人对于使用陷阱捕捉野生动物的关注，对于饲养动物生活环境的关注以及在医药研究中使用和对待动物问题的关注，我觉得这方面公众信息的不足比较令人费解。
媒体对于克隆问题疯狂聚焦，这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简单地假设人类只不过是他们基因的产物，这种观点通常被称为“基因本质主义”。
电视主持人和电台广播员提出是否有可能组建一支全部由迈克尔·
乔丹克隆人组成的篮球队。
而哲学家、神学家和其他专家已经郑重对此重申回应说，人类行为毫无疑问与基因成分有关，但是包括子宫环境、家庭动态、社会环境、营养和其他个人历史在内的一系列因素在个人发展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从一个出色运动员DNA中产生的克隆人也有可能对体育不感兴趣。
当这比较复杂的信息受到一些媒体的关注时，我们不断读到一些报道，强调富人可能有一天能够造出他们自己的复制本，或者一个奄奄一息的婴儿的父母可能会创造出一个跟这小孩一模一样的人来。
大众媒体似乎是被纽约大学社会学家多萝西·
内尔金所说的“DNA即命运”弄得束手无策。
另外，克隆事件还表明这样一种方式：
大众传媒培育了科技决定论的态度，暗示科学“进步”永远不会停止。
当然，许多科学家具有同样的看法，而且，他们经常拒绝接受他们参与的科研可能会给人类带来苦难的道德责任。
不过，科学家不应该仅仅只顾辛勤科研，而把道德论证留给别人。
他们应该参与公众辩论，讨论某些科研项目是否有害，是不是就应该禁止它们继续做下去，因为它们蕴涵了一些丧失人性、不合理的因素。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许多核物理学家对核武器的研究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而且这些核物理学家成功地限制了旨在制造出更加有效的核设备的研究。
单凭技术上可以做到重复克隆动物甚至最终克隆人类，不足以说明科学家们就像是骑着一头有能力冲垮它前面任何东西的神象。
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科学研究的使命可以让它游离于道德关注这条制约所有人类其他活动的网络之外；
脱离法律和社会其他东西，科学研究也不复存在。
背离这种观点也就是屈服于否认公民责任和义务的技术决定论。
尽管媒体将事情过分简单化，公民们仍然有义务去仔细审查所有相关问题。
如果有必要，还可以通过法律、职业行为规范和制度性政策对克隆进行管理。
就学者、决策者和相关公民如何能够共同努力，更好地开展关于科学技术新发展道德问题的公共讨论，我想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科学家和伦理学家需要对彼此的工作有更全面的了解。
科学家必须知道他们研究带来的道德影响并且在公开场合讨论研究时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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