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对明代诗歌选本的批评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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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苏李，上迄六代，汉魏骨气虽雄，而菁华不足；

晋祖玄虚，宋尚条畅；

齐梁以下，但务春华，殊欠秋实；

唯李唐作者，可谓大成。

然贞观尚习故陋，神龙渐变常调，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

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

’予以为确论。

后又采集古今诸贤之说，及观严先生之辩，亦以林之言可征。

”高棅承严羽之论，标举盛唐，以李杜为宗。

对于唐诗的历史定位，王夫之与之有着根本的差异。

如云：

“六代之于两汉，唐人之于六代，分量固然。

而宠唐人者，乃跻于祖上，吾未见新鬼之大也”；

“六代之作，世称浮艳，乃取唐人与之颉颃，则益卑矣。

”从这些评语中可以看出，王夫之决然不同意跻唐诗于汉魏六朝诗歌之上，“以唐诗为大成”的观点。

其次，高棅以盛唐为“楷式”的观点，也与王夫之对唐诗尤其是初唐诗的评价有所不同。

高楝认为，“贞观尚习故陋”，对初唐诗人的创作并未充分肯定。

但王夫之对初唐人的诗歌却是另外一番态度。

“‘夜久平无焕’，右丞，拾遗失俱无此精彩语。

中晚唐人学此愈劳梦想。

体物语分巧化工，至初唐而止，嗣后不复有继者。

”王夫之或直接称赞初唐诗，或以之为典范品评其他唐诗。

这与高棅以盛唐为“楷式”的观点明显有异。

再者，对某些有影响的诗人、诗作的评价上，二者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观点。

如下表：

从上表可以看出，二者对上述诗作风格的体认有相同之处，如高适之“气骨”，郊岛之“寒瘦”，但对其的评价却迥然有异议。

上述诸诗人高榇以之为“正宗”、“名家”、“正变”，大量选人其诗作，并予以极高的评价。

但王夫之对其诗则少选甚至不选，且用十分尖刻的言语进行贬斥，这也反映出王夫之与高棅在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上的巨大差异。

高棅在以盛唐诗歌为楷式时，又援引严羽之论。

严羽曾说：

“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而王夫之之论恰与之扦格：

“昔人谓书法至颜鲁公而坏，以其著力太急，失晋人风度也。

文章本静业，故曰‘仁者之言蔼如也’，学术风俗皆于次判别。

着力急者心气粗，则一发不禁，其落笔必重，皆嚣陵竞乱之征也。

”颜真卿书法笔力道劲，有“颜筋”之称，严羽以之比盛唐诸公之诗，可见其所谓的“气象”就是对诗歌雄浑刚健，遒劲有力的美学要求。

而王夫之认为，书法中“过务遒劲”是俗气未除的表现。

“学术风俗皆于次判别”，诗歌创作中过分追求“遒劲”，也必然导致着力急，落笔重，心气粗，有失从容潇洒的风度。

王夫之认为，《唐诗品汇》在选诗中有过分追求“遒劲”的弊病：

“唐人极有此种，而心力褊躁，筋骨刻露，一往无余，但觉慵贱，凡高廷礼《品汇》所收，皆彼物也”；

用“《唐诗品汇》一书，但逢俯贱者即投分推心，足以知其所藏矣。

”可见，对于严羽“盛唐气象”之论，王夫之与高榛的认识有着极大的反差，这种反差也反映出《唐诗品汇》和《唐诗评选》在最终审美传统上的不同价值取向：

高棅崇尚“盛唐气象”，以雄浑刚健，遒劲有力的盛唐诗歌为参照来考察唐诗发展中的正与变，并以之为批判历代诗歌之矩矱；

王夫之推举“晋人风度”，追求诗歌从容和缓，蕴藉淡远之美，并以之为品骘唐诗的标的。

二、王夫之对《古今诗删》的批评

李攀龙编选的《古今诗删》，是明代七子派复古思潮的产物。

对于七子派的诗学主张，一向被概括为“诗必盛唐”。

其实，“诗必盛唐”只是就律诗而言。

至于古体诗，七子派仍尊汉魏，如李攀龙《选唐诗序》云：

“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

”于此，王夫之十分同意且走得更远。

如：

“五言之制，衰于齐，几绝于梁，而大裂于唐，历下之言非过激也。

”在选诗上，王夫之否定唐五言古诗的态度更加明确。

李氏虽云“唐无五言古诗”，但在《古今诗删》中却选人了122首五言古，在其所选的七种诗体中居三位；

又说“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却选人了陈子昂的五言古6首。

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仅选了73首五言古，陈子昂的五言古仅有1首入选，在评语中对陈子昂五言古诗全部予以否定：

“正字五言古诗似诵，似说，似狱词，似讲义，乃不复似诗，何有于古?

故日五言古自是而亡。

”就此，戴鸿森说：

“盖一以则已所谓的‘建安风骨’为标的，一则以‘晋宋风雅’为榘蠖，各执其心目中之古诗以否定唐之古诗，而取其近似者。

”如戴氏所言，二者否定唐之五言古诗所执的标准是不同的，但王夫之之论实启于李攀龙。

然而，王夫之在编选《唐诗评选》时，有意冲破七子派“诗必盛唐”的积习。

在对初唐诗有比较高的评价的同时，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还选人许多不为李攀龙所注意的中唐、晚唐诗人的作品，并且予以很高的评价。

如晚唐诗人曹邺五言古入选了五首，评语云：

“此公真乐府好手，亦真诗人。

”中唐诗人李嘉祐五言律入选5首，评语云：

“袁州是中唐第—佳手，近体独有片段，一往尤多古意。

”晚唐诗人马戴的五言律入选了3首，评语云：

“此公于唐人中最为高手，亭亭独立于时制淫滥之余。

”旧中唐诗人杨巨源的七言律入选6首，评语云：

“此公七言平远深细，中唐第一高手。

”晚唐诗人赵嘏七言律人选4首，评语云：

“嘏故晚唐松岱。

”上述所举的这些诗作，或深润含蓄，或古雅秀美，或清微婉约，或隽永淡远，或平静闲缓，这些诗作与《古今诗删》同者只有一首。

王夫之推举这些初唐、中唐、晚唐诗人，反映出《唐诗评选》与《古今诗删》选诗标准的巨大差异。

《古今诗删》选诗颇重“风骨”，对此明人就有所体认。

屠龙认为，其“取悲壮而去清远，采峭直而舍婉丽，重骨格而略性情。

”许学夷认为，“其去取之意，漫不可晓。

大要绌才华，尚气格。

”《古今诗删》选诗片面追求的“风骨”，过分地推崇刚

健质朴，雄浑壮阔的诗风，遭到了王夫之毫不留情地抨击：

“历下谓唐无五言古诗，自是至论。

顾唐人夭椓古体也，莫若李白《经下邳》、杜甫《玉华宫》一类诗为甚。

若舍此世俗所歆亢爽酷烈、横空硬序之诗，唐人尚有仿佛间未失古意者。

”李白《经下邳桥怀张子房》一诗，以张良谋刺秦王的故事，寓寄了诗人怀才不遇的自负之意。

“天地皆振动”、“萧条徐泗空”等写景色之句，雄阔汉漫，予人以纵横豪宕之感。

杜甫的《玉华宫》，诗中前六句是写景之句，“溪逥松风长，苍鼠窜古瓦。

不知何王殿，遗构绝壁下。

阴房鬼火青，坏道哀湍泻”，这些都是险恶荒怪之景；

诗中多用仄声字，音节拗涩急促，表现出苍劲奇崛的风格。

这两首诗，正好符合李攀龙追求的“风骨”之美。

七子派的诗歌创作中，也追求所谓的“风骨”。

对此，王夫之有所体认并予以批评：

“后来历下标宗，以风骨自矜。

即言风骨，彼正不能逮此；

风罡风，骨白骨。

天生之气矣。

”

王夫之并不反对复古，但认为李攀龙等七子派片面追求“汉魏风骨”，不仅无法改变诗歌委弱不振的局面，反而是诗歌创作流于“粗豪诞率”，加之文士的竞相趋赴，使整个诗坛以粗豪相尚，这与古人的风雅背道而驰，名为复古，实际上是“以效古者戕贼古音”㈤。

而李攀龙复古所得者仅仅是古人的形埒字句，与古人的真诗貌合神离。

如明人所言，《古今诗删》一味地“采峭直”、“重骨格”、“尚气格”，而过分地“舍婉丽”、“略性情”、“绌才华”，这必然导致许多“亢爽酷烈”即质木无文，缺乏神韵的诗作入选，在诗歌创作中过分追求“风骨”更会导致诗歌生命力的丧失。

王夫之批评《古今诗删》，主要是针对其过分追求“风骨”，导致选人许多品次“粗豪”的诗作。

这与他批评《唐诗品汇》一味地追求“盛唐气象”，导致大量水准“慵贱”的诗作入选有相同之处。

三、王夫之对《诗归》的批评

钟惺、谭元春编选的《诗归》，成书于万历年间，其时在《唐诗选》（在《古今诗删》基础上编选的唐诗选本）正在风行，而七子派复古诗论给诗歌坛带来的雷同粗疏的流弊也更加明显，而公安派为纠正七子派之弊却走向了俚俗浮浅。

于此，钟、谭认为，要求古人之真诗，则要异于流俗，经一番覃思苦心。

“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

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阔之之外。

如访者之几于一逢，求者之幸于一获，入者欣于一室”；

㈤谭元春云：

“夫人有孤怀，有孤诣。

其名必孤行于古今之间，不肯遍满寥阔。

而世有一二赏心之上人，独为之咨嗟旁徨者，此诗品也。

”钟谭身处明代诗坛浮嚣虚喧的气氛中，力图逆流而上，以“孤不孤诣”求古人诗歌之真精神，于是便有了《诗归》。

《诗归》在明代诗坛影响极大。

王夫之回忆自己年青时学诗的经历也说：

“因拟问北地信阳，未就，而中改从竟陵时响。

至乙酉乃念去古今而传己意。

”《诗归》一书，既有选诗，又有钟、谭二人的序言、评语，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在本文所及的三部诗歌选本中，《诗归》是王夫之批评最猛烈的一部，但王夫之对自己“改从竟陵时响”的学诗经历也毫不讳言，其诗学思想的形成无疑受到了竟陵派的影响。

在对古人诗歌的品评中，二者亦有许多相同的观点。

在《诗归》中，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仅选人“凤飞九千仞”一首，其评语云：

“读李白诗当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有斤两、有脉理。

今日把太白只作一粗人看矣。

”此诗也被《唐诗评选》选人，评语云：

“规运广远，而视人以新密，若直以为太白为一往豪宕人，则视此类诗为何语耶?

”显然，二者都不同意流俗以“粗豪”来曲解李白的诗歌。

钟惺不仅认识到了李白诗之“静远”，也体察出了李白诗作有“精出处”、“有斤两”、“有脉理”，这与王夫之赏其“新密”有一致之处，二者都体认到李白诗作技巧纯熟、脉理细密的一面。

而明代诗坛，因七子派掀起的复古狂潮，并极力推崇所谓格力雄壮、气象浑厚的诗歌，导致诗歌创作的粗豪诞率之弊。

王夫之与竟陵派在李白诗作的评论上有所趋同，显然都是对这一流弊都有所体认。

钟、谭编选《诗归》，虽倡言以“孤怀孤诣”求古人诗歌之真精神，但在实际的评选中却表现出低俗的品味。

马积高曾说，“钟谭在《诗归》中所选的艳情诗之多超过了《玉台新咏》以外的其他许多选本”，“在评语中还借端为恋情唱赞歌，并对里面某些描写加以抉法和渲染，使之更加露骨”。

如下二例：

青楼晓日珠簾映，红粉春妆宝镜催。

已厌交欢怜枕席，相将游戏绕池台。

坐时衣带萦纤草，行将裙裾扫落梅。

谭云：

秀。

钟云：

二语皆妆点趣事。

更道明朝不当作，相期共斗管弦来。

（孟浩然《春情》）

晴天霜落寒风急，锦幛罗帏羞更入。

羞字别有着想。

秦筝不复续断弦，回身掩泪挑灯立。

（崔公达《独夜曲》）对此，王夫之批评说：

“近者竟陵一选，充其狎媒猥鄙之作”；

“艳诗止此极矣，柔尚不涩，丽尚不狂。

狂者倚门调，涩者侍女腔，乃至无复人理，近竟陵所录艳诗皆是也。

竟陵派在诗歌创作中也表现出猥亵暧昧的一面。

如谭元春曾作《拟读曲》四十六首、《夏夜古意》等诗，其中就有许多极富挑逗和暗示的色情描写。

对此，王夫之发出了猛烈的抨击：

“子夜、读曲等篇，旧刻乐府，既不可登诸管弦，虽下里或讴吟之，亦小诗而已。

晋、宋以还传者几至百篇。

历代艺林，莫之或采。

自竟陵乘闰位以登坛，奖之使厕于风雅，乃其可读者一二篇而已。

其他媒者如青楼哑谜，黠者如市井局话，蹇者如闽夷鸟语，恶者如酒肆拇声，涩陋秽恶，稍有须眉人见欲哕。

而竟陵唱之，文士之无行者相与敩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竟陵派不满于公安派的俚俗肤浅，似有意为公安派之反动。

然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猥亵淫靡气味，只不过公安派表现得明白直露，竟陵派掩饰得稍加隐晦而已，这种隐晦反而使其艳情更加暧昧，也使得其以“孤怀孤诣”追寻古人真诗的严肃性丧失殆尽。

如果说，王夫之对高棅的《唐诗品汇》、李攀龙的《唐诗选》还未离开诗学范围的话，而对钟、谭的批评则已不是纯粹的文学批评，他甚至将明亡的责任推到了竟陵派的头上。

但实际上竟陵派的文学活动虽然于正统的儒家思想有颠覆，但钟、谭等穷酸文人，对于国政时局的影响并没有王夫之所说的那么大。

因此，王夫之批评的矛头并不仅仅是指向竟陵派，也指向了明末时期所有不顾国家危亡，沉醉于舞榭歌台的吟哦唱叹中，而后来又投清变节的文人士大夫。

总体来看，王夫之对《唐诗品汇》、《古今诗删》、《诗归》三部选本的批评多于肯定，对其最终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也持否定态度。

不可否认，王夫之在编选诗歌选本时，对以上三种诗歌选本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借鉴和汲取，在其诗学素养的积淀和诗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这些诗歌选本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正是通过对诗坛占主流地位的诗歌选本的反思与批评，也通过对自身诗学思想观念的不断修正和超越，即所谓“去古今而传己意”，王夫之的诗学体系才真正得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