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及其对现今的启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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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vation；

enlightenment

前言

自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时局多变，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体制无法像以往那样应对外来的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入侵。

在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中，只有“以夏变夷”，只听闻从印度而来佛教消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元、清王朝也被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与社会体制中；

近代的西方入侵无法用以往的“以夏变夷”的方法去解决，李鸿章感叹这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因此鸦片战争后，救亡图存运动与思潮风起云诵，涌现了一大批志士仁人，其中翻译家、思想家严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着独特的地位，影响了好几代人，“从严复同代或稍晚一些的人，到鲁迅的一代，到比鲁迅更年青的一代，无不受其赐”i，因为严复除了受中国文化熏陶之外，与同时代的洋务派、维新派与革命派相比更精深西方文明；

更重要的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中国仍处于中西方文明交汇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严复对民族与国家所思所想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一、“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提出时的理论背景

鸦片战争后，在应对西方文明冲击中华文明时，形成了不同的思想派别与政治派别：

那就是开明绅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和洋务运动“强兵求富”与其抱着老祖宗不放的顽固派；

这些不同派别虽主张不一，但根本目的却是相同的：

维护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

而在甲午战争之前确实也是思想界的主流，他们也相信能够维护住“祖宗之法”和王朝之制。

直至1895年甲午战争发生，中国惨败之后，这种强烈的现实创伤刺痛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思想主流也随之发生转变，开始相信借用西方的技术工艺来维护“祖宗之法”不可能取得成功，并且正是落后的“祖宗之法”导致了国家的贫弱，所以需引进使西方富强的民主、自由与平等等政治文明。

在使中国走向自由、民主与平等道路的方法上，严复与维新派有着不可弥合的分歧。

那就是严复根据当时的中国国民的身心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德性修养出发，认为要先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为根本的出发点，因为它们是决定着民主、自由与平等的实现可能，而当时的维新派急于通过形式上的君主立宪制来实现“救亡图存”，时代根本没有时间去让行动家们去深思，如在1905年，严复与孙中山会晤交谈，严复认为由于中国国民的品行与智力等原因，需缓慢地进行变革，最急从教育入手，而孙中山一语道破地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执行家也”ii；

另一方面则是严复所崇拜的西方老师斯宾塞，他“向严复灌输的19世纪的渐进主义的进化论，使他有效地反对了任何18世纪的认为理想政体能立即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中实现的观念”iii。

同时斯宾塞在其《社会学原理》一书中“社会有机体”这一概念其引发的思想对严复影响也使得他坚信“民力”、“民智”与“民德”的根本重要性。

斯宾塞的“社会共同体”主要含义有二：

“一个有机体与其他有机体共处在达尔文主义的环境中，为生存、为发展、为伏胜而斗争”iv；

“社会‘群体’的质量有赖于‘各个单位’或各个细胞的质量”v。

这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社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个人依附于家族、乡里邻党等集体中，个人在集体中才能得到确认。

故严复为这迥异于传统的“己群关系”所吸引。

在严复自己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比民主、自由和平等更为基础和重要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深信国家的繁盛与否在于此，“国之强弱贫富之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vi，并终生信奉之，这“三民”思想也可谓是理解严复其他所有思想的基础与钥匙。

二、“三民”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鼓民力

近代中国一直被西方饥之为“东亚病夫”，这并不是空隙来风。

严复所认为的民力，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体力与人力，同时也涵括了充满活力的进取精神。

为什么要提倡鼓民力？

他认为体力是一个国家富强的根基之一，“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基”vii，并以古希腊人、突厥人等举例说明国民身强力壮和精神充满活力对一国兴起的重要性。

在当时，由于中国国民长期处于积贫积弱环境中，整个人显得面黄肌瘦、呆滞无力、僵化柔弱，而在当时的战乱时代，更亟需体力健壮的生龙活虎的人，因为“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viii。

他严厉地批判了影响中国人体力的一些糟粕文化与当时社会陋习，指出吸食鸦片和女子缠足两大陋习害人至深ix。

从历史来看，宋明的知识分子常是坐谈论道，钻研于心性之学、性理之学与训诂考据而不能自拔。

理学大家程颢曾说：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从这些也不难理解为何近代中国被饥之为“东亚病夫”，也为什么年青时毛泽东极赞赏“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x。

放到今天，中国体育健儿常常扬名于各大赛事之中，取得令人骄人的成绩。

一方面我们得看到中国民众体力与体质在不断上升之中，但少部分体育健儿并不代表全部的中国人民。

故今天，我们仍有必要提高国民的体质，尤其是西部贫困落后地区的国民。

（二）开民智

开民智也就是启蒙，通过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来增加当时国民的知识视野，同时从中培养国民新的思维方式与理性求真精神。

以往的中国知识界，他们主要所学宋明理学与醉心于训诂考据之学，而对于具有实际功效的学问基本上很少过问，严复也是希望通过改变靠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占据朝廷的境况，以减轻社会改革所面临的阻力。

在清王朝中后期，社会危机重重，但缺乏能够解决危机的人才，以至于龚自珍感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许多人讥讽埋头于宋明理学的知识分子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严复对这种心性之学给予严厉的批判，指出他们只是“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xi。

因此，他要求国民学习西方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这种学术追求真理与政治上追求正义的精神xii。

强调“非明西学格致必不可”，也就是说仅仅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还不够，还必须学习西方的“群学”，也就是西方的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等，他认为“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也就是说要掌握好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知识才能整理好社会，泰然处世，去保护自己国民，进而推进国家的繁荣昌盛。

放眼我们今天，由于政府对科学和教育的推进，现今国民的知识水平相对于严复当时的文盲俯首即是的时代已有巨大的进步，但这并不构成我们满足的理由。

在康乾盛世的1768年，整个清王朝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搅乱得天昏地暗，这“叫魂”就是术士们通过做法受害人的名字、衣物和毛发辫子等，便可摄取受害者的灵魂精气xiii；

再过一百多年，鲁迅在其文章《风波》，描写了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在江南某水乡所引起的一场关于“辫子风波”，该文以小见大，展示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仍然保持着封闭、保守和愚昧xiv；

辫子风波”事件再过近百年的时间，也就是在2011年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时，该地震导致了福岛核电站泄漏，影响波及中国，竟引发了中国的“抢盐闹剧”xv，这“抢盐风波”始于日本核辐射会污染海水导致以后生产的盐无法食用且吃含碘的食用盐可防核辐射谣言。

历史惊人地相似，这三者事件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国民缺乏公共精神和内心处在恐慌和不安之中，另一方面放映了国民的科学知识的缺乏。

（三）新民德

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在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笔下的阿q及阿q精神现今更是家喻户晓。

其实最早指出中国国民劣根性的人物并非鲁迅或者梁启超，而是严复。

在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反思与对西方道德的分析中，严复认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具有较大脆弱性，一针止血指出这是因缺乏自由的缘故，“盖不自繇则善恶功罪，皆非己出，而仅有幸与不幸可言，而民德亦无演进”。

同时中国人“最病者，则通国之民不知公德为底物，爱国为何语”xvi，反面地说当时的中国人过分地追求自己的私利。

严复将此原因则归之于封建社会“移孝作忠”思想：

儒家把天然存在的“孝”作为道德基点，再把这种“孝”移到对“君上”的忠心耿耿上来，这也就是常言所说“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而实际上这“忠”还是大打折扣，毕竟国君不是自己的父母，国家的天下不是自己的天下。

为了培养公德，严复建议把对君上的“忠”移换对天下公家的“忠”，认识到参与社会的管理也是对自己的做事，这样能够使人们认识到自己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在本质上相同的，从而能够激发人们的爱国心，同心同德地致力于国家的“富强”。

除了对传统道德的“忠”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转换外，严复还对其他中国道德理念进行了现代转换。

一方面肯定个人的权利，同时也强调了公德对个人自由的约束。

在民力、民智与民德中，严复最看中“民德”，因为国家稳定与繁荣都以民德为大夏的基础，有了良好的国民德性支撑，“即使时运未见，风雨飘摇，亦将自拔于艰难困苦之中，蔚为强国”xvii。

假如这个社会人心大乱，道德丧亡，那么即使有千万人口的国家也必会走向崩溃，“独至国性丧亡，民习险诈，则虽有百千亿兆之众，亦长为相攻相感不相得之群，乃必鱼烂土崩而不可救耳”xviii。

结语

我们今天强调公平和正义，反对社会差距过大，那么严复当年也是寻求社会的平等。

他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比其民皆贤而少不肖，皆智而无甚愚而后可，否则虽今日取一国之财产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有见矣。

何则，乐于惰者不能使之为勤，乐于奢者不能使之为俭也”xix，在这里，严复提倡通过培育每个公民有大致相等的智力来避免社会贫富不均，这不是说要人们都智力一样低，而是期望都有一样较高的智力，很显然如果智力不均，社会发展到最后会走向贫富不均、社会不稳。

网上流传着新加坡总理李光耀的一段话，“任何制度的设计、哪怕是世界顶尖学府和精英设置的体系，都经不起中国人的糟蹋”xx，其实这是由于我们中国国民所缺少支撑现代优良体制的民力、民智与民德罢了，至今有待于进一步推进。

在二十世纪初期，当时的革命派主张中国走向共和制，而严复希望中国进行君主立宪制，他认为“以今日民智未开之中国，而欲放泰西君民共主之美治，是大乱知道也”xxi，他提出的理由就是中国没有实行共和的民智基础，也就是托克维尔所言的“民情”，希望中国先走君主立宪制，以确保中国的社会稳定，以期将来再慢慢地走向共和。

有些学者认为晚年的严复变得保守了，其实并不是严复落后于时代了，而是当时时代要求需要急切地快速地实行“救亡图存”，无暇顾及严复的慢条斯理地进行政治改良和思想启蒙，所以与其说是严复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还不如说是严复超越了那个时代。

与严复同时期及其稍后的思想家们起初坚持思想启蒙和改造国民劣根性，后来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比如陈独秀，“分析这一批思想前驱们的转变，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主’为‘民族’所牺牲”xxii。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并没有像革命派说期待地那样走向富强，相反地走向了比清王朝晚期更为黑暗的北洋军阀时代，各地军阀割据一方。

相比于外在的制度设计，严复更注重于支撑这些制度的理念培养，国家的持续的繁荣富强也与国民的体力、智力和德性紧密相关，甚至后者决定了前者，因此严复说“国之强弱贫富之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

于是一政之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智、德、力者废”xxiii。

反观今天，我们是不是为严复先生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所折服？

他的这些理念也将继续为现今中国的思想启蒙提供滋养，在中国进行了百年的“救亡与启蒙”xxiv双重奏响曲中，中国早已摆脱亡国亡种的危险，走上了康庄大道，时局的改变，我们是时候把“启蒙”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延续像严复等先哲们对启蒙的演化和推进。

注释：

i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259.

ii转引自：

陈越光，陈小雅.摇篮与墓地[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13.

iii（美）本杰明·

史华慈.寻求富强：

严复与西方[m].叶凤美，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45.

iv同上.

v（美）本杰明·

46.

vi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24.

vii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

26.

viii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

53.

ix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

27.

x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体育之研究[a].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

湖南出版社，1990：

64-79.

xi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

43.

xii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

xiii关于这则叫魂故事的专著可见[美]孔令飞.叫魂：

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陈兼，刘昶，译.上海：

三联书店，1999.

xiv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91-500.

xv相关评论文章见http：

//

xvi严复.严复集（第4册）[m].北京：

985.

xvii严复.严复集（第2册）[m].北京：

342-343.

xviii严复.严复集（第2册）[m].北京：

342.

xix严复.严复集（第1册）[m].北京：

25.

xx详见http：

xxi严复.严复集（第2册）[m].北京：

475.

xxii陈越光，陈小雅.摇篮与墓地.[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28.

xxiii严复.原强修订稿[a].严复集（第1册）[c].中华书局，1986：

xxiv可参看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a].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东方出版社，1987：

7-49.

【参考文献】

[1]严复.严复集（第1-5册）[m].北京：

中华书局，1986.

[2]（美）本杰明？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

[3]陈越光，陈小雅.摇篮与墓地[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4]王建龙.长治久安：

理念、制度及其推进——严复政治哲学研究[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5]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6]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

东方出版社，1987.

[7]董小燕.严复思想研究[m].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8]皮后锋.严复评传[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蒋国保，余秉颐，陶清.晚清哲学[m].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10]俞祖华.论严复的启蒙“三民”主义[j].江海学刊，19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