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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的旨趣固然能影响新闻选择，但选择就是立场，关注也是态度，作为社会舆论的引导者、时代风尚的倡导者，如何报道、底线在哪里、价值取向是什么，需要更高的眼界、更宽的视野、更自觉的责任感。

正如新闻人所言，不要因为走得太远，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改作风，贵在有担当

马利

什么是担当?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其位，谋其政。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顺境逆境看胸襟，大事难事看担当。

敢担当，更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是共产党人想干事、能干事、干大事、干不成事不罢休的精神品质。

习近平总书记说，是否具有担当精神，是否能够忠诚履责、尽心尽责、勇于担责，是检验每一个领导干部身上是否真正体现了共产党人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方面。

敢担当、愿担当、善担当，是改进作风的重要方面。

遇事躲闪、不想碰硬的想法，私字当头、不愿负责的言行，把做官当事业的“官”念，折射的都是高高在上、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都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享乐主义。

有个寓言，说三只猴子叠罗汉翻高墙。

一不小心倒了，乱作一团，互相责备。

最上面的猴子说：

“中间的抖了一下，我才歪了。

”中间那只说：

“下面的抽搐了一下，我才抖的。

”最下面的猴子说：

“我好像听见老虎的声音，所以抽搐了一下。

”各有各的说辞，各有各的借口。

现实中，如果都抱着“猴子叠罗汉”的态度，碰到难题畏畏缩缩，承担责任互相扯皮，遭遇失败彼此指责，那问题谁来管，工作谁来抓，责任谁来负?

担当，没有那么一股子劲，不行。

一些领导干部，不敢担当。

或是不能正视问题，找借口、寻托辞，击鼓传花，把现实问题拖成“历史问题”;

或是信奉“不干事就没事”，“职能不对口”、“条件不具备”、“问题很复杂”等等，张口就来;

或是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当“开明绅士”，遇到矛盾绕着走，态度暧昧，“独善其身”。

敢于担当是一种胆识，需要有勇气。

面对任务勇挑大梁，面对矛盾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挺身而出，面对邪气坚决斗争。

有勇气，才能肩负起改革发展稳定的艰巨任务，才能应对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风险考验。

一些领导干部，不愿担当。

一心为己，追求短期政绩，搞豪华庆典、这展那会，刚修好的路拆了重铺、刚建好的楼推掉再盖，甚至建个空城，制造泡沫。

乐于担当是一种胸怀，需要大气。

山西有个右玉县，18任县委书记，心底无私、久久为功，造林治沙，一任接着一任干，坚守、坚持，60多年的“绿色接力”，沙化治理率近90%。

跳出了一己之私，才有这个胸怀，才有这个担当的责任。

领导干部就是要吃苦吃气吃亏，敢想敢干敢为。

历史的评判、群众的口碑，最终肯定的，一定是那些坚持信仰和远大理想的人。

有大气，才能站在天安门上看问题，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还有一些领导干部，不会担当。

引导舆论，不假思索张口就放炮，不仅达不成共识，还扩大了分歧;

面对群众监督，不是加以重视，而是打压批评甚至搞“跨省追捕”。

这些人，担是担当了，但是胡担当、乱作为，适得其反。

善于担当是一种能力，需要有底气。

“打铁还需自身硬”，肩膀硬、腰杆直，不仅要一身正气，还要与时俱进，善于学习、才有新招。

有底气，才能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在改革深水区、社会转型期，更好地掌权执政。

改作风，必须讲担当，贵在有担当。

有勇气、能大气、增底气，我们就一定能不辱使命，取得“接力赛”中，我们这一棒的优异成绩。

教授基层“挂职”难以复制

单从于建嵘教授高调的“挂职”行为来看，这更像是一个“微博公益活动”，而非过去我们所常见的官员“挂职”。

王云帆

9月15日，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于建嵘教授前往贵州兴义市则戎乡担任纳具村村主任助理，引发舆论关注。

名人“挂职”并不鲜见，但于建嵘教授的“挂职”与众不同。

别人“挂职”是“学而优则仕”，按“教授”职级好歹也得挂个正处或副厅，于教授却是“学而优则治”。

他要以完全没品没级的“村长助理”名义，真正参与乡村治理。

他甚至在微博上调侃说，“不要把村长助理不当干部!

”

这个“村长助理”还真用不着“群众选举”或“组织部任命”。

俗称的村长，在现时语境中指经村民大会选举产生的“村民委员会主任”。

于建嵘既非纳具村村民，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自无被选举的资格，更遑论进入村委会。

所以才有了“助理”之职——这份公职与我们通常所认知的官职八竿子打不着，倒更像是来“友情客串”的外来顾问。

至于这种形式的“挂职”价值几何，那就得看双方的约定以及接棒者接下来的作为了。

我们愿意相信作为农村问题研究专家的于建嵘教授，将给他“挂职”的纳具村带来新变化。

按于教授的设想，希望通过挂职“能将布依族的纳具村从衰败中得到修复，建立文化旅游性质的‘布依大院’，并为天下的艺术家打造一片创作空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于教授已经在借助于他“网络大V”的影响力，开始向外界喊话，“我个人的能量有限，拜请朋友们参与。

”而他为“挂职”所创作的四幅油画“我们的马领河”，已在微博上公开拍卖。

据称拍卖所得全捐给纳具村“布依大院”的建设。

于教授甚至在微博上声明，“绝不在贵州领一分钱工资补助和报销车马费，绝不到村民家白吃白占，全是自带干粮。

”这分明就是一个乡村建设的志愿者。

我们当然可以期待，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教授，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

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如果离开了于教授本人的社会影响力，纳具村的“挂职”将略显苍白。

因此说，于建嵘教授的基层“挂职”，在中国广大的乡村建设中其实难以复制。

我们应乐见于建嵘式“挂职”能推动中国的乡土建设，同样也期待基于乡土社会自发生长的自治经验。

因为后者推而广之的可能性更大，对中国未来乡村图景的影响也更大。

指责“抢票插件”打错了靶子

过去是网站，今天是插件，明天或许就是其他技术。

在信息时代，积极获取“抢票攻略”也是一种“排队”。

王琳

十一黄金周全国火车票正式发售。

为了防止部分旅客通过浏览器插件恶意刷票购票，12306正式推出专门对付“抢票插件”的屏蔽系统。

360、猎豹等浏览器也“适时”更新抢票插件，与12306展开“见招拆招”的攻防大战。

这场“城门失火”，注定“殃及池鱼”。

最为悲催的，仍然是众多苦于抢票失灵而不断刷新屏幕以求奇迹出现的网民。

抢票软件的横空出世，带来的当然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用它抢到票的，心中暗喜;

没用软件所以没抢到票的，深恶痛绝。

网络舆情中对抢票软件持负面态度的比例，一直较高，有的指责“抢票软件抢去了社会公平”，有的则呼吁应“像打击黄牛党一样打击抢票软件”。

相对于在12306买票，“抢票插件”就显得不公了吗?

依此逻辑，相对于排队购票，去网络买票岂非也在制造不公?

毕竟，网络还没有覆盖全体国民。

那些挤在车站售票窗口前的普通乘客，更需要制度的关怀。

但我们是否为了“所谓的公平”，而重新回到都挤在窗口排队买票的时代?

已经回不去了。

信息时代不会再给铁路企业发一张回到过去的绿卡。

哪种方式能便捷地买到票，乘客们就会主动去学习和使用这种方式。

何况根本没有证据能够证实，无插件的12306可以实现网络售票的更公平。

我们看到的，更多是这家“官网”在垄断撑腰之下的不思进取。

比如，一年前，铁路官方就曾吹风将推出手机购票程序“掌上12306”。

而一年多过去了，官方手机购票客户端迟迟未能上线。

与此同时，随着移动互联网门槛的降低，中国网民的增长正在加速向社会底层人士倾斜。

一个农民或一个农民工，可能并没有一台电脑，却多半有一部能上网的手机。

如果12306要实现其标榜的社会价值与社会公平，确保低学历、低收入人群也能平等地买到车票，那么，打破销售垄断，直面并接入各类抢票插件或抢票手机客户端，就是最现实、最经济也是最合理的选择。

铁路企业之所以不愿开放车票销售，真正的原因当然不在某些乘客的不满情绪，而更在于它想坐拥数量庞大的用户群并使其保持依赖度。

在电商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对用户的争夺已然白热化。

从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的角度，支持抢票插件理当成为、也必将成为多数乘客的共识。

看看我们周围那些因未得抢票插件之利的乘客吧，他们或有抱怨，却又多半会在抱怨之后赶紧添加或下载抢票插件。

这，就是趋势。

调房价之本在于厘清权力与市场边界

调控房价的根本之道，是打造更加公开透明的现代公共财政，强化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约束，建设法治型、责任型、服务型政府，从而厘清权力部门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边界

邓清波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房地产泡沫。

一些中心城市房价被推高，和民众对相对稀缺的公共服务的追逐有直接关系。

要想遏制房子投机，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

政府应该允许房价上涨，“香港为什么没人投机房子?

因为房价太高了，没人炒得起”（《新京报》）。

认为中心城市房价被推高是因为民众追求相对稀缺的公共服务，却忽视了政府调整房价，促使房价维持在合理水平，这本身就是一种“公共服务”。

首先要看到，在中国内地，房地产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市场，因为地方政府部门已经深度地介入其中。

从城市规划，到土地供应、金融政策等，每个关键环节的核心发言权都掌握在政府权力部门手中。

并且地方政府在这中间并非是单纯地充当着“守夜人”的角色，而是各种利益交汇中的一个重要主体，那就是卖地收入、土地财政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和官员打造政绩的重要路径。

如果忽视民生诉求，单纯从政府部门及官员自身利益来讲，房价上涨对他们增加卖地收入、打造个人政绩是有利的。

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事实上不可能真正做到完全“依靠市场的力量”来调节，政府部门也不可能不参与房价的调控。

所谓“政府应该允许房价上涨”，就等于是免除了政府部门对于房价过快上涨的调控责任，容许政府部门继续利用高涨的房价来维持土地财政。

那么，在权力部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房价必将更加疯涨，直到形成巨大泡沫，再彻底崩盘。

由于政府部门本身可以从房价疯涨中获利，其修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的积极性势必不会很高，而且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形下，各地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频频爆出被用来掩盖以权谋私的丑闻，民众很难真正依靠它得到住房保障，不能不被裹挟到疯涨的房价之中，任由辛苦积攒的财富被开发商和政府联手赚走。

因此，试图让市场对房价实现自动调节，再由政府采取措施兴建廉租房等来给低收入群体以基本住房保障，这往往只是美丽的幻想。

疯涨的房价将把大量社会资金吸收过来，窒息民众消费和理性投资，势必扭曲经济结构调整转型，无论是对于民生，还是对于整个国民经济，都将是灾难性的后果。

这其实一点也不难预测。

这就更加需要明确和强调政府部门负有科学调控房价的公共服务责任。

政府科学调控房价、防止出现房地产泡沫，实属责任所系、义不容辞，绝不能够无所作为地“容许房价上涨”，更不能够以“依靠市场的力量”为借口来掩盖政府部门和开放商各取所需的行径。

诚然，中心城市的房价涨得更快，与这里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相对充裕有关，因此，如李铁主任所说，政府采取措施引导相关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更加均衡，是缓解中心城市房价上涨压力的必要举措。

但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部门必须首先承担起照顾民生、调控房价的责任。

调控房价的根本之道，是打造更加公开透明的现代公共财政，强化对政府部门的监督和约束，建设法治型、责任型、服务型政府，从而厘清权力部门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边界，一方面提高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效能，一方面促进市场经济更加完善。

斯时，“市场的力量”才会更加健康有力，房价也才会更加公平合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才会更加良性持续。

以房养老：

不能只是“看起来很美”

老人对“以房养老”机构不信任，金融机构对70年房屋土地产权有忧虑，房价波动影响“以房养老”，这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决策部门“对症下药”。

近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公布，意见提出“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这种模式又称为“以房养老”，具体操作办法和实施计划，有望明年一季度出台。

据悉，对于“以房养老”的相关政策，即将出台的北京相关政策中也会有所体现。

“以房养老”是做大养老产业的撬杠

上周五，国务院颁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

《意见》首次明确：

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功能完善、规模适度、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体系。

与其说这是一个“意见”，不如说它是建国六十余年来国内首部养老产业发展规划。

届时，国内初具规模和形态的养老产业，将对应2.4万亿老年人群，相当于5个法国的总人口。

从以人为本的原则出发，应对如此庞大人群的养老需求，政府早作谋划义不容辞。

以市场眼光考量，2020年时，以每个老年人口年养老消费3万元计（按现有服务业综合成本计，标准并不高），每年将形成至少7.2万亿元的养老产出，大致相当于2020年时国内GDP的6%左右。

一般而论，某个产业年产出规模达到全国GDP的5%即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

以发展的思维观照，大力发展养老产业无异于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所见，若把这件大事扎扎实实做好了，国家、社会、市场、老年人群皆大欢喜。

然而，目前世界上，包括高福利国家在内，没有哪个国家单靠财政投入能把养老产业做大。

多条腿走路，公办养老托底，市场养老主打，是养老由事业转身为产业的惟一可行路径。

可就国内现状而言，由于历史与现实原因共同使然，城镇大多数退休老人的养老金基数较低，再计入物价因素和养老服务的人工成本，单凭养老金支付入住养老院的成本，令多数老年人可望不可及。

故而，政策的大幅度突破，是打通养老市场瓶颈的惟一选项。

另一方面，各路社会资本早已对涉足养老产业铆足了劲。

可在最近十数年，尽管国内已加速步入老年社会，但在国家层面，养老是事业而非产业的陈旧观念迟迟未能更改，导致兴办养老产业的土地、税收、行政性收费如何减免迟迟未能明确，致使各路资本不敢冒险进入，已先期涉足的资本则多半陷入惨淡经营之尴尬境地，让更多欲进入的资本望而却步。

现如今，财政部为落实《意见》，允诺在明年三季度前出台系列扶持政策。

但倘若缺失了“以房养老”这一关键的“撬杠”，仅凭市场外部的政策优惠，资本恐怕依然不敢贸然涉足。

因为资本无利不起早，单凭多数老人的退休金，以赢利为目的的社会养老院开办越多，空置床位自然越多。

所以，只有先把“以房养老”的收入作为老年人口的“补充养老金”，养老产业这盘大棋才能梯次走活、走顺。

此外，“以房养老”主要针对城镇老年人口的养老需求所作量体裁衣式的政策设计。

而中国大部分老年人口散居于农村，由于外出打工子女最终大部分将融入为城镇人口，农村空巢老人问题更为突出。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城镇“以房养老”的政策还得要有相应的“农村版”果敢跟进。

北京市民政局有关负责人所言“北京市有可能以更广的视角……”很可能隐含着等条件成熟时相继推出“以房养老”的“京郊农村版”。

据介绍，上海、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大城市，均已有机构悄悄开始农村养老的政策研讨，目前较普遍的研讨对象包括，将农村老年人口的承包田、自留地、口粮田、宅基地甚至自有住房等，在高度自愿、规范有序、依法操作的前提下，通过适当而合理的方式集中置换，用稳定的、落实于老年人个人账户的租赁资金，作为农村老年人新农保之外的“第二养老金”使用。

把养老办成一个产业，没有现成经验可循，唯有切合国情、省情、市情、县情，既大胆探索亦谨慎操作，过程之中犯错走弯路在所难免，好在大方向已明确，成果当可期待。

（北京青年报鲁宁）

如何让民众信任“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不是个新概念。

多年前北京、南京、上海等城市的个别金融机构也自发进行过尝试。

如今，国务院《意见》意味着，这一模式将从民间探索正式上升到国家推动。

国家推动“以房养老”的背景，是我国已经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2012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1.94亿，2020年将达到2.43亿，2025年将突破3亿。

面对“老龄化”的挑战，我们必须及时应对。

“以房养老”模式有利于减轻政府、社会、老人及其子女的养老负担，还能有效盘活房屋资源，可谓“一举多得”。

但从过去部分地方试点的效果来看，与事先的设想有一定距离。

一是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不愿意接受“以房养老”。

这既是因为传统的养老观念一时难以转变，也是因为过去个别金融机构设计的“以房养老”模式欠合理，不能打消老人们的顾虑。

比如，某银行推出的“以房养老”业务，贷款期限只有10年，可老人一般不止活10年，那10年以后怎么办，对这样的问题老人有忧虑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也有一些忧虑。

比如，我们的房屋土地使用权最多只有70年，等到抵押时房屋土地使用权期限所剩无几，房屋价值就不大了。

之前，银监会负责人就曾表示，由于中国现有的制度房屋产权70年，“以房养老”难以推行。

再加上未来房价变化存在不确定性，大多银行、保险等机构因而态度谨慎。

因此，推动“以房养老”的重点与难点在于消除公众和金融机构的种种忧虑，完善制度的设计。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个别金融机构自行试点，主要是从自己的金融风险和经济收益的角度来设计“以房养老”。

而今后，国家层面推行的“以房养老”，需要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集纳多方智慧进行制度设计，整合更多的资源。

其次，过去试点效果不理想，也为下一步推行“以房养老”积累了一定经验。

比如，老人对“以房养老”机构不信任，金融机构对70年房屋土地产权有忧虑，房价波动影响“以房养老”，这些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需要决策部门“对症下药”。

再者，可以借鉴国外“以房养老”经验。

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有成熟的“以房养老”模式，我们可以选择、借鉴，将这些经验本土化，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以房养老”模式。

（新京报社论）

“以房养老”的理想难以照进现实

事实上，“以房养老”并非新鲜概念。

在此之前，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多地均曾进行过相关尝试，但结局无一例外地均告失败。

尽管“以房养老”模式在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显示了一定的制度生命力，但在中国的现实土壤中，人们似乎对此顾虑重重、冷眼相看。

此前民间层面的尝试铩羽而归，而今国家层面的推动，就一定会取得出人意表的成功吗?

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必须正视的是，“以房养老”并非一个简单的养老问题，换言之，它不仅仅是一个金融问题或者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涉及传统文化、亲情伦理、土地制度、金融制度、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政治公信等诸多层面的繁复问题。

如果不能从一个更宽阔和更顶层的角度去审视和推动“以房养老”，那纵然背后有国家意志的强力背书，其结局亦难逃被市场冷遇的局面。

哪怕只有70年产权，中国的老人们最希望的还是将自己付出一生心力打拼而来的房产，传与后代，庇荫子孙，以彰显其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如果要他们抵押房产而获得养老金，首先他们自身会遭遇严重的心理障碍，当然或许还将面临子女们的微词。

如此这般，“以房养老”模式在强悍的传统文化与亲情伦理面前，恐将碰得头破血流。

更重要的还是目前的土地制度与市场环境，与“以房养老”模式并不兼容，且处处抵牾、风险遍布。

房子只有70年产权，而一般而言，到了养老的年龄，老人的房产产权期限已经折损大半，甚至行将到期，“以房养老”已经不可能。

尽管物权法规定，房子产权到期可以“自动续期”，但其中政策盲点丛生，不确定性太大。

自动续期是无偿还是有偿，如果没有法律的确据和国家的庄严承诺，即使老人们愿意抵押，银行和保险公司也不敢轻易承接。

此外，中国房地产市场波谲云诡，房价涨跌难测，房产泡沫影影绰绰，像银行这种经济理性人，岂敢不顾一切地热情拥抱“以房养老”?

正是因为风险高企，银行和保险公司无不戒慎恐惧，在英国等国家实行的“终身抵押”制，在中国往往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且条件非常苛刻，往往对抵押人极尽挑剔，譬如必须拥有两套或以上的房产等，但问题是如果老人坐拥宏富，又何必费尽周折去抵押房产养老?

在此还必须郑重提及的重要事实是，养老不仅是城市的问题，更是农村的问题。

“以房养老”以城市养老为本位，制度视野根本没有顾及农村养老的迫切现实。

事实上，养老的重点和难点恰恰在农村。

中国1.9亿老人中有1.2亿在农村，如果一项公共政策无视农村老人不可能靠抵押房产养老这一基本现实，其意义难免大打折扣。

无论怎样，“以房养老”都不可能成为中国的主流养老模式。

它也许可以作为养老多元化的选项之一，但更成熟完善的社保基金与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始终是扛鼎性的主打选择，亦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不容逃避，不容转嫁，更不容再犹疑彷徨而不思进取。

（都市时报）  

以房养老还需持续闯关

实际上，“以房养老”是简单化的概括，其全称是“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老人将房屋产权抵押给金融机构，定期获取养老金或接受老年公寓服务，最后房屋产权归金融机构。

这一“逆按揭”式的养老保险方式，发源于美国上世纪80年代，是增加养老资金来源的金融创新产品。

传统文化中，养老被归入“孝”的范畴，有“郭巨埋子”、“王祥卧冰”两个孝德典范。

前者因家贫，为养父母而欲坑杀儿子;

后者因母病，为侍亲而卧冰捕鱼。

虽然这种略显畸形的养老观已不合时宜，但从中仍可看出完善养老体系的两个核心问题：

一是支付能力不足时如何保证养老;

二是怎样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

解决不好支付只能是“橱窗外的乞丐”，提供不了服务则会是“沙漠中的富翁”，对于完善的养老体系来说，支付能力和服务能力缺一不可。

当前，我们无论是支付能力还是服务能力，都还在“骑牛追马”。

虽已建立起基本体系，但各类养老保险的宽度和厚度仍需加强。

比如，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转问题仍没有解决，大量养老保险资金安卧银行账户、跑不赢通胀的步伐。

而“就近养老需排队十多年”、“老人护工缺口超百万”等新闻，更折射出服务能力的不足。

从这个角度看，以房养老或可双赢。

一方面，房子这一“沉睡的资本”被激活，是解决支付能力问题的一种手段。

另一方面，市场化、社会化养老，资本尚在犹疑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