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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的思想和实践成为维新思想的先驱,为启示后人向西方寻求真理起了开拓作用。

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原名远达,字默深。

湖南邵阳隆回人。

道光进士。

晚清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之一。

与龚自珍、林则徐、黄爵滋等提倡经世之学,同属今文学派。

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

力图以此谋求国富民强,从而成为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

遵林则徐嘱编《海国图志》,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曾组织武装对抗太平军,最后弃官学佛。

病死于杭州。

著作有《古微堂集》、《元史新编》、《圣武记》、《海国图志》等。

魏源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其思想对维新变法有一定影响。

《海国图志》

是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在《四洲志》基础之上编撰的一部综合巨著。

作者在镇江受林则徐嘱托,据《四洲志》译稿及中外文献资料,于1842年成书50卷,后扩编为100卷。

此书系统介绍了外国历史、政治、地理和科技知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并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实践。

本书促使人们开阔眼界,了解世界,对维新变法和以后中国思想界有重要启蒙作用。

此书出版后,很快传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也发生一定影响。

金田村起义

《资政新篇》

是太平天国后期,由洪仁玕向洪秀全提出的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的方案。

1859年刊行。

政治上,它主张“以法治国”、舆论监督和直接选举政府官员,即提出了初步的民主法制思想。

经济上,它鼓励发展工商业,奖励技术发明,提倡保险事业。

文化思想上,它反对迷信,提倡新式教育。

外交上,它主张自由往来、平等互利。

《资政新篇》具有资本主义色彩,超越了农民平均主义思想,反映了当时中国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先进性;

是近代中国的先进人士最早提出的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集中反映了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

但由于没有付诸实施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未产生显著作用。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

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今南京)后颁布。

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核心主要涉及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

主要内容:

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了农民平分土地的原则;

在农村设立兵农合一的乡官制度;

废除封建买卖婚姻。

纲领具有强烈的革命性,突出反映了农民阶级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强烈愿望,是几千年来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但带有浓厚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实际上并没有实行。

洪秀全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太平天国创建者及思想指导者,称“天王”。

生于福源水村农民家庭。

自16岁起四赴广州府考皆不第。

1843年开始宣传“拜上帝”,五月创立拜上帝会。

1844年3月和冯云山同到广西进行宣传,同年冬返回花县。

先后吸收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组成领导集团,准备起义。

1851年12月在广西桂平金田村举行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1853年定都天京(今南京),派兵北伐和西征,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定都后日渐沉迷宗教事务,疏于政事。

天京事变后起用李秀成、陈玉成等人。

批准颁布洪仁轩的《资政新篇》。

1864年5月天京沦陷前夕病死。

撰有《原道救世歌》等。

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

1838年中进士,1839年任侍郎。

崇尚程朱理学。

1853年创立并统帅“湘军”。

清朝战略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

洋务派著名代表人物,开启中国近代制造业的先河,积极翻译印刷西方书籍,又建立兵工学堂,大力派遣留学生,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有《曾文正公全集》,另著有《为学之道》、《五箴》等著作,但以《家书》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李秀成

李秀成(1823~1864年),或作寿成,太平天国著名将领。

初名李以文。

广西藤县人。

贫农出身,幼年和父母一起“寻食度日”,生活十分艰难。

1849年,加入拜上帝教。

1851年9月参加太平军。

他作战机智勇敢,很快从一名普通的士兵晋升为青年将领。

曾破清军江北大营,取得重创湘军的三河大捷。

1859年被洪秀全封为忠王。

1861年又与陈玉成等军再次大破清军江南大营,先后攻占常州、苏州、嘉兴等地,三次进军上海。

他在太平天国后期衰弱的形势下,在军事上连连获胜,中兴了太平天国,成为天平天国后期的顶梁柱。

天京被围后,他主张“让城别走”被拒绝。

1864年,天京陷落后,护送幼主洪天贵福失散被俘,写《李秀成自述》数万言,叙及天国历史,有求降之意。

七月被曾国藩杀害。

《北京条约》

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后,英、法、俄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的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

《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继续和扩大,它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攫取了一些新的侵略权益:

增开天津为商埠,使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了大肆掠夺华北经济的侵略据点;

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割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给俄国,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

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准许外国人招募华工出国;

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更加深入和日益猖獗。

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中国人民的灾难日益深重了。

辛酉政变

是1861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

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

1861年9月5日,奕托名奔丧,从北京赶至承德与两宫太后制定了发动政变的计划。

10月26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偕幼帝载淳等先行离热河回京。

两太后抵京后,即召见先行返京的奕,秘密部署,搞垮了当权的以肃顺为核心的政务八大臣,又清除了“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党羽。

11月,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

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

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

洋务运动

是19世纪60到90年代洋务派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教及外交活动。

在中央以奕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为代表。

60、70年代以“求强”为口号,重点在新式军队和军事工业建设;

70、80年代又提出“求富”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民用企业。

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

一般认为,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

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清廷统治,开展的结果也没能使中国“民富国强”,但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打破旧观念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近代化运动。

洋务运动虽然其目的是为了镇压国内人民起义,抵御西方侵略,巩固封建统治,开展的结果也没能使中国“民富国强”,但它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近代化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1)洋务运动直接促成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洋务派办起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企业,其民用工业是中国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虽然企业内部带有不少封建色彩,但它们是作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的。

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动摇了封建统治,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这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客观后果。

(2)洋务运动导致中国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随着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创办和发展,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因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壮大了中国的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新兴的社会力量,代表着新的社会生产力,它们的诞生为中国的民主革命奠定了阶级基础。

(3)洋务运动冲击了传统的封建观念,新式学堂的设立,留学生的派遣和西方书籍的翻译,外国先进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思想的介绍和传播,冲击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夷夏之防观念和封建教育体制,使中国人得以更多地了解、认识外部世界,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其后的社会改革打下了思想基础。

当然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不能过高,其破产表明:

只有求得国家的独立,才能从容地建设现代化;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改革开放必须有制度和政权的有力保证;

没有成功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就很难进行。

反之,单纯的军事、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改革的配合,也不可能实现国富兵强;

人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现代化的先决条件。

总理衙门

是1861年1月咸丰帝批准恭亲王奕等的建议而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别称总署或译署。

主管外交及通商、关税等事务,后来连筑铁路、开矿、制造枪炮军火等事务也归之管理,总揽了全部洋务事宜。

总理衙门首任事务大臣均为清朝贵族,且与外国侵略者关系密切,故一般认为,总理衙门实际是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总枢纽,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表现。

总理衙门存在了40年。

到1901年,据《辛丑条约》规定改为外务部,仍位列六部之首。

客观上总理衙门的设立是中国外交近代化的开始。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一字香涛,别号壶公、抱冰。

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

同治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山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

中法战争期间,他主战奏准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

1889年,他调任湖广总督,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设立纺纱、织布、缫丝、制麻四局,创办两湖书院、筹办卢汉铁路等,与李鸿章争夺权势。

1898年,他发表《劝学篇》,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反对维新政治改革。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地区人民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

1901年与刘坤一上《江楚三折》,提出改革建议。

1904年与张百熙等人拟定“癸卯学制”。

1905年7月督办粤汉铁路,9月奏请停止科举。

1907年调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

张之洞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早年是“清流派”重要人物,后转化为洋务运动后期著名代表人物,对中国民族工业和教育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有《张文襄公全集》。

江南制造总局

1865年李鸿章购买了美商旗记铁厂,与原来丁日昌、韩殿甲主持的两所炮局合并,成立江南制造总局。

1867年,该局由上海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扩大规模。

江南制造总局的主要产品有枪支、大炮、弹药、钢铁和造船。

在资金经费方面得到清政府的大力支持,不论生产设备和技术力量都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

江南制造总局带有浓厚的封建性,是官办的和不是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不是独立经营的企业,但也逐步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北洋水师

或称作北洋舰队、北洋海军,是洋务运动中建立的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同时也是清政府建立的三支近代海军中实力和规模最大的一支,由李鸿章一手兴建和控制。

1875年,李鸿章奉命督建北洋水师,1880年在天津建立水师学堂,次年在旅顺和威海卫先后修筑军港,1888年正式成军,由淮系将领丁汝昌担任北洋水师提督,共有大小舰只20余艘,主力舰为“定远”、“镇远”两舰。

北洋水师是清政府的海军主力,号称“亚洲第一舰队”,耗资巨大,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因战略失当全军覆没,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清政府也因此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

郑观应

郑观应(1842—1922),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先生、摹雍山人等。

广东香山(今中山)人。

初任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

后任上海机器制造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

注意研究实务和时报,19世纪90年代初形成维新改良思想。

主张,变革以御外侮,认为“欲张国势”,必改专制。

强调“商战为主”,要求实行护商政策。

敌视革命,拥护立宪。

鄙视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憎恶军阀混战。

著作有《救时揭要》、《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等。

中日《马关条约》

是1895年4月李鸿章因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和日本代表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

(1)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

(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3)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4)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

(5)允许日本在中国大陆投资设厂。

《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最苛刻的卖国条约。

它不但规定中国割地、赔款、增开商埠,还使中国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敞开大门。

从此,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黄海海战

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双方海军主力在黄海北部海域进行的战役规模较大的海战,又称“东沟战役”。

1894年北洋水师遭日本舰队袭击,丁汝昌下令迎敌,激战五、六小时。

邓世昌、林永升等英勇牺牲。

中方损失略大于日方,但主力尚存。

战后北洋水师退回旅顺、威海,“避战保船”,不再出战,日本海军掌握了黄海制海权,对甲午战争的后期战局具有决定性影响。

黄海海战是海军发展到铁甲舰时代后的一次大规模海上舰队决战,颇受世界各国海军人士的重视。

戊戌变法(内容、“戊戌六君子”)

戊戌六君子

1898年9月28日,清廷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戊戌变法失败后被捕的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六人,未经审讯,同时处死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清末维新派,湖南浏阳人。

1897年,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等设立时务学堂。

次年,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

1898年9月,光绪帝授他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参预变法。

变法失败后,他拒绝了日本人的劝告,不肯逃亡,后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刑场。

他的遗著被编成《谭嗣同全集》。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又字纯叔,清末维新派,四川绵竹人。

张之洞之受业弟子。

光绪十一年进士。

受内阁中书。

1898年,经陈宝箴推荐,任四品衔军机章京,参与新政。

戊戌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著有《说经堂诗草》。

林旭(1875—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人,清末维新派。

举人出身,康有为的受业弟子。

曾经充任荣禄幕僚,又曾任内阁中书。

1895年,他反对中日《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和台湾,上书请拒和议。

1898年3月,在京组织蜀学会,为组织保国会奔走。

“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召见他,赏四品卿衔,充军机章京,与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同参新政。

林旭在军机四卿中较激进,上书言事甚多。

戊戌政变前,他两次为光绪帝给康有为传密诏。

政变后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著有《晚翠轩诗集》。

 

刘光第(1859—1898),字裴邨,四川富顺人,清末维新派。

1883年(光绪九年)进士,授刑部主事。

1898年,由陈宝箴推荐,授四品衔军机章京,与谭嗣同等参预新政。

著有《介白堂诗文集》、《衷圣斋文集》。

杨深秀(1849—1898),字漪村或仪村。

山西闻喜人,清末维新派。

光绪进士,授刑部主事。

1897年授山东道监察御史。

1898年3月,他发起旅京陕籍、晋籍人士成立关学会。

4月,他参加保国会。

6月,他上疏请定国是,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

“百日维新”开始后,他上疏请议“游学日本章程”,请更文体,参劾阻挠新政的礼部尚书许应等,反击湖南守旧势力对巡抚陈宝箴的参劾。

为对付慈禧太后密谋政变,他上疏“联结与国”,即英、美、日等国。

政变起,他不避艰险,上疏质问光绪被废之故,请慈禧撤帘归政,遂被捕,就义于北京菜市口。

是“戊戌六君子”之一。

著有《杨漪村侍御奏稿》《虚声堂诗抄》。

  

康广仁(1867—1898),原名有溥,字广仁,广东海南人,康有为之弟,清末维新派。

自幼不试举业,以为国家弱亡,皆因八股锢塞人才所致。

他曾于浙江任小官,因厌恶官场黑暗而辞职,后协助康有为赞议维新。

1897年他在澳门主持《知新报》,又经理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等著作。

他对外主张联英,对内主张废科举、办学校为第一要务,专心教育志士,多培养实用之才。

“百日维新”中,他在京协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疏。

两考

是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所著的关于变法维新的两部理论著作,即《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康有为指斥刘歆为新莽篡汉而制造“伪经”,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又借用孔子宣扬“托古改制”。

两考在学术研究方面不具有太大价值。

其目的只是在于利用古书宣扬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为变法减轻阻力。

两考是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依据,其政治目的大于学术目的,政治价值大于学术价值。

《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第一部关于变法维新的理论著作。

刊行于1891年。

在书中,康有为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传统守旧思想提出挑战。

他认为东汉以来的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的“伪经”,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绝非孔子的“真传”,这一论断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此书是披着“经学”外衣的一部维新变法的理论著作,挑战了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形象,也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派,梁启超赞此书为“此实思想界一飓风也”。

此书是为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服务的,其政治目的大于学术目的,政治价值大于学术价值。

《孔子改制考》是康有为一部重要著作,在1898年刊行。

该书指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

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把孔子打扮成变法改制的祖师来宣传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

他还宣称人类社会必然是按照“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的顺序演变发展的,则君主专制肯定要被君主立宪制所取代,为维新变法提供了历史理论依据。

此书为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服务,学术价值不高。

其政治目的大于学术目的,政治价值大于学术价值。

《时务报》

是清末维新派的报刊,旬刊。

上海强学会被封禁后,会员黄遵宪、汪康年等倡议以学会余款创办报馆,以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出版《时务报》,由汪康年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

该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中西报译等栏目,梁启超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重要文章,其他维新人士也纷纷撰稿,揭示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倡言变法,抨击顽固守旧势力,因此颇受读者欢迎,对宣传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

“百日维新”中,康有为通过光绪帝宣布改《时务报》为官报,并派自己督办《时务官报》。

汪康年在张之洞支持下,于1898年8月改《时务报》为《昌言报》。

旋因戊戌政变,《时务官报》、《昌言报》停办。

《劝学篇》

是张之洞在1898年发表的反对维新政治改革的代表著作。

分为内、外两篇,“内篇务本,以正人心;

外篇务通,以开风气”。

基本思想,是说教育首先要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然后再学习西学中有用的东西,以补中学的不足。

他把中学的内容概括为经、史、子、集,尤其强调"

明纲"

,认为三纲五常是中学之本原,以此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

把西学概括为西史、西艺、西政三部分。

全书宗旨,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调。

此书一出,立刻受到许多人的赞赏,并且受到光绪帝的重视。

这一主张具有明显的保守性,目的在于强化封建君主专制,反对政治改革,但是,这一教育主张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近代教育的发展。

义和团运动

1900—1901年主要发生在北方的大规模的群众反帝运动。

它是1899年由义和拳改称而成,首先爆发于山东,成员成分复杂,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士绅等,但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领导。

斗争口号是“扶清灭洋”,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势力,全盘排外。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镇压下失败了。

“扶清灭洋”

“扶清灭洋”的口号最早始于1898年10月赵三多、阎书勤等领导山东冠县人民举行反教会斗争之时,其所用旗帜即标“扶清灭洋”四字。

此后多数义和拳组织皆用为反帝斗争的口号。

这个口号具有反帝爱国性,反映了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号召力;

“扶清”说明义和团民对清政府认识处于感性阶段;

“灭洋”具有盲目排外性,对外国在华势力认识不科学。

“扶清灭洋”的口号,不是农民群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给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带来一定消极作用。

《辛丑条约》

亦称《辛丑各国合约》、《北京议定书》,是1905年清政府与英美等11国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订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

内容主要有:

(1)赔款各国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

(2)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

(3)帝国主义列强可在自北京至山海关沿铁路重要地区的驻扎军队;

(4)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在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

(5)惩治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官员;

(6)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的组织;

(7)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成为清政府与列强交涉的专门机构。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东南互保

是中国清朝末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中国南方各省违背中央政府的命令,拒不同外国开战的事件。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西方列强组织联军武装干涉的历史形势,以英国为首的列强与东南督抚出于自身的考虑,达成了某种妥协和“谅解”。

1900年6月26日,在大买办盛宣怀的联络下,上海道余联沅与各国驻上海领事达成了《东南互保章程》,规定上海租界的安全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互不干扰。

东南互保的形成,一方面维护了列强在华的利益,破坏了东南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活动,有利于列强集中兵力侵入京津地区;

另一方面,在客观上防止了列强对东南的大举侵扰,维护了南方经济免遭战争的破坏。

辛亥革命

广义的辛亥革命是指自1894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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