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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前的十年,在这一经济复兴阶段,日本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产业政策,总体来看是产业保护扶植政策。

包括重点产业政策(即“倾斜生产方式”、企业合理化政策和综合扶植措施。

这一政策的成果是显著的。

有资料显示,1947年日本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战前(1934~1936年平均为100%的71.6%,1951年为89.6%,到1954年已超过战前18.8%。

2、1955-1973:

随着日本加入关贸总协定后,其产业结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主要方向是从产业合理化向重化学工业化的方向发展。

1960年代初日本政府制定并实

施了《60年代产业结构设想》,宗旨在于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主要内容有:

①协调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促进支柱产业发展。

支柱产业主要包括机械、化学、钢铁等,对原材料、动力等基础部门,要求价格低廉及充沛的供给。

②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各种政策手段和方法。

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的黄金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眩目的高速增长。

3、1973—1985:

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的稳定增长时期,产业结构政策则是以建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中心。

具体内容有:

改革能源及资源结构、调整结构性萧条产业、支持民间企业的研究开发活动,扶植高技术产业等。

主要发展技术高度集中的研究开发产业和以机械工业为核心的高加工产业以及知识产业;

促进出口商品的知识密集化,提高知识密集型商品在出口品总额中的比例等。

考虑到能源问题以及日本的现实,在1974年,日本政府提出了《产业结构长期设想》,总的要求是“充实国民福利和促进国际协调”。

4、1985—1990:

这一时期从经济发展速度上看是调整时期,从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上看是进一步向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的时期,“科学技术立国”战略已经初见成效,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方向是建立以软件技术为中心的“创造性的知识密集化产业结构”,实现技术密集化和智力劳动密集化,提高各产业部门的附加价值。

这一时期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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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经济政策的重点放在纠正对内和对外的不平衡上;

对内是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内需主导型;

对外是扩大进口,缩小贸易顺差。

5、1990年以后:

泡沫经济在对内需的不断刺激中破碎,这一现象的表象是货币经济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而深层次原因还是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由于受到原有产业结构及制度方面的各种限制,1980年代以来,日本一直停留在原有产业及制度内部谋求发展,忽视了进一步的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未能确定和建立起新的主导产业,从而导致经济增长迟滞。

(二经验和教训

可以看出,在日本50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实践中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主要有:

①产业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合理的产业政策培育起了一大批高素质的企业,通过对处于不利竞争地位的产业给予适当的保护,传递了产业企业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完善了产业基础设施,保证了资金供应,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产业的发展。

②产业政策的体系性。

日本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是一个以产业结构政策为核心的完整的政策体系。

它主要包括产业民主化政策、产业保护政策、产业扶植及振兴政策、中小企业政策、产业技术政策、竞争秩序政策、产业用地政策、海外市场开发资助政策、衰退产业合理化及调整政策、流通政策、高技术产业政策、防止公害政策、消费者保护政策等。

日本产业政策发挥作用的过程就是一系列政策措施合理组合并发挥作用的过程。

③各产业的协调发展。

日本政府还十分重视产业的协调原则,主要包括要确保没有制约产业发展的重大“瓶颈”因素以及产业整体素质的协调。

日本的“倾斜生产方式”就是针对当时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而展开的,去除瓶颈因素,经济的健康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中小企业政策”则是针对产业整体素质的协调,保证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具备公平的起点。

不过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也提供了一些教训:

如产业政策的目标常常与为了增进社会福利的政策目标发生冲突;

国内宽松的竞争环境使得企业产生惰性,当经济陷入萧条时,不是内部挖潜或主动调整,而是谋求政府行为,以限制(国内外市场竞争等。

简言之,日本的产业政策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有效地利用价格机制在资源分配方面的职能,促成了快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

另一方面它也干涉了价格机制的调节职能,企业的市场活动被政策和规制所扭曲。

二、韩国产业结构调整

1、1950年代中后期,以内向型经济发展为主。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韩国经济发展缓慢。

二战后诞生的韩国,又经历了朝鲜战争,经济陷入崩溃边缘。

在这一时期,韩国主要依靠美国援助物资来支撑经济,从而只能走内向型经济发展,即通过销售美援物资积累资金,再大量投入电力、煤炭、水泥、运输、通讯等骨干产业部门以带动内需,取得经济复兴的成果。

2、1960年代初期,从进口替代工业化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

由于韩国自身缺乏原材料、资金和技术,原材料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再加上当时韩国出口不振,国际收支逆差巨大,只能靠外来资金弥补。

为了改变这种现状,韩国政府自1958年起,开始从“进口替代”逐步转向“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政策,而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为韩国加工工业、出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较大的销售市场。

在政府贸易推动政策支持下,韩国首先实现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继而完成了资本密集型原材料工业产品的进口替代,并使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3、1970年代,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重化工业,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

韩国的产业政策从鼓励出口转向优先发展重化工业,特别是第三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72~1976年中,大幅度增加投资促进重化工业部门的发展和成立综合贸易商社以扩大出口成为政府产业政策的重点。

确立了钢铁、机械、石化、造船、电子和有色金属六大战略产业,并在金融支持、税收和相关法律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旨在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4、1980年代以后,提出“科技立国”,重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针对经济发展中的一些弊端,韩国从1982年开始实行以稳定、效率、均衡为基调的产业政策调整,同时进一步强化出口。

产业发展的重点确定为对外竞争力强的造船、电子、机械、钢铁等产业。

对那些在发达国家已属夕阳产业,但在韩国仍具有优势的产业(如纺织、家电、汽车、造船等进行技术升级,试图提高国产化率与附加值,以形成出口“主力产业”;

对那些在发达国家正处于成长期,而在韩国尚处于引进、吸收阶段的产业(如精密化学、精密仪器、计算机、产业用电子机械、航空航天等,作为本国的“战略产业”,予以重点扶持;

对那些在发达国家处于开发阶段,而在韩国则处于萌芽阶段的“新兴产业”(如信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作为积极发展的“未来产业”。

5、1990年代的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

1993年金泳三政府执政以后,积极推行新经济政策。

加速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主导型经济的过渡,全面实施科技立国战略,实施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

但由于长期以来积淀的矛盾,继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韩国也陷入了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的负增长。

政府转而实行以企业为中心的结构调整。

一方面对规模过大的企业进行分割,使其向小型化发展,减少垄断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限制企业从事过多领域的经营活动,力求避免无序竞争。

各大企业纷纷收缩战线,同时调整经营方向,以图东山再起。

长期以来,韩国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中积累了一些值得研究的经验,如树立外向型产业经济结构的目标、重视科技进步的作用以及选择合理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优化资源配置等。

韩国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实施过程中也有一些教训:

第一,过分依赖大企业的作用。

诚然,大企业的出现有利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形成,但韩国的大企业和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同,它们主要是依靠政府的扶植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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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竞争力也没有随着规模扩张而得到相应的提高;

其次,政府给予大企业太多的金融支持,优惠利率与市场利率甚至相差近10个百分点,支持已经超过了合理的限度,加上大量低息贷款和高负债多角化经营,形成了大量的重复性投资和局部领域的恶性竞争。

一旦企业经营恶化,银行必然承受呆坏账剧增的巨大负担;

再次,外向型战略下的韩国大企业对国际市场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其实是一种脆弱;

另外,韩国少数大企业对经济的高度垄断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第二,过分强调出口的重要性。

韩国政府在推进“出口导向”政策中,对企业过度干预,甚至对企业的保护制度化,最终既造成企业的“虚胖”,又使政企关系过于密切,导致腐败。

再有,过度地强调发展出口产业,有可能导致内需产业和出口产业的“二重结构”现象加剧,使国内的经济结构内在联系松散而降低抗干扰性,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一旦遇到世界经济危机,国内经济就会随之震荡,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已经有所显露。

三、印度产业结构调整

(一印度经济发展历程

1947年以来,印度经济经历了由半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印度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国,但几十年来一直利用“祖父条款”这一保护伞实行比较严厉的贸易管制,印度的关税在世界上几乎是最高的。

封闭的市场结构影响了工业化的效率,也阻碍了国内竞争。

印度真正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从1991年开始的,该政策属于经济体制转变一揽子计划的一部分,1998年以来属于改革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在经济上不仅继承了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政策,而且正进一步深入推动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的进程。

虽然印度的产业结构调整的前景还比较模糊,但总的来说,印度近五十年来的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的特点是改革前的低速增长和改革后的加速增长,1990年代以来,某些产业如软件产业更是飞速发展。

(二印度软件产业成功的经验

印度软件产业的发展战略涉及到一系列产业政策,其中较有特色的是“电信港”计划、软件人才政策及知识产权保护:

1、

“电信港(Teleport”计划:

所谓“电信港”就是由高宽带通信设施、跨国通信网络、数字交换与传输设施、卫星地面站所组成的网络系统。

为实施这一计划,印度政府打破了几十年由国营电信企业垄断的体制,取消了电信设备的特许生产制度,除了向外资开放电信产业以外,并逐步实施电信部门私有化的计划。

印度的信息高速公路从此起步。

2、软件人才政策。

印度拥有规模巨大的科技人才群体,其中相当比例的人具有熟练运用英语的能力,而这一点正是印度软件产业在人力资源方面的独特优势;

其次,印度在国内各正规理工大学以及大专院校和中学开展不同层次的信息技术教育;

第三,印度开放私人资本和外资从事电脑软、硬件的专业教育,使人才培训渠道多样化;

四,印度给海外归国人才尤其是信息产业方面的人才许多优惠政策,这部分人才也构成了印度包括软件产业在内的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中坚力量。

3、知识产权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对软件业极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

印度也曾深受盗版困扰,到1995年印度议会对版权法进行了彻底的修订,该法是世界上最严格也是最接近国际惯例的版权法之一,该版权法对侵犯版权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民事与刑事指控,经过立法与执法的不懈努力,印度软件的盗版比率降低了30%,不仅使印度软件产品免受美国301条款的制裁,出口畅通无阻,更提高西方跨国软件企业到印度投资设厂及建立软件研发机构的意愿。

四、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启示

日、韩、印都属于二战后快速发展的国家,可以称之为“后发国家”,考虑三国的产业结构演变历程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制定产业政策要着眼于国际。

产业政策的国际性,是上述三国的共同特点。

产业政策的国际性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虽然仍以本国产业为政策对象,但其空间外延基础已经扩展到了与本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国外地区。

它以本国的产业发展为基础,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中,是谈不上国际性的。

但是当这个经济体的开放度提高,参与了国际竞争之后,产业政策的国际性特征就彰显无疑了,这一点不会因产业政策的制定者的认识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别。

对我国来讲,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刚过800美元,然而商品过剩现象已经非常严重,这种本不该发生的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的长期封闭以及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调。

③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各产业将面对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

微观上看,各企业要降低成本,提高技术水平;

宏观上看,国家必须制定合适的产业政策,使资本、劳动和技术向合理的方向有序流动。

这种产业政策必定具有国际性,因为我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产业政策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国内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在现阶段,产业政策的国际性必须得到充分的认识,产业政策的制定必须与国际接轨,产业政策的内容必须置于WTO规则框架中进行,否则,会遭到有关国家的报复或经济制裁。

2、制定产业政策要具有针对性和发展眼光。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战略与其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

后起国家如日本和韩国在工业化阶段的做法很成功,基本上实现了经济“追赶”的目的。

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当经济从“追赶型”向“协调型”转向的过程中,两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转折的本质,对今后的经济发展模式没有形成清晰的分析,再加上外部因素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两国经济的长期徘徊。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和韩国并没有停止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努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开始实行结构性战略调整,即由技术与产业上的追赶型战略向独创型战略转变,使产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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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与经济增长的基础由“移植”转向“内生”。

1997年初桥本内阁提出的“从经济大国迈向高科技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就是一个明证。

而韩国在金融危机后对金融体制所做的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是引人注目的。

从目前的产业结构看,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最大问题仍然是:

(1产业基础设施不完善,基础产业缓慢发展与加工产业的快速增长不协调;

(2我国尚未形成带动经济全局的关键性的主导产业部门,政府所设想的机械、电子、石化、汽车等主导产业还没有真正起到主导部门的作用。

(3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服务行业产品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一般认为,投资于产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收效较慢,不如加工制造业的利润高、见效快,但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讲,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

在这一方面,印度是一个反面的例子:

仅有信息高速公路而没有高速公路不可能带动大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否则,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在消除原来的二元经济的同时,又产生新的二元经济。

为使我国的产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应当适度放开对基础部门的控制,扩大基础部门对国内外资金的利用;

同时通过国家财税和政策性金融等措施向基础产业部门提供资金保证;

并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建立起对这些部门进行融资的投资公司等专业性金融机构,把一部分分散的社会资金投入到这些部门。

对于标志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对其他产业发展具有重要关联影响的主导性产业部门,我国应当主要依靠市场竞争机制实现其发展。

主导产业部门有可能是政府确立的,但是政府的确立绝不能靠拍脑袋,而要根据市场的发育变化情况、根据需求结构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初期,温饱问题尚且没有解决,如果把汽车工业作为主导产业,显然是不合适的。

目前来看、汽车、住房完全可以成为我国的主导产业,这些行业之所以还没有成为主导产业,是由于其它的问题,并不是产业结构演变理论出了错误。

因此看来,政府的主要责任不是主动去选择主导产业,而是为有希望的产业创造一个比较理想的市场环境,至多是利用税收优待、金融扶助、进口限制的办法来扶植这些产业,并对其微观主体进行经济激励。

服务业在我国具有比农业和制造业更大的发展潜力。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传统服务业的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较小。

在WTO文件中提出的140多种产品里,我国只能提供40余种。

借助外资进入带来的示范效应,可以扩大服务业门类,增加服务业产品,积极发展房地产、旅游、教育培训、文化、体育以及中介服务等潜力巨大的行业,对交通运输、商贸流通、餐饮等传统服务业进行改造。

服务业是缓解就业压力的主要途径和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产业政策向服务业的倾斜是面对严峻就业形势的必然和现实选择。

3、产业结构调整不能代替经济体制的改革。

产业政策的目标通常是产业资源配置以及产业素质的优化,需要有多方面条件的支持与配合,其中经济体制是影响和制约产业政策实施的一个重要外生变量。

回顾近年来我国产业政策的运作状况,不难看出,传统体制的影响、双轨体制的矛盾和摩擦,增加了实施产业政策、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的难度。

首先,旧的劳动、人事管理体制以及户籍管理体制,对城乡劳动力的严格控制,使劳动力在产业间无法流动,不能达到合理配置和优化组合,阻碍了产业效益的提高,已经成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最大的瓶颈。

可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要说产业结构调整,整个经济的长期增长都没有出路。

其次,企业改革滞后,近年来未有实质性的突破,企业远未成为面向市场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因而企业对政府产业政策导向往往不能做出相应的配合,不能及时进行资源配置转换,影响和制约了产业调整、优化的进程。

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因中央宏观调控体系的不健全而造成的产业间强大的行政壁垒,也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

由此可见,加大改革力度,相互配合地推进企业改革,发展市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宏观调控体制,这是贯彻实施产业政策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体制条件。

①参见《战后日本经济史(总论》,[日]经济企划厅编,大藏省印刷局1957年版,第653页。

②按日本经济传统的分期方式,1955年到1960年也属于经济复兴阶段,本文按照入关分期,目的在于凸现日本产业结构政策在入关前和入关后的区别。

③参见王文龙、张觉力:

《加入WTO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理论探讨》2002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日]小宫隆太郎等,《日本的产业政策》,国际文化公司,1983。

2、江小涓:

《世纪之交的工业结构升级》,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3、[韩]宋丙洛,《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

4、胡乃武、王春雨,《加入WTO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责任编辑:

栾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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