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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者，古诗之流也。
《颜氏家训·
文章篇》亦云：
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
后来这"
六诗"
的学渐渐的失传了，于是只有"
单独盛行起来，这便是刘彦和说的"
六义附庸，蔚为大国"
班固《汉书·
艺文志》的"
诗赋略"
中有一段话讲他的来历最明白：
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
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
故孔子曰：
不学《诗》，无以言"
也。
春秋之后，周道寝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
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
大儒荀卿，及楚贤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师古曰：
风"
读曰"
讽"
）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由此可知赋的性质虽主铺张，而他的作用却仍为讽谏，与诗歌初无分别。
屈宋以后，如枚马诸人的赋，虽然变本加厉，"
竞为侈丽闳衍之词"
，不免"
劝百讽一"
之讥，然而这不过是文体上的变迁，其实论其初旨端在于讽谏。
我们只须看一看《汉书·
司马相如传》赞就明白了。
讲到屈原的作品，本是名为"
楚辞"
，并未自命为"
的。
用"
字题篇的是始于荀卿的《赋篇》。
然而这是一个总题目，虽是分咏"
礼"
、"
知"
云"
蚕"
箴"
五事，却不曾题作《礼赋》、《云赋》等名称。
所以真正以"
为题的头一位，现在大概要算贾谊。
（贾谊稍前的陆贾，《汉志》虽载他的赋三篇，今不可见。
）但汉人对于屈、宋诸人的文章虽一面称他为《楚辞》（如《汉书·
朱买臣传》云：
召见说《春秋》，言《楚辞》。
《王褒传》云：
征能为《楚辞》九江被公，召见诵读。
），而一面则仍称为"
试看《汉志》"
，打头便是"
屈原赋二十五篇"
，与枚、马诸人同例；
而下文叙论中也说屈原作赋以风（引已见前）。
不特班固如此，《史记·
屈原传》亦云：
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
见称。
又云：
乃作《怀沙》之赋。
《怀沙》是《楚辞·
九章》的一篇，本无"
名，而太史公却明明称他为"
了。
此外《汉书·
贾谊传》及《地理志》，应劭《风俗通·
六国篇》都说屈原作《离骚赋》；
王充《论衡·
案书篇》也说"
赋象屈原、贾生。
可见汉人对于屈、宋的作品--《楚辞》是一律当作"
看待的。
汉人所以称《楚辞》为"
者，因为"
辞"
的实质本无区别。
试看《卜居》、《渔父》二篇本非骚体，也被列在《楚辞》集中；
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篇，都是骚体的形式，却从来没有人目他们为"
即此一端，便知汉人称屈子的文为赋，不是没有根据的。
二屈赋四大观念
现在要讲到要题了。
屈原的辞赋是从何处来的呢？
说来话长，照前人的说法，赋生于诗，但是屈原的文章自有他的来路，决不是如此简单。
如果我们要彻底明了他的来源，还得从古代学术思想的流别中探究。
（我从前在《楚辞概论》里论《楚辞》的起源，曾举出三点：
一关于北方文学的；
二、关于南方文学的；
三、关于楚国的--风俗的，音乐的，地理的。
这都与本文注重内容的思想者无关。
）章学诚说：
夫《楚辞》，屈原一家之书也。
（《文史通义·
文集》）又说：
相如辞赋，但记篇目，（自注云：
《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于屈赋二十五篇之后；
而叙录总云'
诗赋二百六家，一千三百八十一篇'
，盖各为一家之言，与《离骚》等。
）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
这不能不说是目录学家泥古的偏见。
古代学有专门；
九流十家固然都是专门学问，辞章后来也成专门学问；
所以《汉志》著录，便把他紧接着十家之后，论其用意或在于此。
你看朱买臣被召言《楚辞》，被公应征诵读，这都说明《楚辞》有专门的授受，西汉时便少有人能"
言"
，少有人能"
读"
，所以要征召朱买臣及被公。
（《周礼·
春官》大司乐以"
乐语"
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郑注，以声节之曰"
诵"
，可知古人所谓"
诵读"
，并非一件容易事。
）这等专门之学，直至隋代还有人能懂。
试看《隋书·
经籍志》云：
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
至今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
这都是《楚辞》后来变成专门学问的例证。
但不能因此便说《楚辞》原来便是什么专门的学问。
古者九流之学各有所自出，辞章之学也有所自出；
如果说九流出于王官，也不等于说《楚辞》必然出于王官。
因为辞章之学是文学，和其他学术究竟不同，因此《汉志》（或向歆父子）也未尝明言，这是耐人寻思的。
现在我们应该这样说：
《楚辞》家者流，主要是出自民间，但多少受些史官及羲和之官的影响；
但如说：
辞赋家者流，盖出于道家及阴阳家，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层，那么便不难探索屈赋的来源。
我们研究《楚辞》若稍肯留心一下，很明显地看出屈赋中的四种观念，即：
一、宇宙观念。
宇宙的观念就是自然的观念。
这种观念以《天问》中为最多，《离骚》及《远游》次之，他篇则甚少。
（曩辨《远游》非屈原所作，未审。
）
二、神仙观念。
神仙的观念就是出世的观念。
这种观念以《远游》一篇为代表，《离骚》中亦多有之。
三、神怪观念。
神怪的观念全是幻想的观念。
这种观念以《招魂》中为最多，《天问》次之，他篇绝少。
（《招魂》非宋玉作，已详辨拙著《楚辞概论》中。
）
四、历史观念。
历史观念也可说是善恶因果的观念，或教训劝戒的观念。
这种观念以《离骚》、《天问》为最多，他篇次之。
以上四种观念彼此互有关系。
现在且看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屈原何以会想到关于宇宙的许多问题呢？
王逸《楚辞章句·
天问序》云：
屈原放逐，
忧心愁悴；
彷徨山泽，经历陵陆；
嗟号昊旻，仰天叹息。
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
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
王逸这话虽不全面，但《天问》与屈原放逐的时代可能有关系。
所谓楚国先王公卿祠庙里的图画，虽然是王逸自己的想像，他的意见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如论屈原所以关心天地、山川、日月、星辰的问题，这是和屈原的家世--我们知道他出身于公族，以及后来的经历分不开的。
《汉书·
艺文志》：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
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
班固这话是从《尚书·
尧典》上抄来的：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
我先把这几句译成现在的普通话：
帝尧于是派羲氏、和氏二人，教他们敬奉上帝的命令，推算那天上的日月星辰的法象（如道里，躔度等），以定岁月、干支、大小、朔望、四时、昼夜的标准，造成一种历法，颁布天下，以便下民遵用。
我们千万不要忽视：
创造历法是一件如何重要而困难的事呵！
若非精通天文历数之学，是断然办不到的。
这种学问古代多半掌在史官手里（详后），这便是战国时候的阴阳家，不久以前掌管天文的钦天监，现在叫做观象台。
羲氏、和氏是什么人呢？
《尚书》伪《孔传》云：
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时之官。
重、黎又是什么人呢？
按《周书·
吕刑》云：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伪《孔传》云"
重即羲，黎即和。
所以扬雄《法言·
重黎篇》云：
或问：
'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
曰：
近羲近和。
又按《国语·
楚语》云：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
《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
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
非此之谓也。
古者神民不杂，……及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
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
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
绝地天通'
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
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
（《史记·
历书》及《自序》亦引此文）然司地者宜曰北正，作火正者非是。
《尚书·
吕刑》孔疏略引此文而加以解释云：
彼言主说此事。
而《尧典》云：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
即所谓育重黎之后使典之也。
以此知重即曦也，黎即和也。
言曦是重之子孙，和是黎之子孙，能不忘宗之旧业，故以重黎言之。
由此可知阴阳家所从出的羲、和是重、黎的后代，他们所以能受尧的任命，主办观象授时的事务，正因为他们都是天文学世家。
又按《史记·
楚世家》云：
楚之先，出自帝颛顼高阳。
--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
--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
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又略见《国语·
郑语》）。
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
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吴回生陆终，陆终生子六人……六曰季连，芈姓，楚其后也。
（《大戴记·
帝系篇》与此略异考《周书》及《楚语》都说重、黎为二人，故《春秋》昭公二十九年《左传》记蔡墨对魏献子称少皡氏有子曰重，为句芒木正；
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
《尧典》孔疏即据此以驳史公此文的误。
但《楚世家》《索隐》引刘氏说：
少昊氏之后曰重，颛顼氏之后曰重黎。
对彼重，则单称黎，若自言当家，则称重黎。
故楚及司马氏皆重黎之后，非关少昊之重。
下文《索隐》又云：
此重黎为火正，彼少昊氏之后自为木正，知此重黎即彼之黎也。
重黎的名字虽然有点异说，但不管他是否名黎或重黎，然而证之以上各书，那司天司地的二人中，总有一个是颛顼的后代，这是可以断言的。
黎或重黎既是颛顼之后，由此可知楚国也是天文学家的后代。
《史记·
屈原传》：
屈原者，楚之同姓也。
所以他在《离骚》里开口便自述他的世系道：
帝高阳之苗裔。
屈原既是重黎的后，又是个博闻强记的人；
所以虽然时代远隔，我想他对于家学渊源，多少总懂得一点，而何况又是他的职务上所应该知道的事呢？
话虽如此说，然而终乎是一个略近附会的理想。
但是，我们不能不想到：
历书》云：
其后三苗服九蕤（按即九黎）之德，故二官（按即指南正重及火正黎）咸废所职；
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
今按屈子《离骚》纪他自己的生庚云：
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尔雅·
释天》：
太岁在寅曰'
摄提格'
正月为'
陬'
王逸说：
言己以太岁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体而生。
（《楚辞章句》）朱子说：
摄提，星名，随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
下月为陬。
盖是月孟春昏时，斗柄指寅，在东北隅，故以为名也。
（《楚辞集注》）顾炎武、龚景瀚等并从王说，张云敖等则从朱说，两说争论不休。
但我以为无论摄提或为岁，或为星，他总是与天文学有关系的。
你看屈子用这些天文学上的名词来记他的生庚，不是很可注意的事吗？
所以《哀郢》又云：
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
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又云：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
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晁吾以行。
看他这赋既记仲春，又记甲日，他对于时令干支的观念是何等的注意，何等的清晰！
《尧典》记羲和"
殷仲春，正仲夏"
，这原来是天文学家的所有事。
这种记载时日的文字，在后人是数见不鲜，在屈赋中则极可注意。
他若不是天文历数之学有相当的了解，会这样屡次详记时日吗？
所以他每逢比较重大的事情，总要把他记出的。
例如《怀沙》云：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
"
孟夏"
二字也是特书他再放南迁时的时令。
初出国门，是比较重大一点，所以连日干也记出来，这里却但记"
又如《思美人》云：
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
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
又如《招魂》"
乱"
辞云：
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
又如《抽思》云：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岁？
……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
看他在赋中两次说春，两次说孟夏，一次说仲春，一次说甲日；
记时的文字竟有如此的多；
有时辨路不清，还可以仰观天象拿月亮和星子来做辨方向的标准：
这都是屈子略有天文学常识的明证。
然而还不止此。
例如《离骚》云：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朝发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
这里的"
羲和"
，古人借用作日御的名字，崦嵫是日所入的地方，咸池是日所浴的地方，扶桑是日所拂的树木，若木也是日入的处所，天津即天河，在箕、斗二星之间。
这都是我国古人解释自然的传说（天津一条除外）：
无论他怎样浅薄和幼稚，然而都是天文方面的意识所在。
又如《远游》云：
朝濯发于汤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阳。
汤谷即《尧典》的"
旸谷"
，相传为日所从出。
九阳或谓即太阳，这也与上面所引《离骚》的话相同。
召丰隆使先导兮，问太微之所居。
集重阳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观清都……时暧曃其曭莽兮：
召玄武而奔属；
后文昌使掌行兮，选署众神以并毂。
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大象赋注》云：
太微宫垣十星，在翼轸北。
旬始也是星名，《春秋考异邮》云：
文昌六星，如匡形。
奇怪的很，屈原何以屡次在赋中讲到天上的星宿呢？
他又何以烂熟那些星宿的名字呢？
这又不是他懂得天文的明证吗？
此外他一写到远游的事，不是召云师，便是驱风伯，不是过句芒，便是历太皓，没有一句与天象无关，所以我相信他的确不是一个寻常的文学家。
然而屈原若仅仅认得几个星宿，或者略略知道几个天文学上的名词，还不能说他具有怎样的宇宙观念。
这种极可注意的宇宙观念全在他的《天问》里面那些关于天体、天象、天算和地理上许多极有价值的问题。
例如他问道：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这是要考究宇宙之内，日月相推，或明或暗，昼夜相代，而运行不息，究竟是为什么呢？
接着又问：
天地从何而生？
宇宙从何而成？
自来的解释都说是阴阳二气摩荡而成的；
请问这阴阳二气之中，究竟哪一种为本体，哪一种为化功呢？
（按《春秋》庄公三年《谷梁传》：
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
即屈子所欲明者。
）周敦颐《太极图说》云：
无极而太极。
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
静而生阴，静极复动。
一动一静，互为其根。
分阴分阳，两仪立焉。
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
五气顺布，四时行焉。
（参看《易·
系辞上》）这个宇宙起源论不啻为屈子此问下一答案。
老子《道德经》云：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也是解释这个道理。
所以曹耀湘谓阴阳与冲气即屈子所调三合，阴阳为本，三合冲气以为和。
所以曹耀湘谓阴阳与冲气屈子所谓三合，阴阳为本，三合为化（见《天问疏证》）。
总而言之，这的确是一个从古到今所不能解答的问题了。
看他又问道：
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
日月所属？
列星安陈？
天的极尽头处在哪里呢？
（王逸曰：
沓，合也。
言天与地合会何处。
按"
沓"
借为"
踏"
《说文》：
踏，践也。
盖谓天际所到的地方何在。
）岁星的行次及月建、辰会、分野等的分为十二等分是用什么做标准呢？
（旧注谓十二辰指十二分野）日，月，和星子又系联在哪个地方呢？
《列子·
天瑞篇》有这样一段故事：
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
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
天积气耳，亡处亡气。
……其人曰：
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耶？
晓之者曰：
日，月，星宿，亦积气之中之有光耀者；
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
……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我们不问这话对不对，或者有一部分的对，但很可以当作屈子此问的答案。
这也是一个关于宇宙的重大问题。
他接着又问道：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谁能算出太阳自东徂西所走的道里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古代天文学家也曾有许多人推算过的。
如《论衡·
谈天篇》言周天七十三万里，《洛书甄曜度》及《春秋考异邮》都说周天一百七万一千里。
《帝王世纪》则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
周天积百七万九百一十三里，径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七十一里。
他又问道：
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月亮为什么有朔望明晦的时候呢？
相传其中一点黑影是一只兔子的话，恐怕靠不住罢？
（按《论衡·
谈天篇》有辩论）月亮生魄死魄的道理，古人也很多讨论的，近来科学发达，当然已经不成问题了。
何阖而晦？
何开而明？
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昼夜晦明之所以分，是不是什么地方在开着门，什么地方在关上门呢？
东方的角星还未明亮的时候，太阳又在哪里？
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地体的四边有多长？
相传他东西径长，而南北稍短，是一个椭圆形；
那么，这东西的长度比南北多有若干呢？
关于这问题，《淮南子·
墬形训》有个不科学的解答。
他说，阖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禹命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各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
《河图括地象》则谓地广东西八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
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诗含神雾》说同）。
张衡《灵宪》又谓八极之维，径二亿三万二千三百里，南北则短减千里，东西则广增千里。
这都是古人说地体东西长于南北的明证。
此外他还问：
你晓得大地之上有多少山崖海角吗？
你晓得百川东流，海水不溢的道理吗？
你晓得哪里是太阳所不到的地方吗？
诸如此类，我也不再举了。
请问：
以上这些问题，是些什么问题？
是不是天文、历数、地理等自然科学中极其重要的问题呢？
你看许多自然现象的道理和解释，一到了屈原的心目中，都要仔细推敲一下，这恐怕是他的远祖司天司地的重黎所从来不曾梦想得到的呵！
现在再就战国时的阴阳家来说。
《汉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又有《邹子终始》五十六篇，都是齐人邹衍的遗著；
可是现在都没有了。
但我们可以从《史记·
孟荀传》中窥见邹子学说的一斑：
齐有三驺子，……驺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
……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根。
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
因载其襪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植，物类所珍。
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称引天地剖析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
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之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
不得为州数，中国名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
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
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
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其术皆此类也。
邹衍的全书虽不可见，但据史公"
其术皆此类"
一语看来，则他的学说也就可想而知了。
他的五德终始及迂怪襪祥的部分，等在后面再说。
至于瀛海九州的推测，在当时的确是一种新地理学说（俞正燮谓衍说即古盖地说，见《癸已类稿·
盖地海论》），而且的确是古代天文学家理想上的一大进步。
所以刘向《别录》谓邹衍所言天地广大，书言天事，故齐人号为"
谈天"
（《史记集解》引）。
天文和地理在古代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学问，不过邹衍这种学说特别侧重于地理方面罢了。
屈原对于天文学本有相当的了解，所以他的《天问》又有下列几个关于地理的问题：
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九则"
就是《禹贡》所谓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
这是问大禹何以能分别他的高下呢？
所以柳宗元《天对》云：
从民之宜，乃九于野。
坟厥贡艺，而有上中下。
九州安错？
川谷何洿？
此文旧注都解错了。
洿，浊水不流也。
其字或借作"
汙"
屈子的意思是问夏禹别九州，平水土的办法；
洿塞的川谷，就是疏凿以前的情形。
（王逸训"
洿"
为"
深"
，似失其义。
）《禹贡》说的"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很可以做此文的注脚。
孔疏云：
九州之次，以治为先后。
以水性下流，当从下而泄，故治水皆从下为始。
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从冀起，而东南次兖，而东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扬；
从扬而西次荆，从荆而北次豫，从豫而西次梁，从梁而北次雍。
--雍地最高，故在后也。
自兖以下，皆准地之形势，从下向高，从东向西：
……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从青徐而入海也。
梁高于荆，荆高于扬，荆梁之水从扬而入海也。
兖州在冀州东南，冀、兖二州之水各自东北入海也。
这便是夏禹依据九州地势来治水的实施计划。
他费尽多少苦心来经营布置， 这便是屈子所问的"
安错"
下文问东流不溢的道理，就是承接上文治水的话来讲的。
所以徐文靖说：
此盖问禹别九州，何所经营布置，非谓九州之大，安所错置也。
盖九州之水，皆入于海，复有大瀛海环之，此所以东流而不溢也。
（《管城硕记》）十五）这样看来，屈子此文竟与邹衍的话相表里了。
昆仑、县辅，其尻安在？
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何所冬暖？
何所夏寒？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这些都是关于地理上的问题，也就是邹衍所要先列名山大川，因而推至于"
人之所不能睹"
的意思。
此外还有几个问题：
焉有石林？
何兽能言？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靡蓱九衢，枲华安居？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鲮鱼何所？
鬿堆焉处？
这些问题虽然比较的神怪一点（详后），然而也是邹衍列叙川谷、禽兽、水土物类的意思，不但《天问》如此，即如〈离骚〉中的善鸟香草，《招魂》中的饮食珍玩，多至于不可胜数，也莫不与地理上相关。
（后世赋家如司马相如等极好铺叙山川的形势，水陆物产的珍异，亦辞赋家与阴阳家有关的一证。
）又不但这里如此，即如《远游》所说的仙境，必在四方上下；
《招魂》所及的地域，也必定要说到四方上下；
《离骚》中所述的神游，也说到往观四荒，览观四极，周流上下，九州博大：
这岂非很明显的空间观念吗？
他如济沅、湘，发苍梧，至县圃，望崦嵫，济白水，登阆风，归次穷石，濯发洧盘，行流沙，遵赤水，路不周，指西海等话，无论其地或有或无，总是屈子理想中的世界。
这世界也就是被人目为迂怪的邹衍曾经推想过的。
又如他的放逐以后的作品如《哀郢》、《涉江》、《抽思》等篇，对于实际的地理记载也非常明了。
所以我说屈原的思想是有了古代天文学家的渊源，而与出于羲和的阴阳家邹衍同出一源的。
我想战国时，齐国阴阳家言极盛。
屈子屡使于齐，势必直接受其影响；
所以他的辞赋中，天文而外，还有许多关于地理的文字。
（《汉志》阴阳家有《南公》三十一篇，徐广以为楚人，亦楚有阴阳家之证。
以上是论屈赋的宇宙观念。
其次我且讨论他的神仙观念。
神仙的思想就是出世之思想。
屈赋中表示这种思想最明白的便是《远游》。
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
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
乃深惟玄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
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
（《楚辞章句·
远游序》）王逸说《远游》有充分的神仙思想是确实可信的。
例如云：
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
道可受兮，不可传。
其小无内兮，其大无垠。
淈无而魂兮，彼将自然。
壹气孔神兮，于中夜存。
虚拟待之兮，无为之先。
庶类以成兮，此德之门。
看他说"
虚静"
，说"
恬愉"
澹无为"
自然"
无为之先"
此德之门"
，不消说全是道家的话。
我们只须把他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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