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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每个字都清清楚楚地送到观众耳朵里,演员必然就不能象演唱山东快书、快板书那样,使拍节的周期比较一致。
但是,由于不同字数的药名有着不同的拍节,由于作者和演员利用了节奏上的这一变化,再加上王佩元吟诵时较好地使用了休止符,不但换了气,还起了半终止的作用,所以,这段贯口听来富有流动感,既错落有致,又流畅活泼。
显而易见,以上节奏,我们完全可以“预期”。
王佩元的表演,满足了我们的“预期”,自然,我们也就产生了一种优美的感觉。
倘若王佩元“吃了栗子”,或干脆忘了词,那我们的“预期”就落了空,优美的感觉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了。
听“贯口”,“预期”节奏不用手,也不用脚,而是用全身的肌肉。
就是说,全身的肌肉都在打拍子。
其实,欣赏音乐也是如此,我们不是有时既不用手,又不用脚打拍子也照样能“预期”下一板的轻重缓急吗?
“贯口”给人以美感,还因为它的节奏也同语言一样,是传达内心生活的媒介。
相声艺术家把他们的思想情趣表现在“贯口”的语言音调和节奏里,必然会引起我们的呼吸、循环、发音乃至全身肌肉的和谐活动,从而,体验和感染到他们的思想和情趣,发生共鸣,产生美感。
还拿《挖空》的“贯口”来说吧:
节奏开始较慢,每分钟约一百拍,然后逐渐加快:
一百八十拍、二百五十拍、三百拍,最快达到每分钟三百八十拍,只是到结尾才慢下来,恢复到开始的速度;
虽然有顿有挫,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快。
音调开始较低,逐渐变高,虽然有扬有抑,总的趋势却是越来越高。
从这样的节奏、音调中我们不是分明可以感受到工人阶级变废为宝,为民立功的自豪感吗?
又如:
传统相声《八扇屏》中有一段关于“浑人”的“贯口”:
秦始皇命王翦并吞六国,在夜间仍得一梦,梦见黑娃娃白娃娃双夺日月。
惊醒后心中忐忑不安,恐怕江山落于他人之手。
修下旨南修乌岭,西建阿房,东开滞海,北造万里长城,以防匈奴。
不想江山传至二世胡亥之手,就有楚汉相争之事。
自鸿门宴刘邦赴会,项伯、项庄拔剑助舞。
鸿门宴多亏大将樊哙,保走刘邦。
楚汉两路进兵,以咸阳为定,先到咸阳为君,后到咸阳为臣。
此时有一人姓韩名信,投到霸王那里,霸王又以执戟郎授之。
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叫他投奔到刘邦那里。
后来果然登台拜帅,在九里山前,设下十面埋伏之计,困住楚霸王。
前有乌江拦路,后面韩信追兵甚紧。
霸王正在危急之中,只见江面飘飘来一小舟。
霸王摆手唤之曰:
“我乃西楚霸王是他,你将孤渡过江岸,见着父老乡民,孤家二次领兵征讨。
那时我若成事,必封尔六伯之位。
”船家闻听,抱拳当胸,口称:
“千岁听真,只因我这渔船窄小,您那枪沉马大,渡千岁不能渡枪马,渡枪马不能渡千岁,望千岁酌量之。
”霸王笑道:
“那有何难,先渡孤家枪马过岸,再渡孤家不迟。
”说话之时,小船拢岸,将枪马牵于船上,船篙一支,船离江岸,直奔江心。
船家高声喝道:
“呔,西楚霸下,重瞳项羽听真:
休拿某家当一打渔之人,我乃韩元帅帐下大将吕马童是也。
奉我家元帅将令,在此等候于你,所为骗你枪马,你虽有恨天无把、恨地无环,拔山之力,掌中无枪,跨下无马,如失去手足一般。
难道说你要死在韩信之手乎?
还不拔剑自刎,等待何时?
”霸王闻听,顿足捶胸:
“想当年悔不听亚父范增之言,今日处此地位,看来我真乃一浑人也。
”
只从语言本身来看,节奏较慢,起伏也较大,突兀沉雄,颇有气势。
读后,我们不是可以在崇高的风格中,得到一种惊惧、惋惜的感觉吗?
“贯口”的节奏能够而且应该传达思想、传染感情,并不意味着不这样就不美。
任何艺术,都有一定的装饰性。
这种装饰性,构成了一切艺术必须具备的外在形式美。
勿庸讳言,单靠它完全可以引起我们一定的审美知觉。
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牢牢记住,是否表现感情,这是技术与艺术的重要界限。
动人以术,还是动人以情,艺术体操和舞蹈、杂技表演与京剧舞打之不同,就在这里。
有些相声演员,不分析内容,不体会感情,吟诵“贯口”,一味以流利俏皮取胜,这样,不仅表演肤浅,而且匠气十足。
这一点,是应引起这些演员注意的。
在相声中,“贯口”往往同组织包袱结合起来,使优美或崇高同滑稽(喜剧)两种不同形态的美交织并存。
《挖宝》。
王佩元吟诵药名,越来越快;
常宝霆忙着“数”,数到最后,“我数不过来啦”一语攒底,抖响了包袱。
现在有这么一种说法:
贯口必须为组织包袱服务。
这话虽不无道理,却难免有绝对之嫌。
依我看,观众通过《挖宝》的“贯口”得到的就主要是优美,而不是滑稽(喜剧)美。
从滑稽的角度来看,这个“底”并不响。
剧场中那压过笑声的热烈掌声不就是我的看法的最好佐证吗?
二、起承转合见规律
节奏上要见于声音,但并不限于声音。
过去,有些美学家不是把建筑比作“凝固的音乐”吗?
形体的长短、大小、粗细相比较,颜色的深浅、浓淡、冷暖相错综,都可看出规律和节奏来。
一部文艺作品,其起、承、转、合,也自有一定的节奏。
相声段子的结构、布局,就很注意这一点。
第一,相声艺人一般把一段相声分为“垫话”、“瓢把儿”、“正活”和“底”四部分。
如果我们把一段相声比作一支四小节四拍子的乐曲的话,那么,每个部分就是其中的一小节。
不管缺少谁,都影响整个段子的完整,破坏观众的美感。
在这四部分中,表面看来,“瓢把儿”似乎最不重要。
但缺了它,“垫话”就不好向“正活”过渡。
传统相声《黄鹤楼》:
甲
刚才那个节目演得不错呀!
乙
那叫单弦。
唱的多好哇,可以说是字正腔圆。
对!
不仅是唱的好,您看那身段也好哇。
是有功夫。
您看她那手一指都有讲究的。
怎么称呼?
那叫兰花指。
不错。
您看我这手——
也叫兰花指?
不!
酱萝卜!
咳!
这是和您开个玩笑。
别开玩笑哇。
其实我也是个演员。
您是位单弦演员?
我是京剧演员。
噢!
您会唱京剧?
什么话呀!
我是科出来的。
是整黄儿还是散黄儿?
我是鸡蛋哪!
您不是磕(科)出来的吗?
我是科班里出来的,简称科出来的。
您在哪个科班学艺?
北京最有名的科班儿。
富连成?
对。
我知道,那里边一共分七科,喜、连、富、盛、世、元、韵,您是哪科的学生?
第六科。
元字儿的。
对了。
请问谭元寿您认识吗?
我们同科。
甭问您也是元字儿的喽。
那还有错。
您怎么称呼?
我叫元裘。
圆球!
那您跟我名字一样。
您也叫元裘?
我叫大公鸡。
两包香烟哪!
什么叫圆球啊。
元是谭元寿的元,裘是裘盛戎的裘,我比他俩唱得都好,各取一字,放在一起就叫元裘。
嘿!
您是演哪一功的?
正功老生。
那太好了,您今天能不能在这儿表演表演,叫大家欣赏欣赏您的舞台艺术?
不敢,
您就别客气了。
如果大家非要看我表演,那我可就献演啦。
献眼?
!
献艺演出。
好!
不过,我一个人怎么演呢?
我是个京剧爱好者,如不嫌弃,我给您帮个忙,打个下手,您看怎么样?
你行吗?
主要是看您的!
那好,咱们今天演哪一出?
您挑戏。
你挑戏。
您怎么这么客气!
我不是客气,因为我是科班出来的,受过正规训练,看的多,见的广,会的也不少。
如果我挑的戏你不会唱,大家一耻笑,你脸皮又薄,爱面子,万一想不通,跳河自杀了,那多不好啊!
我干嘛呀!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你挑戏。
好,那咱们就演《黄鹤楼》
……
那开头到“元裘”是“垫话”。
“好,那咱们就演《黄鹤楼》”以下是“正活”。
两者中间是“瓢把儿”,它由“献眼”和“自杀”两个包袱组成,说的主要是两人决定演戏和演什么戏。
这就是把前面的“坐科”同后面的表演《黄鹤楼》顺理成章地连接了起来,自然,流畅,平展,妥贴。
倘若把它取消,由“圆球”直接接“演《黄鹤楼》”,那必然“硬山搁檩”,相接处露出破碴,使观众迷茫,心理的“预期”作用落空,肌肉受到不愉快的震撼。
这就象一个人过河,既不会凫水,又不乘舟过桥,全靠两条腿往对岸硬蹦。
他不掉到河里那才怪哪!
这四个部分,无论哪部分,如果不完整,没起到应起的作用,那就如同一小节关键的乐曲残缺不全,也会使段子前后脱节,让观众感到发“拗”。
以《黄鹤楼》的“垫话”为例:
倘无“顶门包袱”“兰花指——酱萝卜”,使开端与包袱(自然是指“坐科”)的时间距离加大,那演员就不容易汇拢观众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
光有“兰花指”也不成,“坐科”、“圆球”这俩包袱不但同“兰花指”一起活跃了气氛,而且,还为“正活”埋下了伏笔:
段子的主要内容是学唱《黄鹤楼》,“甲”不懂装懂,夸夸其谈。
缺少它们,由顶门包袱直接连接“瓢把儿”,显然也是不行的。
第二,在相声这支“乐曲”中,“垫话”、“瓢把儿”、“正活”和“底”的骨干包袱,犹如每小节中的强拍,也叫板。
演员们常说,一块“活”要是没有“顶门包袱”,没有一个或几个“拦腰包袱”,没有一个好“底”,那就站不住。
这是经验之谈。
没有“顶门包袱”,便不易活跃气氛、集中观众的情绪,也就不能很好地为“正活”埋伏线索。
没有“拦腰包袱”,主要内容便缺乏生气,味同嚼蜡,也就难于为观众接受。
没有一个或几个好“底”,便会虎头蛇尾,头重脚轻,观众不笑,演员也不好下台。
这个宝贵的经验说明:
相声演员很注意适应观众的节奏感。
第三,就这四部分的包袱来说,也有强、弱之分。
底是整段相声的高潮,从某种意义上说,“垫活”、“瓢把儿”,甚至“正活”的包袱都是为“底”服务的。
在一小节四拍子的乐曲中,“底”应该是强拍、是板。
强拍是同第一弱拍、次强柏和第二弱拍相比较而存在的,板是同头眼、中眼和末眼相比较而存在的。
同“底”相比,“正活”和“垫话”的包袱似乎应该是次强拍,是中眼;
而“瓢把儿”则应该是第一弱拍,是头眼,或者也是次强拍,是中眼。
倘无此节奏上的区别,无论是“垫话”和“瓢把儿”,还是“正活”,所有的包袱都同“底”一样火,那整段相声就会由于缺乏起伏和跌宕而显得平板、单调,演出效果也必然要瘟。
这是因为:
没有了弱拍,没有了眼,就没有了比较,强拍或板也就不存在了。
前面的包袱一抖,观众笑了;
而位于中间和结尾的同样效果的包袱还能让观众以一样的程度笑吗?
显然不能。
包袱越靠后,效果越瘟。
在某种意义上,效果的强、弱同位置的前、后倒是成反比的。
另外,强拍与弱拍、板与眼倒置也不应该。
“正活”是相声的主要部分,包袱一个接着一个,很多,有的还需要很响。
但这一切都为“攒底”做准备。
如果它的包袱,特别是与“底”相接的包袱,比“底”还响,那就要“刨”掉“底”的演出效果,形成本该结束却又结束不了的尴尬局面。
勉强结住,不但演员下台时灰溜溜,观众也感到不舒服,这岂不削弱了他们已经产生的美感?
在音乐中,节奏不仅是旋律的骨干,而且是乐曲结构的基本要素。
这是因为音乐家需要用节奏(当然还有其它手段)将其通过构思所得到的艺术形象表现出来。
相声跟音乐不同,自然不能同日而语。
但是,当一个相声作家把胸中的形象先化为纸上,然后是舞台上的形象,把自己所感受到的美传达给读者、演员和观众时,如果不注意传达的节奏,不讲究段子的结构,他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吗?
三、不要“跑梁子”
演员不愿演“跑梁子”的作品。
什么是“跑梁子”?
“梁子”也叫“正活”,是相声的主要部分。
相声塑造人物、叙述故事、表现主题,主要靠它来完成。
“跑梁子”,就是只叙述“正活”的过程,缺乏剪裁,平铺直叙,平均使用笔墨。
显然,这样的作品,既难做到生动、活泼,又不易掌握表演的“尺寸”。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艺术唯一的源泉。
生活本身充满节奏,艺术反映生活自然也离不开节奏。
节奏于生活、于艺术,有如脉搏之于生命。
合乎规律的节奏,能够作用于人的节奏感,使人享受到美。
生活节奏有强、有弱,有轻、有重,有快、有慢,变化多端。
相声反映生活,无论整个段子的结构,还是一个结构单元的布局,也需要有所相应的变化。
“跑梁子”的症结,主要是“正活”的节奏平板单调。
相声进入“正活”以后,应该一步紧似一步,一环套着一环,一个包袱接上一个包袱,推向高潮。
其节奏上的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强。
但是,“张而不弛,吾不为也”。
这其中,要有详略、疏密、轻重的妥当安排。
就是说,要根据主题进行取舍,有活则长,无话则短,评略结合,疏密相间。
这样,才既可通过反衬,突出重点,又可使布局结伏,显出跌宕。
拿《买猴儿》来说吧,在“正活”部分,何迟同志着重描写了“马大哈”的三件事:
写通知落了个“道”字,“把这位王同志罚到锦州去啦”;
贴错标签,致使糕点厂做出了桐油大八件、鸡蛋糕,家具公司用香油油了桌椅;
把买猴牌儿肥皂,错写成买猴,让“甲”云游了半个中国,买了群活猴来。
这三件事本身,就是三个又响又脆的“拦腰包袱”。
其余,则一带而过,相形之下,包袱也不很响。
由于文笔有详有略,详略结合,布局就显得疏密有致,摇曳多姿。
由于包袱有轻有重,轻重相间,就突出了骨干包袱,保证了演出效果。
另外,就这三件事来说,买猴儿比前两件事描写更细致,文笔更绵密,包袱效果更火炽。
作者之所以这样安排,我想,它一来是整个相声的中心情节和表现主题的关键内容;
二来是前面两件事的必然发展。
无论从结构的角度,还是从塑造人物的角度来看,前面两件事只不过是它的铺垫,自然,是不可缺少的铺垫。
这三件事,犹如三个浪头,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由低到高的合情合理的发展过程,为“攒底”作了充分的准备。
正是由于有了以上节奏的变化,所以,《买猴儿》“正活”的布局反映了多样的生活节奏,能够与我们生理活动的节奏相和谐,即作用于我们的节奏感,使我们产生美感,得到美的享受。
相声是综合艺术。
它的文学脚本还只是半成品,它只有通过演员的表演,在舞台上立起来的时候,才能算一个完整的艺术品。
既然演员不喜欢“跑梁子”的作品,那我们的相声作者是不是应该对观众的节奏感进行一下了解,对相声艺术的节奏美进行一番探索呢?
四、包袱的‘板’、‘眼’
包袱是相声的基本结构单位和特殊艺术手段,而“板”、“眼”,则是戏曲音乐和曲艺音乐对强拍和弱拍的称谓。
把它们连在一起,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
不然。
把它们连在一起,正是想说明包袱本身既有“板”,又有“眼”,它同戏曲和曲艺音乐一样,或者不妨干脆把它比作一段戏曲戏曲艺唱腔,也具有节奏,存在着节奏美。
关于包袱,相声艺人不是讲究“铺平垫稳”、“三翻四抖”吗?
从演出效果来看,铺、垫、翻好比是“眼”,抖好比是“板”。
没有“眼”就显不出“板”。
铺不平,垫不稳,翻不好,包袱就抖不响。
相声《醉酒》中有这么一个包袱:
(对观众)“你乐什么?
你喝醉了?
人家喝醉了?
“我就这样儿,今儿我就在马路躺会儿。
躺马路上啦?
人家劝他:
“快起来吧,来车啦!
”“什么车?
”“自行车。
什么车你也得躲呀。
“不躲,让他住这儿(指腰)来。
从身上轧过去?
人家能轧他吗?
一拨把,躲开了。
又来一辆三轮车。
“快躲开!
三轮车来啦。
“躲开吧?
甲“不躲!
让它往这儿来。
”(指腰)
真横。
一会儿又来辆汽车,“快起来,汽车来了,汽车来了!
这行啦。
“不躲!
还不躲?
“消防队的汽车!
也不躲!
“先躲一会儿!
这怎么躲开了?
救火车轧了白轧!
这是真醉了吗?
装蒜!
包袱一抖,人物灵魂暴露无遗,效果是何等火炽,何等强烈啊!
我们设想一下,倘无“自行车”、“三轮车”、“汽车”的铺、垫、翻,上来就说救火车来了,那还能抖得响吗?
铺不平,垫不稳,翻不好,就如同唱腔丢了拍,观众就会感到失调,发拗。
自然,滑稽(喜剧)美也就感受不到了。
铺、垫、翻以“平”、“稳”为适度,不见得非“三翻”不可。
相声中不有不少“一翻二抖”、“二翻三抖”以及“四翻五抖”的好包袱吗?
“三翻四抖”作为经验是宝贵的,作为定律,则不那么严密,科学。
“板”、“眼”倒置,同样会破坏美感.如果铺、垫、翻刨了底,那么,不管花多大气力,包袱也难以抖响了。
上面所说的包袱,如果第三翻改成这样:
“是救火车吗?
这一改,泄露了天机,观众立刻会联想到“醉鬼”怕救火车,是装蒜,包袱也就抖不响了。
铺、垫、翻只能是“眼”,假如它们成了“板”,或者越俎代疱,抢了抖的任务——哪怕只是一点儿任务,包袱的滑稽(喜剧)美也会受到莫大的影响。
铺平了,垫稳了,翻好了,包袱是不是一抖就响呢?
不一定。
不信,就将上面那个包袱抖的部分改成这样:
也不躲。
“救火车轧了白轧,先躲一会儿。
”
咱得了吗?
即便费九牛二虎之力,抖响了,效果也远远不如原来强烈。
这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吗?
抖包袱,还要注意节奏的快慢,就是相声演员常说的“把握好尺寸”。
“先躲一会儿。
”
“‘先躲一会儿’”,一定要说得又轻又快,跟“也不躲”接得很紧,如果停一会儿,再一字一顿地说出来,同样会破坏演出效果。
通过以上分析,对本节的标题还有什么非议吗?
自然,既是类比,就不能做到精确,连准确也做不到。
倘若能把包袱具有节奏的问题说清楚了,我想,读者对此是不会苛求的。
五、“尺寸”与“相扶”
相声的表演同戏剧、电影一样,也讲究节奏。
演员们说,表演要掌握“尺寸”,捧、逗要“相扶”。
所谓尺寸和相扶,我理解,就是节奏。
演员从脚本中感受到作者所表现的形象,在其基础之上和制约之下,结合自身的修养、经验、理解和特长,进行二度创作,并在舞台上把所创造的形象表现出来,以传达思想,传染感情,成为满足观众特殊精神需要的审美对象,给观众以美的享受。
要恰如其分地表现好形象,自然,离不开表演的节奏。
相声表演讲究迟、疾、顿、挫几个字,这是“尺寸”的具体注脚。
迟者,慢也;
疾者,快也。
显然,这里的迟,不是说速度越慢越好;
疾,也不是说表演越快越妙。
它们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是说该快则快,该慢则慢,快而不乱,慢而不断。
一句话,要把握好表演的速度,以适应观众的节奏感。
一般情况下,包袱的铺垫,速度可以慢一些,要稳稳当当,扎扎实实,确实铺平、垫稳,让包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
而不要急急忙忙往包袱口赶。
当包袱已经铺平了,垫稳了,该抖的时候,切忌拖拖沓沓,犹豫不决,而应果断迅速地把包袱抖响。
就整段相声来说,“底”的表演一般应是快节奏。
“垫活”的埋伏线索,“瓢把儿”的引线搭桥,“正活”的铺陈渲染,在一定意义上,都是“底”的铺平垫稳。
“底”是整个段子的高潮,也是最富魅力的部分。
相对说来,对它的表演应速战速决,而不应拖泥带水。
这不仅符合段子起承转合的节奏,更与人体活动的生理节奏相和谐。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的表演,节奏掌握得非常好。
他的铺垫,自然,自如,以水到渠成著称。
他从不着急,从不大喊大叫,有时,声音低得竟然类似日常谈话。
铺垫中,也没有见棱见角、楞头磕脑的东西,每句话都象话赶话赶出来的。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这种自然,亲切的表演,紧紧抓住了观众,甚至,让观众伸长耳朵,凝神屏息,去凑和他。
表面上看,他松弛得很,但却是外松内紧,仔细掌握着“尺寸”。
瓜熟了,蒂落了,该抖包袱了,他果断得很,从不放过时机。
由于铺垫和抖的节奏准确,所以,每个包袱都象临时现碰出来的,听起来,那么自然,那么新鲜,那么生动。
段子进入“底”以后,他不支不刨,干脆利索,迅速把相声推向高潮。
无论《讲卫生》、《买猴》、《迎春曲》,还是《卖挂票》、《吃元宵》、《似曾相识的人》,无不如此。
认真学习马三立的表演艺术,对掌握表演的节奏,是非常有益的。
当然,以上所说的只是一般情况下的节奏处理。
具体情况还需具体对待。
有时,有的铺、垫的某些环节,节奏就要求很快。
马三立、王凤山表演的《看〈红岩〉》,“底”是这样的:
马三立叙述“我”为《红岩》所吸引,入了迷,“盘腿坐在床上,把大枕头搁在前边当小桌,把书铺开看,看哪,看哪,一会儿就看了四十多页,这时候就看见我妈进来……细一看,不是我妈,是双枪老太婆!
”后来,又与特务头子搏斗,使劲儿抱住了徐鹏飞的腰。
吵醒了老婆,问:
“你干什么?
”“我逮特务!
”“看你抱的是什么?
”“我低头一看哪——”这时,王凤山垫了一句:
“徐鹏飞!
”马三立这才抖底:
“大枕头!
”王凤山最后垫的这句,不仅音调很重,以示确定无疑,而且,与马三立说的“我低头一看哪——”接得很紧,说得也较快。
如果不是这样处理,停顿一下再接,再慢慢地说,观众就会有充分时间思考、口味。
另外,由于这是个默契包袱。
采取的是半真半假、似露不露的手法,铺垫之中故意留下了“破绽”,因而,观众产生了朦朦胧胧的预感:
马三立在作梦。
等马老婆被吵醒了,问:
”时,包袱扣就解开了,倘不加快表演速度,观众就会从前面的交代中得出“底”是“大枕头”的结论。
这时再抖,观众就会感到索然寡味,包袱也就响不了了。
顿挫,则是指时间上的略微停顿。
表演中,演员为了强调下面的内容,抖响包袱,有时有意识地中断台词或拉长音调,以引起观众的注意。
著名演员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传统相声《论捧逗》中有这样一个包袱:
苏
你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