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时期影响政治稳定的政治心理问题探析doc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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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学界关注和研究发展中国家在变革时期的政治稳定问题，西方学者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学者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
美国政治学界关于政治稳定的理论研究以塞缪尔・亨廷顿、戴维・伊斯顿、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卢西恩・派伊、泰德・格尔等为代表。
其中塞缪尔・亨廷顿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版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被学术界公认为是这一领域的权威著作。
亨廷顿指出，现代性有助于社会稳定，现代化却孕育着不稳定，“政治动乱的产生，不是由于缺乏现代性，而是由于试图获得现代性。
如果贫穷国家不稳定，那并非因为他们穷，而是因为他们力图致富。
一个纯粹传统社会可能会愚昧贫穷，但却是稳定的”[1]。
亨廷顿分析了变革社会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认为在变革社会中政治制度化的水平不能满足人们的政治参与需求，而人们的政治参与需求来自于其社会挫折感，这里的“需求”和“挫折感”实际上触及的就是人的心理因素。
关于心理因素对于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古往今来的政治家和理论家已多有论述。
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
“一种政体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个部分的人民都能够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着和延续的意愿。
”[2]我国春秋著名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在他的《心术》篇中指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
在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思想中，心理建设方略置于全部的方略之首，只有解决了心理问题，才谈得上建立中华民国。
“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民心思变，则天下易乱，民心思安，则天下必治”，我国古代的政治格言所反映出来的历史发展规律无不说明人的心理因素对于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作用。
政治心理是政治生活在人们内心深处的心理投影，既是对现实政治环境的反映，又是测量社会变革的“感应器”和“晴雨表”。
对于当前影响中国社会稳定的因素，人们的认识大多集中在官员的腐败、失业加剧、社会贫富差距过大等等方面。
那么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影响到政治稳定？
笔者认为，从行为主义学的角度分析，人们的行为总是受其思想和心理的支配，人的心理状况通过影响人的政治行为，进而影响政治稳定。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温饱需求满足之后就是安全感的需求。
如果人们感到了不安全感，而在体制内又不能找到有效途径解决令其感到不安全感的问题，那么就会寻求体制外的途径解决。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经历着从传统向现代、农业向工业、封闭向开放、计划向市场的转变，这种转变是社会与体制的双重转变，它带来的社会变化是全方位的，包括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和刺激。
任何社会政治心理都会对政治稳定产生效应，或是正向的积极效应，或是负向的消极效应。
当某种政治心理的结构、性质与政治体系、政治制度相适应，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时，就对政治体系的稳定起巨大积极作用[3]。
反之，则起负向的消极作用，导致政局不稳，继而引发政治变革。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根据社会的变化和实践的需求，深入研究影响政治稳定的政治心理因素，探索消除消极政治心理的途径，使之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以利于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
二、影响政治稳定的政治心理表现
所谓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来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等政治生活各方面现象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其具体表现为人们对于政治关系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等等[4]244-245，政治心理的构成因素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动机、政治态度[4]253-255。
（一）政治情感
政治情感是人们基于政治认知基础上的对于政治系统和政治生活的一种内心体验和感受，是一种热爱与憎恨、满意与愤懑、热情与冷漠的心理综合反应。
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政治情感心理包括对政权系统和政治生活的热爱与满意，政治情感度高，公民就会积极响应与配合政治系统的决策，使政治决策在稳定的政治秩序下得以顺利实施，反之政治情感度低，公民就会不合作，从而使得政治决策的贯彻实施受到阻碍，而憎恨与冷漠的政治心理则会加深人民与政治管理层的对立，从而不利于政治稳定。
（二）政治认同
政治认同是人们基于政治认知基础上的对于政治系统与政治生活的一种价值判断和行为倾向，是一种肯定与否定、赞成或反对、接受或抛弃的心理综合反映。
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政治认同心理包括对于政治系统和政治生活的肯定、赞成和接受，即一种表现为认同的政治态度――政治认同感，包括对政治领袖、政治制度、政治过程、政治决策的认同，肯定其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性。
政治认同感使政治系统有了合法性，而政治合法性是政治稳定的基础条件。
反之，没有人民的认同和接受，政权性质则不会长久保持，政治决策也难以顺利地得到贯彻实施。
（三）政治信仰
政治信仰既是人们对于现行政治系统和政治生活的价值认同，又是人们对于未来政治发展目标和方向的态度倾向，它体现的是人们对于政治的一种终极关怀的心理体验。
政治发展需要政治信仰，一个新的政治秩序的建立，需要人们政治信仰的支持，而现有政治秩序的维护，更需要人们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支持。
如果人们失去了政治信仰，现行的政治系统就得不到人们的支持与认可，未来的政治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没有了人们的坚持和追求，那么人们就会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或者在迷茫与困惑之中接受异质的政治信仰，与主流政治信仰背道而驰，从而直接危害到现行的政治秩序。
（四）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系统的一种相信和托付的心理反映。
政治信任心理历来是政治系统获取其合法性的社会心理基础，是政治系统得以存续和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保障。
如果公民对政治系统高度信任，包括对于执政党、政治领导人、政治制度、政治决策等持有信任的心理与态度时，不仅会在政治行为上表现出理性和配合，在制度和法律范围内参与政治，而且即便是在经济发展的低潮时期，或是因为政治决策的失误而导致个人利益暂时受损的情况下，也会选择原谅和容忍。
反之，如果政治信任度低，公众与执政党、公众与政府的情绪就极易对立，哪怕是极小的矛盾和失误，都会引起社会的震荡，如群体性骚乱事件的发生。
（五）政治参与意识
政治参与意识，简而言之，就是社会成员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心理倾向和价值取向，即对于政治参与行为的认知、评价和态度。
心理是行为的先导，政治参与意识直接影响到公民的政治参与行为。
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是积极还是消极，是热情还是冷漠，是理性还是感性将直接关系到其政治参与行为。
积极、热情、理性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有利于政治稳定，而消极、冷漠和非理性的制度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则不利于政治稳定。
以上五种政治心理表现不是绝然分开的，而是有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一般而言，它们之间呈正相关性。
如果公民对政治系统持有认同和信任的心理，那么相应就会产生积极的政治信仰和主动理性的政治参与心理，反之，则产生相反的结果。
三、目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心理现状及其产生的原因
（一）我国公民政治心理的总体状况：
积极政治心理与消极政治心理并存
伴随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心理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
一方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人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
由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还有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推进，等等，这些都有利于人们积极政治心理的产生，可以坚定人们的政治认同感、政治信任心理和政治信仰。
另一方面，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又客观地摆在了人们面前，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政治腐败的滋生与蔓延，使得一些人不同程度地存在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消极认识，其中包括消极的政治心理，如政治情感淡薄，政治认同低，政治信仰缺失，政治信任度差，以及冷漠的政治参与意识或是非理性的参与意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得生机盎然，活力四射。
但与此同时，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
社会信任度低不仅仅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人对企业的不信任，更为严重的是人们对政府行为也不信任。
《社会心态蓝皮书》还指出了当今中国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指向贪污腐败和不作为的官员，“为富不仁”的商人，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应警惕“群体性怨恨”扩大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即便是在社会的平稳发展时期，人们的心理活动都是极其复杂的，例如焦虑心理就是一种常见的心理状态，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焦虑的心理体验。
然而在社会变革时期，由于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在建立之中，各方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激化，人们的心理状况更是复杂。
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必然引起人们心理、思想以及价值观念的变化，表现在政治领域中，就是公民政治心理的变化。
由于社会人也是政治人，社会现象与政治生活密切联系，人们的利益得失直接或间接地取决于决定利益分配的政治权力，人们基于利益问题而引起的对社会现象的心理反映最终都会指向政治层面，形成对政治系统的认同与否定、信任与怀疑、参与与冷漠等等政治心理。
（二）我国公民消极政治心理产生的影响因素
1.经济因素。
经济因素对于政治心理的相关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经济是否发展以及是否公平发展，对于民众的心理感受而言，就是物质生活水平是否得到提高以及在这个提高的过程中是否感受到公平。
如果政府能够保持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能够保证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那么就能够为政权巩固奠定良好的政治心理基础。
相反，如果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比较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经济动荡，将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一般来说，经济的发展程度愈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愈得到提高，那么人们对于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和行政能力的满意度、信任度都会相应提高，随之带来人们对于政治系统的认同心理。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另一情况，即经济的总量在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相比过去也有很大的提高，但民众的满意度和信任感却并没有相应提高。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来源于人们对是否公平发展的心理感受，如果人们认为自己与他人的收入差距不是因为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国家制度的不完善和政策的不公平而带来的，一些人由此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继而产生不满、失望甚至仇恨的政治心理，从而增加了社会动荡的可能性。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国家财富显著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城乡、地区、行业等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引起了一部分人的“不满”和“愤怒”，尽管他们的绝对收入和生活水平相比过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就是所谓的“相对剥夺感”问题。
而政治权力正是对社会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活动，它关系到社会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如果人们利益受损，并且认为分配不公是因为政策造成的，那么就会自然把不满指向拥有政治权力的相关部门，指向政治系统，从而形成对政治系统的消极心理反映。
2.政治因素。
在民主政治社会，公民的权利通过政治参与得到实现与维护。
如果是因为参与制度缺失或不畅而导致广大民众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人民与政权就会产生疏离。
虽然通过压制社会的参与要求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但这无疑是饮鸩止渴，势必会加剧公民对现实政治的不满，进而导致更严重的政治不稳定。
当前我国社会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伴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进程而呈现出积极、理性的特点。
人们参与政治的原初动机是利益的实现与维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社会利益关系的急剧调整造成人们利益分配上的不均衡，这种结果会极大地触发公众的参政热情，与此同时，如果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不足以满足人们表达利益的要求，往往会导致非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进而产生非制度化的参与，即暴力参与的政治行为，从而给稳定带来巨大威胁。
我国已经建立了一系列的民主政治制度以保障人民对于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与管理，但是这些制度的完善还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而导致人们对于制度的信心缺失，继而产生或冷漠消极的对抗心理；
或暴力的制度外参与心理和参与行为，从而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
3.社会因素。
主要指社会的流动状况，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
社会流动表现为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可以互为转化，特别是下层经过自身的努力与奋斗能够跻身上层，上层如果不努力也会沦为下层，与此相反的情形是阶层固化现象，即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不流动，特别是人数庞大的底层社会人群无论怎样努力，也进入不了占有社会相对较多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上层社会，这样的结果就会极大地伤害人们的自尊心，从而引起人们对于社会和政治管理的信心下降，以及产生一连串的消极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等政治心理。
相对于改革开放前期较为活跃的社会阶层流动而言，当前我国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已基本形成并趋于固化，阶层向上流动的管道特别狭窄，社会个体发展依靠自身的努力改变社会地位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相对减少，一些既得利益集团高度垄断了优势资源，客观上对全社会共享改革发展成果造成了困难，所谓的“官二代”、“富二代”靠血缘背景等先赋因素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占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而其他阶层哪怕在学历、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和思想观念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其发展前景也难以预期，因为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来自既得利益集团“金钱和权力”的排斥。
“分化与流动使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需要参与，人们在社会中更热衷于争论、批评，对政府的要求更高”[5]。
如果众多的下层民众感到未来前途渺茫，没有希望的时候，剩下的就只有冷漠、绝望和暴力了。
4.文化因素。
主要是指人们的思想观念。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状况日益复杂，旧的观念体系受到冲击，而新的思想价值体系尚未有效确立，社会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以及核心的价值观体系既受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又受到外来异质政治文化的冲击，这些都影响到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和理想信仰。
马克思说过，“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靥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6]。
中国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建主义思想的遗毒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心理世界，例如崇拜权威的“臣民”思想，没有独立与自我意识，或者是盲从和依附的政治心理，或者是绝望下的暴力政治参与心理。
此外，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进行，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存在一定的示范效应，“不论环境如何，都存在着一些西方价值观念对不发达国家的渗透，而且由于它们与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形成鲜明对照，故常常引起不发达国家的紧张和骚动”[7]。
例如，由于受到一些颓废思想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一些人的理想之光黯淡，道德价值观被扭曲，一切向“钱”看，这些思想观念不仅不恰当地调高了人们的发展预期，极大地加剧了人们的心理压力，而且极易扭曲人生观与价值观，形成与主流政治文化相异质的价值观念。
四、消解消极政治心理的路径选择
（一）着力解决民生问题，缓解社会焦虑症
根据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中的材料显示，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几大问题仍然是城乡居民关注的焦点问题，排在前五的问题分别是降低房价和解决百姓住房、生活用品价格下降、提高收入水平、解决看病难、解决就业难。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深刻指出：
“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
……现在和几千年都是这样。
”[8]马斯洛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排在第一位的也是关于生活的温饱问题。
吃喝住穿等民生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不可能有满意的政治心理，民生问题的解决是消除社会矛盾和社会怨恨心理的根本，当然也是消解消极政治心理的根本途径。
（二）努力实现公平发展，消除“相对剥夺感”
有关分析指出[9]，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47，10%的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差距在10倍以上，行业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垄断企业与非垄断企业的收入差距、经营管理者与普通工薪劳动者的收入差距，甚至已经退休的不同身份老年人的养老金差距，等等，都在持续扩大。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埃里克・霍弗就认为，“困苦并不会自动产生不满，不满的程度也不必然与困苦的程度成正比。
不满情绪最高涨的时候，很可能是困苦程度勉强可忍受的时候，是生活条件已经改善，以致一种理想状态看似伸手可及的时候”[10]。
因此，消除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引导建立满意和信任的政治心理，政治领导层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如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等等，通过各种改革和制度的完善缩小人们收入上的差距，让人们尤其是社会的底层真正感受到公平和正义，以此来增强人们的政治情感、政治信心和政治信任心理。
（三）健全政治参与制度，提高政治效能感
政治权力不仅是政治家的事情，同时也是普通民众的事情。
普通民众对政治权力的参与不仅有利于政府集思广益，制定正确的决策，也有利于政治决策被人们所认同而使得决策得以顺利地贯彻实施，而且有利于对公权力的监督与制约，促使公权力价值的本质回归――公共利益的实现与最大化，而不是让政治权力成为一些人攫取私人利益的工具。
面对现代化过程中日益增长的公民权利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政治权力系统必须建立通畅的利益表达渠道，以有利于公民表达参与诉求，提高政治效能感。
当前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主要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的民主政治制度，如职代会制度、村（居）民自治制度、信访制度等。
因此，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采取切实的措施完善这些政治制度，以增强人民的政治效能感和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
（四）畅通社会流动渠道，逐步消除阶层固化现象
一个让人充满信心和希望的社会必定是一个社会流动通畅的社会，因为它能让人们看到自己前进的方向，从而极大地增强人们的政治信心、政治信任和政治情感。
畅通社会流动渠道的结果是使得“官二代”和“富二代”们不能因为血统的“高贵”而轻而易举地获得社会更多的资源；
“农二代”和“贫二代”们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向上流动的机会，进而获得相对多的经济资源、权力资源和文化资源。
畅通社会流动渠道是一项复杂的系统过程，牵涉到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需要多项制度的改革和相互间的配合，诸如户籍制度的改革，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统筹考虑，以及加强廉政建设等等。
（五）有效推进政治社会化，培育公民现代政治人格
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塑造政治体系成员的政治人格来维持政治体系的运转与延续的过程。
有效的政治社会化能使公民对于政治系统和政治现象具有明晰的政治认知以及对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权威形成自觉的认同，在遵循以法制为基础的政治道德和社会道德方面具有自觉意识和主动性，形成符合现代政治文明发展的人格结构。
对于现代政治人格的培育，要充分发挥政治社会化各种媒介的作用，诸如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党和团体组织等等。
总之，对于政治系统来说，民众的政治心理是一种值得重视和珍惜的政治信息资源，它蕴含着民众的意见、建议和利益诉求。
只有准确地把握好这种政治资源，特别是采取有效途径消解消极的政治心理，才能保证政治系统的稳定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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