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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禁烟，民之所愿。
调查显示，当前北京成人吸烟率为23.4%，成人吸烟者约419万，深受二手烟毒害的有1000多万人。
全国现有吸烟人数超过3亿，占世界吸烟总人数近30%，约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
为此，国务院法制办2014年11月公布《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可谓中国控烟工作的巨大进步，也是中国控烟迎来“最好时代”的重要标志。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的出台，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全国性无烟法规实施探路。
近年来，“史上最严”的禁令并不罕有，各地陆续出台地方控烟条例，可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变成了仅仅是“纸上最严”。
人们关心的是，北京的“最严”模式能否执行到实处，复制到全国？
公共场所能否有效禁烟，立法、执法、守法一个环节也不能少。
无烟立法本是公共场所禁烟的一记“重拳”，但过去由于立法与执法上的双重缺陷，结果往往变成“空拳”：
在立法上，法律规定刚性不足，原则性与宣传性内容较多，实际可操作性不足；
在执法上，执法主体不明确，无法有效执行，执法手段太软，最后的结果就是“十几个部门掐不灭一支烟”。
而且公共场所吞云吐雾的“瘾君子”到处流动，等到执法人员赶到，早已是“灰飞烟灭”了。
北京此次控烟，实行“政府管理、单位负责、个人守法、社会监督”的原则。
其中，“单位负责”有望成为一大利器，从监督流动的烟民改为监督固定的单位，强化法人的主体责任地位，控烟不力的单位将被惩戒。
另一方面，控烟不能光靠传统“盯”“管”“跟”。
条例提出，管理者可以利用烟雾报警、浓度监测、视频图像采集等技术手段，加强对禁烟场所的管理。
而条例引起各方关注，也正可让更多人认识到吸烟和吸二手烟的危害，是转变中国“烟文化”的好契机。
牵一“法”而动全身。
控烟立法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一个条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世界卫生组织六项控烟措施包括：
监测烟草使用与预防政策；
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
提供戒烟帮助；
警示烟草危害；
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提高烟税。
其中任何一项成为短板，都会影响整个控烟工作的进程。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在我国，控烟老大难的局面正在慢慢改变：
20年首次修订广告法，禁止烟草广告；
6年来首度调整烟草消费税，实现税价联动……不过，让各项控烟举措真正落到实处，依然任重道远。
“点燃卷烟的一刹那，你也点燃了死亡的导火索。
”据研究，吸烟者人均期望寿命也要比总人群平均期望寿命短15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健康中国”概念，而烟草已成为威胁中国人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
由世界上最大烟草生产、消费国，转变为世界上最积极控烟国，才能助力打造健康中国。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01日05版）
让改革踏准发展的鼓点
塔元培
经济新常态，既是速度上的“换挡”，更是结构上的优化。
在变革中赢得未来，保持定力是关键，开掘活力是出路
多种日用消费品的进口关税大幅降低，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被取消……进入6月，多项政策开始施行，在给人们带来更多获得感的同时，也为“深化改革”留下了更多现实注解。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改革是培育和释放市场主体活力、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动力。
梳理5月份国务院先后出台的十余份重磅文件，从推进简政放权、部署医改，到发布《中国制造2025》，再到促进就业创业，督促“提速降费”……一系列举措，凸显出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关键词。
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尽管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但“调结构”并未缓行，啃下这块改革攻坚的“硬骨头”，正在努力之中。
从中央层面看，5月份出台的文件中，有3份文件重点关注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放眼各地，北京、上海跳出了“百分点纠结”，产业结构“高精尖”特征更为鲜明；
河北顶着产能压减的阵痛，让传统产业“有中生新”，又“无中生有”，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广东一般贸易额20多年来首次超过加工贸易额，这是其万亿美元体量的外贸结构的历史性变化。
当然，正如一首歌唱的，“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些注重调整结构、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的地区，发展势头普遍不错；
而一些能源资源大省、前些年主要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地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走势分化，本质上是结构调整正逐步深化。
经济新常态，既是速度上的“换挡”，更是结构上的优化，相对而言，结构调整是更本质的特征。
而来自现实的考验是，既要加大力度稳增长，又要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如何统筹兼顾？
开启未来的发展钥匙到底在哪里？
保持定力是关键。
有道是“山越高越难爬，车越快越难开”，行驶到了半山腰，爬坡换挡不可避免，需把好方向盘，踩好油门，稳字当头，保持合理速度，向更高的发展境界攀升。
如果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慌了手脚，在“速度焦虑”下猛踩油门，势必回到“傻大黑粗”的老路子，错失转型良机。
多一点平常心，少一些浮躁心，扭住调结构不放松，尽管会有这样那样的阵痛，但路子走对了，就能渐入佳境，从梢开始吃甘蔗——越来越甜。
开掘活力是出路。
数据显示，去年每1元的投资，新增加的GDP已降至0.13元，在投资的边际效应不断递减的背景下，向创新驱动要动力，显得尤为重要。
从5月份的政策导向看，不管是简政放权迈向纵深，还是减轻税负扶持电子商务发展，或者是鼓励专业技术人员、高校学生“下海”，都是在做松绑减负的减法、创新创业的加法，点燃创新这个发展的新引擎，激发全社会去拥抱“创时代”。
近年来，以“互联网+”“创客”等为特征的新产业结构已露端倪。
今年一季度，互联网零售额增长41%，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4%，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产业均增长50%以上。
新主体、新产业、新业态加快孕育的背后，是发展新动力的积聚，是新旧增长动力的悄然切换。
一家企业由生产粗钢转向高端冷轧硅钢板，再到集中精力“在钢板上绣花”——为金属包装印制图文。
在转型升级压力下，这样的企业又何止百家千家？
路总是有的，路就在脚下，关键是要敢于求变、善于创新，在变革中闯出一条新路来。
一个企业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02日05版）
生源危机倒逼高校转型
赵婀娜
招生进入“买方市场”，正可成为高校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倒逼高校的“质量与特色自觉”
进入高考季，围绕这一当前中国最受重视的考试，呈现出两幅看似矛盾的图景。
一边是考生和家长的“考试焦虑”：
安徽毛坦厂中学陪考的父母们抢烧头香甚至引发火灾，“万人送考”的场景过两天可能还会在一些地方再现。
一边则是一些高校的“招生焦虑”：
有考生收到雪片般的招生广告，同质化的学校、专业描述让学生们无所适从。
近日，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15高招调查报告》，提供了一些“大数据”。
报告显示，包括河南、山东、广东等地在内的多个地区，已连续4—5年未能完成招生计划，尤以二本与三本院校最为突出，个别地区超过10%的招生计划无法完成。
“生源危机”背后，是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加速上升。
近两年来，这一数据平均增长4%，2013年已达34.5%。
入学率的大大提升，使得学生和家长的主动选择权大幅增加。
“考上好大学”取代“考上大学”，成为许多家长和考生的最高目标。
而高校从过去的“我选择”变为现在的“被选择”，其教育结构类型的不够合理、部分高校办学质量不高、特色不鲜明、同质化倾向严重等问题，就愈发鲜明地暴露出来。
因为种种原因，近年来，一些高校在考虑自身定位时，出现了高层次、综合性、研究型的趋同追求。
不仅本科院校朝着综合性大学迈进，高职院校也如此，导致的一个负效应，就是失去了自身特色。
其中尤以地方院校最明显。
以湖北为例，2013年全省67所本科院校中，有62所开设了英语专业，仅从设置的专业角度看，各校之间差别并不大。
还有一些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不顾自身定位和条件，什么热门就开什么专业。
在2014年度高校新增本科专业名单中，新增开设物联网工程等10个热门专业的高校，竟占申请新增专业高校总数的22%以上。
凡此种种，使得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了规模变大、学生变多，但质量却难以提升、文凭“含金量”不足的现象，带来招生难与就业难的双重压力。
应该说，高等教育的普及，是我国培养高素质劳动大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需要。
但如果高校求数量不求质量、求规模不求效果，这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甚至还可能出现一些人所说的“高教泡沫”。
当前，新一轮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正在全面启动，改革的指向是让学生拥有更多的自主选择权，这就使得一些高校的“生源危机”在未来几年或将持续，甚至更为严峻。
换个角度看，招生进入“买方市场”，正可成为高校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倒逼一些高校推进综合改革，激发办学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特色办学理念和办学效能，最终实现“质量与特色自觉”。
优化结构，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多样化需求；
强化特色，促进高校合理定位、各展所长，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这样的办学思路已提了多年，但似乎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
期盼市场的自由选择，能够成为高校提升质量的驱动力，在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过程中，真正“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04日05版）
让更多考生成为人生赢家
姜泓冰
深化高考改革，就是树立“成功并不等同于考高分”的意识，而让年轻人认识自我、激发才能，让人才选拔和办学观念转向“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又逢高考季。
每年，临近高考的日子里，举凡有应届考生的家庭，都会不自觉地有某种“山雨欲来风满楼”式的凝重和紧张：
父母们费尽心思准备“营养餐”“考前菜单”；
为了不影响孩子的学习和睡眠，恨不能踮着脚尖走路、压低嗓门说话；
孩子表情举止的任何一点细微变化，都会引来悬揣、担心和小心翼翼的试探……
不仅如此，备战高考时的种种“壮观”场景也越来越多。
从一些中学迎考动员会上“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要冲进一本线的大楼”之类口号，到一些学校出动巴士车队大送考的盛况，还有焚纸插香、拜庙求佛等新闻……背后折射了一种焦虑的社会心态。
紧张，很大程度上因为许多人依然相信，它的后果是“不可承受之重”，能够让一个人的一生命运，就此一锤定音。
纵然一直说“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也有众多没有耀眼学历的成功榜样，但毋庸讳言，抱着“考不上个好大学，还有啥出路”心理的，不在少数。
从1985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至今，整整30年过去，中国的大学和大学招生人数翻了几番，围绕着高考和高校办学进行的改革做了不少，其间的进步与艰难，令人五味杂陈。
继近20年前的大学扩招后，今天的高考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
滋生腐败的加分政策被大幅度削除，自主招生少了各种“联考”并放在了高考后进行，上海等地将取消高校一、二本之分，高职高专招生辟新径，异地高考已松动……虽然更多改革要在随后的二三年间渐次展开，但“变”已是不争之义。
而这一轮深化教育改革的要义，更在于改变延续了多年的高校办学评价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
从“千军万马闯独木桥”，到“不拘一格降人才”，评价体系之变，让每一所大学、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最好的自己，而不是成为次一级、更次一级的“清华北大”，更不是让全中国的孩子都因为一两个“别人家孩子”而失了自信、快乐，失了向上的机会与勇气。
已经发布5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擘画的蓝图中，关键内容之一，正是调整教育结构、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
这意味着，政府将不再用一把尺子量所有高校，然后将财政经费按照排名由多到少逐次分配；
地方可以不再为了集成指标、追求“办学GDP”而把那些富有历史底蕴和个性的小学院硬性兼并掉。
深化高考改革，就是希望树立“成功并不等同于考高分”意识，而让年轻人认识自我、激发才能；
就是要让整个社会的人才选拔和办学观念，逐渐转向“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对教育公平，应该有更开放的理解：
不只是让更多平民子弟有机会上名校，更要让他们有更多道路走向成才、通向成功，让他们通过各级各类教育“做最好的自己”。
只有当我们的大学和学生都有了这样的共识和定力，学习不再是分分计较的苦刑，高考会不止成就一两个“状元”而有更多赢家，深化教育改革才算成功，创新型国家才有望创建。
这样，我们定会共赢。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05日05版）
改到深处是公平
纪东冲
高考的改革，必须回应无数“毛坦厂中学”难以纾解的焦虑与期待
中国又一次进入高考时间。
虽然随着高招录取率的不断提高，“名落孙山”的焦虑感有所缓解，但家长的紧张、社会的重视，“涛声依旧”。
而面对高考，舆论则开始了多元解读。
近年来，河北衡水、安徽毛坦厂等“超级中学”，频频进入公众讨论的视野。
各地一些中学所贴的“雷人”高考标语，如“提高一分，干掉千人”“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战胜高富帅，考过官二代”等，也因其背后令人深思的价值观，屡屡引来关注。
对于高考期间焦急守候在校门外的家长大军，各有关部门车辆绕行、禁止鸣笛的安排，更有人不以为然，觉得没必要过分重视。
有媒体总结了高考历年的作文题，从《记一件新人新事》《我在劳动中受到了锻炼》，到《习惯》《鸟的评说》，再到今年的《深入灵魂的热爱》《阅读的意义是什么》，不变的是作文这种形式，变的是与时俱进的命题思路。
而高考作文背后折射的，也正是这一考试制度在变与不变中不断寻求的平衡。
尽管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已使国人的成长成才之路变宽变多，但不能不承认，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深造以改变命运、成就未来，依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途径。
在所有向上流动的制度通道中，高考是最有效的一种公平制度。
尤其是二元结构仍然存在的当代中国，高考是打通城乡、区域的一个重要桥梁。
这应该是一个共识。
另一方面，对于高考的反思也好、批评也罢，大都有着对教育改革、高考改革的殷切期待。
的确，我们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而不是只会考试的机器；
我们需要的是身心健康、人格健全的人才，而不是畸形发展的人才。
也正因如此，高考才有从“文七理六”到“3+2”再到“3+X”的演变，高招才有从“单轨—双轨—并轨”到试水自主招生的发展，连考试时间也为了避开高温而往前挪了一个月。
即便如此，高考制度也还在不断完善中，十八大以来，高招改革已经进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讨论的议题。
下一步的高考改革，同样需要立足这样的变和不变。
既保持高考制度的相对稳定性，又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
既坚持素质教育的大方向，也要看到，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区域间分配仍然不均衡，尤其需要看到在高等教育进入“买方市场”后，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更加激烈。
今天的高考，已经出现“寒门难出贵子”的苗头，农村孩子进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也正是近年来一些重点大学招生向边远和农村地区倾斜的原因。
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推动素质教育、改革应试教育，让不管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城市、来自北上广还是来自河南山东湖南的孩子站在同样的起跑线上，可能不是“一刀切”就能实现的任务。
与其给类似毛坦厂中学这样的学校冠以“高考工厂”之名，倒不如更好地去辨析其存在的现实土壤。
如何回应无数在山区小镇为高考打拼的学生和家长们的焦虑与期待，是高考改革的重要方面。
虽然对高考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很多人都是这一考试制度的受益者。
也正因此，对于高考的讨论，总是承载着复杂的个人体验。
我们相信，高考制度必将在不断的改变中越来越合理，并倒逼出整个教育模式、教育理念的进步——衷心希望这个过程不要太漫长。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08日05版）
国企改革不能“为改而改”
洪乐风
改革，一定要朝着国企自身的问题去，而不能盲目迎合片面的情绪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十三次会议，再次聚焦国企改革。
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对这一改革有着原则性、方向性的意义。
之前不久，国企改革也已再行一步。
国资委为国企薪酬制度改革的深入划定“红线”，要求中央企业严格落实工资总额和效益挂钩机制，企业工资总额增幅不得超过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业工资总额必须下降”。
两条新闻结合起来看，一个明确的感觉是：
国企薪酬改革绝非简单的一降了之，而是要从国企改革的全局中去把握、从推动国企治理转型的高度上去理解。
大凡企业，都要有一切成本皆可控的理念。
国企薪酬成本，自然也不例外。
近年来，有的国企“天价招待费”，比利润涨得还快；
有的国企高管“天价年薪”，与亏损对比鲜明。
国企薪酬必须反映经营状况，边亏边涨，甚至越亏越涨的现象，必须及时叫停。
同时也要看到，有个别地方存在跑偏现象。
比如，一刀切地降薪，不分众寡一砍到底，连干部职工正常的工资福利都砍掉不少。
还有的企业把降薪指标乱摊派，层层加码，不管不同公司、不同部门的具体情况，上下一般齐，左右一样高。
这同样是歪嘴和尚念经，唱跑了调。
工资薪酬是一个很复杂的领域，马克思认为其中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素”。
可是总的一条，公有制企业中既然基本消除了劳资对立，便应当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
有的国企躺在垄断温床上打呼噜，靠超额利润过舒服日子，收入就不该那么高；
而有的国企市场化程度很高，面临的竞争日趋激烈，就该以市场标准来量体裁衣；
还有的基层岗位艰苦异常，如山区电网的“蜘蛛侠”，也该适度倾斜。
否则，国企人才流失、竞争力下降，是谁都不愿见到的后果。
因此，薪酬改革不能“为改而改”，而需要实事求是地摸清底数，有针对性地制定改革方案。
一方面，薪酬首先反映劳动所得，“一分辛苦一分财”。
另一方面也要形成有效激励机制，比如科学的绩效考核，适当的员工持股，以及合理的内部差距等。
这样才能真正避免苦乐不均，避免“就是两年不发也够吃够喝”与“临时工同工不同酬”并存的现实尴尬。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改革一定要朝着国企自身的问题去，而不能盲目迎合片面的情绪。
国企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与业绩分离缺乏效率、与市场脱轨难言公平，按劳分配原则一定程度上被扭曲。
科学、规范、有弹性、敢晒在阳光下的薪酬评价体系，才是改革真目标。
屏蔽此推广内容其实，不只是薪酬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兼并与重组等，国企改革各地区各时段侧重也许有所不同。
但有一点必须认清，国企改革的目的，是要解决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融合问题，更好地造福人民。
从去年8月的中央深改组第四次会议到刚刚召开的第十三次会议，中央关于央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已经更加明确，仍是要进一步增强、发挥好国有企业为全民谋利益、增福祉的关键作用。
正如中央深改组会议强调的，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成绩不容抹杀，问题不应回避。
秉持这一基本态度，不断深化改革，“共和国长子”定会浴火重生，更好推动经济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更多福祉。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09日05版）
给“高考漏洞”打上制度补丁
毕诗成
面对各种失误，最大程度实现制度性救济，本身就是高考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高考是莘莘学子的一个重要人生拐点。
然而，组织一场全国范围、940多万人参加的考试，要尽善尽美绝对不出一点儿纰漏，恐怕也比较难。
今年高考季，这样的“意外状况”，就引来不少关注。
安徽芜湖一考点英语听力设备故障，1000多人受到影响；
陕西汉中一考点“保安不慎按了开关”，结束铃提前5分钟响起；
江西定南一考点语文考试90分钟后发现试卷发错，120名考生换了套题考到下午1点……十年寒窗一朝交卷，遭遇这样的状况自然难以接受，也难怪安徽芜湖的一些家长围住学校“讨要说法”。
考生、家长和社会都在关注，考生的权益受到伤害后，怎么合理挽救？
能否公正对待？
让每一个考生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这是高考制度的价值核心。
围绕这一点，这些年出台了很多措施，也颇有成效，比如不断出拳整治加分乱象。
但对于涉及面较大的“技术性失误”，因为发生概率不高，制度安排还不够完备。
近年来，从发错答题卡、提前收卷等事的处理看，对当事人大多可以做到“严肃处理”，但对于考生的权益的保护，显然还不太到位，很多甚至没了下文。
应该承认，对一些高考“技术性失误”，补救起来肯定有难度。
这些失误在什么程度上影响到考试，应急措施是否补救到位，需不需要其他事后处置……在类似问题的判断上，管理者与家长往往会各执一词。
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影响了孩子的高考，咋赔都不过分”；
而管理方也会担心，若补救“过度”了，会不会造成对其他考生新的不公？
毕竟世殊事异，我们不能指望有一个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
统一的答案很难有，但统一的答题流程却可以有、更应该有。
我们能否制定应对“意外状况”的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纠纷解决的制度与流程，让矛盾的解决更顺畅、更科学、更有公信力？
要知道，面对各种失误，最大程度实现制度性救济，打好“公平的补丁”，本身就是高考不可缺失的组成部分。
比如，各地高考主管部门可以成立专门机构，确定责任主体，发生失误后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介入；
对不同类型的失误应该有一个基本预判，第一时间解决问题，避免层层请示延误处理时机；
对于考生所受影响的程度，建立家长、教育部门甚至第三方参与的协商机制，并将处理结果与依据公之于众，避免引发“次生灾害”。
其实，不仅仅是这样的“技术性失误”，其他一些有损高考公正的问题，同样需要有一个制度化的解决。
前两年的高考冒名入学顶替事件、一直难以杜绝的各类高考移民、今年被媒体曝光的替考事件，都需要制度化的处置。
如果总是抱着“小概率事件不会发生”的想法，出现问题后就难免手忙脚乱，最终影响的是高考的严肃和权威。
据最新消息，经教育部同意，安徽方面已决定10日下午对这1200多名考生的英语听力进行重新考试。
还可以考虑的是，如何保证这场加试令当事人心悦诚服？
这并非小题大做，惟有想得更细、判断更准，才能以更合理的制度，为高考公平兜底。
而守护高考的公平，就是守护社会的公正，更是守护一颗颗充满希望的心灵。
《人民日报》（2015年06月10日05版）
引领“机器人革命”的浪潮
李拯
谁占据了机器人产业的制高点，谁就能赢得未来制造业的主动权
大雨初霁，微型机器人抖动钢铁翅膀展开欢迎横幅；
展览台上，三个小型机器人踏着音乐节拍演绎“最炫民族风”；
生产线上，大型机器人精确地运送货物……6月9日到11日，第二届中国机器人峰会在天津武清召开，不同机器人各领风骚，展现着一个新的产业方向，也昭示着科技创新的巨大魅力与广阔前景。
时钟拨回到一年前。
去年6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如此评价：
机器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如果说智能制造正在引领新的工业革命，那么机器人正是智能制造的核心元素。
自从吐着腾腾白烟的蒸汽机打开了工业之门，“现代化的所有目的都是人的身体的解放”。
有与会专家断言，机器人将不仅取代人的体力劳动，实现“动作解放”；
更会延伸人的精神世界，实现“心脑解放”。
也就是说，智能工厂将实现物物相联、人机互动的“智慧流通”，大幅度提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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