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虚无主义到历史唯心主义评韩德强同志《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一文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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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西方历史，只看其进步性，造成了中国人强烈的民族自卑感。
”他又说：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
在文章的最后作者也说到：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是一部用西方左右两翼理论武装自己，而最终失去方位感的历史。
这是中国的悲哀，更是中国思想界的悲哀。
”这就是韩文立论的情绪基础。
作者的本意也许是打算跳出这种丧失自信的自卑情绪，因此他没有把自己置于“一般人”之中。
他试图超脱“西方左右两翼理论”，从独立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历史，重新诠释历史发展的过程。
但是，根据他对“一般人”思想的曲解来看，应当认为在他的潜意识里同样是这种悲观的情绪，因此他就难免从另一个极端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首先，认为“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屈辱史”，这样认识中国近代史是很不全面的，因为近代中国历史同时还是中国人民包括思想界人士自强不息、前仆后继为民族的振兴而勇敢探索，为之流血牺牲、英勇奋斗并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
作为后人，我们不但为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而“悲哀”，也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为了理想而奋斗的精神而自豪。
如果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包括思想界总是笼罩在“悲哀”和“丧失自信”的情绪中，怎么会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怎么会有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取得战胜外侮、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
其次，正如作者所言，“一般人”在提到中国历史的时候，容易联想到他所列举的那些消极的、反映否定性价值判断的词汇。
但是这样理解“一般人”对历史的认识也是很不全面的，因为，“一般人”在提到历史的时候，还会想到一些积极的、反映肯定性价值判断的词汇，例如：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礼仪之邦、百家争鸣、盛世、四大发明、繁荣、唐诗宋词、道德文章，等等。
我不知道作者为什么只是联想到了一些消极的词汇，而且把这种联想强加到“一般人”头上。
事实是，在绝大多数的“一般人”，如果联想到那些消极的词汇的话，那也不是因为自卑，而是出于自强的理想，是有勇气面对自己民族弊病和不足的表现。
近代以来，伴随着民族所蒙受的巨大灾难，中国思想界对我们民族自身的弊病的反思是十分痛切的。
今天，先辈的理想已化为现实，我们处在历史的新的高度和氛围中，在回顾先辈们对历史的反思过程的时候，有时很难理解他们的痛切情绪，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甚至使用近乎刻薄的语言来针砭自己民族的不足和弊病。
对于这一点，漂浮在现象的表面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我们必须深入到更深的层次；
我们今天可以把中国所蒙受的灾难称作“屈辱史”，但是先辈们却是置身于“屈辱”的现实中的，这是在回顾先辈们的反思过程的时候不能忘记的一点。
反思能力、克服传统羁绊的能力，是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理性，是否具有生命力和光明前途的基本条件。
任何进步、发展、创新，首先都是对传统力量的克服。
一个民族的传统越是深厚，对创新、发展的羁绊力量就越大，克服起来就越是困难、痛切；
如果这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崇尚祖制、抵触创新的特性，问题就更严重了，任何创新的思想和举措都会付出巨大的甚至是血的代价。
从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到康梁变法，阻碍改革的最大的力量不仅是当时的既得利益者，而且是传统观念的力量。
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一方面造就了历史的辉煌，一方面也形成了牢固的传统，对进一步地发展、创新造成强大的羁绊。
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缓慢，有时甚至近乎停滞，包括韩文所不解的“工业革命为什么不发生在中国”，都与此不无关系。
因此，反思传统、克服传统的羁绊，其深刻程度就必须是革命性的，不但需要深邃的思想，更首先需要巨大的勇气。
幸运的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思想界有着一大批勇敢的探索者。
我们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傲视于世界民族之林。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秦王们“虎视”所及，便是“中央之国”，并且看到这个“中央之国”以外还有其他民族，也在“虎视”、“狮视”、“狼视”着。
秦王们的指导思想，便是在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筑起我们民族的牢固坚硬的外壳，一则抵御外边的虎狼们，一则保护内部的躯体。
万里长城是物质的，但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筑起外壳”这种思想，可以说“筑起外壳”的思想渗透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的社会体制和具体运行的机制都体现了这种思想。
这种思想的产生有其合理性，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使然；
而且外壳的存在果然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我们民族在其保护下稳定、繁荣。
但是，无庸讳言，外壳毕竟是消极的，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限制了进一步的发展、强大。
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重创了我们民族的外壳并深入我们躯体内部贪婪吞噬。
这时，中华民族要振兴、要自立，首要的、迫在眉睫的、最困难的任务，就是反思传统，克服羁绊。
这种反思所需要的巨大勇气，丝毫不亚于抵御外侮。
甚至直到今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以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去面对、反思、克服我们民族自身的传统的痼疾。
尤其是敢于抛弃外壳，以积极的态度面对世界，求得自身的健壮和发展。
反思当然包含继承和批判，但是在当时，首要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是批判。
于是我们可以理解，在当时，人们对自己民族历史的批判是那样的尖锐，深刻，痛切，以至于韩文感到，对中国历史的这些批判性的认识，已经成为了人们的常识。
但是正是批判使得我们获得了前进的力量和方向，知耻而后勇，此之谓也。
先辈们对民族传统的毫不留情的批判，体现的是对民族的诚挚、深邃的热爱，因为爱之深，所以痛之切。
作者对鲁迅先生的“吃人论”很不以为然。
韩文说：
“鲁迅先生应该同时能够指出，西方的历史也是一部吃人的历史。
”因为，“迄今为止的全部东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吃人史！
一部剥削压迫日益严重、集权专制日益加深、自由平等日益丧失、穷人的人权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的历史！
吃人与被吃是从出现私有制起的“文明社会”的根本特征。
东西方所不同的是吃人的方式不同，解释其合理性的理论体系不同，因而吃人的程度不同。
”作者在这里真是义正辞严啊，可惜是无的放矢。
因为，鲁迅笔下的“吃人”，不是指物质上的剥削压迫，不是指穷人的人权不如富人的狗权猫权，而是指封建的思想文化、道德体系等等意识形态对人的思想的禁锢，以及由此导致的人性的扭曲与泯灭，指造成人们意识上自私、麻木、愚昧的那些因素，造成一盘散沙的那些因素，造成堂堂大国在外敌面前不堪一击的那些因素！
总而言之，“吃人”指的是精神上对人性的禁锢和扭曲，指的是封建礼教对人格的压迫和专制。
被“吃”的不仅是穷人，也包括富人，首先包括知识分子。
这一点只要读过鲁迅作品，并且把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氛围中来体验，有什么难于理解的呢？
站在今天的高度上和氛围中，当然无需加重语气指出封建礼教“吃人”，但是在封建的思想文化还是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指出封建礼教“吃人”，是具有振聋发聩的伟大意义的。
有什么理由去指责前辈人“单方面指出中国历史的吃人性”，甚至臆测前辈人“最后就会单方面否定中国历史、肯定西方历史，制造民族自卑心理和民族虚无主义情绪，帮助西方“吃”中国”？
总之，从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道德的层面，深刻地揭露自己民族的历史弊病，这绝对不是什么自卑、失去自信，而是有信心、有勇气的表现，这样的民族才是理性的、有前途的、不可战胜的；
同样，对德先生、赛先生的呼唤也绝对不是对西方社会的盲目羡慕。
在反思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时候，有没有虚无主义的倾向和思潮呢？
当然是有的，这种思潮全盘否定自己民族的历史，妄自菲薄，自惭形秽，盲目羡慕西方社会的成就，确实如韩文所说完全失去了自信，很没出息。
但是必须指出，这种思潮从来不曾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从五四运动的领袖们，到孙中山、毛泽东等中华民族的英雄们，在揭露自己民族、国家所以落后的历史原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定自己民族、国家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只是在当时，甚至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振兴的主要任务是克服自身的弊病和不足，因此对这些弊病和不足的揭露和批判就显得更加集中，更加突出而已。
这些都被韩文理解成“近代中国的思想史是一部由屈辱而丧失自信的历史”了。
我不知道韩文所说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是指什么，我只想指出，进入新中国的大多数的人，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农民，他们破天荒成了国家的主人，那种充满自信的豪情是前所未有的，所以钱学森们才不顾一切返回祖国，所以中国能在朝鲜以至弱战胜至强，所以中国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在今天所难以设想的极端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建设起了初步繁荣强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敢于无视中国的存在，“东亚病夫”再也不是中国人的形象。
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不用说两弹一星、完善的工业体系，单是解决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就是伟大的人间奇迹。
怎么可以设想，这些成就是“自觉低人一等”的人们能够取得的。
如果说后来的经济建设出了问题的话，那也不是因为“在思想意识上仍然自觉低人一等”，恰恰相反，是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走向极端，轻视客观规律的结果。
尽管后来的人们为了改弦更张，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描绘的一团漆黑，并且放任敌对势力抹黑毛泽东时代，但是历史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并不因为后人的好恶、人为的描绘而改变。
二、中国古代是市场经济社会吗？
韩文用了大量篇幅，旁征博引，论证在古代中国存在市场经济，而且是发达的市场经济。
这是作者立论的认识基础。
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进一步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
作者根据〈〈管子〉〉的记载，“禹王用历山的金铸货币，将孩子从高利贷者手中赎回”、“汤王用庄山的金铸币，赎回被贫穷的父母卖掉的孩子”，证明“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
还是根据《管子》，“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举出“管仲为齐桓公作首相，垄断盐铁批发生意”的例子，列举了当时着名的大商人范蠡、陶朱公、弦高、吕不韦等人，证明“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
当然，自秦汉以后，市场经济的发达就更不得了。
但是，作者显然是把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和市场经济混为一谈了，或者说他把交换、交易行为牵强附会地说成市场经济了。
这使我联想到一个事情：
改革开放之初，某个地区的领导听说要实行市场经济，就部署说：
我们地区要有计划地建设几个大市场。
原来这位领导根本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以为多搞点买卖东西的场所就是市场经济了。
纵观韩文关于古代市场经济的描述，我觉得作者和这位领导犯了同样的错误。
当然作者不是不懂，而是为了论证他的历史观，故意牵强附会地将交易行为混同于市场经济就是了。
如果按照作者的逻辑，我们可以把市场经济的源头追溯到货币产生以前，追溯到原始社会，因为在原始社会就有了交换行为，尽管在那时还只是偶然的、实物的交换，但既然是交换，就具有交换的一般性质，因此也可以把原始社会说成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了。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
市场经济必定包含交换、交易的行为，必定要在市场上将产品实现为商品。
没有交换、交易行为，就没有市场经济。
但是考察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是不是市场经济，却不能仅仅根据有没有交换、交易的行为，不能因为存在大量的交换、交易行为就断定这个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总之，不能把交换、交易行为，把市场等同于市场经济，
什么是市场经济？
不同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着眼点可以有不同的定义，例如人们通常着眼于资源配置与调节、生产力运行形式等角度定义市场经济的内涵或本质。
但是无论怎样定义，人们所谈论的市场经济肯定不是简单地指交易行为的存在，而是市场对社会经济已成为一种支配力量，处于社会经济运转的主导地位。
简言之：
生产的目的必须是交换，劳动产品必须成为商品。
交易行为是市场存在的条件之一。
但要形成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是：
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分工的普遍化。
“市场经济的前提是产权私有，存在分工和交换。
”是啊，产权私有作为市场经济的前提自不待言，但是分工却不是简单的“存在”，而必须是普遍存在；
交换也不是简单的存在，而必须是作为生产的目的而存在。
没有普遍的社会分工，所谓市场就只能是零散的、简单的交换行为，能够转化为商品的劳动产品只能是少量的。
这种交换行为无论多么繁荣兴旺，都不足以称之为市场经济。
而社会分工的普遍化，只有在工业社会才能实现。
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
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市场经济。
中国古代社会是农业社会，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生产的分工既不普遍，也很简单，所谓城市，也只不过是交换行为的比较集中的场所而已，远远谈不上市场经济。
在自然经济中，生产的目的主要是消费，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所占的比重很小。
尽管在从自然经济向自由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越是接近自由经济，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所占的比重越大，但是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全面改变生产的目的。
在严格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生产是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的，需求旺盛，生产就旺盛，需求什么就生产什么，没有需求就没有生产；
而在自然经济中的情况恰好相反，生产发达，可以用于交换的东西才丰富，市场才发达，生产对需求的刺激远远大于需求对生产的刺激。
在韩文所谓的市场经济中，我们看不到激烈的竞争，以及由竞争所带来的生产的进步。
至于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社会运用市场的机制来调节资源的流向等等作用，在中国古代社会就更谈不上了。
韩文为了证明中国古代存在市场经济，特别指出当时存在的土地和劳动力买卖。
“当土地和劳动力都可以任意买卖时，说明市场交换的范围已经从生活资料深入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并据此把地主也划归“商人”之列。
可是，韩文完全忽视了所谓土地买卖的具体情形和条件，完全从“买卖”的行为本身出发来看问题，在韩文看来，买卖土地就像买卖衣服那样，就是非常单纯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般的交易过程。
土地买卖是怎么回事？
如果稍有常识，如果哪怕只是简单地考察一下古代甚至是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农民出卖土地的情形，就可以了解，土地买卖在本质上并不是经济行为，所谓土地市场根本就不存在。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绝对不是多余的东西，可以“任意买卖”的。
如果农民不是走到了绝路，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就绝对不会出卖土地——出卖土地的时候就意味着走到了生死的关口，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饥寒而亡已经顾不上长远的生存；
而地主收买土地，则是趁火打劫，聚敛财富，掌握农民的命脉以便更加残酷的剥削他们。
这种所谓“交换”既不可能是等价的交换，也不可能刺激生产，发展生产，相反，失地农民在不属于自己的土地上劳动，其积极性将大打折扣。
在这里，绝对不像韩文所说什么生产资料的市场交换，形成了生产要素市场那般美妙，因为土地没有变成严格意义上的商品，这根本不是市场，不是经济活动，而是地主对农民的盘剥、赤裸裸的聚敛财富而已。
与其说这是经济行为，不如说是地主对农民的强取豪夺更准确，这种所谓“交换”，浸满了失地农民的血泪，是农民到了如果不出卖土地和劳动力就无法生存的地步的被迫的选择。
至于把地主当作商人就更是无稽之谈了，“商人”如果不是指交易双方，也应该指卖方才是，而且卖方必须盈利；
如果土地交易中存在商人，那么出卖土地的农民才是商人，地主不过是消费者而已，可是农民并不盈利——何等混乱的逻辑！
韩文指出：
古代统治者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重要内容就是抑制土地兼并，即抑制生产要素向大地主手里集中。
”这是正确的，尽管作者故弄玄虚地把“土地”说成“生产要素”，毕竟他指出了一个事实：
所谓重农抑商，主要就是抑制土地兼并。
但是作者把这当作是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控，认为这相当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并且以较长的篇幅论证了在这种干预下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可以称之为资本主义，地主、商人都可以称之为资本家，这就值得商榷了。
如上所述，土地买卖活动根本就不是经济活动，因此国家所干预的就不是经济，只是干预地主对农民的盘剥程度，聚敛财富的程度而已，重农抑商的目的也很简单：
抑制两极分化的趋势，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平衡，不使农民陷入“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境地，从而危及统治者的江山社稷。
因此，重农抑商政策在本质上不是经济政策，而是政治政策。
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动干预、调控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只是在发展到了现代市场经济阶段的时候才由国家实行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在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在自由市场经济的阶段，直到韩文所提及的“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的时候，资产阶级是不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甚至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被当作经济发展的必要代价。
只是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威胁下，尤其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的教训下，资产阶级才普遍认识到并接受国家干预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自由市场经济才发展到了现代市场经济的阶段。
着眼于经济来说，国家干预经济在本质上是对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反制手段。
当然，中国古代在重农抑商的政策下，长期稳定、平衡的社会生活环境，使得现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得到有利条件和环境，于是生产发展，人口增长，剩余的劳动力分流到其他行业也就多了起来。
这就是韩文所说的市场经济的繁荣。
但是恰恰还是在重农抑商的政策禁锢下，加上体制结构的稳固性，这种繁荣终究没有导致生产目的的根本转换，不可能产生竞争和竞争的压力，不可能产生新的生产技术，也就不可能产生提高生产效率的强烈要求，而且自然经济中的生产方式并不要求劳动者发挥创造性——这大概就是韩文百思不得其解的“为什么工业革命不发生在中国”的答案，重农抑商政策下不可能导致市场经济，在重农抑商政策尚能容纳生产力时，是不可能发生工业革命的。
综上，中国古代社会不是市场经济的社会。
即使在每个朝代的后期，市场经济已经得到相当的发育，但市场经济也没能成为主导社会生活的经济，没有根本改变生产的目的。
中国社会的性质仍然是自然经济的社会。
如果不是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乱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秩序，逐步增加的劳动产品必定越来越多地涌向市场变成商品，造成竞争，导致市场经济成分的量的增加，最终导致质变，引发工业革命，自然地而不是被迫地走向市场经济。
三、韩文否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在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是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上，韩文接着就要否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很自然的，商人、地主在作者看来就是资本家，农民就是无产阶级，农民起义就是无产阶级革命。
韩文否定中国古代社会是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理由，不是从着眼于生产关系等基本的社会方面，而是着眼于“封建”的字面含义，从“封建社会”的名分出发来提出论证的。
“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
因此，作者对于“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是很有意见的，因为中国自秦以来的社会并不是“封国土、建诸侯也”的社会，而是中央集权的社会。
如果作者是个中学生，他在回答语文老师“什么是封建”的提问时说：
“封建者，封国土，建诸侯也”，那么可以得满分。
但是这里是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而不是名词解释。
我也认为将中国古代社会名之为封建社会不见得完全恰当，但是“把封建社会的帽子扣到中央集权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头上”的时候，并不是根据中央集权与否，而是根据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当然也和人们主观上要和欧洲封建社会相对应有关。
分封制抑或是中央集权制，只是国家政体的表现形式，不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
而判断一个社会的性质，不能根据它的政体，只能根据它的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就好像今天虽然英、日等国保留君主立宪制度，但是并不能据以否认它们是资本主义国家一样。
至于为什么要称中国古代社会为“封建社会”而没有冠以别的名称，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尽管人们早已认识到“封建社会”的名称具有局限性，由于这个概念的广泛使用和深入人心，已经很难改称其他名称了。
总而言之，此“封建”非彼“封建”，中国古代社会的称谓并不规定该社会的体制和政体。
但是韩文却恰恰从“封建社会”的名分出发来分析问题，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并非“封国土、建诸侯也”的社会就否认其封建性质，这是很可笑的。
韩文说，“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恐怕是很难有解释力的。
”可是，究竟是谁个曾经“把秦以后的中国当作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
作者究竟了解不了解“封建社会”这个概念在中国出现、其内涵发展的过程和讨论的过程？
仅仅因为把中国古代社会叫做封建社会，就是把它当作了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了？
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封建”的概念从来不单纯指“封国土建诸侯”。
所谓“封建”还有另外两个意指：
一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二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
其实不止“封建社会”的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的概念也存在争议，以至于有的学者在讨论“资本主义”的定义的时候感叹：
“资本主义”这个词“最初就没有取好，才有今日之暧昧游离”，像“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商业主义”（commercialism）都较“资本主义”一词为佳。
因此，韩文仅仅从“封建”的名称的问题来否定古代社会的性质，又虚构出“把秦以后的中国当成是18世纪以前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这样一个并不存在的批驳对象，是没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
”作者在这里又虚构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批驳对象。
马克思主义什么时候说过，“每一个”社会都要经历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各个阶段？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们从来没有明确地规定社会形态发展的各个阶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里找不到关于社会形态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或五个阶段的任何根据。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西方人，他们所描述的封建社会主要也是西方封建社会的状况。
至于把西方的封建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混为一谈，我看那是韩文的虚构，我孤陋寡闻，没有见过这样的观点。
社会主义发展到斯大林阶段的时候，发生了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和偏差，并且对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及其实践，尤其是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和实践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教条主义的表现之一，是片面强调世界的统一性，而忽视多样性。
其中，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论”也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成为主导中国思想意识的理论。
虽然马克思说过类似五种社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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