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城市与农业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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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佑三年，太常寺王洙言：
“每内降新物，有司皆择吉日，至涉三四日，而物已损败。
”用已损败的物品来荐新是有违礼制的，元丰元年，宗正寺奏：
“据太常寺报，选日荐新兔、薯藇、栗黄。
今三物久鬻于市，而庙犹未荐，颇违礼意。
”为了确保新鲜，元丰七年，发布诏书宫廷和官府所需要的用于荐新的粮食等物资，首先应该由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提供，没有的才要求杂买务购买。
由玉津园等所提供的粮食等项物资，在来源上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有所不同，杂买务提供的物资取自市场采购，而玉津园所提供的物资则是自己生产。
玉津园等都是当时的皇家园林，也是京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宫廷和官府的需要所进行的生产，构成本文所说的城市农业的组成部分之一。
虽然用于荐新的物品数量不大，但种类较多。
《开宝通礼》所载，凡五十余物。
景佑二年，定为28种，包括春孟月荐蔬，以韭以菘，配以卵。
仲月荐冰，季月荐蔬以笋，果以含桃。
夏孟月尝麦，配以彘，仲月荐果，以瓜以来禽，季月荐果，以芡以菱。
秋孟月尝粟尝穄，配以鸡，果以枣以梨，仲月尝酒尝稻，蔬以茭笋，季月尝豆尝荞麦。
冬孟月羞以兔，果以栗，蔬以薯藇，仲月羞以雁以獐，季月羞以鱼。
这28种之中，除了冰和来禽、雁、獐等野生动物之外，大多都是农作物和牲畜。
值得注意的是这28种都是“京都新物”。
也就是说是京都本地所产。
京都新物又是产自何处？
从这则诏书可知，至少自元丰七年开始，用以荐新的“京都新物”系来自玉津、琼林、宜春、瑞圣诸园苑及金明池、后苑。
后苑等皇家禁地原本是赏花游玩之处。
太宗太平兴国九年三月十五日诏宰相、近臣后苑赏花，第二年之后，即雍熙二年后苑赏花便成为礼制。
每年的暮春时节，都在要后苑赏花，三馆学士都必须参加。
一些文人学士，往往视有幸在后苑赏花为殊荣。
园苑除了具有一般园苑所具有的供人游玩的特点之外，农业在其中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
作为一个国家职能部门，从有关的职官设置便可以看出其机构的性质。
玉津、瑞圣、宜春、琼林四苑园，由主管农业的司农寺负责，“掌种植蔬莳以待供进，修饬亭宇以备游幸宴设。
”也就是说，四园苑在提供游玩的同时，还负担有农业生产，提供农产品的任务。
为了完成任务，必须加强对园苑的管理。
仁宗天圣三年三月，臣僚有这样的议论：
“宜春、琼林苑、玉津、瑞圣园，有殿宇、池亭、田土及管下小园池至多，全籍干力使臣监领。
近年多是皇亲或势要子弟陈乞勾当，不能总领课种、修葺，是致园苑荒废，岁课不登。
乞依刘承珪、谢德权奏请，四园苑各差三班使臣一人勾当，更不许陈乞。
”从臣僚的这些议论中也可以看出农业生产在这些园苑中的地位。
四大园苑中，玉津园的农业特色最为突出。
玉津园位于开封府城南的南熏门外，夹道为两园，园中有闵河水支流贯穿。
又名南御苑，建于后周显德年间，是四园苑中最早的一座园林，宋朝因之。
[10]内有方池、圆池。
原本为车驾临幸游赏之所。
也是皇帝藉田所在地。
这里有一支由军校兵隶及主典组成的266人的服务队伍，以三班及内侍监领。
主要任务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为此，这里种植了大量的农作物，仅麦子的种植面积就占据了园的一半面积。
[11]玉津园中还种有桑、稻等农作物。
这既可以从当时人留下的许多诗词歌赋中得到反映。
[12]也可以从宋朝皇帝的行踪中得到说明。
每年仲夏麦收时节，皇帝都要亲自前来观看麦子收割。
[13]宋太祖、宋真宗、宋仁宗等都留有幸玉津园观刈麦、观种稻、观稼的记录。
除了麦、稻等大宗农作物之外，这里还种养了各种奇花、异果、珍禽、怪兽。
最值得注意的是园中养象所内来自交趾的的几十头大象，为此园内种植茭草15顷，用以“秣象”。
[14]
瑞圣园在景阳门外道东。
原名含芳园，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改名瑞圣园。
以三班及内侍监领，军校兵隶及主典，凡212人。
主要职责也是“岁时节物进供入内，孟秋驾省敛谷。
”瑞圣园与玉津园一样，除园林部分外，“旧有隙地，异时主者垦为公田，岁藉其收，以备常用”。
有人请求于御苑空地内种植以奉祠祭，具体做法是“择上腴之地，播五种之种，谨耘耔之法，慎登获之勤，每春种秋敛之……至于果蔬之类，皆须苑囿之植，外尽庶物，内将至诚，达其令芳，以介福禄……”。
[15]宋真宗和宋仁宗也曾多次驾幸瑞圣园观稼或观刈谷。
和玉津园、瑞圣园相比，宜春苑和琼林苑则更多的类似于后世的动物园和植物园，赏玩的意义多于经济的考虑。
宜春苑，又名东御园，位于朝阳门外道南，三班及内臣监领，军校兵隶及主典人数共290人，主要职责是“每岁内苑赏花，则诸苑进牡丹及緾枝杂花。
七夕、中元，进奉巧楼花殿，杂果实莲菊花木及四时进花入内。
”[16]琼林苑，为款待进士之所。
“在顺天门大街，面北，与金明池相对。
……两旁有石榴园、樱桃园之类，各有亭榭……柳锁红桥，花萦凤舸，其花皆素馨、末莉、山丹、瑞香、含笑、射香等闽、广、二浙所进南花。
有月池、梅亭牡丹之类，诸亭不可悉数。
”[17]宋人晏殊的诗句“三月扬花飞似雪，内园佳树绿成荫”，描写的就是琼林苑的景象。
不过除花卉、果树等园艺植物之外，这里似乎看不出有更多的农业生产的迹象。
金明池位于顺天门外，是一处水上乐园，最大的娱乐项目是水上争标，但也是一处养鱼垂钓去处。
“其池之西岸，亦无屋宇，但垂杨蘸水，烟草铺堤，游人稀少，多垂钓之士，必于池苑所买牌子，方许捕鱼，游人得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乃一时佳味也。
”[18]另一处比较重要的养鱼场地则是外城濠护龙河，刘攽有一首《观鱼》诗描写的就是在护龙河捕鱼的“壮观”场面：
“清濠环城四十里，蒹葭苍苍天接水。
使君褰帷乘大舸，观鱼今从北阙起。
开门渔师百舟入，大罟密罾云雾集。
小鱼一举以千数，赤鲤强梁犹百十。
”刘攽还有一首《城东观鱼》的诗，其中也有“东城水深色如黛，居人来过不知爱，……万鱼挂网同时急，赤鲤长大犹人立”[19]的诗句。
可见当时城区的的渔业资源是很丰富的。
四园苑及金明池和护龙河分布在东京城四周，与郊区接壤，里面含有农业的成份不足为怪。
就是在皇宫大内也有农田的分布。
其中又以后苑最为集中。
后苑本是皇宫帝妃们宴游之处，然而，农业场景却随处可见。
这些地方也就成为皇帝及其大臣们了解农业、体察民情、观察庄稼，甚至进行农事实验的场所。
史书中有多次关于皇帝及其大臣在后苑观稼的记录。
如，大中祥符五年，宋真宗在向江、淮、两浙推广占城稻的同时，就在后苑玉宸殿等地对小香稻、占城稻做过许多试验和观察[20]。
次年七月，召近臣观嘉谷于后苑，有七穗至四十八穗，绘以示百官。
[21]同年七月二十九日，诏辅臣观粟于后苑御山子。
天禧二年十月又在玉宸殿召近臣观刈占城稻。
[22]天禧四年七月十一日，诏近臣及寇准、冯拯观内苑谷。
十月二十九日，又诏皇太子、宗室、近臣、诸帅赴玉宸殿翠芳亭观稻，并以稻分赐来宾[23]，来宾中是否有宋祁不知，但宋祁有首诗名“赐禁中所种稻米”。
仁宗景佑二年还在后苑建造了专门的观稼殿，用以观种稻。
[24]皇佑五年，又于苑中作宝岐殿，用以种麦。
仁宗在对辅臣们解释作宝岐殿的用意时说：
“朕新作此殿，不欲植花，岁以种麦，庶知穑事不易也。
”[25]宝岐殿之得名可能就与麦有关。
传说东汉张堪为渔阳太守，有惠政，童谣歌曰：
“桑无附枝，麦穗两歧，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26]哲宗绍圣元年八月丙戌，召辅臣观稼后苑。
[27]
出于观稼赏花的需要，宋代的皇家园苑中，都保留着相当大的农业份量。
以艮岳为例，里面不仅移栽有枇杷、橙、柚、桔、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凤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还有参、术、杞、菊、黄精、芎藭等药用植物，以及禾、麻、菽、麦、黍、豆、秔、秫等粮食作物。
[28]
皇帝观稼是把它当作一种了解农业，体察民情的方式，而被邀参与观察的大臣，则视之为一种荣耀，他们在游玩之后，往往借助于诗歌记录了游玩时所见所感，从中可以规见当时园苑中农业之一斑。
比如从仁宗天圣八年八月九日，宋祁“侍宴太清楼”的诗作中可以看到当时后苑中除种植有水稻之外，还有橙子、菊花、水禽、鱼类等。
[29]宋祁“赐禁中所种稻米”诗中有“霜茎矗秀纡宸玩，玉粒凝甘剰禁储”[30]句，说明宫殿四周都有稻田，并且收获颇丰。
又从嘉佑二年，刘原父与同乡好友欧阳修的唱和诗中，得知后苑稻田的种植面积很大，有“种稻满滮田”的句子。
[31]
观稼之外，皇帝和大臣们另一种参与农事的方式就是所谓“藉田”。
藉田始于周朝，以后历代相承。
藉田虽然名义上为天子亲耕之田。
实际上是一处较大规模的国营农场。
又因地处城近郊区，而成为城市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点在宋代的藉田中也得到体现。
宋神宗元丰二年，下诏于京城东南划出千亩土地作为藉田，设置藉田令一员，将先农坛迁入其中，在东南角建神仓，选拔士兵中有农事知识的人为藉田兵。
第一任藉田令由郊社令辛公佑兼任。
辛公佑请求在旧钹麦殿规地为田，引蔡河水灌溉其中，并种植果树蔬菜，冬季还负责收藏冰块，一年中所有祀祭用的祭品都要由藉田来提供。
藉田上的产品首先是用来荐献，而后是进御，还有富余的话，则用来卖钱，以支付其它的一些杂费开支，剩下的就上交内藏库。
藉田上还修建了用于耕作人居住的房舍和牲口棚。
[32]
皇家园林之外，城市中还散落着许多私家园苑。
据学者考证，宋代开封有名可举的园苑就至少80处以上，[33]除皇家园林之外，大多为各级官吏所拥有。
这些私家园苑本是士大夫用以休心养性之所，故山水之间点缀的多为异花异木。
花园和农田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花园可以变成桑田。
洛阳城中以培育牡丹名品魏花而闻名于世的魏仁浦家的池馆，随着魏氏的破亡而易主，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麦。
[34]不仅如此，有些花园本身就不乏有农业的成份。
以小城吴兴的园林为例，“吴兴山水清远，升平日，士大夫多居之。
……城中二溪水横贯，此天下之所无，故好事者多园池之胜。
”园圃之中最多的是观赏植物，如莲花庄，“四面皆水，荷花盛开时，锦云百顷”；
赵氏菊坡园“植菊至百种”；
赵氏兰泽园“牡丹特盛”；
赵氏小隐园“梅竹殊胜”；
章氏水竹坞“有水竹之胜”等等，但经济植物也是随处可见，如，南城的沈尚书园，“近百余亩，果树甚多，林檎尤盛”；
北城的赵氏清华园，“有秫田二顷”；
城外如叶氏石林，“大抵北山一径，产杨梅，盛夏之际，十余里间，朱实离离，不减闽中荔枝也”；
章参政“城之外别业可二顷，桑林、果树甚盛。
”[35]北宋时，苏轼在京师开封的花园中也种植有：
葡萄、石榴、葵藿、萱草、芦笋、蓼草、牵牛、秋瓜、芎、白芷等食用、观赏和药用植物[36]。
这些都表明当时士大夫的私家花园中有一定的农业成份。
园苑中的农业性质，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将有关园林景观植物方面的着作列为农业着作。
欧阳修所撰《新唐书·
艺文志》便将唐王方庆所撰《园庭草木疏》二十一卷着录为“农家类”。
宋代的私家园苑也很发达。
除了国都宫殿附近有农田之外，郡县治所所在的中小城市也有农田。
中小城市规模虽小，然而官宇之间，也散落着一些花园蔬圃之类。
“天下郡县，无远迩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园池。
”[37]这些园圃由官府兴办、管理和使用，所以又称为“郡圃”。
如宋时，吴郡的郡圃“在州宅正北，前临池光亭大池，后抵齐云楼城下，甚广袤。
”[38]从文人墨客们所留下的诗题来看，当时郡圃的地面和水面有不少的可供观赏的动植物，如鱼、菊花、白莲之类。
但也有稻等粮食作物的栽培。
从宋庠“郡圃观稻”一诗可以看出当时洛阳城中有稻田的分布，被田埂和灌溉小渠纵横分割的稻田，看上去象僧人穿的佛袍，稻田种植晚稻，有可能是属于虎掌稻一类的粳稻品种。
[39]又从张耒的《齐安行》可知，当时的黄州城市中，甚至到了“引水种稻官街旁”[40]的地步。
正因为如此，苏轼在黄州时，他的朋友才有可能为他“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41]。
他自己才有可能“于城中葺一荒园，手种菜果以自娱。
”[42]
2，园囿之外的城市农业
宋代普及了一种能在水面上进行作物种植的葑田，这种葑田以木缚为田丘，浮系水面，以葑泥附木架上而种艺之[43]。
架田的出现使城区水面种植成为可能，宋代杭州西湖上就出现了大量的葑田[44]。
从后面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葑田这种人造耕地的出现，还可能与市民的某项民俗活动有相似之处。
在城市农业中，蔬菜种植业是最引人瞩目的。
《齐民要术》卷首“杂说”云：
“如去城郭近，务须多种瓜、菜、茄子等，且得供家，有余出卖。
”[45]当时只要在“负郭之间，但得十亩，足赡数口。
”[46]北宋京师汴梁的蔬菜种植情况在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得到了反映。
图中可以看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有一堵土墙，墙上趴着两个小孩，正在望着一队清明扫墓归来的人马和轿子，而墙内则是整齐的田园。
这里的田园分成许多长条形的田畦，非常规整。
两排田畦中间，有灌溉用的水沟，在一大片田畦内，有一口圆口形井，井上架着施萨，拢沟内有水正在流向田畦。
田畦内，有的已生长着密麻的幼芽，有的种子可能还未出土。
一个农夫可能是灌罢田畦，顺便挑了一担水，正向茅屋走去。
茅屋旁和田畦中，各有一副浅筐，像是施肥或卖东西用的。
[47]宋代文献记载，汴京城里有一名老圃名纪生，几十年来靠种菜养活一家30口，临死告诫儿孙们说：
“此二十亩地，便是青铜海。
”[48]现今开封繁塔内，存有北宋太平兴国年间的石刻，记载：
“菜园王祚，施菠棱贰仟把，萝卜贰拾考老。
”可见王祚是个种菜专业户。
[49]南宋都城临安则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的说法，何谓“东门菜”呢？
周必大讲到“盖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50]。
这种情形在一些小城中也存在，如“颍昌府城东北门内多蔬圃，俗呼：
香菜门。
”[51]又范成大《吴郡志》卷十八《川篇》载城内东南隅的采莲泾，“两岸皆民居，亦有空旷地为蔬圃。
”阳思谦《万历泉州府志》卷四《规制志·
城池篇》载南宋绍兴十八年以前，“光孝塘半鞠为蔬场”。
在城市中经营菜圃的人并非来自农民，而是城市的工商业者。
古人云：
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经商是致富的窍门，但在传统中国，一般人在致富之后，并不是扩大工商业的经营规模，而是求田问舍，这就是所谓“以末求富，以本守之。
”城市菜圃的经营者就有来自这方面的人士。
宋代“临川市民王明，居廛间贩易，赀蓄微丰，买城西空地为菜圃，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
”[52]
在城市农业中发展起来的还有花卉种植业。
宋代的一些大中城市，如开封、洛阳、扬州、绍兴、成都等地都有较为发达的花卉生产。
北宋时，东京城西水门外金水河畔有养种园，“四时花木繁盛可观。
”又“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
”[53]这些园圃大多以花卉种植为主。
宋代一些城市成为名花产地，如洛阳的牡丹、扬州的芍药等。
受其影响，一些城市的养花业也得到了发展。
远在西隅的天彭自崇宁及宣和年间，中州民宋氏、张氏、蔡氏，石子滩杨氏，将洛阳牡丹引入之后，“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养花，而天彭之花遂冠两川，以致“花户连畛相望”[54]。
相比之下，临近洛阳的陈州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
”[55]足见其规模之大。
城近郊区除了蔬菜和花卉之外还有相当规模的果树生产。
宋人杨万里在衢州近城就看见有大面积果园，种植柑、橘、杮等果树。
[56]
3，市民的庭园经济
城里除了有成片的农田菜地花圃外，居住在城里的人们也在各自的房前屋后，进行种植和养殖，形成庭院经济。
孟子曰：
“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57]同样意思的话在《孟子》一书中再三提到，所谓“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畜之以鸡豚狗彘，即利用宅基地进行种植和养殖，这种情况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非常普遍的，所以看到了桑和另一种种在宅旁的遮荫树梓就会想起宅中的父母，进而桑梓成为故乡的代名词。
林语堂说：
“中国人对于家宅的概念是指一所住宅，那里有一口井，一片饲育家禽的场地，和几株柿枣之属的树，要可以相当宽舒的互相配列着，因为要使地位宽舒，在中国古时，以及现代的农村里头，房屋的本身在全部家宅庭园的配置里，退处于比较将要的地位。
”[58]林语堂说的是一般农村的情况，其实古代中国城市中也未尝不是如此。
且看宋代的情况。
《清明上河图》中还有这样一个画面：
在城门楼外一个十字路的北端的沿河柳荫下的一群猪，能够辨认清的有五六头之多，正从柳荫下往大街上走，猪嘴近地做觅食状。
从图上看，未见赶猪人，是外地赶猪进城贩卖呢？
还是当地住户喂养的？
有研究者认为，图中所绘的猪群，显然是在白昼，正在大街之上，这与城市卫生及观赏大概都是不相适宜的。
作者安排这一画面，恐亦非随着之笔，大概也不会用几头猪来点缀城市繁荣街景吧。
因此认为图中所绘为外地赶猪进城贩卖的，并引述了《东京梦华录·
朱雀门外街巷》中所载“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毎日至晚，毎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来证明。
[59]但我们认为，图中所绘的猪有可能就是当地住户喂养的。
首先，从规模上来说，《东京梦华录》所记载的是“每群万数”、“数十人驱逐”，显然与图中所绘的五六头，无赶猪人是不同的。
五六头猪且无人看守的规模更符合当地住户一般养猪的实际情况。
其次，卫生及观赏完全是现代人的眼光，当时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景观。
北宋东京城中就有由官方经营的牧苑，在城北陈桥东北，有牧养马、驼、牛、羊之所。
[60]宋初“开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由于事出草创，“时人咸罔测，多病其不宜于观美。
煕宁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鉴苑中牧豚及内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陴而已。
”[61]这一事实说明，宋初以来，汴京都城中就存在养猪的事实，而且规模甚大，以致影响到京城的修筑。
这种景观，即便是在晚近也并不少见。
二十世纪初，就有“城里的猪都得了瘟疫，已经有上千头猪死掉了”[62]的报道。
可见当时报道中那个城市养猪业的规模。
这种情况可能相当普遍。
三十年代初经济学家冯锐对中国农业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
“广义上说来，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便象广州这样拥有九十万人口的繁忙都市，都处处养着鸡。
而拥有七十七万七千人口的南京，当时的首都，它所拥有的农田面积也要超出商用和住宅面积。
除作物和牲畜之外，渔塘和肥堆在城中也是随处可见。
每个中国人在他的日常生活中都有干些农活，事实上，每个中国家庭，无论贫富，都在生产着一些农产品。
农耕似乎是中华民族的本能。
”[63]宋代的城市人口数以百万计，但数以百万计的城市人口并没有真正脱离农业。
其实主张《清明上河图》中所绘猪群为外地赶猪进城贩卖的作者，在另一本书中也提到，《清明上河图》中“可看到背街处有人户养的猪在中跑动”。
[64]王禹偁在一首诗中也提到邻居园中养猪种黍的情况[65]。
北宋时期，都城中有人户养猪的事实是可以肯定的。
猪以外，宋代城市中还大量养狗。
有几个事例大致可以反映当时养狗的盛况。
“绍兴六年四月，中京大雪，雷震，犬数十争赴土河而死，可救者才二三。
淳熙元年六月，饶州大雷震犬于市之旅舎。
”市中犬多，必致扰民，于是“德佑元年五月壬申，扬州禁军民毋得蓄犬城中，杀犬数万，输皮纳官”[66]可见当时象扬州这样的城市中，狗的数量是数以万计。
庆厯八年，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毎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官买。
也即户马法。
[67]户马法要求“自买马牧养，坊郭户家産及三千缗，乡村及五千缗，养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
须四尺三寸以上，及八嵗以下。
”[68]可见属于坊郭户的城市居民上户还需要养马。
实际上城市中农产品相当丰富，谷、丝、麻、茶、菜、果、竹、木、花、药、禽、兽、虫、鱼，应有尽有，这在宋人吴自牧所撰着的反映整个南宋时代都城临安的《梦粱录·
物产》中就可以略见一般。
[69]兹以北宋池州居民滕润之为例：
“永静太守南阳滕大夫润之家于池州，州距山甚迩，尝筑圃于所居之西，择九华之药可以种者种之，可以移者移之，分畦以别其品，立石以识其名，清泉灌沃，泽根本也；
恶草锄去，养善类也。
不杂花卉，恱不在目也；
不植蔬果，嗜不在味也；
药斋居中，用药之书聚焉；
药轩在北，治药之器具焉；
华实根叶，采之有时，君臣主使，处之有序，以之攻疾，疾无不痊，以之施人，人蒙其惠；
于是药圃之名传于缙绅，莫不慕大夫之所存。
”[70]
宋朝政府曾经向坊郭户征收过“和买”和“和籴”税收，[71]形式为绢和粮草等实物，为了完成税收，坊郭户要么持钱到市场上购买，要么，则要自己生产，这也说明当时的城市居民有某种蚕桑和粮草的生产能力。
城市农业发生的原因及性质
物质上的需要。
蔬菜生产即是适应城市的需要发展起来的。
蔬菜是中国人最主要的食物，古人称“谷不熟曰饥，菜不熟曰馑”。
而在谷物歉收的情况下，蔬菜就成为食物的唯一来源。
古有“菜色”一词，《汉书·
元帝纪》初元二年“岁比灾害，民有菜色。
”注：
“五谷不收，人但食菜，故其颜色变恶。
”研究中国农业发展史的美国学者珀金斯说：
“过去和现在都大量消费的唯一的其它食物是蔬菜。
在1955年中国城市居民平均每人吃了二百三十斤蔬菜，差不多占所吃粮食的一半。
蔬菜由于缺乏冷藏、容易腐烂，因而使问题更加复杂。
因此在中国，它们总是在大城市附近的郊区栽培的，它们在当天就可能实现收割和销售。
倘使不是具有蔬菜的亩产量要比粮食高得多这个事实，那就会将城市的食物供应问题变得很复杂。
”[72]如果说，市民的粮食需求主要依靠市场的话，那么，蔬菜的需求则主要靠自给。
因此，即便是贵为宰相的王安石也要“三亩荒园种晚蔬”[73]。
城市对于蔬菜的需求，和蔬菜自身不耐贮藏，却又相对容易栽培管理的特点，促进了蔬菜栽培技术在城市及其近郊区快速发展。
蔬菜栽培业可能是城市农业中发展最快的行业。
生存的需要多为物质的需要，但除了物质上的需要之外，城市生活更有精神上的需求。
昔日中国城市大多为富人所居住，或者说中国的富人都愿意居住在城市里，饱暖思淫佚，有些富人流连花鸟之间，或整日与猫狗同伴，这种需求就使得一些原本在农村中难发展起来的与农业有关的行当，如宠物的饲养和观赏植物的栽培等，在城市及近郊区发展起来。
在宋代，最突出的就是城市对花卉的需要。
唐都长安，王室宫苑种花、赏花之风盛行，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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