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题分析学者明星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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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乱纷纷，有说看不懂的，有说没时间的。
笔者先是惊讶，继而一想，如今的中学生负担太重，学英语比学汉语用的工夫都大，对必读的古典名着也只能心向往之了。
至于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不但绝大多数青年人没读过，中老年人读过的又有几个？
这不能抱怨大家，因为这些史着太深奥了，距离现实生活也太远了。
那就不得已而求其次，听人讲《三国》吧。
听人讲和自己读当然是两码事，但听了总比没听强得多，不但对三国史会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同样还能汲取到历史的养料，激起对史学的兴趣。
易先生讲《三国》，自我标榜曰“品读”，这是对的，因为他的确是在深入浅出有滋有味地解读。
普及史学知识的途径很多，比如电视剧，比如戏剧，比如连环画等，而品读无疑也是其中一种，而且是最接近阅读的一种，因而也是效果比较好的一种。
其实，历史知识的普及由来已久，至少从宋代开始，《三国志》的普及就开始了，那便是由社会最底层的艺人们演出的评书和戏剧。
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从罗贯中的创作目的来讲，未必是在做普及，但客观上也确实是在做历史知识的普及。
在当时，《三国演义》从情节结构到语言文字，都最大限度地通俗化了，是为文坛所不屑的，但正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流行，才使三国故事家喻户晓，至今不衰。
易中天算不上罗贯中的继承者，但从普及三国史这个角度讲，工作的性质有相同的一面；
相同中又不同的是，易中天是站在万人瞩目的《百家讲坛》上，做着使无数学者眼热的名利双收的好事儿，较之罗贯中当年的处境不知好几万倍。
易中天之所以声名大噪，腰包鼓胀，固然是他有真学问真本事，却也和普及工作的缺乏有直接的关系。
偌大中国，文史工作者数量庞大，有着易中天一样学问一样本事或者更高一筹的，应该大有人在；
使学术走向大众的路子也决不止《百家讲坛》一种，还有很大的开拓与创新的余地。
我们翘首以待。
观点2也看学者明星化学术何必都在深闺
从孔子周游列国讲学，到传统书院开馆授徒，再到近代报刊开启民智……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没放弃过向大众普及文化、传播新知的责任。
与此同时，古往今来的这些先知硕儒、名士方家也不乏追随者。
从这层意义上说，学者明星并非今天才有。
与过去相比，现在只不过是传播媒介发生了改变，广播电视使学者可以面对更广阔的受众，思想传播得更迅速，寓教于乐，也更容易产生明星般的效应。
本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不应只停留在书架上、图书馆的故纸堆里，也不应是少数人的专利。
与大众对话，在教化民众的同时，也接受民众的甄别与评判，学术才更有生命力。
反过来说，整个社会大众学术文化素养的提高，也会更好地推动学术的发展。
当然，学者在通过电视媒介进行文化普及的过程中，也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而不应一味迎合观众、迎合市场，更不能讲述未经学术和实践检验过的知识；
作为电视媒体，不能只注重满足观众猎奇心理，为了提高收视率，过多选择权术谋略、宫廷争斗、稗官野史、揭私探秘等方面的内容。
学科领域可以更广泛，角度选择可以更多样，从而能给公众展现更科学化、立体化的思想与知识谱系；
作为观众，则应注意在学习中提高，不要迷信盲从专家学者的一家之言。
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专家、媒体、大众在文化知识交流沟通方面的良性互动。
正如科技成果要完成向生产领域的转化一样，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成果也需要播种在大众的土壤中，当学者不再寂寞，当学术着作不再养在深闺无人识，当粗通文墨的观众也可以从妙趣横生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时，文化或许才能真正与天不老。
观点3
“学者明星化”，是今天多元社会还给学者尤其是学术的公平；
而且，这种价值回归仍嫌迟了点。
学者明星化，是对学术的社会张力的认可；
也是学术本身不可抗拒的魅力使然。
长期以来，“内敛、含蓄”一直是构成中国社会真正精英的知识分子的个性标签，学者似乎就该永远闭门读书、远离红尘，中矩中规。
某些人脑中有一个定势思维：
明星一定是，甚至只能是“歌星、舞星、影星、笑星”等娱乐圈名人。
这实在是一种肤浅的认知偏差。
“明星”这一概念的外延及内涵怎么也不应该排斥“学者”。
学者明星化，凸现和佐证了“科学文化知识是有形资产”这一观念；
是对长期以来脑力劳动者及其自身价值模糊定位的一种矫正；
是对“读书无用”这一悖论的堂皇批驳。
“学术明星”与“艺术明星”是等价的，甚至前者更胜一筹。
观点4
你要是道德楷模，你就要循规蹈矩，衣衫破旧，挨饿受冻，吃苦在前，享乐没有；
你要是劳动模范，你就要兢兢业业，脏累差活抢着干，还得任劳任怨，不能喊半声苦；
你要是名人遗孀，你就得寂寞终老一生，不能再嫁，否则有暴风骤雨般的闲言碎语等着你。
仿佛易中天走出书房是大逆不道的事情，学者嘛，必须杜门不出、穷经皓首。
画家陈丹青说得好，“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
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别再用老眼光看待人、物了。
到底是一样的啊，要洪战辉处处小心翼翼，必须过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生活，不能爱，不能多说话，不能表达怨言，等等，这是不厚道的。
观点5时统宇
冷板凳是必须要坐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
这是长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规则。
不过在现代社会，我们仍旧把这句话当做唯一的标准来要求知识分子的话，就不太客观了，难道你要禁止知识分子上网、看电视吗？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现在如果还说做学问不能用电脑、网络，只能用笔墨纸砚，那肯定是站不住脚的。
我知道学术界的很多人对那些经常上电视上报纸的知识分子很不满，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觉得那些人的观点他并不能赞同，这很正常，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些人中肯定也有因为其他原因的，比如说嫉妒等等。
不过作为一个学者，坐冷板凳是必须的，就是这些电视知识分子也是坐冷板凳坐出来的，该坐的时候你就得坐，这样才能有积淀。
”
电视知识分子有积极意义电视知识分子有他的作用。
法国有个很有名的学者名字叫布耳·
迪厄，他对电视知识分子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但讽刺的是，他自己也是一个电视知识分子，而且他的一系列的批评都是在电视上完成的。
所以说，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他不可避免地要和现代传媒接触。
知识分子必须坐冷板凳，但不是说就该一辈子都坐冷板凳，在学术上，你必须沉下心来，但当面对大众的时候，就应该充分利用传媒的作用，来达到知识的普及。
我们说有很多大学问家不愿意和大众过于频繁地接触，但也有一些人愿意这样做。
特别是在现代，这样的人正在增多，国外的许多大学者都经常在电视上演讲。
媒体要求学术通俗化电视、报纸并不是社会科学院，它们有它们自己的性质，学者在媒体上发表观点，不可能特别专业，那样的话没几个人能理解，也就等于白说了。
所以媒体要求学术在传播过程中有一个通俗的、大众化的形式，这是必然的。
如果在媒体上也和论文那么专业的话，还不如把电视台变成社科院呢！
我们不能以传统的知识分子标准来衡量一个学者的全部，但也不能完全抛弃，像余秋雨、刘心武、易中天这样的明星知识分子的出现，作为一种现象，他们遭到那么多的非议，也是他们作为学术明星的一个必然，很正常。
这两个现象并不是对立的，现在很多人把它们对立起来，我并不赞同。
我觉得，否认电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一个很怪异的事情，因为其毕竟是有意义的，但反过来说，倘若把这个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理想或者唯一出路的话，那就更加错误了。
易中天的自我评价：
从社会效益来说，学者明星化应该是利大于弊。
历史应该是鲜活的，不能像做八股文那样死板地面对历史。
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就是人类的幸福，包括我们当下正在生活的人的幸福，作为我们，至少有一部分学者有这个义务，就是把人文研究的成果、有利于我们人类幸福的结论传播出去。
学者和电视台的对接，做好了是‘双赢’，学术扩大了传播范围，电视提高了文化品位；
做坏了就是‘双输’，学术失去了自身品质，电视失去了广大观众。
中国不乏满腹经纶的学者，只是读者少有所知。
易中天认为过去的很多历史着作实在太艰深，一般的观众和读者很难接受。
并直言历史学家担负学术的责任，他负责的对象是学术界。
但是应该有一些人来向大众负责。
《百家讲坛》栏目制片人万卫：
学者走红是好事，我们既需要书斋型的学者，也需要把学问普及到大众中去的学者。
万卫认为易中天的飞速走红，与他以“平民立场，现代视角”解读历史人物和事件有很大关系，并称约易中天《汉代人物风云》前，就读过他着的书也听过他的讲座，感觉这位学者很有可能受到观众的认可和欢迎。
社会非常需要他们这样的学者。
“书斋型学者和易中天这种把学问普及到大众的学者没有主次之分，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
”万卫称。
辩论实例：
1反方一辩从学术受众的层次性，学者明星化的产生、作用等诸多方面娓娓道来，层层剖析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的捷径
2正方从学术普及具有专业性、严谨性、社会性的角度出发，一一论证了学者明星化商业性的实质以及诸多负面影响，无法深层次的达到学术普及的要求，因此学术普及是歧途。
反方则强调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过程中一种更优的传播途径，因此是捷径。
在自由辩论环节中，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学者明星化与学者明星的区分上，正方始终强调“学者明星化”的“化”字有大量、过度之意，反方对此没有进行有效的反击，而是重点强调学者明星化的诸多正面效应，对此正方也极力阐明学者明星化的众多负面效应，结果导致利弊比较，正方四辨不得不提问反方希望对方能给出量化的标准，自由辩论进入僵持阶段。
3我方一辩就将明星所涵盖的范围清楚地介定了出来,并着重强调学者只有扞卫学术的权威才能体现学者的真正价值。
反方则指出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下学术不应该只停留在书架上,只有通过传媒向大众推广才能体现整个社会与时俱进的要求.接下来的质询阶段我方二辩三辩就明星所特有的娱乐性商业性等问题向对方发起了进攻,指出当今的学术明星是商业包装的结果,而真正的学者是没有功利性的,而且当今的学者不能把握自己学术普及的度。
自由辩论阶段双方围绕"
学者明星化和投机主义"
"
学者明星化和商业化,娱乐化,庸俗化的关系"
及"
学者,明星,名人的差别"
三个争锋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4正方认为学者明星化只普及了学术知识而不是方法论，关注的是学者个人而不是学术本身，是一种商业化行为，助长了学术的浮躁之风乃至学术造假，是学术普及的歧途。
而反方则认为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所要求的学者、传播途径和大众的完美结合，是学术普及的内在要求，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
5
争议：
1 是授业解惑还是误人子弟
“诺，相当于现在的OK”……易中天用非常通俗的语言品读着历史，但也正是这种极现代化的语言，遭到学术界的质疑。
遭到质疑的还有刘心武。
虽然他在“百家讲坛”中“揭秘红楼梦”取得很好的收视率，而且拥趸者众，但刘心武的学术观点遭到许多红学家的强烈抨击，他们不屑地称他为“红学”门外汉，当对《红楼梦》的感受上升到学问时，就要按照学术的规范，不然必定会走上歪路；
而且刘心武的观点根本就没证据，显然在猜谜。
甚至出现不少反驳刘心武观点的图书。
2 是服务公众还是个人扬名
在最近这场愈演愈烈的学者明星化潮流中，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百家讲坛”负责人万卫称，打造自己的“学术演讲明星”是“百家讲坛”的追求宗旨，一位演讲明星本身就是栏目的标识。
从阎崇年到刘心武，“百家讲坛”推出的主讲人基本上都火了，而这些人多年的学问积淀也随之走向了市场。
一方面包装着自己的明星，又一方面让明星完全以自己的视角讲解，再将之广泛传播给受众。
万卫认为这对栏目、学者和观众都是非常好的事情，一方面节目提高了收视率，而且学者的知名度以媒体为平台得到很大的提升，而观众喜欢听他们的讲解，必然会对某方面内容产生很大的兴趣，有利于知识的普及。
3 对埋头研究的人是否公平
余秋雨、刘心武、易中天，他们的知名度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收益。
而他们的名利双收对那些在书斋埋头研究学问的学者是否不公平？
作为“学者明星”第一人，余秋雨表示，其实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学者参与电视节目录制了，他相信那些真正的学者参与这些影响力大的文化活动的话，社会影响会很好。
当然，也有人认为学者就应该取得很好的社会效应，这样才有利于学问的传播，但是前提是不能丢失学者的性质及风范。
4 是为挣钱还是责任驱使
对于学者像明星一样地在电视、平面等各媒体频频露面，部分读者产生了逆反心理，认为他们的“传播学问”很明显是在做秀。
“学者也是无法抵抗各种诱惑的，他们也感受到知名度已经给他们带来很大利益，试想他们还会安心研究学术吗？
他们的学术更带有很强的商业色彩吧！
”一个网友质问。
而刘心武、易中天也都很坦诚地表示知名度的确给他们带来很丰厚的收益，但是对于传播学术仅限于追逐利益则并不赞同，并表现出很大的委屈。
易中天称：
“没有哪个节目是游刃有余的，只能是呕心沥血。
所有无关的事都不能做。
各种史书必须重读，还要确实。
”而刘心武也认为自己“揭秘红楼梦”，只是因为想让更多的人去读而已。
体制转变催生学者出走
中国传统的学者一向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他们习惯于在自己的书斋和研究室里做学问，而不愿意走出去。
但在现在，由于旧的学术体制在逐渐改变，学者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声望逐渐进入对一个学者的衡量体系，虽然这只是初露端倪，但一些得风气之先的学者已经开始未雨绸缪，在市场完全进入学术之前，积极地和市场接触，以此取得领先于别人的声望优势。
另外，现在进入公众视野的学者还很少，这些得风气之先的人由于竞争对手的缺少，使他们几乎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够成为一个明星学者。
而成为明星学者之后巨大的利益回报又使得他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不能抽身。
从本质上来说，明星其实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费需求，是大众消费的一种，娱乐明星如此，学者明星也是这样。
不同的是，大众对于娱乐明星的消费仅仅是一种享受，而对于学者明星的消费却并不这么简单。
由于今天信息源的扩展，大众获取社会信息的渠道畅通，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对这个社会种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加以了解，但这个事情并不是他们自己能够做到的，因此，他们需要一批专业的学者来给他们指导和解疑，这就是学术消费的根源。
由于这样的大众需求，自然就有一批能够适应于今天市场文化和高信息现代传播媒介的学者一举擢升为当代文化明星。
立论：
今天我方的观点是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的捷径。
明星一词往往容易被人为的娱乐化和媚俗化，认为其存在的全部价值不过是大众茶余饭后的消遣。
但事实上明星本是对在某一领域内有所造诣有所成就的人的一种极大的肯定，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学者明星化就是学者不断具备知名度、影响力、话语权等特性的过程，我方认为，这对于学术普及而言，正是一条高效快捷的途径。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学术普及是必要的，这是一个前提，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去讨论具体的实现途径。
对于那些不能被大众水平所深入理解，只能在小众范围内研究探讨的学术，普及本身已经失去价值，更不用提是否要靠学者明星来承担这一任务了。
作为一名学者，对自己所从事领域的学术潜心钻研，这无可非议，但无论人文社科或自然科学，其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必然是造福于社会，这样其学术成果才具有真正的现实意义。
我们从来不乏可将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学者，但如果他们始终将自己辛苦所得只孤芳自赏，或只限于三尺讲台，试问其价值究竟实现了几分？
我们人为的为那些走向大众来表述自己见解的学者加上了明星化的头衔，无非是因为他们利用了现代的传媒手段，为自己开创了一个新的平台，增大了其言论的受众面，但随着文明的进步适时适当的选择需要的工具恰是人类作为高等动物的特征之一所在，而这样的工具也正为学术的普及提供了良好的介质。
画家陈丹青说得好，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
学者通过媒体自我表达，公众借由此得以学术的普及，如此双赢，何乐而不为？
学术普及的途径并不唯一，但通过学者明星对学术进行普及绝对是其中可取的一条。
一名学者之所以可以被明星化其本身也是一种公众认可的体现，认可是接受的前提，而唯有接受才能更好让其讲述的内容更好的普及。
我们说普及，绝非要每一个人都对明星学者所讲述的东西惟命是从，而是在其感染下对其所讲述的命题产生兴趣，产生关注，进而愿意去了解，这才是普及的真正精髓所在。
我们承认明星化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一过程中的主流所在，对于学术普及，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学者明星化都是利大于弊，如果仅因为不够完美就加以全盘否定，未免有因噎废食的嫌疑，而这种论述本身也已经陷入了歧途。
说起今天的辩题，其实关于学者明星化究竟是学术传播的捷径还是歧途也已经不是新鲜的话题了，关于这一话题引发的讨论也不计其数，相信对方辩友在准备今天的这一辩题时也不会只是单纯的几个人围坐一桌苦思冥想，而是充分利用起网络书刊等多种媒体资源来选择材料支持自己的观点，试问对方辩友在举出某条论据的时候是会选择一位广为大家熟悉的学者明星的言论还是举出某一不知名的人士的论断？
哪一种选择更为有力恐怕不言自明吧。
学术普及是学者与大众双向选择的过程，而学者明星化正是学者话语权与大众选择权充分表达的体现。
学者明星化为学术的普及提供了更为畅通的渠道，为更广泛的受众带来了更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说，学者明星化是学术普及的捷径。
要说的话：
我们讨论的对象始终是大众，我们讨论的过程始终是普及，而不是告诉学者们该怎样做学术，因为普及的过程本身就是如此的，可以通过传媒来高效达到目的。
研究学术则完全不同，任何关于学术问题与学术本身的都可能是与辩题无关的。
其他：
如今面对易中天现象的谈论，其中含义之一，以为这是知识分子不务正业的典型，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务正业还能够获取如此近乎天价的收入。
这样文化现象的讨论，除了有些许对易中天教授由“三国”而致富隐隐的“酸葡萄”心态之外，更从一个侧面反映我们的学术界的某种小圈子心态
易中天文化现象的讨论的某种偏颇，向我们说明的另一点，是刻意强调学者——读者——普通百姓关系的疏远。
问题是，害怕如易中天这样的学者的僭越，甚至不允许这种的僭越，成为了某种公共心态之一，而在这种心态中，大部分并不是来自普通大众，而是来自某些知识分子自身
是教授不搞学术研究，而热衷大众传媒，这样的学者明星化到底应不应该；
学术研究沦为常识的普及乃至通俗的演绎，甚至如易拉罐的快餐式文化特征、无厘头的轻松方式，是不是误人子弟，是不是学术的堕落。
早在罗素在世的时代，英国BBC电台就曾经邀请罗素做通俗哲学演讲的节目，每次40分钟左右，而且也是给予罗素一大笔报酬的。
BBC不仅邀请罗素，同时还邀请许多当时的学术界的顶尖人物加盟，都一样给予很不错的报酬。
如果我们的学者能够将手中的学术作出这样通俗易懂的大众文化的样式，你就是一个很好的普及型的学者；
如果你既能够作出这样大众文化的样式，又能够搞出你的学术研究成果，你就是一个如罗素一样的大师；
如果你志趣并不在这样的大众文化的样式，却能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默默耕耘，以求得最尖端的学术成就的话，那你同样能赢得社会的尊重。
在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世界中，上述的三种人，都是需要的，都是可贵的。
最后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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