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语文作文 从一些沉重的话题说起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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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产业化”，以各种国学总裁班为例。

几乎各大名校的哲学专业，都在办国学班，对象不是有志于国学研究的后学，而是总裁。

在国学班学习的总裁，能够在国学上有多少长进，值得存疑，但也不算误入歧途。

李一曝光之后，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旁门左道是国学，可是在他曝光之前，他的缙云山国学院声名显赫。

很多企业家（不仅企业家，也包括一些“文化精英”）对国学的理解就是旁门左道，一个人如果不会点旁门左道，便会被认为境界还不够深，这使得“国学产业化”最后成为“国学神仙化”。

能够应对精神危机的，只有信仰。

一个人不去寻找信仰，却到处寻找信仰的替代品，最后只能走火入魔。

如果这个人再把魔当成神，就不可救药了。

（二）吴宇森拒称“大师”

最近，冯小刚认为当代中国电影界没有大师，而张艺谋的代言人张伟平表示不同意，称中国电影界还是有大师的，而且认为大师是谁，“大家心里都明白”。

看来，对“大师”头衔的热衷已经从学术界“传染”到了影视界，而一贯被业界和影迷称为“电影暴力美学大师”的吴宇森也就成了最先被议论的，不过，对于“大师”，吴宇森是敬谢不敏的，他说：

“我不是大师，也不喜欢别人称我为大师，做大师太孤独。

”

当然，吴宇森认为，中国内地还是有几位导演堪称“大师”的，他表示，“国内有好几个很好的导演，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冯小刚，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和风格，称他们为大师也不为过。

但从整体来说，中国电影的质量还需要再进一步。

”这也许是吴宇森自己表示谦虚和对同行表示尊重。

作为在好莱坞已经能“玩得转”的华人杰出导演，表达这样的意见是很值得重视的。

吴宇森拍了不少的影片，有的影片在好莱坞也已是艺术性和票房都很成功的，无论是就拍高质量的影片来说，还是就对国际影视界，特别好莱坞电影界的了解来看，或是就在国际电影界的影响来比，当今的华人导演，该数吴宇森和李安最具大师素质，不知李安是否视自己为大师，反正吴宇森是不喜欢被称为大师的，是否是大师对他来说并不在乎。

也许，真正有大师素质的，并不热衷于被称为“大师”。

由此，我们想起了大学者季羡林先生的事，季老在学术领域涉猎很广，其学术成就和贡献都十分突出，确实是一位大师级的杰出学者，但是，当人们称季老为“国学大师”时，他坚辞“国学大师”头衔，说：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

”真正有大师素质的，并不喜欢人家称他为“大师”，如季老，专门撰文坚决拒受“国学大师”的头衔。

拿着“大师”头衔到处套的人往往缺少的就是大师的素质和心态，贩卖“大师”帽子往往是有种种目的的，其目的之一是：

为长辈、老师、师父带上了高帽子，一则是为了让师长们高兴，他自己也算是拍了个正着的马屁，二则是因为师长们头衔大了，他作为“徒儿”，也能“长高点”，跟着沾了光，为师辈吹大了气球，自己也能跟着飘起来；

其目的之二是：

为某人戴高帽，拔高头衔，如果是利益相关者，他自己也能因名牌效应，广告功能，媒体的呼应等，得到大大的利益，把关系密切的人吹上去，目的是让自己的口袋鼓起来。

当然，也有人喜欢弄了顶“大师”帽子自己戴，本来没有大师的素质，经别人客气地一说，好像自己就成了大师；

别人稍微对他一吹，他就飘飘然地往上升了，鲁迅先生当年曾说过：

有些人“老想着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

吴宇森拒绝当“电影大师”，季羡林拒称“国学大师”，前者客气地说：

“做大师太孤独”，后者谦虚地说：

“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这其实都是很有哲理的话，一旦成了“大师”就容易被“悬挂”起来，就容易成为众人和媒体吹捧的对象，因而也就离大众越来越远，这能不孤独吗？

只有能时时意识到自己是“小师”的，才有可能成为大师，也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大师的素质，大师的才学，大师的成就，大师的贡献，不是高帽所能“戴”出来的，也不是贴个头衔就能有的，我们渴望时代涌现更多的大师，但我们对“吹”出来的一个个所谓的“大师”，特别反感！

（三）钱文忠：

传统文化的呼吸与叹息

最近十年来，我国内地兴起了一股来势汹涌的“国学热”。

这股“热”绝对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已是切实可见的社会现象：

电视上的“国学”节目掀起收视热潮，报刊上的“国学”文章连篇累牍，书架上的“国学”论著触目皆是，社会上的“国学”讲座此起彼伏。

“国学”进入了中小学，乃至学龄前教育，很多家长都对自己的孩子能够将《三字经》、《弟子规》等倒背如流备感骄傲……

毫无疑问，上述现象都是可喜的；

最起码，这说明我们对按照时下做法，统归入“国学”名下的传统文化开始珍惜和热爱。

其次，我也必须表明我的担忧：

我们对这股“国学热”的背景是否有足够清醒和理性的认识？

“国学热”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一些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学热”都应该是改革开放30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重新树立起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文化自豪感。

我们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从漠视到重视，从批判到肯定，从贬斥到尊崇。

“月亮是西方的圆”已成陈词滥调，在当今的中国恐怕是不会有什么大市场的了。

我们开始满怀热情地重拾、追寻、学习、珍爱、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将之一股脑地装到贴着“国学”这个标签的篮子里，丝毫不顾虑这张标签的模糊与可疑。

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地去亲近自己的传统文化，或者暂且就算是“国学”吧，却在身心两方面都无法拉近和它的距离；

更令人担心和不安的是，现在的我们似乎还不能抗拒和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的大趋势。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是，这并不能保证我们拥有足够的历史感。

特别是在当下，缺乏历史感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有个习而不察的“心魔”。

我把这一“心魔”称之为无来由的狂妄：

我们不是拥有几千年的悠久文化吗？

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的健在者吗？

我们或许没有足够的能源，比如石油，但是我们绝对不会缺少文化资源，尤其是传统文化资源。

我想，有识之士大概都不会认为这是一种理性的自信吧。

只有用长程的历史感，才能消除我们莫名的“心魔”，才能使我们以如履薄冰、戒慎戒惧的心态对待劫余的传统文化

“文革”刚结束的中国，濒临破产的又何止是经济呢？

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不仅是残破的国民经济，还有残破的国民精神。

传统文化资源被摧毁殆尽，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历史事实。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流行一时，反映的固然是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全民认同，同时，难道不也折射了传统文化的命运带给我们的惨痛记忆和全民后怕吗？

经过这样的历程之后，今天的我们还能够拥有多少传统文化资源呢？

先不说别的，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论语》吗？

我们今天能够有把握读懂《三字经》吗？

人类的历史早已昭示了，我们毕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传统文化是不会被摧毁的，是有永恒的生命的，即使美其名曰为“国学”也不行。

改革开放使传统文化重新焕发出了生机，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新问题。

这些其实就是当下的“国学热”背后所隐藏的问题。

其中最应该注意的是传统文化与当代经济的纠结。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口4亿件衬衣才能换回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生动地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时至今日，当我们面对蜂拥而来的好莱坞大片、巡回演出、电脑游戏、世界名牌、留学教育等等的时候，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文化也是生产力。

在经济发展业已取得重大成就的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必要性和急迫性正在快速地成为全民的共识。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醒地认识到，要想把中国从一个大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关键在于，能否在具备了强大的经济和国防力量的同时，成功地形成文化软实力；

特别是，能否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核心文化价值，并且使其成为全人类文化价值宝库里的珍藏。

中国核心文化价值的建设资源，毫无疑问只能首推自己的传统文化。

当下的“国学热”在相当程度上，正是泛商品化推波助澜的结果，形形色色收费昂贵而内容可疑的“国学班”就是明证。

这不能不让人隐隐担忧，当下的“国学热”是否会转化成，或者已经成为令人担忧的虚热。

这样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虚热更会烧坏本身已经虚弱的传统文化，过度的商品化消费会掏空传统文化的躯体，消解掉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国学虚热”还会让我们的头脑发昏，使我们忽视传统文化自身的局限性。

现在有一种对传统文化全盘肯定的倾向，其思维逻辑和上述的凡“新”皆好、凡“旧”皆坏，表面相反，实则相同。

几千年的历史已经用无数的事实提醒我们，无论我们多么珍爱自己的传统文化，也无法不承认，其中确实还有很多必须批判和放弃的糟粕。

由此，“国学虚热”还会诱导我们将民族自信心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使我们忘记，我们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该更主动、更虚心地向其他国家和文化学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无愧于这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

诺贝尔奖的反思与联想

（四）诺奖是面镜子照出中国作家的“小”

中国作家对诺奖的态度很有意思，有人以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对待之，以为不足观或不足论。

此言已酸气扑鼻，却还听到另一种更可爱的说法，以为自己的不能获奖，是没有好的翻译将其作品推荐给评委，而评委亦抱有对中国作家的成见；

更有人索性指责诺奖被政治化，以有色眼镜看中国作家，自然看不出其好来。

这就颇有点怨妇的情绪了。

诺奖固不足论，每年诺奖颁布前后的那些天，一些人总是啧有烦言，以为我们太看重诺奖了。

其实并非我们太看重诺奖，而是诺奖本身已经成为文学乃至政治思想文化不可忽视的一种存在。

我们不妨冷静地、心平气和地想一想，和诺奖作家相比，我们的文学写作究竟有哪些差距和不足？

六十年的话且不说，因为太遥远了，我们只说三十年。

近三十年的文学写作大致经历了这样一条轨迹：

从最初的伤痕文学，走向寻根，走向语言、文体的试验，走向内心，走向零度写作，走向自适，走向轻松娱乐，走向类型化、商业化，中间虽然有过新写实，却几乎是昙花一现。

这种概括也许太过粗疏，却也能看出中国文学的基本倾向和面貌。

事实上，这些年来，不少作家们几乎是在集体上演一场“胜利大逃亡”，逃离现场，逃离现实，放弃作家的历史责任、社会关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

这时，如果我们将诺奖看作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它一定照出了中国作家“皮袍下的小来”，照出他们的小情调、小情感、小历史、小时代，照出他们的委琐与没落。

从诺奖作家写作实践来看，作家与政治是分不开的。

当然，此政治绝非彼政治，绝非庸俗的为政治服务，为某种政治歌功颂德，唱赞歌，而是基于作家对现实社会和芸芸众生的政治情怀与人性情怀，基于作家从现实观察和体验中所建立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这是回避不了也不应该回避的。

刚刚获得本年度诺奖的马里奥·

巴尔加斯·

略萨就曾说过：

“拉丁美洲的作家必须首先是政治家、鼓动家、改革家、社会评论家和伦理学家，然后才是创作家和艺术家。

”他始终坚持“文学要抗议，要控诉，要批判”的主张。

他是以一个拉美作家的身份说这些话的，他的话，对中国就一点借鉴意义也没有吗？

不必说拉美的社会现实与中国有多少相似之处！

文学不能作为作家逃避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借口，是显而易见的。

略萨不是把政治情怀以及对小说结构、叙述形式的探索结合得很好吗？

我们现在仍然希望文学回归自身，特别是在文学日益沦为金钱的奴仆的时候，找回文学的尊严，就显得更为迫切，但这个文学又不仅仅和叙述形式有关，它还包含了作家的叙事态度、叙事立场，包含了作家对现实的发言和回应。

（五）从略萨看诺贝尔文学奖

　从来没有一位作家获奖像略萨这次令我感到激动。

略萨是当代所有诺奖得主中、唯一一位在三十岁之前就确立国际声誉的作家。

他也几乎是唯一一个在资本主义世界，既批判右派、也批判左派，并为此饱受质疑的健在文豪，堪称是自加缪之后又一位不受缚于立场的独立公共知识分子。

而在小说对性与社会的描绘与剖析的成就方面，近年的诺奖热门里，只有同辈的菲利浦·

罗斯，笔力可以靠近略萨。

有意思的是，因为年少成名，略萨早早就被推入了诺奖的评奖游戏，也早早的因为年轻，被瑞典文学院放入另册，以致在与各国作家同场竞技了几十年无果后，相当一部分媒体已经淡忘了他的候选人身份。

甚至就连一些喜爱过他的人，也随着时间流逝，以为他要重演当初托尔斯泰、左拉、哈代、瓦雷里、高尔基、毛姆、格林等人错失诺奖的剧情。

在诺奖比博彩概率还要低得多的中选游戏中，略萨大约又是罕见的一次“败部复活”的个案。

像略萨这样一位文豪的获奖，也有助于日渐热衷喊“申诺”口号的中国文人，回归到一个冷静评判自身作品文学纯度的审慎状态。

“一个好作家不应考虑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近年颇领内地媒体风骚的德国翻译家顾彬，这两天频繁被转载的“名言”。

顾彬大概忘了海明威，海明威当年想得诺贝尔奖都快想疯了，而且就因为福克纳比他先得，两人从挚友变成了仇人。

顾彬也大概忘了他动辄爱提及的托马斯·

曼以及更早的豪普特曼，这两位大师不但自己得了诺奖，还替别人惦记这个奖，这一“惦记”主要的受益人是另一位德语大文豪黑塞。

“国人对诺贝尔奖的追捧有庸俗娱乐化倾向。

”这是本土学人和媒体，近日忽然对文化表现出来的“反思”与“良知”。

不过我不相信“追捧诺贝尔奖”就会比追捧一个中性选秀冠军（或是以无知腔调诋毁诗歌的赛车手）更“有庸俗娱乐化倾向”。

何况这样的追捧一年里只有那么几天，这种行为不单单发生在汉语世界，它发生在整个地球所有被文明照耀着的地方，已经延续了110年！

我们这个时代的作者和读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感情，恐怕是全世界文学读者里最重的。

其实每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不一定就代表了世界文学的最高水平，但它至少代表了高水平之一。

而由于这个奖项致力于表彰获奖者的终身成就，以及遴选趣味中对流行的排斥，任何一位有心的人文作者（除了文学，还包括历史、哲学领域），都能从它的结果中窥到一些人与环境和时代的争辩，人文趣味的流变，创造者的艰辛，还有与“幸运”相伴的那种偶然、不可操控性。

这些启悟，对于从三十年前才开始艰难脱离概念化思维的社科人文界来讲，有着性命攸关的价值。

同样，当我们日益面对一个充斥着无数知识膨化、信息注水可能的娱乐时代，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品深处的那种冷对喧嚣的质疑和拷问，很有可能暗藏了我们自救的路径。

它们的价值，与其说是作用于作家、知识分子，还不如说是作用于每个有着脱离低级趣味和被娱乐化摄魂的普通人。

（六）从中国文学到中国电影

以上海滩为背景的功夫电影《精武风云·

陈真》一鼓作气地击败了已是下半场的《盗梦空间》，成为九十月间票房的领跑者。

这一成绩足以令国人自喜，甚至擅自认为是功夫片击败了科幻片，中国电影人战胜了好莱坞的山姆大叔。

故事的主人公陈真并不是一个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这倒是为《精武风云》的天马行空、了无逻辑创造了前提。

影片一开始就将故事的背景地设置在了一战期间的欧洲，比子弹还快的甄子丹几进几出，毙掉了德国的数个狙击手。

随后的故事延伸，则成了一次个人魅力的集中展览，武术、钢琴、外语，轮番上阵：

先是以一曲日本人比较反感的舞曲，小挫了一下日本宾客的锐气，随后暗中保护军阀少帅并一力搏杀了众多日本杀手，使蒙面黑侠一时声震上海滩，在保护爱国志士免被日本人杀害的明暗角逐下，将力石猛的弟弟杀死，于是，一场虹口道场更为惨烈的决斗也为之拉开了序幕……故事终于进入文章开头我预想的桥段。

对于《精武风云》的出彩之处，没有太大的争议——动作的本身，而不是动作背后所承载的或商业或民族的元素。

以功夫来承载民族、家国的主题，似乎是60年来中国功夫电影的不能承受之重。

如何做到客观而不过分渲染，适度而不刻意拔高，很不容易。

影片中，行云流水的动作，暴力野蛮的对打，是典型的甄子丹式特色：

拳拳到肉、力抵筋骨，有那么一点暴力美学的意味。

客观而言，新世纪的华语功夫世界，甄子丹的贡献不可谓不大。

当成龙以一部《大兵小将》开始边缘式探索，李连杰淡出功夫电影场域之后，高产的甄子丹成为救市功夫电影的可依托力量。

他所主演并担任武术指导的《杀破狼》系列和《叶问》系列，让新派功夫片的拥趸大快朵颐。

更有人认为自《杀破狼》起，功夫片开始跳出门派、招式的窠臼，以一种更大众的视野宣告回归。

对新派功夫电影的新元素，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但宏大的理想与现实毕竟还有不小的差距，中国功夫电影的先天弊病犹存。

从《精武风云》来看，技术上尽管略有创新，但故事依旧乏善可陈。

或许是港人太在意自己曾经创造的经典和辉煌时代，所以字里行间总会透漏出种种回眸式的“致敬”与“重复”，这反而阻碍了功夫电影的创新之路。

相比之下，好莱坞将功夫元素用得让国人汗颜：

《杀死比尔》成功了，顺带着丰富了一下暴力美学的内涵；

《黑客帝国》成功了，开创了功夫与科技结合的新世代；

《功夫熊猫》成功了，更让国人大呼遗憾——原来，不仅是好莱坞的故事加上中国功夫可以成功，中国的故事再加上中国的功夫元素也可以成功。

一个矛盾之处是，我们所引以为傲的功夫文化，如今却处境尴尬。

数十年的功夫电影史，输出的只是“技”而非“艺”，只是“外延”，而非“内涵”。

《精武风云》的票房成功，某种程度上，只因它是对特定时代背景的一次媚俗表现，且投合了观众对潜在暴力的认同而已。

对于功夫电影真正需要的内外兼修，还是没能实现。

（七）今天我们如何面对圆明园被焚的伤痛

今年是圆明园被焚150周年，曾经有消息说，原本150周年会有较大动作的活动，比如邀请当年的肇事国英法两国的元首前来参加。

如果这个日子，三国的领导人能与三国的学者和青年一起反思那段殖民历史，共同探讨建构未来和平的愿景，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然而，前天新华社记者在就这个话题采访我的时候，说原来的规划已经取消，此番活动，不仅没有中央政府出面，连北京市政府也没有出面，仅仅由圆明园管理处，非常低调地表示了一下。

作为表示之一，管理处向全球发出倡议，要求归还圆明园流失文物。

当然，这样的一个倡议，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合情合理的。

在过去的殖民岁月中被掠去文物的国家，不止中国一个，很多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文物回归，是个国际的共识。

但迄今为止，面对埃及、希腊和中国等国家以及有关组织反复的呼吁，那些昔日的殖民帝国，却大多置若罔闻，以各种借口搪塞，不肯让这些稀世文物回归故里。

倡议很好，但倡议的提出者，仅仅是圆明园管理处，值此巨园被焚的150周年蒙难日，多少还是让人有些遗憾。

遗憾之一，圆明园管理处仅仅是一个遗址公园的管理者（在我看来，还是个不大合格的管理者），而圆明园则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如果发起倡议，似乎应该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名义。

遗憾二，归还文物的背后，应该是反思历史，声讨侵略战争，争取和平，如果主题囿于文物，显然是把题目做小了，而且小得不能再小。

遗憾三，圆明园被焚1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作为受害国，理应做得足够大，由国家出面，搞一个规模很大的活动，彻底反思那段殖民的历史，反思战争，共襄世界和平。

事实上只有这样，归还文物的难题，才能有所突破。

这些遗憾，说明我们对那段历史，心里还存有相当多不明不白的疙瘩。

一方面，我们很在乎这段历史创伤，圆明园西洋楼大水法的那几尊兽头之所以能惹起巨大风波，或者说，那几尊在当年只能算作喷头的东西，之所以被我们当成国宝，被国外拍卖行如此离谱地抬高卖价，人家利用的就是我们的心结。

也就是说，虽然事情过去了100多年，我们依然难以心平气和地面对这段历史，说句不好听的，我们不仅对当年的侵略者怒火满腔，即使对现在的英国和法国人，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有想法的。

但奇怪的是，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对大规模地纪念这段历史，也心怀疑虑。

似乎生怕活动做大了，影响我们跟欧洲尤其是跟英法两国的关系。

其实，我们应该明白，今天的中国，不是当日的大清，今日的英法，也非当日的殖民帝国。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总结教训，反思战争。

被侵略的国家当年的历史是痛史，作为侵略者的国家，那段历史也未必光彩。

双方站在一起，共同面对过去，才有共同的未来，一个环球同此凉热的未来。

鲁迅大撤退

（八）课本大换血

开学初，编剧刘毅在其新浪微博上发帖称，“开学了，各地教材大换血”——他列举了20多篇“被踢出去”的课文，比如《药》、《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雷雨》、《背影》、《狼牙山五壮士》、《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朱德的扁担》等。

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刘毅称之为“鲁迅大撤退”。

20多篇经典课文一列出来，既让网友开始怀念起那些熟悉的字句，也让网友唏嘘感慨，更有网友质疑，既然是“经典”，为何要撤？

很多网友认为，删除大量经典作品无论对于老师教学还是学生学习都不利。

一位网友为鲁迅“叫屈”：

“为什么鲁迅先生被踢掉这么多好的文章，从小他的文章就是重点学习的内容，现在突然来个大转弯，真的是对学生好吗？

”一位网友愤愤地表示：

“为什么《药》会被踢出来？

！

当年它带给我的震撼是相当大的！

难道说如今再提人血馒头已经过时？

还是不敢让祖国的花朵直面鲜血淋漓的人生？

”一位网友说：

“中国教育需要改革，可是有点矫枉过正了，删除了不少佳作。

但也有相当部分网友力挺新语文教材。

他们说：

“那么多年课文一直不更改才叫人沮丧呢，哪怕这些作家其他的文章也可以用的啊。

”、“很多文章到现在确实没有意义了，应该更换。

尽管有不少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人物,比如“阿Q”，离开了新教材,但也有一些新面孔加入——

现代文部分中，课本新增了反映“神舟六号”飞船升空的《飞向太空的航程》，呼唤奉献精神的《寻找时传祥——重访精神高原》，反映香港回归的通讯报道《别了，不列颠尼亚》等作品。

散文方面，则有巴金的《小狗包弟》，这是一篇反映“文革”的“反思文学”，这篇文章选自巴金的散文集《随想录》。

该散文集中的许多文章是巴金用“自我忏悔的形式，从反省自己的软弱开始，逐渐进入对全民族的灵魂的拷问”。

这是巴金写《随想录》的一个重要特点。

而古代诗文也新增了诸如柳永的《望海潮》、杜甫的《咏怀古迹》、李商隐的《李贺小传》等作品。

小说部分，则选入了先锋派作家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

这是一篇荒诞小说，写的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出家门在外面的遭遇，全文都在用一个18岁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