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看中国》之历史篇第三目《战国》总第二十九回赵北三郡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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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谓的“阳原盆地”与“大同盆地”之前，并没有明显的山体进行分割，之所以将这个突出剥离出来，是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它的状态。
事实上“大同盆地”更全面的名称就是“大同—阳原盆地”。
当我们北向穿越呈东西条状的“阳原”盆地后，我们会进入另一个条状的盆地区——“阳高——天镇盆地区”。
如果我们从整体来观察的话，会发现“阳高——天镇盆地区”、“阳泉盆地”，与大同盆地主体之间的关系，象上手掌和两根伸出的手指的关系。
只不过“阳高——天镇盆地区”与大同盆地之间存在的明显的山体分割，因此得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地理单元。
按照我们的命名原则，这个独立的盆地区里面的县级行政单位，自然是“天镇县”和“阳高县”。
而在“阳高——天镇盆地区”东北方向的就是“张家口盆地区”了。
至此我们应该清楚燕国“上谷郡”以西地区的地理结构了。
不算“张家口盆地区”，南北排列的“阳高——天镇盆地区”、阳泉盆地、蔚县盆地整体呈一个中文的“目”字形。
这个目字形的盆地带，就是赵国“代郡”的主要管辖地区。
对于军事家而言，每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都会有它的战略地位。
就蔚县盆地而言，它的战略作用就是南出“飞狐峪”，沟通忻定盆地与华北平原的跳板——涞源盆地；
而阳原盆地则是沟通大同盆地腹地，与怀延盆地区的战略通道；
至于说你想从大同盆地腹地，东北方向直线切入张家口盆地腹地，再北向进入蒙古高原的话，“阳高—天镇盆地区”就是必经之路。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代郡设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防范来自华北平原的地缘威胁。
坐实了这个区域，即使中山国或燕国，控制了涞源盆地和怀延盆地，他们也很难在前进一步。
而如果赵人想东进的话，代郡也是必须先控制的桥头堡。
至于说赵人的主要敌人，或者说是战略扩张方向，我们都知道是中山国。
因此代郡的郡治被设在了“蔚县盆地”的“代”邑（代王城）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在中央之国统一之后，蔚县盆地的战略价值就没有那么高了。
因为那时的主要地缘矛盾已经变成华夏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博弈了。
而这个时候，张家口盆地区北侧的阴山一线，则成为了争夺的焦点。
如果可以的话，张家口盆地区的北沿应该是华夏族建立第一道防线的地方。
只是就这个盆地区而言，能够得到燕山山脉主脉保护的东部，其防御力显然要高于它的东西部。
这是因为阴山山脉整体呈断续状态，既然是其黄河以北的主体部分，也可以明显的被分割为狼山、阴山、大青山三个部分。
而阴山山脉的东段，也就是与山西高原对应的这一段，山势则非常的乱，乱到我们无法用一个统一的标签来为这段山体命名。
这些整体排列无序的山体，一部分就成为了西“张家口盆地区”的北沿。
这也是为什么习惯于燕山山脉保护的燕国人，在占据了“张家口盆地区”的东端（宣化盆地为主）后，没能再向西再多进一步的原因。
再进一步，就意味着将处在游牧民族和赵人的三面包围之中了。
至于赵国有没有占据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现在还有争议。
一种说法认为，赵长城已经修到了张家口北部（张北县南部），也就是以阴山东脉作为与游牧民族的分割线了。
另一种说法比较保守，认为张家口盆地区与“阳高——天镇盆地区”之间的山体，应该是赵国在这个方位的北疆，这倒与明朝外长城的走向是一致的（也就是现在山西与内蒙的边境线）。
从地理格局上来看，由于得不到纵深更宽的燕山山脉保护，张家口及其以西地区，的确是非常容易受到游牧民族的攻击的，历代中原王朝都在这一地区构筑多重防御工事，但都不能稳定据有。
事实上由于燕山山脉主脉与阴山山脉主体之间，没有连续贯通的山体，整个大同盆地的地缘结构都不能算很稳定。
为此，后来的明帝国在山势走向非常清晰的恒山山脉又构筑了一道内长城，为的就是在大同盆地失守后，能够据沂定盆地以自守。
这样看来，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颇有点四战之地的味道，谁能占的住，要取决于谁更强大。
而赵国在强盛期应该还是有可能占据了张家口盆地区的西段，毕竟当时的赵国对游牧民族还是占据有优势的。
不过即使赵国人的相对实力再强，他们也没有兴趣向蒙古高原前进一步。
就赵国人而言，他们当然没有能力象我们一样，分析出“等量雨线”、“暖温带”、农牧分割线这些概念来。
但再多的理论也不及直观感受，在赵国人眼里，阴山以北的蒙古高原就是一块“无穷之地”，也就是没有边际的未知世界。
而出入这个无穷之地的大门“无穷之门”，就在现在的张家口市与张北县之间，这里有条山岭叫作野狐岭，是蒙古高原和张家口盆地的地理分割线，也可以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博弈的第一线。
“无穷之门”不仅是赵人防御游牧民族的第一线，在二千年后，也成为走西口的山西人去蒙古高原淘金的重要通道。
不过所谓的“无穷之地”只是农耕民族的看法，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张家口盆地以北的这片土地，可是“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好地方（
“敕勒川”指的就是这一带）。
河套地区地理结构图在代郡为赵国管理了蔚县盆地以北那些呈条状分割的盆地以后，大同盆地的核心地区被归入了雁门郡的管辖范围。
如果说代郡可以通过“飞狐道”，控制赵国东西国土的北部交通线，那么
“雁门郡”的保护对象就是忻定盆地和太原盆地。
而保护的重点，自然是那些交通要道了。
总得来说，大同盆地与忻定——太原盆地沟通的通道有两条，这两条交通线上所设立的关隘在历史上都很有名，并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就是“雁门关”和“楼烦关”（宁武关）。
如果你想从忻定盆地直接进入大同盆地的话，那么位于恒山山脉之中的“雁门关”就是必经之路；
而如果你不介意多走点山路的话，那么西面还有一条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先进入吕梁——云中山脉之间的谷地，北出“楼烦关”绕过恒山山脉的西端，进入大同盆地。
对于这条通道的地理结构，我们在赵国灭代一节已经分析过了。
吕梁——云中谷地实际上是为汾水和桑干河的上游所共用的。
也就是说，你即可以从忻定盆地进入谷地，然后沿桑干河北入大同盆地；
也可以从太原盆地出发，绕过忻定盆地直接进入大同盆地。
控制了雁门、楼烦两个关口，赵国在山西高原的核心区就不会遭受那些游牧民族的侵扰了。
不过虽然从大的方向来说，那些游牧民族都是来自蒙古高原，但在具体的进攻路线上，却还是有不同的选择，因此我们还必须了解，赵人在走出大同盆地后，还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地理环境。
如果我们观察现在大同盆地的地理结构，会发现它的地缘中心——“大同市”是在北部，即大同盆地的北出口处。
这一点很好理解，就是为了集中力量防御来自蒙古高原的威胁。
如果大同这个点丢了，即使那些草原骑兵不继续向南劫掠整个大同盆地，也可以向东绕过设在张家口盆地西、北的第一道防线，经阳原侧击宣化盆地和怀延盆地。
当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越过阴山一线之后，并不会马上到达大同盆地，在此之前他们还必须穿越一片杂乱无章的丘陵地带。
这些位于阴山南麓的丘陵，我们可以称之为“阴南丘陵”。
而这些处在农牧分割线上的丘陵地带，其整体气候环境虽然要好处阴山以北地区，但阴山山脉在这个方位的断续存在，即不能保证它的气候稳定，也不能保证它的地缘安全。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在这一地区，看到乌兰察布、察哈尔右翼前旗，这些出自蒙古文化的地名；
也能够找到丰镇市、尚义县、凉城县、义和县，这样属于汉文化体系的地名。
由于阴南丘陵地理结构不适合防御，也使得包括赵国在内的历代华夏政权，虽然也曾经在此构筑过多道长城防线，但这些没有险峻山势和大河依托的“草原长城”，不仅在外表上无法和八达岭长城相提并论，在防御的功能上更是乏善可陈。
也正因为此，在经过长期博弈后，大同不仅成为大同盆地的地缘中心，更成为了整个阴山山脉—恒山山脉之间地缘中心，（这个中心地位，最迟在西汉就已经确立了，当时叫“平城”，为代国的都城。
而代国的封地覆盖了云中、雁门、代三郡）。
不过在战国时期，赵人却并没有把雁门郡的郡治放在大同这个点上，而是放在大同盆地西侧的，一个叫“善无”的城邑中。
要想清楚赵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要了解一下游牧、农耕文化各有什么优势，以及赵人扩张的动机。
首先农耕文明的优势在于，这种生产方式能够在单位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一亩耕地，现在可以养活一口人，而现在的蒙古草原，30亩草原才能养一只羊），自然也就拥有更大的地缘潜力。
而游牧民族对于农耕文明的优势则在于：
一是拥有强大的机动性；
二是生产方式决定了他们全民皆兵的组织结构，并且游牧的生产方式可以很好的提升单兵素质。
问题是战国时期的中央之国，由于诸侯之间的战争不断，其政权和社会的组织结构也是一直处在战争状态，或者说也是处在全民皆兵的状态（否则以当时的人口，动辄数十万兵力的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这种拥有农耕文明背景的“先军主义”，一旦动员起来是非常可怕的。
足以提供数倍于游牧民族的兵员和后勤保障（所谓“耕战”的精髓就在于此）。
因此即使赵国和其他诸侯不试图北进的话，当时的游牧民族也还不至于影响中央之国内部的地缘博弈。
从这个角度看，赵国和燕国之所以要向北扩张，并非是因为受不了那些游牧民族的压力，而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耕地，以支持他们在中央之国内部的战争。
只不过当他们合力进逼到农牧分割线时，就没有动力再向北扩张了，而这个时候，那些被迫放弃那些水草丰美土地的牧民们（能种粮食的地方，更能长草），在看着他们的邻居们丰衣足食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在饥荒之年南下打打草谷，进行一下“再分配”也就成为人之常情了。
在这种地缘背景下，华夏政权所修筑的长城，只是为了消极的进行一下防御，以保住自己的胜利果实，并不代表他们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实力对比出现了逆转。
就赵国的情况而言，在拥有农耕技术以及全民动员的组织形式之外，还额外的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这样的话，游牧民族相对于农耕民族的另一个优势，也被抵消了。
因此赵国在战国后期与秦国的PK时，其实并没有在北线承受同等的压力，有了阴南丘陵这个缓冲带，以及构筑于它南北的两道防线，赵国足以保证他那些大型农耕区的安全。
不过赵国在大同盆地以北地区，还是部署了强大的兵力。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除了那些“食之无肉，弃之不舍”的阴南丘陵以外，真正需要赵人与游牧民族激烈争夺的土地，并非是阴山山脉以北，蒙古高原那些“无穷之地”，而是在阴南丘陵的西面。
在这个方向，阴山山脉与黄河之间，还有二块极具开发潜力的土地，直接暴露在蒙古高原的面前。
而这两个地理单元，就是被合称为“河套平原”的“前套平原”和“西套平原”。
至于雁门郡看似偏西的地缘中心，也正是为了支持赵国在河套平原的扩张而定立的。
虽然我们经常为外蒙古独立出去而感到扼腕，但在古典时期的华夏文明眼中，并没有特别的兴趣去控制这些不毛之地。
而这些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也并非就一定适合放牧，因为无论是人工培育的粮食作物，还是自然生长的牧草，都需要有水量充足的土地。
如果不是农耕文明所拥有的强大力量，那些草原民族也决不介意把华北平原那些良田变为草场的，就象他们之中最为成功的族群——蒙古人所做的那样。
这样做虽然保住了游牧民族原有的优势，却也无法挖掘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地缘潜力，更无法供给原有的人口密度；
而在蒙古人之后，渔猎出身的满洲人就聪明了许多，只是将那些良田据为己有，并没有去改变他们的使用性质（所以清朝有260多年的国运，元朝只有不到百年。
）
仔细观察蒙古高原的地理结构，我们会发现这片看似广袤的高原，大部分为戈壁沙漠所覆盖，真正优良的草场并不多。
而这其中靠近农牧分割线的地区，自然条件是相对最好的，也正因为如此，如果不是被华夏政权逼的没办法，游牧民族是不愿意越过蒙古高原中心的戈壁沙漠跑到外蒙古地区的。
在蒙古高原南沿的那些优良草场中，河套平原无疑是最让他们魂牵梦萦的。
在这里，由狼山、阴山、大青山所构成了阴山山脉主脉，削弱了来自蒙古高原的冷空气；
而两次拐弯，水流趋缓的黄河水，则使得这片土地不用靠天吃饭，随时拥有充足的水源。
更为重要的是，阴山山脉与黄河以南的鄂尔多斯高原之间，存在一定距离，为河套平原的诞生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否则象晋陕大峡谷那样的线性结构，无论是长草还是种地，都没有什么潜力。
从这个角度看，河套平原也可以被称之为“河套盆地”。
如果赵人想从大同盆地进入河套平原，其实并不用先跑到大同，再横切阴南丘陵。
他们有更为直接的，近乎直线的线路可供选择。
当赵人从吕梁——云中谷地，穿过楼烦关进入大同盆地的西南角时，他们除了向盆地的东、北两侧前进以外，还可以继续北上。
在这个方向，他们马上会进入一条新的战略通道，由两条次一级的山脉：
“管涔山”和“洪涛山”所包夹而成的谷地。
从方位上来看，这两条已呈丘陵地貌的山脉，正好与吕梁、云中两条山脉相对应；
而从地理结构而言，他们应该是体量更大的吕梁山脉在大同盆地以北地区的延伸。
怎么为山脉结构定性，是地理学家所感兴趣的话题，古人和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无论是北出楼烦关还是雁门关，“管涔山——洪涛山谷地”都可以让我们无限接近河套平原。
当然，谷地本身并不是扩张的终点，接下来所在做的就是在西侧的管涔山中，寻找一个合适的山口，以先行进入位置更靠东侧的前套平原。
而赵人所走过的这个山口，在两千年后山西人背井离乡的“走西口”当中，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山口就是“杀虎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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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关系图从宏观的角度看，从杀虎口向西北方向进入前套平原的线路，正好是位于吕梁山脉和阴山山脉这两条大型山脉，“丁”字形走势相接处。
在这里，阴山南麓所延伸出来的丘陵带叫作“蛮汗山”，而作为吕梁山脉北延丘陵的代表，就是刚才提到的“管涔山”。
对于赵人来说，过了杀虎口，再走一段山路进入河套平原的话，就等于进入了一片新大陆。
而为了支援对这片新大陆的开发，雁门郡的郡治“善无”城，也被设在了杀虎口的南面，也就是现在山西省“右玉县”县城的南面（这个点是右玉县的旧县址）。
不过就地理条件而言，“管涔山——洪涛山谷地”的情况肯定较大同盆地要差很多（现在这里面的两个县级行政单位，除了右玉县以外，还在他东面的“左云县”）。
因此后来控制这条重要通道的战略任务，被交给了位于大同盆地西北角的“朔州”市（也就是汉之“马邑”）。
将地缘中心设在朔州的好处在于，不仅能够有充分的自给能力，更能南控楼烦、雁门两个关口，这样的话，即使威胁来自于东、北两个方向，这个战略区也可以快速作出反应（朔州市也因此成为了大同盆地的第二大城市）。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战国后期，赵国的代郡和雁门郡究竟是什么样的地缘结构，又承担了什么样的战略任务。
应该说，由于恒山山脉以北地区的结构复杂，加之赵国并没有完全整合好这一地区（燕国在张家口盆地还有突出部），因此在后世，赵之“代郡”和“雁门郡”所覆盖的区域都不断的在进行调整。
最起码从地缘关系上来说，张家口盆地与怀延盆地的关系，较之与蔚县盆地的关系更为紧密，更应该属于一个地缘板块（后来秦国也的确将之全数划入新的“上谷郡”）。
而如果从后来农牧博弈的地缘关系来看，当年赵国的“代郡”和燕国的“上谷郡”，最主要的地缘价值就是为华北平原北部的战略安全提供保障。
或者说是为军都陉和蒲阴陉这两条太行通道，提供外围缓冲（就象燕国在燕山以北的辽西郡一样）。
这层地缘关系，我们从二千多年后，民国政府所设立的“察哈尔省”就能看出。
基本上就是把代郡和上谷郡所管辖的那几个盆地合在了一起（阳原——天镇盆地除外），再加上燕山以北直至外蒙的那部分蒙古高原（为了能够直接控制外蒙这块不稳定的“边缘地区”，内蒙古人民就暂时没法自治了）。
和同为“塞北四省”的热河省一样，1949年以后察哈尔省的历史使命也结束了。
只不过它与蒙古高原、山西高原、华北平原的地缘关系都非常紧密，所包含的地理单元也较热河省更为复杂，因此河北、山西、内蒙都成为了察哈尔省的继承者。
其中由南至北切割出张家口盆地、怀延盆地、阳原盆地、蔚县盆地的主体，成为了河北省的一部分，继续为国都北京的安全作出贡献。
至于说“阳高——天镇盆地”，既然不能把山西人开发的张家口地区划入山西的管辖范围，那么最起码也要让山西保留一条直通张家口盆地的通道才行，所以山西省的东北角出现了一个突出部（分出塞北四省时，就划给了山西）。
热河—察哈尔省行政地形图现在我们回到雁门郡的话题上来，从前面所附的“赵〈北三郡〉地缘关系图”中可以看到，在战国时期赵人所设的雁门郡，其地缘重心是偏向于西侧的河套平原的。
而赵人在以雁门郡为依托，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取了“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后，也设置了一个新的郡——云中郡。
只不过虽然赵人出于夺取河套平原的目的，将与游牧民族博弈的重点放在了西面，却并不代表游牧民族只会从那一个方向进来。
实际上对于这些拥有强大机动性的游牧民族来说，阴南丘陵和张家口盆地都是很好的突破口（赵国后来没有机会面对更为强大的游牧集团了）。
因此我们昨天也说了，大同盆地北部的“大同”成为了北部防线的地缘中心。
由于大同盆地所要遭受的地缘威胁，来自于西、北两个方向，因此也就造成了大同盆地的南北两部分，需要承担不同的防御任务。
即北部的大同地区主要是防止游牧民族从阴南丘陵、张家口盆地向南侵扰；
而南部的朔州地区则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从西面，即河套地区向山西高原发起攻击。
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同盆地现在存在大同、朔州两个地区级别城市的地缘背景（山西高原的其他盆地，就没有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一个主要的盆地，对应一个地区）。
事实上在赵国之后，随着草原游牧民族的逐渐强大，后世的华夏政权也愈发意识到将整个大同盆地划为一个战略区有些过于笼统。
所以最迟在唐朝，大同盆地就已经被折分为两部分，即南部以朔州为中心的“朔州”，北部以大同为中心的“云州”。
附：
唐.朔—云两州地图明长城修在了左云县的北边，也就是说整个“管岑山——洪涛山谷地”（正式的名称是“吕梁山脉北部山地”）是被明帝国所控制的。
至于说蛮汗山以东的阴南丘陵地带，防守起来难度有点大，虽然也有些长城存在，但主要还是依托山势相对明显的“阳高——天镇盆地”——“张家口盆地”一线来构筑长城的。
在这一点上，燕国和明帝国的选择其实是一致的。
对于管岑山一线的长城来说，重要的是要把杀虎口给控制住，只要控制了这个点，退可以防止游牧民族以河套为基地进攻山西高原；
进可以攻击河套平原，将河套平原作为华夏民族西进的跳板。
只要这个目的达到了，是否将长城再往北移一点并不重要。
不过明帝国对于控制河套平原的兴趣不大，更多的只是监控，防止蒙古人在此做大。
之所以会这么“不思进取”，原因是多方面的，并非是很多朋友所认为的那样没有血性。
其中一点原因，正是晚上我们所要分析的，就是防守河套平原的难度很大。
要想固守河套平原所需花费的资源和精力，并不比对付辽东的女真人要少。
现行山西省行政大区图近年提得火热的“京津冀一体化”可能性有多大？
从地缘潜力的角度来看，河北省的东北部，那块被京、津两地切割出来的唐山地区还是很机会的。
据说最早提出的本来就是“京津唐”一体化的概念，只不过河北省不干，希望全带上，就成了“京津冀”一体化（切出了唐山，河北省的地缘潜力就更弱了）。
其实概念怎么定，并不会从本质上影响地缘结构。
唐山有了曹妃甸这个本钱，就可以发挥它环渤海地区的优势了，也有机会和天津平起平坐，成为北京在海洋方向的左右护法了。
若干年后，如果唐山拉着辽西走廊南端的秦皇岛，一起希望从河北省独立出去，大家也不必感到奇怪。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地缘条件决定经济基础。
燕山南麓地缘结构图那部关于黄河文明的六集纪录片《河.殇》，从思考的角度来看，还是认同这部纪录片所做的尝试的，拍的也很大气。
不过有了好的方法，并不代表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就《河.殇》拍摄时的历史背景而言，和当年五四运动前后颇有些相似。
两个时间点的社会，都是处在一个将开未开，激进与保守势力相博的阶段。
拍《河.殇》的那些人，和70年前搞文化“新文化运动”（胡适、鲁迅都是）的文化精英们，从动机到方法上都如出一辙。
在希望中国快速适应国际环境的同时，对于传统文化和中国的社会结构多持否定态度。
当年的“汉字拼音化”，和后来对由中国地理结构所引发的“保守”文化表示不满，都是这种思维所引出的结果。
只能说，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
今天的优势有可能在明天就是劣势（反之亦然）。
重要的并不是自怨自艾，亦步亦趋的在方法上跟着别人走，而是看清自己的优势，并将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
从地缘的角度看，更是如此，能够依托自己的地缘结构，正确的给自己一个定位才能少走弯路。
对于一直希望中国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强者的朋友而言，如果你仔细看过之前的内容。
最起码应该能够得出结论，从基本的地缘结构上而言，中国是这个星球上为数不多具备这个潜力的国家。
对于河北的事情再多说两句。
“天子脚下，京畿重地”是对这片土地政治地位的概述，按当年的地缘定位，河北是被叫作“直隶”的，也就是直接由中央所控制的地区。
很难说自己的腹地有这么一个帝国中心，是好事还是坏事。
尽管很多河北的朋友，对于北京总是从河北索取资源（比如水资源）颇有微词，但守在这个全国性的地缘中心周围，也还是能够获得些额外的好处的。
最起码那些进京面圣的人、车都是从河北境内过，就算不交买路钱，也能带动些消费；
你想以北京为中心，构筑交通网的话，河北省也能从中受益。
当然，这些说的都是一些比较直观的例子，京冀两省之间这么多年的共生关系，所演化出来的恩怨要比这多的多，总得来说，有北京在，对于河北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不信让官方提个迁都的想法出来，想接手的地方多的是）。
不过对于河北来说，比较悲剧的是在北京之东还分割出了“天津市”。
天津的直辖，不仅让河北省的轮廓显示更为凌乱，无法找到自己真正的地缘中心，更是切割走了最有潜力的一块区域。
特别是当河北想从充当北京的出海口，并从中获益的话（看看香港的例子），机会就大打折扣了。
也正因为此，在海洋的地缘作用越来越重要的今天，在大家的印象中，河北更多的是与河南一样，归为内陆省份，而不是象同属环渤海圈的辽宁、山东那样，有些浓厚的海洋文化背景。
好在依靠技术的进步，河北已经开始着力打造自己的海岸线了。
假以时日，应该还是有机会在自己的地缘属性里，增强些海洋气息。
只是这凌乱的地理结构，要想形成独立的地缘结构，始终存在很大问题。
在历史上，杀虎口的战略地位其实是要高于张家口的，这是因为河套平原是游牧民族最为肥美的草场，也是他们向中央之国核心区进攻的主要跳板。
而对于华夏族来说，河套平原也是他们愿意倾力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取的，最有价值的一块土地。
倒不一定是说它的农业潜力有多大，而是这条由阴山拱卫，黄河水滋润的盆地，能够提供优质的马场。
得到了它，华夏民族就拥有了与游牧民族对等的机动性。
其实水是生命之源，有了水之后，人畜才能生存下去。
从这个意义上讲，河套所拥有的丰富水资源是用来养马，还是种地并不是最重要的。
在100多年前的那场民族大迁移当中，由山西而起，以内外蒙古方向的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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