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思想与环境史学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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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geography”，Journal
Historical
Geography，20．1（1994），pp．3--21．
地理学在东西方都是古老的学问，无论《禹贡》还是《奧德赛》，都反映了人类先民的地理意识。
地理学又是复杂的：
从横向上看，这一学科存在着文化区域的差异①；
从纵向上看，该学科从近代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了众多的分支学科。
其中的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②由于其以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因而与环境史学的联系十分紧密。
人文地理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③，依笔者的专业和目前的学识很难全面地把握它，因此拟选取某一方面来具体认识它与环境史学的联系。
在选择过程中，我们的目光集中在了法国人文地理学大师阿·
德芒戎的思想上。
这么做的考虑，是出于德芒戎对20世纪史学或历史学家的不容置疑的影响。
这从法国年鉴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创作的《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可窥见一般。
布罗代尔在开列需要感激的名单时，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在巴黎大学时的老师阿尔贝·
德芒戎，我们从布罗代尔对地中海周围山区的描写中，很容易找到德芒戎笔下的“利穆赞地区的山地”④的影子。
鉴于地理学对于环境史学的贡献以及环境史学同年鉴学派
----------------------
①
德国地理学家、近代地理学区域学派创始人赫特纳（1859—1941）在论述西方地理学史时指出：
“若是我们也把中国的地理学，我们的文化区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学，牵连在一起，这对于理解现在的科学，至少是现在的地理学，恐怕没有多大的帮助”。
[德]阿尔夫雷德·
赫特纳著：
《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王兰生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页。
②
Hum01
Geography在中国还被翻译为“人生地理学”或“人类地理学”，尽管译法各异，但都涉及“人”。
而“人文地理学”法语词为Gé
0graphie
humaine，德语词为Geographie
des
Menschen，其中也都有“人”。
③
关于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变化，参见王恩涌等编著：
《人文地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法]阿·
德芒戎著：
《人文地理学问题》，葛以德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25--248页。
的学术传承关系①，我们认为，在沃斯特和威廉斯所开列的地理学家名单中加上阿尔贝．德芒戎，应该是恰当的。
②
一、定义问题
人文地理学是当前西方学界基本区分的地理学两大类别之一，另一类是自然地理学。
《大英百科全书》2002年版则将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三支，其中人文地理学包括了人口地理学、经济地理学、文化和社会地理学、城市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医药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等，因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解释人类的分布及其特点，这属于人口地理学的范畴。
但是不对以下问题予以重视，就不能理解人类的分布：
人类如何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如何谋生，属经济地理学范畴；
人类的文化、社会价值观、劳动工具等，属社会和文化地理学范畴；
人们在城市和大都会的聚居，属城市地理学范畴；
人们的政治机构，属政治地理学范畴；
人们的健康和威胁他们的疾病，属医药地理学范畴；
当前的分布方式如何演进而成，属历史地理学范畴。
”③
------------------------
有学者认为环境史的学术渊源之一是法国的年鉴学派，参见Char
Miller
Hal
Rothman，Out
Woods：
Essays
in
Hitory，Pitts—
brgh：
University
Pittsburgh
Press
1997，Introduction，p．X
Ⅱ．
不知何故，沃斯特和威廉斯在各自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德芒戎。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2002，
v0L.
19．p．882．
面对人文地理学的如此繁杂而又密切联系的分支领域，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和把握它呢?
对于人文地理学问题，阿．德芒戎于20世纪初所做的论述，被视为是“指明了正确的道路”①。
从德芒戎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虽然西方人很早就看到了地表上人类习俗的差异，但是直到18世纪以前，“对那些被我们现在归人人文地理学名下的事实，即地球表面上人类生活方式和聚居方式的研究，只是一种单纯的描述……实际上它们只是一堆未经整理、未加解释的，也就是没有科学性的杂乱无章的知识。
科学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主要起始于18世纪进行的发现航行和殖民活动所导致的我们对地球知识的增长：
主要由科学家或具有科学好奇心的探险家进行的航行。
”②对于人文地理学的定义，德芒戎强调不能泛泛地认为人文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的，因为“它包括不了整个关于人类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这些关系中有许多肯定不是人文地理学者所能研究的，它们属于别的研究部门。
”③于是，他将人文地理学界定为“研究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的科学”④。
他之所以用“人类集团”和“地理环境”概念取代“人类”和“自然环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首先，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
“我们不再把人类作为个体来考虑。
通过对个体的研究，人类学和医学可以取得科学的成果；
而人文地理学就不能。
人文地理学所研究的，是作为集体和集团的人：
是作为社会的人的作用。
”第二，“地理环境这个词组比自然环境的含义更广；
它不仅包括可以表现出来的自然的影响，还包括一个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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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阿尔贝·
德芒戎”，载[法]阿·
《人文地理学问题》，第10页。
德芒戎：
《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4页。
《人文地理学问题》，第5页。
《人文地理学问题》，第7页。
于形成地理环境，即整个环境的人类自身的影响。
”①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定义以及他所运用的定义逻辑对于我们如何界定环境史学富有启发意义。
环境史学自诞生至今，对于它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研究和阐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一种新的史学理念和视角，在学术界尚存歧义②。
近30年来，在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环境史研究成果源源不断，其作者都在按各自的理解具体地研究和诠释环境史，因而关于环境史的定义是见仁见智③。
在美国，虽经多次讨论，学者们基本上认定环境史就是研究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史，但是对于“人类”、“环境”等具体内涵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明晰和丰富的过程，对此，大家的理解还是不太一致的。
《人文地理学问题》，第6--7页。
譬如沃斯特倾向于认为“环境史并非新的分支学科，而是对历史及其核心问题的广泛的、新的再想像”，见包茂宏：
《唐纳德·
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包茂宏在介绍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时认为又诞生了众多的次分支学科，见包茂宏：
《美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进展》，载《中国学术》2002年第4期。
迈克尔·
威廉斯在“环境史学与历史地理学的联系”一文的第一部分介绍了纳什（Roderick
Nash）、比尔斯基（L.J．Bilsky）、泰特（Thad
Tate）、沃斯特等人关于环境史的定义，参见Michael
0fenviron—
mental
geography”，Journal信／Historical
GeograpAr，20．1（1994），pp．4-9；
此外，包茂宏在“环境史：
历史、理论和方法”一文中还进一步介绍了贝利、克罗农和麦茜特等人有关环境史的定义，参见包茂宏：
《环境史：
历史、理论和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
而麦茜特推崇的是沃斯特、克罗农、克罗斯比以及她本人关于环境史的解释，见http：
／／www．
cnr．berkeley．edu／departments／espm／env-hist／studvguide／chapl．htm．
20世纪80年代末沃斯特提出环境史研究的农业生态史模式，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并强调环境史学日益摆脱了初期的道德诉求和政治信仰，主要目标是为了加深我们对历史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即在时间长河中人类如何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结果。
在沃斯特心目中，这个自然仅指非人类世界。
这一世界在原初意义上并不是我们人类所创造的，因此，它不包括社会环境（the
social
environment，只是人类之间相互作用的舞台）和人工环境（the
built
environment，无处不在，成了“第二自然”，这完全是一种文化的表现）①。
应该说，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研究中的“自然”的界定是清晰的，它特指自然环境——非人类世界。
沃斯特的有关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的美国环境史研究。
但即使在那个时候，尤其是到了90年代，关于环境史的理论还是有着不同的声音和争论，其中最突出的，是乔尔·
塔尔等人认为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城市或人工环境，并提出人工环境通过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而成为地球环境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论断②。
当然，沃斯特本人的这方面的思想也在发展变化③。
笔者认为：
上述争论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影响着非人类世界的人类，以及人类到底怎样并在哪里影响着自然环境等问题。
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辨析“人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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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ald
History”’in
D．Worster（cd．）’The
endds
earth：
Modern
History，pp．290--291；
pp．292--293．
Christine
M．Rosen
J0el
A．Tarr，“thc
Importance
Urban
Perspec—
tive
History”，Journal
History，（may
1994），p．307．
见包茂宏：
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2—103页。
对于历史研究中的人类概念的认识，我们应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上来。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
“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
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是马克思主义考察人类历史开始点的总体假说。
马克思提出从人类社会整体出发的假说后，具体考察历史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人”。
“现实的人”生活在一定的具体社会环境之中，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社会环境的统一构成了“人类社会”②。
环境史学中的“人类”，也只能是结合着现实的社会环境，并进行对象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
其内涵是指具有不同文化程度和不同社会组织程度的人的群体或集团，可以简称为“文化人”、“文明人”或“社会人”；
其外延是由人类的生活活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各类实践活动构成的环境，包括由人所建造的房屋、道路、城市和各种设施组成的人工环境，以及由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组成的社会环境。
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人类社会是整个自然界中的人类子系统。
与此相对应的，是由地球上的大气圈、水圈、土壤一岩石圈和生物圈所构成的自然子系统，即环境史学中所运用的“自然”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9页。
参见蒋大椿：
《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第13页。
至此，我们可以借用德芒我的定义逻辑来对环境史学进行界定。
环境史学包括不了人类子系统和自然子系统各自内部或相互关系的全部内容，其中有许多方面肯定不是环境史学所能研究的。
譬如，自然子系统具有自己的结构和功能，并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演化。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属于地理学、地质学、生态学等学科的范畴。
环境史学则是研究由人的实践活动联结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互动过程的历史学新领域。
这样来辨析，就可以明了环境史研究是否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问题了。
作为环境史学中“互动”一方的“自然环境”不包括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但是互动的另一方——“人类社会”囊括了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
人类正是通过连续不断的实践活动，在利用与改造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创造着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或者在创造人工环境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实现了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使原生的自然环境逐渐地改变了模样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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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的自然环境又被称为原生环境或第一环境；
被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原生环境，如被绿化的山野、被污染的大气和水体、被破坏的森林等又有第二环境、次生环境和“人工-自然环境”等称谓。
二、研究对象问题
长期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都有兴趣于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各自对这一“关系”的具体把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环境史学与人文地理学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如此。
这里仍以德芒戎的思想为例。
德芒戎从他的人文地理学定义出发，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的关系这一抽象问题进行了具体阐释，由此构想了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了其范围和界限。
他认为，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问题包括四大组，即：
1）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
2）人类社会对利用自然资源的方法所作的不断演进，即文明类型的演化；
3）随着自然条件及被开发利用的资源而变化的人类分布；
4）人类从最简单到最复杂的集群或定居的方式①。
德芒戎强调，这些就是人文地理学专有的内容；
人文地理学的全部研究工作和著述都不出这一广阔的领域。
不过，从他之后的学科发展来看，不仅人文地理学本身研究的问题随时代发展在进一步拓宽，而且他界定的内容也并非只为人文地理学所专有。
譬如，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环境史学同样致力于对人地关系的思考与研究。
在抽象意义上，环境史学是“关于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历史，是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历史”②。
而如前所述，环境史学家对于相互关联的“人类”与“环境”涵义的认识是逐渐明晰和不断丰富的。
从目前欧美环境史学家关于环境史研究对象和内容的种种规定来看，我们认为沃斯特关于环境史的三层次分析模式比较典型：
第一，对自然本身的理解，因为在各个历史时期自然是充满生机并发挥作用的；
这包括自然的有机体和无机体，当然少不了人类有机体，因为人类是自然的食物链中的一环，他时而是子宫，时而是胃，时而是吃客，时而又被吃，时而是微生物的寄主，时而又是一种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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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地理学问题》，第8页。
②Mart
A．Stewart，“Em4ronmental
History：
Profile
a
Developing
Field”，The
History
Teacher，v01．31，no．3（May
1998），p．351．
第二，引入社会经济领域，因为它与环境是相互作用的。
这儿我们关注的是工具和劳动、从劳动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设计的从自然资源中获取产品的各种方式。
一个被组织起来在大海捕鱼的村社与一个在高山牧场养羊的村社，其制度、性别角色和季节周期可能存在很大的不同。
决策的权力，无论是环境方面还是其他方面，在一个社会内几乎不可能完全平等地分配，因此对权力结构的探寻是该分析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三，独特的人类经历的象征一一纯粹的精神或思想层面，其中，感知、伦理、法律、神话和其他意识结构成为个人或组织与自然对话的组成部分。
人们不停地描绘他们周围的世界，界定资源是什么，判断哪些行为会导致环境的退化，应该被禁止，并且对他们生活的目的做出选择。
①
这三个层面即三组问题，是沃斯特构建的环境史研究纲要，他自己认为“这个模式仍然是好的、有活力的”②。
笔者大体上赞同沃斯特的研究架构，因为其他学者提出的分类大都是这一基本框架内的局部调整。
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比较和认识环境史学和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
①Donald
Enviromnental
Ends
Eanh：
Hiaory，p．293．
包茂宏：
《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4期，第103页。
就沃斯特的环境史纲要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对象来看，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交叉域。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对象，可归结为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基础上的生活、生产、居住和迁徙等问题。
这些问题同样为环境史学所看重，沃斯特的第二个层面与之联系最为紧密，而这一层面正是目前环境史研究的重点所在。
已出版的关于历史上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行为对环境影响的著述大都属于这一层次①。
由此我们可以领会二者间的关联和环境史的学术渊源。
然而，环境史学和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之间又有着显见的不同。
这突出表现在它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路向和研究目的上。
譬如：
唐纳德·
沃斯特著：
《尘暴：
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
Eli—
nor
c．K．Melville，Plague
Sheep：
Consequences
Conquest
ofMexico，Cambridge：
Cambridge
1994；
[英]克莱夫·
庞廷著：
《绿色世界史一一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
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研究涉及的问题止于人类对环境的利用、利用方式与地域的变化等。
这些问题所折射的有关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观念，基本上是一种单向的认识，即局限于人类在不同的时空中对自然环境的作用。
德芒戎的思想是一种“可能论”（possibilism）的论点，这种论点是他的老师、法国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维达尔·
白兰士于20世纪初提出来的。
“可能论”认为，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因此人在与环境的关系中是一种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力量。
“可能论”虽然是一种与“环境决定论”相对立的人地关系观，但它与决定论却有一个共同点。
它们都认为，人类处于一方而环境处于另一方，两者不相容；
二者的目的是要确定一方对另一方的作用或影响。
可能论与决定论的这一共同之点被称为“人类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①。
这类论点的提出和持续，与直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发展的大背景密切相关。
“当时发展中的科学方法还是以探索简单的、单线的因果关系为标志，即A引起B，B引起C，如此类推，而尚未认识到形成当今科学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反馈过程。
”②这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文地理学家在探求人文现象的地理分布规律及原因时，做出的大都是与线性科学相一致的简单的、直向的解释——要么强调环境对人的决定性作用，要么侧重人对环境的改造与适应能力③。
L·
哈迪斯蒂著：
《生态人类学》，郭凡、邹和译，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生态人类学》，第2页。
当然，人地关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有关这一问题的思想、理论在人文地理学领域是不断丰富发展的。
继环境决定论和可能论之后，又出现了“适应论”、“生态论”、“和谐论”等。
参见王恩涌等编著：
《人文地理学》，第40--42页。
环境史学恰恰要从德芒戎的人文地理学止步的地方起步。
它从研究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与利用开始，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事例来探讨人类如何受到了自然环境的影响；
反过来，人类又如何影响了自然环境，并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等问题，以此来再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
环境史研究使得历史学对人地关系的认识超越了固有的抽象的历史观层面，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达到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认识。
一方面，环境史学不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等史学模式，而重新界定了环境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地位，认为“环境”是历史中的一个活跃要素，而不只是人类活动的前提或工具；
其他生物、大自然发展进程等都与人一样具有创造历史的能力。
环境史非常明确地将自然要素纳入历史写作的范畴，从而拓宽了历史研究领域，丰富了历史思考。
这正如海外中国环境史研究专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论述人与疾病双向互动的关系时所指出的，“对这种社会与自然间因果回馈循环之发现和阐明，正是环境史相对于其他历史分支最重要的特征”。
另一方面，环境史学反对将人与自然割裂的机械自然观，强调世间万物的有机联系，证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始终不断地发生的是相互的作用，两者之间的分野是不明确的，要理解一方就要了解另一方。
这显然是一种关于人地关系的双向认识，因而有别于上述人类与环境之关系的亚里斯多德学派的观点。
当然，环境史学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双向认识也是随其研究的发展而逐步明晰的。
欧美环境史学大体上经历了一个从片面狭隘的污染或灾难史到全面宽广的环境史的转变，其研究日趋成熟，标志就是认识不再片面，也不再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②。
这反映了环境史家从对紧迫的环境问题的关切转变到对人类与环境关系史的全面审视。
刘翠溶、伊懋可主编：
《积渐所至：
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上），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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