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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果要重新修改评价，那么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就会受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影响。
对1917年十月事件的阐释也不例外。
将这一事件贬低为上层的政变，并且在此基础上对苏联时期七十年的进步进行全盘否定，这是一种企图，即企图表明似乎是1917年十月中止了俄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而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今条件下，有为数不多的人在为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辩解，而对争夺权力的内部斗争视而不见（这种斗争引起了对成千上万民众的犯罪行为）；
对将社会最大阶层——农民阶级引向灾难的政策视而不见。
但这一切是上层政变的后果呢，还是俄国革命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反常行为？
革命与政变的区别就在于，革命是提出和解决根本性的问题，改变财产的形式，破坏旧的权力和统治体系。
革命必须要有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就是社会下层不愿意再像以前那样生活，而上层也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进行统治。
1917年的二月革命前，在俄国正是形成了这样的局势。
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II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独裁统治时期社会状况的特点是：
战争前线节节败退，沙皇政府高官们大肆贪污，政权上层荒淫无度，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进行民主革新……还有，枪杀进行抗议的工人。
我回想起，我曾经问过尊敬的阿列克谢二世大主教（ПатриархМосковскийивсеяРусиАлексийII），是否可以将尼古拉二世这样的人物列为圣者？
最圣明的主教理解了我的问题，回答说，尼古拉二世被俄罗斯东正教列为圣者，不是由于他的社会活动，而是作为死亡的受难者被列入的。
在临时政府接管了政权之后，有利于革命的形势是否还继续存在呢？
许多历史学家对此持否定态度。
毫无疑问，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临时政府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的确，临时政府在政权上取代了专制，俄国第一次成为共和国。
1917年10月以前取消了宪兵统治，警察变成了民警；
所有的政治犯被释放，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调查过去官员的犯罪情况；
宣布言论、集会、罢工自由；
赋予妇女政治权利；
取消阶级、宗教、民族限制；
废除外高加索和突厥斯坦的省长职位，将政权移交给由当地干部组成的委员会；
宣布芬兰自治以及波兰独立。
临时政府受推崇的原因，是立宪民主党在初期加入了临时政府。
从5月5日开始，社会革命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的孟什维克也加入了政府。
所有这些政党，或多或少都有自己为数众多、分布广泛的基础。
例如，社会革命党在1917年秋天左派分裂出去之前，有超过50万名党员，俄国78个省中有63个省设有社会革命党组织，在前线和舰队中也都有[2]。
但仅仅过了几个月，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就日渐消退。
临时政府丧失民意的最主要原因是，他们不愿意结束战争。
新的统治者无力解决土地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和平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超过俄国人口五分之四的农民来说，却具有重大的意义，这导致了局势急剧恶化。
临时政府的四次危机标志着革命的形势越来越紧张。
一些文章将这些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内讧、部长们的无能、克伦斯基（А.Ф.Керенский）的领袖至上主义，以及他追求先哲的救世主地位，同时却把临时政府经历各种动荡的主要原因——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革命性置于一旁。
实际上，再也不愿意生活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底层，就是在二月革命后也仍然无法容忍当时的社会制度。
甚至我敢说，这种程度还大大地加深了。
至于说到二月建立的政权，它是无法阻挡当时正在发展的革命局势。
4月，彼得格勒士兵、工人的游行示威，引发了临时政府统治的第一次危机。
这些士兵和工人，被临时政府外交部长米留可夫（П.Н.Милюков）致英法两国的照会所激怒，在照会中，临时政府打算继承沙皇时期通过的参战义务。
游行是自发开始的。
米留可夫以及陆海军部长古契科夫（А.И.Гучков）被迫辞职。
4月危机使利沃夫（Г.Е.Львов）公爵领导的临时政府，在存在了两个月后就垮台了。
5月5日，利沃夫再次建立了临时联合政府，但也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
参加联合政府的有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这一届临时政府勉强维持到6月的第二次政治危机。
这次危机起源于彼得格勒29个工厂工人的罢工，工人们反对临时政府没收工人俱乐部和工会机构用地的做法。
彼得格勒举行了50万人大游行，口号是：
“要面包，要和平，要自由”，“打倒资本家部长们”，“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当时还没有反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口号）。
在这些口号的号召下，莫斯科、明斯克、哈尔科夫、特维尔、下诺夫哥罗德和其他城市，也爆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游行。
危机显示了人民大众积蓄的革命潜力，革命事件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彼得格勒，而是远远超出了这个界限。
第三次危机，通常认为与7月2日立宪民主党人脱离临时政府有关。
这次脱离是为了表示对临时政府不得人心的举措的抗议。
即，以外交部长捷列先科（М.И.Терещенко）和邮电通讯部长采列捷利（И.Г.Церетели）为首的临时政府代表团，承认乌克兰中央机关宣布自治，加入自治的还有俄国西南一系列地区。
而第三次危机的真正原因是7月3日至4日的事件，即在彼得格勒爆发了士兵、工人大规模的反政府运动。
这次运动是由于前线进攻遭受失败而引起的。
第二天再次爆发了50万人游行。
在涅瓦大街和花园街街角处游行的人群，遭到被调集到彼得格勒的军队的机枪扫射。
7月5日，彼得格勒宣布戒严，总理利沃夫辞职。
接着，克伦斯基成为政府首脑，他组建了第三个政府（15个部长里几乎有一半是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
军事独裁的倾向越来越加强。
镇压工人和士兵的苏维埃组织是其目标。
这样的苏维埃组织和农民代表的苏维埃组织网络遍布俄国。
苏维埃和村会组织越来越多地起到自治的作用。
在这个组织网络中，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力不断增长。
典型的是在彼得格勒有传闻说，利沃夫在一次非正式场合如此解释自己的辞职和克伦斯基出任总理的原因，“我是被迫离职的。
为了挽救局势必须解散苏维埃组织，并且向游行的人群射击。
这个我是做不到的，而克伦斯基可以。
”[3]
7月18日，科尔尼洛夫（Л.К.Корнилов）将军被任命为俄国军队的最高统帅。
此次任命与克伦斯基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有关。
但科尔尼洛夫将军的想法完全不同，他希望自己成为独裁者。
8月25日，科尔尼洛夫将军在与克伦斯基进行了多次谈判后，把军队集结到彼得格勒，要求解散临时政府。
克伦斯基担心失去自己的阵地，并且在对科尔尼洛夫有利、而自己节节败退的形势下，他将科尔尼洛夫的这次行动称为军事叛乱。
立宪民主党的部长们，为了表示对克伦斯基的反抗以及与科尔尼洛夫的团结，纷纷递交了辞呈。
向彼得格勒的进军严重受挫。
哥萨克军团只到了普尔科沃高地，指挥官克雷莫夫（А.М.Крымов）将军被击毙。
第四次危机爆发，一直持续到9月25日。
当时又建立了联合政府，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仍继续坚持参加联合政府。
他们相信，只要与资产阶级联合，他们就可以进行改革。
科尔尼洛夫叛乱的失败，可以称为革命进程的转折点和新的开始。
列宁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建议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保持民主革命力量在军队进攻彼得格勒时所表现出来的团结，以夺取政权。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害怕布尔什维克力量的加强，对这一号召没有回应。
著名历史学家沃洛布耶夫（П.В.Волобуев）在与西方同行争论改良主义者能在多大程度上进行选择（必须从两种方案中选择一项）时，对当时的形势给出了公正的评价：
“在俄国1917年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可能性还不大。
人们可以为十月未实现的资产阶级选择而叹息。
但现实却是力量的优势在革命民众这一边，他们选择了对自己有利的社会主义道路。
”[4]
我认为，对客观的历史学家来说，二月革命后国内继续存在着有利于革命的形势，应该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布尔什维克是否利用了这一形势？
毫无疑问是利用了。
在布尔什维克领导下完成的十月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政权的终结，把银行、工厂、基础设施等转为国有，在原沙皇俄国的所有土地上广泛展开了激进的变革。
数十万曾经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人们，在革命的旗帜下继续战斗。
可以把这一切都认为是上层的政变吗？
答案只有一个：
不可以。
说一些稍微离题的内容。
苏联时期曾对“革命”和“政变”作过不完全正确的区分。
那时没有把“革命”降低为“政变”，恰恰相反，把“政变”提升到了“革命”的范畴。
1979年苏军进入阿富汗的理由，是帮助阿富汗继续进行排除外力威胁的革命。
出兵后，我作为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被邀请参加由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主持的外交部委员会会议，讨论了阿富汗的局势。
在这次会议上我发言说，在阿富汗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有利于革命的形势。
这一观点受到了一些外交官的批评，而外交部长则极力维护我的意见。
可以证明这一观点的事实是，农民不接受农业改革，集体拒绝接受分配给他们的土地，还说土地是属于真主的。
这样就保留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后续的事件证明，通过变革，而不是革命的道路，阿富汗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改变。
一些客观上反对十月革命的人甚至还这样说，十月革命是一小撮从德国乘坐打上铅封的火车到俄国的人所组织的。
考虑到十月革命的胜利，这种耸人听闻的解释，从实质上讲，是对俄国人民的侮辱，他们长期被强加于一种在外部设计好的、目的在于将其逐出反对德国军事联盟的制度。
列宁（В.И.Ленин）和他周围的一些人，在二月革命时都在国外，他们利用一切机会想返回俄国。
可能在德国的某些人考虑到，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们，会利用革命的过程来加强俄罗斯国内的反战运动。
但是这难道可以胜过那毫无疑问的事实？
事实就是有成千上万热情的民众，在彼得格勒的芬兰火车站，欢迎回到故乡的人们。
我来援引列宁在1918年莫斯科工会和工厂委员会第四次大会上的发言，每个字都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当然，有人认为革命可以通过预定、协议来诞生在其他国家。
这些人要么是疯子，要么就是奸细。
当几千万人一致认为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正在成长。
”[5]
1917年十月俄国爆发了真正的革命，这一事实与承认以非流血的方式（莫斯科除外）夺取政权是并不相悖的。
这一事件，不应与稍后爆发的国内流血战争相提并论。
我想强调的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在俄国历史上并不偶然当然也不能否认与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革命性变革并存的消极方面。
国内战争永远是俄罗斯全社会无法治愈的伤痛。
好在我们已经摆脱了苏联时期确定的固有模式——把所有白军都认为是恶人、祖国和人民的敌人、完全丧失了爱国主义精神的人。
但恢复公平不应当走向另一个极端——不仅赞美所有的白军将领，避而不谈红军的功绩，而且丝毫不谈白军的血腥暴行，而一味强调“红色恐怖”。
这对客观评价十月革命中的悲剧事件毫无益处。
毋庸置疑，部分俄国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持消极态度。
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1918年撰写的《俄罗斯革命精神》[6]
一文中引用了普希金的诗句：
我们迷路了。
这可怎么办？
是魔鬼把我们引上了歧途，看样子，叫我们在四面打转。
[7]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正是如此认定，他们不认同革命，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成了大规模流血事件的人质。
很多人把革命看作是由俄罗斯精神特殊性而引发的叛乱。
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写道：
“从表面上看，在俄国爆发了空前激进的变革。
但更深刻、更透彻的认识，应该在俄罗斯展现下列三者的革命形象。
1）旧俄国；
2）我国伟大作家们早就在自己作品中揭示的精神；
3）早已控制了俄国人的群魔。
”在不赞成把俄国革命与有关俄罗斯人的特殊性相联系的同时，我认为更应当承认，正是俄罗斯所固有的特征，深深地影响了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中的一些重大事件。
这样的论断在苏联时期被忽视了。
那时人们特别强调革命的社会内容，但从实质上讲，人们将俄国的特色归结为在俄国形成的革命形势。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曾经强调过社会主义革命和资本主义革命的区别，因为前者是从夺取政权开始的，而后者是以夺取政权而告结束的。
如果遵循这样的结论的话，那么应该承认，由十月革命而产生的革命过程，很快就被斯大林的领导实践扭曲了。
在一系列惨剧之后，苏联变成了工业强国，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在二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之一。
比较公平的是，今天人们更多谈论的是武力镇压这样的罪行，数百万人成为牺牲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无法让人谅解的。
我想强调的是，在列宁逝世之后不久，拒绝执行新经济政策使俄国遭受了巨大的历史损失。
1921年春，苏联宣布过渡到发展的改良阶段——新经济政策时期。
列宁写道：
“与过去革命的道路相比较，这是改良的方法（革命是从根本上彻底破坏旧的一切的改革，而不是小心翼翼的、缓慢的、逐渐的、尽可能少做破坏的重建）。
”[8]
列宁说，过渡到改良阶段是长期的、严肃认真的过程。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就可以理解社会主义需要与市场经济相联系。
显然，这种过渡不是适应当时情况的权宜之举，而是为俄国社会改革指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发展道路。
这条由革命到改革之路在俄国没有行得通，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
遗憾的是，列宁病重，加上他在1924年逝世，使我们无法完整地、高度准确地研究列宁观点的演进——从无条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暴力功能，十月革命后唯一可能的政权形式）[9]，到得出这样一种结论：
“我们把完全另外一种具有改良性质的行为方法、计划、体系置于这种（根据列宁的判断，指的是具有革命性质的——普里马科夫）行为方法、计划、体系的位置上——不打破旧的社会经济制度、商业、小型企业、资本主义等。
”列宁号召恢复这一切，只是对此加以适当的国家调控[10]。
列宁观点的这种演变，并不能证明他拒绝无产阶级专政，事实也不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能削弱了暴力功能，并允许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俄国共同存在。
当然，列宁是革命实践者，他深刻地感受到，余粮征集政策使得农民极力反对十月革命。
喀琅施塔得兵变、一系列的农民起义，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不能预见的还有，希望欧洲国家快速进行革命只是一种空想，结果是，俄国仍处在资本主义的全面包围之中。
但转向改革并不限于满足现时的需求，这种过渡不可能有，也没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所强调的理论意义。
布哈林抛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左倾思想，在列宁去世后，成为新经济政策的积极维护者。
布哈林1925年4月17日在俄共莫斯科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列宁在《论粮食税》这本小册子中称为正确的经济政策（与战时共产主义相反，列宁也是在那本小册子里把战时共产主义，定义为国内战争展开的战场强加给我们的“令人悲哀的必要性”）的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就在于，以前一系列经济因素不能相互促进，因为这些因素因战时共产主义而封闭，而现在则能够相互促进，并且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11]。
布哈林坚决反对新经济政策具有短期性这一论断。
他写道，我国将在数十年中逐渐扎根于社会主义[12]。
而且布哈林认为，如果放弃新经济政策，就不能增强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的联合，会引起苏联经济管理的过度集中，使大部分管理者变成新的没有私有财产的剥削阶级。
斯大林是从完全不同的立场来看待新经济政策的。
他并没有公开批判新经济政策，而是把新经济政策的意义归结为一个短期行为，“当苏维埃政权竭尽全力发展社会主义，同时也允许资本主义复苏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竞争过程中增强社会主义的地位，争取消灭资本主义因素（引者注），建成作为国民经济基本体系的社会主义体系。
”[13]
这些观点被列入1936年《关于新宪法的报告》。
也就是从那时起，运用市场关系来恢复国家经济的大门被关闭了。
1938年3月15日布哈林被枪决。
我用《文学报》主编、作家波利亚科夫的话来结束这一章节，“我们正试图从阿布拉莫维奇的快艇上看‘阿芙乐尔号’。
”[14]
我认为，这些话可以适用于那些把十月革命以及把十月革命所起到的巨大历史作用，贬低为一小撮布尔什维克党人发起的政变的人。
还有，我想起了毛泽东的话——“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15]。
我们已经过正了。
或许，已经够了？
（班婕译）
本文为普里马科夫2011年5月出版的新著（ЕвгенийПримаков.Мысливслух.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йскаягазета,2011г.）的第一章。
原文标题为“历史是不能改写的”（Историюнеперепишешь）。
经作者授权由《俄罗斯研究》发表并改为现名。
普里马科夫（ЕвгенийПримаков），俄罗斯政府前外长、前总理，俄联邦工商会会长。
[1]典型的例子是对著名学者С·
日温诺夫（СавваЖивенов）著作的评论。
一位评论人认为，对历史学家而言，二月革命是十月革命的一个部分。
很显然，日温诺夫会同意这样的看法。
但是在俄罗斯战略研究所的杂志Проблемынациональнойстратегии（2010.№4（5）.С.187）上所发表的评论指出，十月政变是对二月革命的误解和扭曲。
[2]参见ИгнатовВ.Г.Истор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управленияРоссии.М.:
Феникс,2002.С.608.
[3]ШикманА.П.Ктоестьктовроссийскойистории: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словарь-справочник.М.:
Вагриус,2003.С.45.
[4]Октябрь1917:
Величайшеесобытиевекаилисоциальнаякатастрофа?
//Подред.П.В.Волобуева.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90.С.240.
[5]ЛенинВ.И.Полн.собр.соч.5-еизд.Т.36.С.457.
[6]Изглубины:
Сборникстатейорусскойреволюции.М.:
Изд-воМГУ,1990.С.55.
[7]本段译文出自于冯春先生的最新译本，参见：
《普希金抒情诗全集》（下卷），冯春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45页。
——译者注
[8]ЛенинВ.И.Полн.собор.соч.Т.44.С.222.
[9]Научноепонятиедиктатурыозначаетнечтоиное,какничемнеограниченную,никакимизаконами,никакимиабсолютноправиламинестесненную,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нанасилиеопираюшуютсявласть.（ЛенинВ.И.Полн.собр.соч.Т.12.С.320）.
[10]См.тамже.Т.44.С.222.
[11]БухаринН.И.Оновой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политикеинашихзадачах.М.:
Политиздат,1988.С.125.
[12]Правда.1923.30июн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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