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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粗腿”的“粗腿”可以比喻“有权势的人”；

“打头阵”的“头阵”单用不仅指“第一次战役”，还可以比喻“关系事情成败的第一次任务”；

“龙套”不与“跑”共现也可以代指“无关紧要的角色或人”等等。

下面举出几例：

（1）万一何荆夫真的有什么小辫子抓在奚流手里，小鞋马上就会送过来，且是水晶玻璃的！

（戴厚英《人啊人》）　　　　

（2）要是为了找个鼓钱包找条粗腿，我早去找别人了。

（王朔《浮出海面》　　　　（3）后来经卫生防疫站出面调查，澄清了事实，但是黑锅却仍然给李家餐馆的经营留下浓重的阴影。

（1994年《报刊精选》）　　　　（4）舞剧《大地震》作为这个艺术系列的头阵，行将走向社会。

（1993年《人民日报》）　　　　（5）我几乎完全被撇在一边，即使在场也是个龙套的角色。

（王朔《凶猛动物》）　　　　受语体环境、表达习惯、使用频率等因素的限制，CCL语料库中这样的用例数量不多。

部分述宾式惯用语宾语在CCL语料库中的用例情况如下：

　　　　表1中惯用语宾语以引申义独用时偶尔会加上引号，但不带引号的情况还是占大多数的，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这类成分的引申义已较为固定，接受者在无标记的情况下也能够理解其意义。

　　　　虽然CCL尚未收录“敲竹杠”“吃飞醋”“打牙祭”等惯用语的宾语单用的例句，但这样的用例在网络报道中还是能找到一些。

但这些用法的使用频率和范围还比较有限，应更多地被视为言语环境中的修辞用法。

例如：

（6）7000元房价是杠杆还是竹杠？

（人民网20xx年2月5日）　　　　（7）偶尔和异性朋友见面，如果是前女友还有情可原，但是女性朋友的话，这种飞醋就有点多余了。

（人民网20xx年4月25日）　　　　（8）敬老院每3天一个牙祭，每天2个新鲜菜，菜内都有肉。

（人民网20xx年1月10日）　　　　述宾式惯用语的宾语单用可以在句中作主语（例

（1）、（3）、（7）），宾语（例

（2）、（4）、（6）），定语（例（5））或谓语（例（8）），可见这类成分充当语言材料的功能较强，能够在句中子变换成分而意义不转。

“词”是音义结合体，是能独立运用的最小语言单位，当某些述宾式惯用语的宾语既具有语义上的引申性和凝固性，又能够在句子中担任各种成分时，它们便开始了词汇化进程。

　　　　二、引申层次　　　　述宾式惯用语宾语的词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语义的引申性。

惯用语意义引申的层次和顺序不同，宾语词汇化的进程也不同。

述宾式惯用语的意义引申大致可分为四个层次：

一是宾语引申，即宾语的引申发生在惯用语述宾组合之前；

二是整体引申，即语义引申发生在惯用语述语和宾语组合之后；

三是双重引申，即述宾组合发生意义引申后，宾语逐渐将引申义固化下来；

四是不引申，即在述语、宾语和述宾组合层面都没发生意义的引申。

以上四个层次的区别和用例具体如下：

（一）宾语引申　　　　“宾语引申”类惯用语的宾语本身已具备了语义引申的条件和过程，并不需要依赖惯用语“整体的、定型化的”语义环境进行词义引申。

这类成分的词汇化不需要经历“从语到词”的过程，而是“引申法”造词的结果。

引申法是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通过意义引申的手段创制新词的方法，如“开关”“领袖”“口舌”“爪牙”“笔墨”等词都是引申法造词的产物（葛本仪，20xx：

100-）。

它们与惯用语的修辞用法所造之词有一定区别：

1.它们的词汇化阶段较早，在古汉语中的用例已有大部分使用引申义，而非词组义或字面义；

2.它们在产生之初就可以与不同的动词搭配使用，而不需要与特定动词共现。

这类词有“哑谜、后尘、官腔、火坑、高枝、闷棍、坏水、旧账、苦水”等，它们在CCL古汉语语料库中所得的用例大部分使用引申义，并且可以单独充当句子主语或宾语，不需要与特定动词共现。

例如“官腔”一词除了“打官腔”外，还有“拿捏官腔”“展官腔”“作官腔”“摆官腔”“官腔十足”等用法；

“后尘”也可与“步”之外的动词连用构成“继后尘”“逐后尘”“在后尘”“蹑我后尘”“趋步后尘”“追步后尘”“趋他人之后尘”等词组。

这类成分的词汇化与惯用语的关系不大，因而不在本文中“修辞造词”的'

范围之内。

（二）整体引申　　　　“整体引申”类惯用语是指，惯用语的引申义是在述宾组合的层面上实现的，宾语在惯用语中所承担的引申义未能凝固下来。

如“吃螃蟹”比喻“勇于尝试”的理据主要在于，“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种行为本身很勇敢。

其引申的发生顺序为：

先由述语和宾语组合构成动作或事件，再对整个动作或事件进行隐喻产生引申义。

惯用语宾语与整个引申机制的运作并没发生直接关系。

类似的例子还有“查户口、交学费、踩钢丝、挤牙膏”等。

这类意义引申通常止步于述宾结构整体的引申，宾语并不能从惯用语中获得引申义。

影响惯用语宾语词汇化的主要因素是“语义占位”。

如果惯用语的宾语已经成词，且词义在共同语中频繁使用、高度凝固，那么其在惯用语中的引申义就不大可能与原义相抗衡。

例如，“米汤”虽为惯用语“灌米汤”的宾语成分，但它表示“煮米饭时取出的汤或用少量米熬成的稀饭”的这个义项已在生活中广泛使用，接受度很高。

因此，如果单独提到“米汤”，人们很难联想到它还有“迷魂汤、好话”的引申义。

相反，如果一个惯用语的宾语成分还未成词，只具备词组义而词汇义空缺，那么它在惯用语中所具有的引申义就有可能“乘虚而入”，升格为词义。

　　　　（三）双重引申　　　　“双重引申”类惯用语是指，在“整体引申”的基础上，惯用语宾语脱离述语单用时也能表达在惯用语中引申义。

这类成分有“黑枣”“白食”“马脚”“墙脚”“小灶”“高帽”等。

“马脚”一词在CCL古代汉语语料库中共有185个用例，其中96例是与“露”或“露出”连用，比喻“露出破绽”，剩下89例不与“露”连用全部用的是词组义“马的脚”。

“黑枣”在古代汉语语料库中13个例子都是取词组义“黑的枣子”，在现代汉语语料库中才开始有“子弹”的意思，而且常常和动词“吃”连用；

“高帽”37个用例中，除21例与“戴”共现的用法外，16个不与“戴”共现的用例都表达字面义“高高的帽子”；

“墙脚”在古代汉语46个用例中都表达“墙根”的字面义。

这类成分词汇化的前提条件是相应惯用语的高频使用，是“修辞造词”的结果。

　　　　（四）不引申　　　　“不引申”类的惯用语在述语、宾语、述宾组合等各个层面，意义都未发生引申变化，如“出难题”“熬心血”“有脸面”“动肝火”“走背运”“吃官司”“成风气”等。

这类惯用语宾语在语言运用中表达的都是字面义，并未获得新的引申义，自然也无法以引申义成词。

　　　　三、其他因素　　　　“双重引申”的语义机制是述宾惯用语宾语词汇化的内部因素，也是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这类成分的词汇化进程还要受到其他面的制约，主要包括惯用语的离合程度、使用频率、结构类型等因素。

（一）离合程度　　　　述宾惯用语的离合性为述宾式惯用语的宾语词汇化提供了可能。

惯用语在使用时能够颠倒语序或中间插入其它成分，这种特征也常常被称为惯用语的“离合”（史海菊，20xx；

苏向丽，20xx；

穆亚伟，20xx）。

苏向丽（20xx）认为，述宾式惯用语具有很强的离合性，这阻碍了惯用语的整体词汇化进程。

但另一方面，结构的松散、语序的灵活、搭配的多样化却为惯用语宾语脱落母体提供了条件。

例如，“竹杠”在使用中既可以与“敲”搭配也可以和“吃”搭配，述宾之间还能插入其他成分进行扩展，如“敲了一竹杠”“敲某人的竹杠”“敲点竹杠”等，这种离合结构的特征削弱了惯用语宾语与述语的黏着性，宾语的词汇化也就相对容易。

与此相反，“敲边鼓”“帮倒忙”“唱反调”等述宾惯用语的搭配比较固定，离合度又低，其宾语发生词汇化的概率也相对较低。

（二）使用频率　　　　词汇化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使用频率高（董秀芳，2002:

40），某种表达只有在使用中被磨损后才会产生求新求变的需要。

一些冷僻的惯用语如“找邪火”“拍老腔”“打独磨”“打油飞”“拨火棒”“撞木钟”“吃白斋”“舔碗边”等便不大具备宾语词汇化的可能性。

与惯用语使用频率相关的有时代、地域、范围等因素。

例如“吃独桌”指“犯人脖子上戴着木枷”，这种现象在当今已不多见，这就导致该惯用语的宾语成分缺乏词汇化动因。

类似的例子有“执牛耳、执箕箒、吃大户、吃地面、招驸马、拔胡茬”等。

此外，有的惯用语较多地使用在方言中，如“扯闲片”“打烂条”“使见识”②等，它们没有完全融入共同语的使用之中，因此其宾语也未开始词汇化进程。

　　　　（三）结构类型　　　　由于定中结构的成分具备更强的词感，发生词汇化的惯用语宾语多为定中结构。

李宇明、李晋霞（20xx）调查得出，不同结构类型的成分词感高低的顺序为“定中＞联合/状中＞主谓/动补/动宾”。

词典中收录的述宾惯用语都为定中结构，如“小鞋、黑锅、白脸”等；

其他结构类型的惯用语宾语则未发生词汇化，如数量结构的“插一脚”“将一军”“露一手”，并列结构的“做眉眼”“比雌雄”等。

　　　　四、释义讨论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1+2”述宾式惯用语的宾语采取了以下四种处理方案：

1.予以收录但不标注相关义项，而是给出所在惯用语，例如“黑锅”，词典的释义为“名见53页〖背黑锅〗”；

2.予以收录并标注引申义义项，将惯用语列入用法举例，例如“马脚”，词典解释为“比喻破绽：

露出～。

”；

3.予以收录，但不收录其在惯用语中的引申义，比如“龙套”在词典中有两个义项：

“传统戏曲中成队的随从或兵卒所穿的戏装，因绣有龙纹而得名；

穿龙套的演员，也指这样的角色。

”但对于该词在惯用语“跑龙套”中所表达的引申义，即“比喻无关紧要的角色”，词典并未收录；

4.完全不收录。

　　　　上述不同处理方式反映了惯用语宾语词汇化的层次性。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惯用语宾语的现实用法也是有层次的：

有的虽然有以引申义项成词的可能性，但还不具备现实用例；

有的虽然具备用例却还处于言语动态阶段，其引申义项并不为词典所收录。

部分述宾式惯用语宾语的词典处理方法、现实使用情况、语义引申机制之间的对应关系见表3。

　　　　从表3中不难发现，《现汉》对述宾式惯用语宾语所形成的词汇进行义项编纂时，没有根据不同的意义引申渠道进行区分，因而有可能造成一些误导。

　　　　首先，①和③都是惯用语通过“述宾→宾语”的双重引申形成的词汇，二者在词典中的义项标注方法却不相同：

①只是给出所在的惯用语而不说明其义项，这似乎暗示着，这类词语寄生于惯用语的使用之中，自身没有独立的意义和用法。

这种认识是不成立的，因为在现实语料中，这些词已经具备了单说独用的用例。

③在说明义项的同时，将惯用语设为用例，虽然承认了词语具有独立的意义和用法，但似乎这些词是否脱胎于惯用语的“基本形式”并不明确。

　　　　其次，②和③虽然表面上都是惯用语宾语所形成的词，但实际上二者的词汇化路径是不同的：

②来源于惯用语的修辞用法，即使后来能够独立充当句子主语或宾语，但在一段时期内惯用语搭配会是其强势用法；

③却是词语自身的内部要素发生语义引申的产物，其词汇化过程与惯用语没有关系，在句子中的使用也比较不受限制。

二者采用同样的释义，会让查阅者误认为②与③相同，并不以惯用语为基本形式或主流搭配，而只将它视为一个普通用例。

　　　　再次，与①③同具“双重引申”机制的⑤也需考虑做增补义项。

以“龙套”为例，其原义“绣有龙纹的戏装或穿戏装的演员”仅在有涉于戏曲时使用，而该词早已在政界、商界、演艺界中广泛使用；

在“金羊网”中还能搜索到，“龙套”可以与时下流行的类词缀组合构成“龙套哥”“龙套帝”等新词，也可以构成“龙套大师”“大龙套”“超级龙套狗”“大牌龙套”等词组，其义项都是“无足轻重的角色或人”。

就上述情况来看，“龙套”的本义已不大够用，以引申义单说独用也很难再算作修辞用法，引申义项的增补是很有必要的。

　　　　五、结语　　　　正如葛本仪先生所说，“汉语造词和构词的情况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葛本仪，20xx：

221）。

本文所论述的述宾惯用语宾语词汇化的现象，植根于述宾式惯用语形式的离合性与意义的整体性，得益于惯用语的高频使用，脱胎于惯用语的修辞用法。

它既不同于以往的“引申造词”，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修辞造词”，而是语和词两个领域现象的结合，是一种“从语到词”的逆序造词法。

该现象作为一种具有时代特征的新造词方法，应该被视为对传统汉语造词法的补充。

　　　　述宾式惯用语的宾语词汇化趋向还仅仅是个开始，更多的惯用语宾语单说独用的现象还停留在言语中动态使用的阶段。

那些遵循语言规律、符合社会需要的惯用语而言，随着引申意义的凝固与使用频率的增加，将会越来越多地从言语领域进入语言领域。

因此，对述宾式惯用语的引申层次进行分析和描述，不仅便于对惯用语宾语成分的词汇化路径进行考察和梳理，而且有助于对惯用语宾语词汇化的进程做出解释和预测，还能为词典相关义项的处理和编纂提供参考。

　　　　注释：

　　　　①本文在统计时，将带儿化的四字述宾惯用语处理为三音节述宾惯用语的变体，如“戴高帽”与“戴高帽儿”“打水漂”与“打水漂儿”等。

　　　　②这些惯用语在周宏溟《汉语惯用语词典》（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都标注了“&

lt;

方&

gt;

”的字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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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温端政。

现代汉语惯用语词典[Z].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xx.　　　　[12]周宏溟。

汉语惯用语词典[Z].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0.　　　　（赖玮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100875）